转载：牛汝极：新发现的十字莲花景教铜镜图像考

内容提要

  中古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景教在唐元二代兴盛一时。元代的大部分景教徒来自操突厥语和蒙古语部族，他们既十分注重基督教的十字架图案和基督教东方教派的叙利亚文“宗教文字”，又融合中国本土的莲花和祥云作为“文化符号”以吸引信众。本文对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一枚铜镜上的叙利亚文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认为其内容来自《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中《诗篇》的相关章节。同时，作者还从图像学的视角分析了此铜镜上的十字莲花图案，生动展示了元代中国景教信仰传播发展的历史画面，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

  

约在公元6世纪景教就已传入西域地区，[1]最晚在公元7世纪时此教又传入中国内地，兴盛于唐元二代。中国元代的基督教及其教徒被称为“也里可温”，该词是对回鹘语和蒙古语中ärkagün的音译，来自叙利亚语/’rkygwn /arkigun。而此叙利亚语词汇又来自希腊语的apχηγós或apχiγos，意为“教主”“主牧师”“至上的”“上帝”等。[2]福建泉州城在元代称刺桐城，[3]1941年曾在该城城墙上发现一块回鹘文景教墓碑。回鹘文铭文提到：ärkägün-ning xadunï marda tärim，可释读为“也里可温教徒夫人玛尔达（Marda）公主”，说明墓主人是一位也里可温教(景教)徒，她于1331年31岁时去世[4]（图1）。

         新发现的带叙利亚铭文的十字莲花铜镜

      大约在2013年3月，笔者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鉴定几件文物，其中有一件据称是出自内蒙古的铜镜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铜镜呈正圆形，直径10.4厘米，镜正面平滑有锈斑，显岁月沧桑；背面图案是典型的景教图案造型，镜面呈边凸内凹状，内径8厘米，在内凹部分，除叙利亚文之外其余纹饰均为凸起的阳铸，铜镜正中有带孔钮落坐于仰瓣莲花之上，居于典型希腊式十字架正中。十字架横向宽5.2厘米，纵向高4.5厘米。我们知道，十字架交叉处的圆环在早期基督教中象征生命的永生。希腊式十字架的特征就是十字架的四边等长或大致等长，不同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普遍使用的拉丁十字的纵臂底部较长。我们看到，这件铜镜上的十字端呈燕尾状，燕尾最宽处约1.4厘米，四端燕尾外侧正中各有一圆点装饰，大概是对“圣灵”的敬意。早期基督教十字架常见十字端的三叶形，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思想，可比较西安碑林所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额上的十字端的造型。这面铜镜的十字架下是莲花座，两边是对称的祥云纹，十字架上方也是对称的祥云纹，十字架四翼的空白处有纵向阴刻的两行叙利亚文叙利亚语铭文（图2），文字长度约3.1厘米。

      

铜镜背面的叙利亚文叙利亚语铭文可以模拟、标音和翻译为：

1.（左边）ḥūrlwṭeh “仰望之”；

2.（右边）sbarūbeh “希望之”。

叙利亚语ḥūr lūṭeh，可翻译为“凝视、观望”；[5]叙利亚语sbarūbeh，可翻译为“寄希望于、信任于”。[6]这样，这两行叙利亚文可以翻译为：“仰望之，希望之”[7]。意思是：仰望着耶和华，寄希望于耶和华。英文可译为：“Look at it and hope in it!” [8]。

这句叙利亚语引自《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中的《诗篇》第34节第6行：[9]

 ḥūrū lūteh ū sbarū beh：“仰望之，希望之”。

叙利亚语这种句子的表达在13世纪被近东地区东方景教教会广泛使用，由此可以说明近东地区东方景教教会与元朝汗廷的联系。[10]

为什么叙利亚语《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中lūteh之字母Tawt/在铜镜中却使用了lūṭeh之Ṭēth ṭ/字母？这主要是因为在突厥语中只有一个t字母，叙利亚语中的Ṭēthṭ字母基本都用字母t替代。比如：oṭuz alṭï“三十六”、ṭörṭ“四”、ṭängri“天、神”、ṭabγač “中国”、ṭürk“突厥”等。[11]另外，断代为1304年的叙利亚文《大主教雅巴拉哈三世》写本也显示，这两个字母形式在当时可以同时替换使用。[12]

        中国发现的相关元代十字莲花图像

  

基督教徒以十字架作为其信仰的标志，这一古罗马的刑具也随之成为“福音”的象征。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赎罪，从而使世人有了获救的希望。因此，十字架在基督教中就有了“信仰”“拯救”“基督”“福音”等象征意义。“仰望之，希望之”这句话出自于叙利亚文本《旧约全书》的《诗篇》（Psalm）第34节第6行，其他语种的译本不完全与此对应。[13]

上个世纪初，有学者注意到北京房山十字寺发现的元代景教十字石雕。石雕为汉白玉大理石雕刻，共两块，抗日战争期间转存南京，现存南京博物院，高68.5厘米，宽58.5厘米，厚58厘米，石雕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一块石雕正面有希腊式十字架，两侧刻有叙利亚文，石雕右侧一面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刻一束冬青草。另一块石雕正面有十字，无叙利亚文，有两颗桃形心相对望。两块石雕上端均呈“凹”字型，可与寺内石柱吻合，原为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其中一件带叙利亚文的铭文（与铜镜上的叙利亚文完全相同）、燕尾状十字架造型、十字架中心的仰瓣莲花、十字架下的莲花座和祥云等都与铜镜上的纹饰几乎一致（图3）[14]。

  

