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们从来都是后人类（全文）

“我们所有在西方世界里的技术”，麦克鲁汉（McLuhan, 1968, p. 335）主 张 ，“都奠基于一项假设，即它们完全免于审视”。麦克鲁汉提出的是一项普遍观察。拉图（Latour, 1992b）与罗（Law, 1991）认为这个论点可以适用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它们也不愿意处理技术。拉图（Latour, 1992b）为此称技术是社会理论的“失落团块”，罗则称技术是“怪兽”，惊吓了社会学的感性，导致回避的反应策略。对他们而言，未能处理技术，乃是未能处理令社会成为可能的东西。回避技术有一段长远历史。如果我们将技术想成是物质人造物（我们在这本书里大部分时候正是这么做），可以提出的论证是在大部分时期，社会理论显然没有物体。米勒（Daniel Miller, 1987, p. 217）表达了他的愤怒，指出物质文化构成了“现代时期所有核心现象中最缺乏理解者”，因为它受到有系统的忽视。何以致此？

欧森（Bjornar Olsen, 2003, p. 94）提供了一个解答：批判理论家针对物质提出了负面的强调。他在这个范畴里纳入许多现代哲学的重域级人物，包括海徳格、法兰克福学派、波普（Karl Popper）和沙特（Jean-Paul Sartre）。机器和仪器设备被诠释为支配的来源，而且是计算理性的体现——上了螺栓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将技术定位爲异化和非真实经验的制造者，与马克思对于技术作爲拜物教与物化之载具的关切有着密切关系。将一个人或社会关系转变为一个物件，被视为所有可能结果中最糟糕者（Olsen, 2003, p. 94）。

批判理论以外的学者也罕见关注物体。这是因为若与事物世界有着密切认同，通常会被视为人类的失败。我们假定要与其他人类产生关系，而非关联于无生命的物体（Miller, 1987, p.11）。根据特克尔（Turkle, 2007, p .5）的说法，我们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承认物件对我们的（情感）影响，理由有三：拜物教被等同于变态，收藏等同于嗜好，以及物质论等同于过度。对于物件的这种回避也因为社会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而更加巩固 ，因为后者偏爱象征与再现，而非物质（参见Butler, 1993, p.27）。以巴拉德（Karen Barad, 2003, p. 801）的话来说:“语言很重要。论述很重要。文化很重要。在重大的意义上，唯一看起来再也不重要的东西就是物质”。

最后，还有忽视最广泛意义上的技术的较平凡理由。我们不会注意明显的事情。无所不在造就了隐匿不见（Miller and Woodward, 2007, p. 337）。麦克鲁汉（McLuhan, 1969, p. 22）的著名比拟，是将我们类比为没看到水的鱼。在这种状况下，如同海德格所说的，我们唯有在技术没有依照预期而运作的情形下，才会注意到技术（Brown, 2004, p. 4）。

这一切的结果是，社会理论的“正确”领域倾向于纯粹的社会关系，没有装备的人与人的相遇。然而，技术总是会在即使假设未经中介的面对面对话中闯入。人造物、活动、知识和组织模式，都一直存在。没错，我们会与另一个人交谈，

但是我们穿戴的衣着来自其他地方，而且是很久以前制造的；我们使用的字词不是为了这个场合而形成的；我们倚靠的墙壁是由建筑师为某个业主而设计，并且由工人建造的——这些人今天没有现身，虽然他们的行动继续令人有所觉察。（Latour, 1996b, p. 231）

总之，“我们正在交谈的人是一段历史的产物，这段历史远远超出了我们关系的框架”（Latour, 1996b, p. 231）。

很显然的，当我们投身于人际沟通时，我们也卷入了一大堆其他事物。我们的活动罕见有单独从事的。技术总是会侵入。趋势是有愈来愈多技术介入了人群，甚至取代了他们。只要想想电子邮件、语音邮件、行动电话、社交网站、自动柜员机、自动电话技术，以及众多的在线服务。这导致理论家主张当代社会最好是定义为以中介行动为标志的社会（Bauman, 1991, p. 210）。这留给我们必须严肃看待技术的印象。

