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才生物学家“汤飞凡”，为什么要选择自缢身亡

在1897年7月23日，湖南醴陵的汤飞凡降生于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他的父亲，汤麓泉，曾是乡村里的绅士，但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他只能在私塾里教书，借此赚取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汤飞凡出生于中国甲午战争后的动荡时期，这是一个全国努力求变的年代。因此，家人并没有期望他继续走传统的科举道路，而是让他去学习新兴的学科——于1912年，15岁的汤飞凡进入湖南公立中等工业学校，专攻金工科。然而，如果不是在两年后的夏季假期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汤飞凡可能就会一直走下去在工科的道路。

1914年的夏天，汤飞凡去江西萍乡的煤矿参观和学习，他遇到了一个“怪人”——颜福庆。颜福庆从美国耶鲁大学归来，他和他的助手拎了个手提箱，里面装了个奇怪的仪器，说要给工人们检查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虫子。汤飞凡很感兴趣地观察着，看着颜福庆在切片上找出了钩形虫的卵。在颜福庆的鼓励和指导下，汤飞凡学会了自己独立制作切片，并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奇妙的微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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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是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一员，因为很喜欢汤飞凡，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希望他届时能去报考。虽然他原本对工科不感兴趣，但对于治病救人、改变中国充满热情，于是他成功说服家里人放弃工科，去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然而到了考试时，汤飞凡却遇到了问题，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由美国雅礼协会合办的，入学考试要考英语，而汤飞凡不认得26个英文字母。他找到了主考官胡美，请求暂免英语考试，如能录取则愿意补考。汤飞凡的诚意感动了胡美，而颜福庆的举荐也为他赢得了录取机会。

入校后，汤飞凡买了一本《韦氏英语词典》，每天废寝忘食地翻读和背诵，直到把这本词典全部读熟。这使得他在听外籍老师的课时毫无障碍，而他的两篇长篇毕业论文最终也用全英语写成。1921年，24岁的汤飞凡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批10名毕业生之一，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虽然有人建议汤飞凡开业行医，但他对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解决人类疾病的根本之法。他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可以使亿万人不得病！”因此，他没有选择行医，而是投身于微生物学的研究。

1921年，汤飞凡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之一，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尽管有不少人劝他开业行医，但汤飞凡拒绝了，因为他对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学产生了兴趣，认为这是解决人类疾病的根本之法。1925年，汤飞凡进入哈佛大学细菌学系，师从著名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津瑟。在学习后不久，汤飞凡开始研究病毒，这门学科还处在“拓荒发展期”。汤飞凡在病毒研究方面进步神速，他成了美国微生物学界的明星，发表了多篇论文。1928年完成学业后，汤飞凡的恩师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研究，但他收到了恩师颜福庆的来信，邀请他回国帮忙，汤飞凡选择回国。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主持整个细菌学系的工作。虽然设备简陋，但汤飞凡在此开始了中国细菌学科的搭建工作。1932年，汤飞凡兼任英国人开的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在那里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论文。虽然当时德国的科赫和法国的巴斯德是被全世界微生物学界尊敬的偶像，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因为在血清学方面的研究贡献被称为“东方的科赫”，但汤飞凡的目标是成为“东方的巴斯德”。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汤飞凡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愤怒。他和妻子住在上海的租界内，暂时安全。但他没有心思继续搞研究了，认为“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于是，他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前线医疗救护队。在战况胶着的那些天，汤飞凡工作的救护站多次差点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但他总是笑着安慰旁人。他或许能挽救一个个士兵的生命，却无法改变战局。

