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的岁月（安哥拉篇）
我在海外的岁月（——安哥拉篇）
《我在海外的岁月》为嘴叔@Arana月色很美 的自传式专访，分享他初就业时的从业经历和个人感想。 曾经海外业务开发是一块炙手可热的就业项目，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我们可以跟着嘴叔的回忆，回顾一下当年的海外拼搏人的生活与工作经历。
本专栏为专访文字版合集，视频版可以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U4y1N73q/ 收看
1、安哥拉式的欢迎
2011年毕业之后，我像大多数学葡萄牙语的学生一样，选了一份去安哥拉常驻的工作。
彼时的安哥拉内战结束不久，军方把持着绝大部分实权部门，又发现了大量的石油，战后的大量需求和未确立的规则结合在一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中外企业一窝蜂地涌入这片处女地。
我选择安哥拉的原因比较庸俗，因为这里给的工资很高，那时候因为国内葡语翻译严重短缺，很多野鸡培训班出来的翻译都可以拿一年50W的薪水，而我们这些毕业至少是正规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科班生经常可以拿到100W的水准，所以除了那些家境殷实的同学，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安哥拉挣这份对一般家庭来说难以忽视的收入。
作为接受正统国内教育成长的年轻人，对于非洲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是黑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个水平，虽然能够想象实际情况或许有差距，但是那种基于多年宣传教育形成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阵营”的友好感还占主导地位。
然而这份感情很快就遭到打脸。
在罗安达机场降落之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机的中国人被单独拉出来收了护照，关进小黑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机场的正常审核程序，但是很快就察觉不对，为什么只关中国人呢？
很快一位海关官员开始根据护照上的名字叫人一个一个出去，第二个就是我，我被带到一个只有一张桌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间里，一个肥头大耳的工作人员翻来覆去的查看我的护照签证页，然后看几眼就瞟我一眼，也不说话， 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对面的官员开始变得不耐烦，但是你不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
然后这时候一个油光锃亮的秃顶从门缝里伸进来，是个30多岁有着典型上海小男人长相的笑嘻嘻的中国人并且伸手指了指我。
桌子对面的官员见状立刻对我失去了兴趣，把我的护照往桌子上一甩，示意我滚蛋，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从机场放了出来。
来接我的人叫老金，是中国一家航空公司在当地的地接负责人，他的驻地和我们公司的驻地刚好在同一个地方，我到那天公司的车恰好全部都出去了，于是拜托他来接我。
老金等了一会发现我没来就知道我被关小黑屋了，因为他有机场内部人员的通行权限，所以很快就通过关系把我捞了出来。
而关小黑屋的原因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中国人语言不通且身上往往有出门应急的现金，所以在中国人大量涌入安哥拉之后海关官员就把敲诈中国人开发成创收项目，刚才把我带去单独的询问室实际上就是要我给钱，一般有经验的会直接给他们100到200美金，可惜我是个生瓜蛋子，对方又不能明说，才会一直僵持。
如果不给钱又没人来捞，那可能被关一晚上才被放行。
所以绝大多数人选择破财免灾，于是形成只敲诈中国人的恶性循环。
老金一边和我解释一边帮我把箱子搬上车，结果一扭头发现有几个当地青年围上来想帮我们把箱子搬上车，老金一转刚才和蔼亲切的模样，很不耐烦地将他们驱散。
“这群人是专门等在这里埋伏中国人的，你要是让他帮忙搬了行李，就算只走50米，也得给100美金，不给就会围攻你，有时候还有刀枪”。
“那他们不对付其他国家的人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其他人会说葡萄牙语和英语啊，来这的白人多少都有点关系的，只有中国人很多都是农民工，没什么背景好对付啊。”
看到我有点失落，老金拍了拍我的肩膀，“欢迎来到安哥拉。”
2、我的朋友桑托斯
我想了很长时间是应该用“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下属”，最终还是用了前者，因为他算我的下属，但是在感情上我一直把他当我的朋友。
我们公司的规模不大，算上当地员工一共也就十多个人，所以一个人经常要身兼数职，我被分配管理当地员工和对三个政府部门的外联关系。
说是管理当地员工，其实就只有两个司机和他们的清洁工老婆，这两个司机一个是退伍军人本迪多，一个就是桑托斯。
桑托斯的长相有90%神似罗中立老师的名画《父亲》——但是没有头发，而且眉宇之间总透出那么点鸡贼，眼珠子骨碌碌乱转，这和《父亲》原画中的气质完全相反，所以我看他的时候总透着点滑稽的感觉。
我和桑托斯刚认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桑托斯先生”，他听了每次神情都怪怪的，好像有那么点高兴又混了点儿怜悯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先生”这个词缀是不能用在这些底层打工人身上的，尤其我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就好像部门领导管下属叫“您”一样。我们在中国久了，意识不到很多被我们消灭的等级观在国外仍然十分严格，所以桑托斯听我叫他先生的时候大概觉得很受用，又觉得有点好笑。