在打开技术的黑箱时，本书非常留意诸如近用、控制、所有权和使用等议题。我们关注技术的内容，以及使用的社会脉络，注意到它们的复杂连结。技术起初被视为活动、事物、知识和组织模式。但是，我们也将技术设想为应用科学、论述、立法动作、持续的遭遇，以及实验、仪式和社会关系。我们在工作和休闻的领域探讨了客体和主体的技术。我们从工具和精巧装置，转移到机器、建筑物和同伴物种。我们也从技术“作为男性活动与竞技场”（Berg and Lie, 1995, p. 333 ） ，转移到涵盖所有性别、物种和它们的环境。这使得技术脱离技术官僚专家的领域，并且定位为牵涉我们全体的东西。

技术的僵固性——它的封闭、固定和本质的特性——获得注意，如同它的诠释弹性作为流动且终局开放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决定论的论证，亦即认为技术是“自主且内在不成问题的”（Wynne, 1988, p. 149），转移到强调技术的偶然性。据称，技术可以是其他模样。这种转变也呈现为从技术中立的论证，转移到分析人造物的政治，以及它们的各种“包裹、迂回、漂移、开启和转译”（Latour, 2002a, p. 255）。

我们的讨论看到我们从主体和客体、本质与实体，进展到分散能动性、行动者-网络、拼装体、组态、准客体、混种组合、存有论交换，以及复合体。于是，在像社会与技术这样的存有论纯粹性的分离地带，出现了一种混搅（Pickering,1995）。“我们”和“他们”的二元论替换成为叠覆、召唤，以及共同生产。旧有的处理人与技术的分离模式，因而遭到“处理事物与人群的单一语法，以及单一的语意学”取代（Latour，1995, p. 280）。这种必要做法的理由很简单，拉图（Latour,2002a, p. 256）的解释是：人类永远不是“为了自己且仰赖自己，反而总是仰赖其他事物且为了其他事物”。

拉图的观察在2009年六月流行乐之王过世后不久的一则部落格贴文上，有了充分的关述。在〈麦可·杰克森拼装体〉（The Michael Jackson Assemblage）中，P. E.（2009）让我们注意到创造这位明星的告别演场会所需要的异质行动者，以及多样而分散的实作网络。这项创举的主要参与者有：私人医生（其中一位也担任发言人）、一名私人健身教练、演唱会承办人AEG Live，还有众多的理财顾问、经理和逢迎者。杰克森毫无疑问是个有天分的人，但是要达到明星地位，就必须有文化工业的综合努力。我们大部分人只能透过报章杂志、电视和网际网络，以及传播他与他的音乐的唱片、卡带、CD、录像带、DVD和MP3这类中介的现身来认识他。在很多不同时候这又经过了各种文化揖客包括公关顾问、形象顾问和律师的谋划。即使2009年七月预定于伦敦千禧巨蛋（02 Arena）举办的现场演唱会，也不只是歌手与听众之间未经中介的事件。各种技术象是麦克风、混音器、扩大器和扬声器，都会侵入。同样的，布置和灯光也是演出的重要部分。歌手也有和声歌手、乐手和舞者的辅助，这些人本身则需要声乐指导、音响技术员、编舞、舞台经理和巡回乐团管理员的服务。没有人单独行动。这需要一个网络。需要有多重的能动性才能生产出一个大牌流行乐明星（甚至一个小牌明星）。杰克森自己也非常明白，他告诉AEG Live的执行长：“看，这整个事业绕着我转。我是一台器，我们必须让机器运作顺畅”（引自P. E.,2009）。

