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28、给范长江的信

29、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

30、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31、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

32、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33、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

34、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35、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36、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37、边区的货币政策

38、《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39、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

40、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41、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

42、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

43、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28、给范长江的信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长江先生:

　　马先生来，获读手书，张同志回延，又接一月三日大示，久稽回答，幸原谅之。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诚如先生所感，这是重要问题，但一面也需要国民党同志们欢迎这种帮助，至少不拒绝。我们已提出互相帮助的口号，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纲领，事情就好办了。军队问题，先生所虑为两党互信障碍者，实由于没有一个包括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之故。有了的话，这种顾虑，在任何一党方面就都不会有了，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而重起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打不起来。否则不但两党之间可为互信障碍，一党内部，何莫不然，过去十年国民党同一主义同一政党内部的无数战争，不是明显的证据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2]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只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至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当局感觉不安，一方面人民要求改革，我以为也即是上面同一性质的问题，症结同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要达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手此奉复。敬致民族解放之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范长江（一九○九——一九七○），四川内江人。一九三七年二月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过他。

　　[2]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29、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朱彭，林聂，贺萧关，刘徐邓，胡杨，陈周博叶[1]诸同志:

　　甲、敌情判断

　　(一)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

　　(二)敌取潼关，依地形，由洛阳西攻较难，由临汾南攻较易，因此；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似力求由东北两方，分数路向晋南，其总目的在驱逐晋境我军，占领临汾、风陵渡，最后夺取潼关，保障进攻武胜关之右翼。其沿道清路[2]西进之敌，似有由孟津渡河先占洛阳迫令晋境我军南退之企图。

　　(三)敌攻武胜关之兵力，主要当从津浦路转来。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主要当用于夺取潼关。

　　乙、战略计划第一部

　　(一)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不是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所能胜任的，如此必至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正和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相同。

　　(二)为保卫潼关，我们认为必须将兵力分为两部:第一部，刘峙、宋哲元、商震、胡宗南、樊崧甫[3]诸军，固守郑、洛、潼线，策应该线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第二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4]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好的情况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并出有力一部于道清路北，钳制企图渡河之敌。在坏的情况下，即设想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我晋境诸军亦万不可过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在敌进占晋城、霍县、隰县三点时，我军即应以不少于半数之兵力，转入三点之外翼(转入敌后)，方能制敌。

　　(三)我们认为必须力求蒋、白[5]、阎、卫同意上述计划并鼓励各军执行，方能保卫潼关，亦即保卫了武胜关，保卫了武汉。否则潼关一失，武胜关即处危险中。

　　(四)假如阎、卫不愿或不能执行上述计划而溃退过河时，则这些军队不但不能参加保卫潼关，反有影响洛、潼诸军之虞。

　　丙、战略计划第二部

　　(一)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

　　(二)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

　　丁、八路军将来之行动

　　(一)假设在山西配合阎、卫作战有利，达到了歼灭及钳制敌军确保潼关、西安之目的，同时武胜关尚无危险，则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

　　(二)假设阎、卫能够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但武胜关、武汉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关以东，配合友军作战。

　　(三)假设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危险，但武胜关、武汉尚无危险，亦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配合友军作战。

　　(四)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

　　(五)边区留守部队，担负陕甘任务。

　　戊、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己、以上是我们意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任弼时[6]

　　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邓，指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胡，指胡服，即刘少奇。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陈，指陈绍禹，即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八路军参谋长。

　　[2]道清路，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3]刘峙（一八九二——一九七一），江西吉安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被免职，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一八八七——一九七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二军军长。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樊崧甫（一八九四——一九七九），浙江缙云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4]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5]蒋，指蒋介石。白，指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6]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30、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

　　王公达：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现在正借钱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经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说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经消耗它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债跌落，它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试问它哪有那许多钱无限长期地打下去?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以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它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它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渐渐薄弱。它占领了长距离的铁路，便需要军队去防守每一个车站。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它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它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它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王：先生说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

　　毛：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显示着前途的光明。

　　王：第八路军在日军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军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

　　毛：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王：先生觉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

　　毛：我以为是的。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王：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说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共同建国。请问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将来怎能合作建立新国家呢?