1938年，汤飞凡得到了英国一家研究所的邀请，每月可以获得600大洋的报酬，去做微生物研究工作。但他又收到了恩师颜福庆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去重建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并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初到防疫处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服他，认为他是“走后门”来做处长的。但汤飞凡很快以自己的专业学识和作风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1942年前后，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已经成为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抗战战场上，青霉素却一剂难求。汤飞凡领衔的中央防疫处决定自己研制，面对简陋的设施，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说笑话。但他态度坚定，决心自力更生研发。这场研发是从1941年冬天开始的，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43年成功研制出了青霉素。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抗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挽救了无数的生命。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命令传来：摧毁中央防疫处，避免其落入共产党之手。汤飞凡面临了第三次重大选择：离开中国去美国任教还是留下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汤飞凡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邀请，准备离开中国。但在1949年4月5日的深夜，他和妻子何琏决定留下来。汤飞凡带领团队挑起了整个新中国的防疫和疫苗研发重担。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各种烈性病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汤飞凡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他长期致力于沙眼的研究。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结膜角膜炎，曾是全球流行病，中国的发病率高达55%。

对于沙眼的成因，汤飞凡不认同当时德国科学家的细菌说。他找了11名志愿者，把所谓“颗粒杆菌”滴到了眼睛里，证明不会导致沙眼。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最终成功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这是全世界第一株沙眼病原体。

汤飞凡的贡献被业界广泛认可。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套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统一体制，创立了中国的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他的研究成果帮助中国消除了许多疾病，包括天花病毒。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使得沙眼的预防和治疗有了科学依据，新的治疗药物很快问世。全世界的沙眼患者迅速减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沙眼发病率下降到了不到6%，至今已几乎绝迹。

汤飞凡的研究成果在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然而，这项研究也遭到了质疑：如何证明这种病原体能够引起沙眼？汤飞凡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和野口英世一样的问题：如果无法用实验证明，那么自己的成果也是错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汤飞凡决定进行人体实验。尽管沙眼可能导致失明，但他坚持让助手将病原体滴入自己的眼睛中。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他坚持不用药，并带着这只红肿发炎的眼睛工作了40天，完整记录了沙眼的病程。随后，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实验室都证实了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他将从自己身上分离出的病原体命名为“TE8”，但国际上更倾向于称之为“汤氏病毒”。这项研究成果推动了全球对沙眼的研究进入高潮，最终确定了沙眼病原体属于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一种微生物，被归为了新的微生物类别——衣原体。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为沙眼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新的治疗药物也很快问世。全球沙眼患者数量迅速减少，中国的沙眼发病率不到6%，几乎绝迹。1957年，汤飞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60岁时仍有精力和斗志从事更多的研究和贡献。

然而，1958年，一场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在全国爆发。尽管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却来势汹汹，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包括华罗庚、冯友兰、陈寅恪等都被卷入其中。作为国内微生物学界的翘楚，汤飞凡也无法幸免。在他所在的单位，每天都会开展批判活动，持续了一个月。他的实验室被毁，实验数据被破坏。他被指控有两项罪名：首先，他的岳父是已经飞往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何键，因此他很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其次，他被指控向国外泄露衣原体的机密，被认为是“国际间谍”。在这一个月里，汤飞凡只要低头认个错，可能就能减轻自己的处境。然而，他的性格不允许他采取任何非科学研究的行动，以至于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破坏，实验室被毁。汤飞凡坚持不肯认错，最终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处罚。这场运动对他的事业和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1958年，汤飞凡却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却来势汹汹，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包括华罗庚、冯友兰、陈寅恪等都被卷入其中。作为国内微生物学界的翘楚，汤飞凡也无法幸免。他的实验室被捣毁，实验数据被破坏，而他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他的岳父是已经飞去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何键，他很有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二是他很有可能把衣原体的秘密卖给国外，是“国际间谍”。在对汤飞凡的批判会中，他只要肯低头认个错，可能日子就会好过不少。然而，他的性格不允许他采取任何非科学研究的行动，以至于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破坏，实验室被毁。汤飞凡坚持不肯认错，最终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处罚。这场运动对他的事业和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坚持不肯认错，1958年9月30日清晨，61岁的汤飞凡选择了用一种最刚烈的方式来对抗对他人格的羞辱——自缢身亡。

汤飞凡的贡献被业界广泛认可，他长期致力于沙眼的研究，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证明了德国科学家的细菌说是错误的。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套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统一体制，创立了中国的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他的研究成果帮助中国消除了许多疾病，包括天花病毒，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精神和研究成果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家，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