还可以比较一下内蒙古博物馆所藏发现于赤峰的元代叙利亚—回鹘文景教墓砖（图4），砖长47.2厘米，宽39.5厘米，厚6厘米，正面上釉，正中为希腊式四端呈燕尾状十字架造型，十字中心有个圆圈，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圆圈与十字架结合的图形代表天空与大地的宇宙观。十字心的圆圈内有俯视莲花状图像，十字架下为花瓣怒放的侧视莲花图案，十字架上半部两边各有1行叙利亚文，内容与铜镜上的大致相同，但使用了传统叙利亚文更规范的字母t，而不是带点的ṭ，说明赤峰发现的景教墓砖铭文更正宗更传统。铭文模拟、转写和翻译如下：

１.（左边）ḥūr lwteh “仰望之”；

２.（右边）sbarū beh “希望之”。

  

十字架下半部两侧各有四行回鹘文墓志铭，内容为：“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公元1253年）；桃花石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药难(Yawnan)——部队的将军，在他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关于这块墓砖的族属，我们认为应与元代畏吾儿或汪古部有关。[15]

景教徒所使用的十字纵横交叉的四个角的空白处，可以书写文字，也可以有别的装饰，如圆圈、吉祥物等，尤其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景教墓碑最具代表性，大量景教徒的墓顶石柱头上都阳刻有十字架配莲花座、十字四端为燕尾状，十字四翼空白处装饰四个圆点（图5、图6），大概象征耶稣福音传向四方。还发现有镶嵌宝石的金十字（据说可能是用作帽徽），十字是典型的希腊式，十字的四角装饰有圆点和吉祥物图案（图7）。

 

   大量景教徒遗物发现于内蒙古地区的原因

  

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大量景教遗物不奇怪。元代皇室贵妇人和色目人对景教信仰十分普遍，这可能与蒙元时代的宽松宗教政策以及对景教的优待有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中的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皆为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这时汗廷的周围笼罩着很浓的景教气氛。成吉思汗曾与信仰景教的克烈和汪古部族联姻，让景教在皇族贵戚中自由发展。在占领中亚景教流行地区撒马尔罕后，其子拖雷染病，景教名人马薛里吉思之外祖撒必为其治病，还让景教徒为其祈祷，使之得以痊愈。撒必从此成为成吉思汗御医。

成吉思汗铁木真嫡妻孛儿帖一共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在这四个嫡出儿子中，拖雷是幼子。在拖雷诸妻中年纪最长、最早嫁给拖雷、也最受宠的是景教徒唆鲁合帖尼。唆鲁合帖尼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人称帝。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这四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蒙哥是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开创元朝，旭烈兀为伊利汗国（波斯）皇帝，阿里不哥则曾经与忽必烈争夺帝位并一度占上风，称蒙古帝国大汗（皇帝）近四年（1260～1264年）。而这四个儿子之所以能够登上人间巅峰，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但有一个深得成吉思汗信任的父亲拖雷，更有一个睿智的景教徒母亲唆鲁合帖尼。[16]

在内蒙古，景教石刻的发现地主要分布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傲伦苏木、木胡儿索卜嘎、比其格图好来陵园遗址和四子王旗的王墓梁耶律氏陵园等地，其中大部分刻写叙利亚文铭文。景教徒铜十字等遗物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特点是十字架四角空缺处有装饰物点缀，圆形表示天，十字表示地（图8）[17]。在达茂旗还发现有带十字的景教徒塔顶石（图9）。笔者曾在内蒙古博物馆见到在四子王旗发现的景教十字铜杖头和带希腊式十字架的景教徒服饰残片等遗物，可惜没有清晰照片呈现。1890年，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和费纳德·格瑞纳（Fernand Grenard）在和田考察时曾获得过一枚不完整的缺左翼的铜十字，正中有两个汉字“大元”，在两字中间有一个小“十”字，在十字的其他三翼中有卍字、斜十字、莲花等符号，背面中间有一钮。该文物现存法国国立亚洲艺术集美博物馆内，1998年我曾访问该馆看到此遗物并得到许可拍照（图10）。[18]

这些景教十字遗物说明，元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内容十分广泛，由西而东的基督教文化虽然来势浩荡，但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如十字架配莲花图案、祥云图案等的结合。元代景教徒主要来自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部族，几乎没有汉民社团参与的证据，这与唐代景教形成鲜明对照，唐代景教主要在汉民社团流行并保存有大量汉文景教碑刻和写本文献。元代景教文献资料大部分是叙利亚文的，既有叙利亚文叙利亚语材料，也有叙利亚文突厥语碑铭和文献，少部分是回鹘文资料，极少部分是八思巴字材料，发现地分布于自西向东的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古城、吐鲁番，甘肃敦煌，内蒙古黑城、达茂旗、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白塔、赤峰，北京午门、房山，江苏扬州，福建泉州等地。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我们认为，新发现的这枚铜镜既是历史之镜，也是人文之镜，它折射出中世纪欧亚历史上的南北物质交流之势，照射出沿丝绸之路东西文化往来的外来化和本土化交融之史，映射出基督教来华的艺术呈现与心灵沟通之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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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明甘那著；牛汝极等译：《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载牛汝极著《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6～170页。

[2] Hamilton，J.，1972.“Le texte Turc en charactères Syriaques du grand sceau cruciforme de Màr Yabhallàhâ 111”，Journal Asiatique 260，pp.155-170。

[3]刺桐（Zaïton）是今泉州的元代之名，来自阿拉伯语：Zeytoon，Zaitunor Zayton“橄榄、橄榄油、橄榄树”，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