　　毛：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王：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毛：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

　　王：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满意吗?还须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吗?

　　毛：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但我们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内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们曾经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们认为有益于团结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们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王：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吗?

　　毛：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1]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根据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三十二期刊印。

　　【注释】

　　[1]指美国新闻记者、报刊出版商罗伊·威尔逊·霍华德在一九二五年同罗伯特·斯克里普斯一起创建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

 

 

 

31、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同学们: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

　　从前有个黄埔[2]，那里表现着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方来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那时的黄埔是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是那时中国进步的缩影。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谁违反这个方向，谁就是违反陕公的宗旨，我们同学们应当互相帮助，互相监督。

　　今天，敌人要进攻武汉、西安、长沙、南昌等地，中国将会受到免不了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会有若干人动摇，这是很有可能的。同学们毕业出去，好像撒入河水里去一样，可能有若干人会被潮水卷去，不过大多数人能够战胜潮水，朝着总的方向，达到预定的目的。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三个统一战线互相配合起来，共同对着一个目标，我们相信一定会把情况变换，中国一定会往新的方向走。

　　武汉来的一个同志说:“现在外面对于我们抗战有一个公式，就是‘卢变[3]以来，中国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中间还差一段文章，这文章就是怎么样取得胜利的问题。这问题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应该答复，应该写好这中间一段的文章。

　　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了的。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讲下面两句话:“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前途。半年来我们中国有着许多进步，抗日，国共合作，联合苏联，开始有言论自由，军队里也开始有政治工作，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是敌人侵略我们所决定的要走的路程的内容。这个路程是在什么轨道上走呢?我们回答说:“是在艰难困苦的轨道上。”武汉、西安这些地方如果失守了，则大块地方在日本手里，小块地方在我们手里，那末这样就完结了吗?不，决不会完结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班牙不同，西班牙国土太小，没有多少地方可走，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用，所以他们采用坚守马德里的战略；中国则不同，我们可以走，地方很多，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国土有十七八个法国那样大，人口也有几个法国那样多，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内线便是云、贵、川、湘，大体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外线便是日本所占领的大块土地的前方。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改良政治军事条件，创造新中国的军队，配合着飞机大炮，内外夹攻，这样才能把鬼子赶出全中国。要达到此目的，会有许多困难发生，如武汉失守，就会出现动摇妥协与怀疑应否继续抗战的问题，前方后方都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时，便须要有远大眼光的政党来判定时局的动向。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历史上经过许多次的失败与成功，历史是艰难曲折的。辛亥革命失败，国民党经过改组才有大革命的新局面；北伐的结果，国共分家，利益被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获得了。我们认为国民党走继续抗战的方向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共产党方面无此问题，始终是坚决抗战的，人民的大多数也是反对投降的。现在许多人回想起北伐时候的情形，期望国民党、共产党、人民三方面都主张抗战到底。

　　武汉失守——这种趋向是可能的。你们都要跑下“山”去，都有可能碰到这种情况。武汉一失守，局势一定是很坏的，主和的人一定会出来的；然而克服这种困难是十分有把握的，除了我们国内坚持抗战外，还要加上国际有利的条件。虽然德国公开地帮助日本，承认了“满洲国”，不卖军火给中国，英国内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只是时局的一面；而代表世界总方向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会来鼓励与援助中国的。苏联是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总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美国也会干。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日本一定吞不下中国的。哪一年的“天狗”把月亮吞下去了?此其一。其二，即使吞下去也是吞不久的，这个判断是建筑在对中国与国际条件的分析之上的。日本兵力不够，它自己也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由此断定，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现在我们总的方针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安，方法是准备撤退，但必须消耗敌人，争取时间。为保卫武汉、保卫西安而战，即使失败，也不要紧。我们已经指明，从内线往外打，得到胜利也是可能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敌人占领的地方是大块的，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块地方做起“文章”来，这就是要做出最后胜利结论前的中间一段文章，像华北全部，江浙皖一部，若武汉不守，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文章”的。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4]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