对于清楚划分的主体/客体区分的质问，也是一种标示技术与社会的互恵性，亦即它们在互动中相互构成的方式。“相对于人类与非人，我们开始思考流动、移动、安排、关系。正是经由这些动态，人（和非人）才出现”（Michael, 2000, p. 1）。我们运用技术来解构我们的世界，我们以技术来操演我们的现实。接着，技术操演了我们。它们是社会变迁和社会稳定的能动者，协助生产了自我和社会。据此，它们是秩序的形式与生活的形式。在本书的后面几章，这就导向了对于彻底关系性的强调，关注人与物、动物与环境如何有助于促成彼此。换言之，社会被视为在整体上是一个（非）人类关系与交换的世界。因此 ，就有了另一个区分的崩解：机械与有机。社会最终并不是由文化构成，而是由技术文化构成，由集体的、一连串的异质网络构成，是一个社会技术的总体。

近来的技术理论化指出，固定且稳定状态的可能性，顶多是一种暂时性的成就。相对的，要注意的是关系性随时间而浮现的过程。结合了对于技术所做工作的认可，这就将重点从物有何意义，转移到物做了什么。这导致语域从对于世界的象征与再现式理解，转移到操演的理解。建构的隐喻也被抛弃，代之以字面上的诠释。我们开始提到物质化。我们也指出，当前的技术生命周期可能潜在的转变成为永不停歇的螺旋。

咸认技术可以做许多事情。它们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力。它们有助于塑造环境。它们解答了问题，并且创造出新问题。它们有非意图结果，也有报复作用。它们是有待发生的意外。我们曾经见到技术拥有政治和情感矛盾；它们可以歧视和支配。我们见到了技术成为阶级战争的工具，以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手段。因此，它们成为戏剧和道徳故事的主题。我们也探索了技术与主体性的议题。这是承认了瓜塔里（ Felix Guattari, 1992, p. 6）的论点，亦即“主体性的内容逐渐取决于众多的机器系统”。这个议题也曾经在事物道德（morality of things）的标题底下探讨，而其洞见是道德经常从人类那边委派给非人类（反之亦然）。

我们也考虑了技术的正面与培力面向，探查技术作为思想 、反思和个人发展的刺激。它们可以协助我们的活动、互动、心情、感知和癖好。它们可以给予我们社会地位、调节过往与当下，并且协助认同与记忆工作。技术涉及了传统、群体凝聚、逃避主义和怀旧。技术也发挥了作为义肢的功能，是力量、感官和心灵的延伸。它们也聚集了我们；摺叠了时间、空间和能动者。技术促成了新的行动方案、可利用性、分散实作、结合形式、代表，因而带来全新的可能性。

社会理论关切一个特殊领域，就是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6, p. 20）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 p. 3 1）所说的“当下的历史”。如果社会理论家忽视了技术，他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对象。他们就失去机会来解释什么造就我们成为人类、行动如何出现、权力如何运作，以及社会如何构成、维持和转变。因此，技术必须位居任何当下史的核心舞台-获得理论家承认它的所有价值，即“会我们得以存在”（Latour and Stark, 1999, p. 22）。根据罗特妙（ Brian Rotman, 2008, p. xiii）的说法：“从最初的‘人类独性’到我们当前的化身，人类一直通过和语言、技术・以及沟通媒介的复杂共同演化交缠而被塑造”，而且，哈洛威可能构补充，和侦他生物的共同演化交缠。我们需要注意，“人与我们的建构伙伴之间的时间性、尺度、物质性、关系性，而这些伙伴总是包括了其他人和其他生物，包括动物和非动物，一同创造世界，世界化”（Hara way, 2006, p. 143）。我们已经与我们的技术共同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不应该因为理论而与它们分离，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未与技术分离。它们是身为人类的必要部分，或许是我们最富人性的元素（McLuhan,2005, p. 289）。声称我们从来都是后人类 （we have always been posthuman），说的就是这回事。我们从来没有先存于或独立于技术、同伴物种和环境，它们协助建构了我们。我们的聚光灯需要照亮这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