　　陕公是有许多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从国际范围看，日本虽然包围了中国，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又包围了日本。中日战争不会几天就完结的，国共两党现在力量还不大，日本力量比我们大，假使十年前统一战线不破裂，则今天的情况定不会如此的，这点也规定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持久性。国际条件也是如此，世界人民反侵略求解放运动的时间已经接近了。中国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斗争相联结的。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斯大林同志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国内可以完成，但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包围着苏联，因此必须要有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斗争的成功，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当然，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

　　同学们毕业后，要更努力地工作。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

　　对今天的困难，我们要以根本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安事变，若不和平解决而引起了内战，便是给反革命以机会。你们出去工作，就要根据这一个原则去解决问题。再比如出去组织游击队，省政府要缴游击队的枪械，那末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打起来，以免给日本以可乘之机。解决得最好的例子，便是八路军。有人要共产党退出八路军，这是绝对主义，是不行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总之，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　　　今天的临别赠言，就是这些。你们在这里主要是学了方向、原则与作风。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对延安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同学的讲话。

　　[2]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任职，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3]卢变，指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4]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2、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这样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开头一句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要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麟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而牺牲了。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它还要进攻我们的西安、郑州、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它想吞灭全中国。但是我要告诉那些发疯的敌人，你们的目的一定达不到。不要以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就算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会达到。你们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一方面。而且战争打到结局，你们也一定只能占领我们一部分地方，要占领全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们得到了一个城市的速决战，同时也就要你们得到一个乡村的持久战，例如你们已经把山西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占领了，但数倍于你们占领地的乡村将始终是中华民国的。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全国的同胞，日本差不多在任何一省都只能作部分的占领，日本的兵力不够分配，它的野蛮政策又激怒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有广大的军队与人民，中国又实行着统一战线的良好政策，就此决定了持久战以及最后胜利之属于哪一方。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的结果，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仍然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个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如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我们的这个外线的战争，配合着内线的战争，又从各方努力，把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民各项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内外夹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内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麟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我们要使全中国人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都懂得最好的持久战方针，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下，在这回大战中，齐心一致，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锁链摆脱掉。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要向一切在前线奋斗的将士们致敬礼，因为他们都在为着争取最后胜利作英勇的战斗。我们要向一切抗日军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们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军人。我们也要向一切在后方各界辛苦焦劳克己奉公以从事于抗战工作的各级工作人员与各级领袖们致敬礼，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直接间接指导了或帮助了抗战。

　　根据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新中华报》刊印。

 

 

 

 

33、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也可以说又都认识，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是彼此贯通的，是相识的。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多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

　　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变作军人，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它。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像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爬清凉山，也可说是一种艰苦奋斗，是要你们改变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风，有点“劲”，譬如跑路跌了一跤，碰坏了牙齿，却依然站起来向前迈进。单是你们有这个作风还不够，要使全国的人民都有这个作风。在我们的征途上摆着一样东西，其名曰“困难”，我们告诉它，我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锻炼出来的，不怕你!它说它有很大的本领，能使我们没衣服穿，我们不怕；能使我们没饭吃，我们不怕。它说它还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我们都不怕。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再问它还有没有，它说没有了，便只好缴枪。我们便是这样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所以第二你们要学做干部。

　　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你们要学抗日救国，我们要帮助你们完成。但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其中也难免有些人是由于看了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没有彻底的认识与决心。这意思是说，他们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爬山吃小米饭，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在前方困难要多得多，要知飞机大炮是没有眼睛的。现在，日本侵略军虽在鲁南打了败仗，可是大概还要再来。他们抢了我们的上海、南京，还企图占领我们的潼关甚至武汉，现在在山西的敌军攻下了临汾，抵达风陵渡。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如我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接济困难，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但在这种困难环境之下还要拖牛尾巴，不断地打击敌人。你们从各地出发的时候，有的是想到了，恐怕也有的人没有想到延安的艰苦，在别的地方有鱼有肉有大米饭，这里却只有小米饭，还得爬清凉山。现在你们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决心是有了，但你们将来还要去“拖牛尾巴”，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有勇气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34、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你们要我来讲几句话。可是我不熟悉艺术方面的问题，只能贡献一些粗浅的意见给你们参考。

　　一、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2]，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比如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术。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3]。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4]，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5]，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阵线上有些人所写的东西，缺乏丰富充实的内容，不合于客观的实际，艺术技巧也比较粗糙。这种缺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徐志摩（一八九六——一九三一），浙江海宁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

　　[2]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的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的批评。

　　[3]五台山，指五台山地区，当时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4]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他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5]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苏联著名文学家、政治活动家。主要作品有诗歌《鹰之歌》、《海燕》和小说《母亲》等。

 

 

 

 

35、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项英[1]同志: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2]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3]同志的良好关系。以上请加以考虑。

　　毛泽东

　　五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　武　昌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2]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

　　[3]叶，指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

 

 

 

 

36、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第一个问题:目前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普遍地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给任何自由的。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留了八路军的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军队，其内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

　　其次，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维埃不同的，是扩大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收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质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联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像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地说应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质困难即其一例，许多工作也还待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了不得不须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评，加重了这里工作人员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着的问题。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说，“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说，“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乎持久战”。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内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大国，又有许多国内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争的一定时期损失了许多地方，但仍能坚持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地打胜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争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地全部地实现，这不论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内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准备长期战争，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现在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第三，坚持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针贯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

　　答: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地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们国内的抗日力量加快地发展与进步。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给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题: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主要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题:你以为现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讲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

　　说到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有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并使他们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络人民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个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等等。

　　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视察，给我们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谢你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根据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五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的谈话。

 

 

 

 

 

37、边区的货币政策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

　　聂彭[1]并告朱彭[2]:

　　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我们提议下列具体办法:

　　甲、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

　　乙、对于杂币应设各种方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丙、有无可能送一部分杂币至总部及一二○师，带一部分法币来延安，请考虑电复。

　　丁、扩大边区纸币的印刷，因将来印刷一定比现在更困难。

　　上述各项请考虑研究。待彭真来延时再详细讨论决定。

　　毛、洛、王、胡[3]

　　八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常驻晋察冀边区，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

　　[2]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3]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胡，指胡服，即刘少奇。

 

 

 

 

38、《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1]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2]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3]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根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刊印。

　　【注释】

　　[1]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见《古文观止》。

　　[3]见《古文观止》。

 

 

 

 

39、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3]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4]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广东台山人。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风安陵（今属咸阳市）人，东汉名将。曾在西域征战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4]指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前一本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书于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

 

 

 

 

40、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除了一部分顽固党反对中国抗战。关于顽固党，有些是顽固性成，一向同情日本军阀的；有些则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规律，经过艰难路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规律，因而由悲观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国，这类人，我想也会有的。倘能因我的书给予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也许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真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闷，这类同情的苦闷，尤其是我们应该为之解释的。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敌因被迫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结束自己的战略退却(主力军，不是游击队)转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新阶段中，我之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这种准备时间也许是长的，但我们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1]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2]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根据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期刊印。

　　【注释】

　　[1]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当时任美国总统。

　　[2]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当时任英国首相。

 

 

 

 

41、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来讲一讲目前的时局。因为同志们分散在各地，对整个情形不十分清楚，趁此机会，就和同志们谈谈。

　　我们根据六中全会的报告与决议来看问题。六中全会说：“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在去年十月上半月讲的，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月，事情怎样呢?去年十月三十日，蒋委员长发表了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驳近卫[2]的文章，驳得很好，又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3]，这些都说明了是要坚持抗战这一条，证明了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在过去，第一个问题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在友党里曾有妥协倾向，酝酿着和平，这就很困难。固然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是要打的，不妥协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我们单独打日本，是困难更甚的。现在国民党有了这些行动，确定了坚持抗战的方针，在这个“打”的条件下，什么文章都容易做了，这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进步的东西。

　　现在讲战争形势。

　　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对于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的，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增加了；至于进步，主要的表现在坚持抗战，在两次参政会里克服了主和派。那末进步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只有我们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克服困难，才能使战争转到新阶段。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现在已经证明它的正确，以后也将证实这一点。

　　我们讲敌人进攻还未停止，武汉、广州失守后这三月来，在正面敌人没有大举动，但在侧后敌人是打得很凶的。有人说我们估计不对，敌人进攻已经停止了。我们不这样说，也不这样想，因为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长沙、南昌、梧州、衡州等地的，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虽然到我讲话这时止，我的话还未证实，不过我们还是准备的好，没有准备就会损失更大。为什么敌人还会进攻呢?第一，他不进攻，法西斯军阀就会马上垮台，而它的野心很大，不但要进攻全中国，还要去打南洋，缅甸、安南[4]、印度也要去打。在中国，它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它的计划，它是要想达到目的的，但是否可能达到，就要靠我们的努力程度来决定。

　　我们说敌人进攻会停止，但是否能够停止呢?我们说，一定要停止。日本要灭亡我们，我们要它停止，但究属如何是要根据敌我两方面的情形来说明的。由于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南至广州，北至包头，它本来就有兵力不足的弱点，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它这个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是个不治之症，它的力量不能允许更多出兵中国，因它另外要防强大的苏联，又有英、美、法与它为敌，还要防范国内人民与殖民地人民，至多能拿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到中国。现在听说已来了一百万，将来至多再来一百万，而不能再多了。这样，我们天天在正面打，在敌后打，主力军打，游击队打，杀伤它的兵员，疲惫它，使它的兵力更减少，更分散，弹药给养消耗更多，力量削弱了，它就不得不停止进攻；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更强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加上其他各方面的进步，现在虽未能停止日本的进攻，但是一定能够使之停止的，我们要用一切方面的努力去停止它。

　　至于我们估计，在敌后能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现在已证明了，以后更将证明。同时，我们又指出，游击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看到敌人是要回头进攻的，在那时，游击战争更会困难的，我们要准备着这个困难的到来，以战斗的姿势还击它。一定要准备到这一着，才可避免“措手不及”的遭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说会发展的，但是有困难。国民党是在进步，但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三月来证明了什么呢?顽固分子的汪精卫已变成了汉奸的汪精卫，当然他此后还会掀风作浪的。国民党已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现在各地前线将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我们的朱、彭总副司令等，都打电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但现在尚未颁布明令。我们认为这个通缉令是必要的，因为他已做了汉奸，和敌人搞在一块了，虽然说现在不一定能捉得到，但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时候，怕他逃到哪里去?有人说，他会到德国、意大利去，然而这些世界法西斯都入黄土垄中的时候，他还有何处可逃?总之，只要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定捉得到的。

　　我们说，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这退步，所以有磨擦，不仅有而且比前更厉害些。这退步的力量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亲日反蒋反共，以汪精卫为头子的，现在已经走了一些，但还有党羽存在；另一派是顽固分子，主张所谓抗日拥蒋反共，这种人边区周围很多。他们说：现在，先反共后抗日；敌人来时，先抗日后反共。在前方，听说还有所谓抗日与反共两条并进的。这亲日反蒋反共的一派，下述几个大的具体事实是“贯彻”他们的“主张”的：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曾提出有反蒋内容的提案；说长沙大火与蒋委员长有关系，借此以骂蒋委员长；他们又侮蔑游击战争为流寇，他骂共产党同时也骂了蒋委员长，因为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同样主张在长期抗战中须要发展游击战争的；还有汪精卫的应声虫张君劢等，写文章说共产党怎样不好啊!八路军、新四军怎样要不得啊!陕甘宁边区又是如何如何!总之，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政、人民施行其最卑鄙的侮蔑。至于亲日，在他未有开小差前，不明显地讲，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隐隐约约地总有些不愿抗日、与日言和的意思。另一派，在西安以及邻近边区等地，更甚于前地进行他们的为敌所欢的工作，这就是不顾大局靠磨擦吃饭的一批家伙。

　　这股逆流是退步，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有进步也有退步，但进步和退步两个人打架哪个人打得赢呢?我们的回答是进步的趋势能够压服退步。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有人硬要磨擦一下，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呢?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现在磨擦增加了，以后统一战线会是怎样呢?我们是一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可以坚持的，这在六中全会报告里已经指出了的。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现在国民党正在开五中全会，我们估计它的结果不会坏的，但同样不应忽视磨擦还是可能有的。

　　上面讲的是中国方面的时局，现在讲日本方面的。

　　日本换了内阁总理，为的是现在要用新办法，就是全国总动员。这事证明了现在它的老办法不足用了，表示着它的困难的显著化；另一方面，又证明着它对中国将会更疯狂地进攻，并准备着进攻世界。它在“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不得不来一个全国总动员。

　　日本的困难：在军事上，表现在它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经济上更形枯竭，现在出口货少了，因为军事工业增加；相反的，进口货比前更多了，因为要大批地制造军需品。过去日本货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剥削工农大众是最凶的)，可以去换些外国货，现在少了这一条件，向外国买原料就要用现金，而日本的存金不多，况且在一年多的侵华战争中又用去了将近九十万万的战费。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英、美、法曾向日本提出照会，问它为什么破坏九国公约[5]，这件事也是武汉、广州失守后发生的。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这中立法对中国不利，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同时，因为英、美与中国重洋相隔，加了很多运费，货价高于日本，就不能与之竞争；而且现在日本借口军事关系，不准英、美商船在长江等地航行，英、美在华的商务利益几被尽夺了。现在日本花言巧语地说退回租界，实际上要把英、法的租界变为自己的占领地；它还企图打南洋、安南、澳洲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它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去年十月说，日本现在尚未停止进攻，但是一定会停止的，并指出使之停止有三个条件，上述日本的困难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国际上对我们怎样呢?在去年我们指出，欧洲问题与亚洲问题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过去英、法在欧洲向希特勒步步退让，而对中国有些不同，现在已经证明了。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

　　关于目前的战争局面与政治形势就是如此。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2]近卫，即近卫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任日本内阁首相。

　　[3]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逃往越南河内，同月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4]安南，今越南。

　　[5]九国公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国公约缔约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

 

 

 

 

42、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3]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4]、“两而无偏”[5]、“正而不可摇”[6]，与儒家的“执两用中”[7]、“择乎中庸服膺勿失”[8]、“中立不倚”、“至死不变”[9]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是陈伯达写的，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陆续发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2]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五四○——前四七○），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4]见《墨子·经上》。原文为：“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

　　[5]参见《墨子·经说上》。原文为：“仗者，两而勿偏。”孙詒让《墨子间诂》中说，“仗”当作“权”。

　　[6]参见《墨子·经下》。原文为：“正而不可担。”孙詒让《墨子间诂》中说，“担”当作“摇”。

　　[7]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8]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参见《中庸》。原文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43、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一

　　伯达[3]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6]，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7]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8]。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9]，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夜

　　二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10]引了章，梁，胡，冯[11]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在信中将它称为《孔子哲学》，是陈伯达写的，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2]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这两封信的手稿，抬头现已缺损。

　　[3]伯达，即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见《论语·子路》。

　　[5]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6]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7]朱熹（一一三○——一二○○），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8]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9]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10]指陈伯达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三、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陆续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11]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胡，指胡适。冯，指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河南唐河人。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