他怎么会是“先生”呢？他这辈子就那样了，永远做不了“先生”的。
我想他当时一定是这么想的。
桑托斯和当地大多数男人不一样，只有一个老婆。我这么说好像会让国内的读者有点奇怪，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安哥拉的内战2002年才结束，实际上零星的冲突到2007年才彻底消失，还不算大量流落民间的武器装备，青壮年男性在战争中大量死亡，所以总人口极少且男女比例不均衡。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虽然法律上只有一个老婆，但是实际上和很多女性保持着类似事实婚姻的关系。
非洲人的血缘观念和中国人大相径庭，我见过很多当地人娶带着孩子的女人，养着三四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些被中国人冠以“拖油瓶”之名的继子在当地享受亲生孩子完全一样的待遇，他们从内心不在乎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我后来想了想，这可能是因为实在是太穷了，除了几间破草房（有时候还没有），家里就没什么能继承的东西，多一个孩子无非多一张吃饭的嘴，长大了还能当劳动力，何乐而不为呢？中国人在意血缘是否亲生除了传统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受遗产分割的影响，近多远少，人之常情。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为一家外国公司打工的桑托斯——实际上为外国公司当司机在当地算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基础薪水高，还经常能领到加班工资，算起来一个月最多能拿到1500美金左右——居然只有一个老婆，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对比一下，本迪多就有三个老婆，他选择带来公司一起打工的也不是他法律意义上的老婆。我曾经问过桑托斯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多娶两个老婆，他表示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不能娶多个老婆，甚至不能多次结婚。
虽然和中国人崇尚的白头偕老不同，但是这还是让我对他的好感多了几分，因为信仰是精神需求，而在多数人还因为物质得不到满足而放宽道德要求的时候，桑托斯的自律显得很可贵
然而这不是说桑托斯就是个完人了，他有着多数当地员工都有的一个毛病，那就是花钱没有规划。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从骨子里就继承了某种程度的忧患意识和储蓄本能，就算不那么节约也总会留一笔应急的款项在银行卡里。但是对安哥拉人来说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的基本生活模式是在领到工资之后立刻大吃特吃，买各种昂贵的消耗品，比如雪茄和酒，甚至是去赌博，在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把这笔钱彻底挥霍一空，这段时间内多数人甚至都不去上班，这让当地员工考勤也变成了一大难题，很多人会忽然消失一星期，然后在公司招人顶替之后又回来要求接着工作。
桑托斯和本迪多至少没有产生忽然消失的情况，这点还是值得庆幸的，但是他们的财务规划仍然是一塌糊涂。他们会在每个月过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就花光所有钱，然后跑来公司希望能够预支下个月的薪水，这让我和负责财务的同事都很崩溃，因为这种支出是完全不符合国内所订立的财务制度的，但是如果不给，他们的生活又无法继续，所以最后往往是告诫他们一定要有规划的花钱（当然从来就没起过作用），一边找个名目把钱先给他们，等下个月少算一点他们的加班时间扣掉。
另一个司机本迪多是那种个子不高，但是浑身都是结实肌肉的类型，有两根手指在内战中被子弹打断，平时和我们说话都绷得紧紧的，好像军队中的士兵在面对长官的态度，我们私下都觉得有点好笑。本迪多有着很原始的正义感，他总觉得公司要求他们加班的时间太长，而且每次的工作餐都点最便宜的三杯鸡过于单调，所以要求改善待遇，甚至一度要拉着桑托斯罢工。
桑托斯在这时候展现了他鸡贼的一面，他偷偷把本迪多的诉求和想法告诉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哭笑不得，算起来我有点像皇军，而他像是旁边的中分头（当然他实际上没有头发）伪军翻译。
我很清楚他是怕真闹起来公司干脆直接辞退他们俩，所以希望至少先给我打个招呼表明立场，免得自己和老婆受波及，但是这辜负了本迪多的信任，多少有点不仗义。桑托斯对我的信任感（也可能是因为畏惧）和对他人品的一丝说不清的感觉混在一起，让我也有点不知道怎么表态。
不过好在很快圣诞节就来了，所有的外联工作基本停止，司机们也没有加班的机会了，当然收入也跟着大幅下降，这时候本迪多又跑来要求多加点班，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所以他拥有的是一种原始的正义感，他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对，但是也提不出真的解决方案，等你真的实现他的要求了，他反而更加难以接受。
从这点上来说桑托斯反而和很多中方员工更加接近，埋头做一只社畜，勤奋挣钱养家。
如果事情也就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我的下属桑托斯”这个标题，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有次桑托斯开着公司唯一一辆能撑门面的车——一辆丰田Land Cruiser和我一起去机场接国内发来的一件重要设备，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几辆小摩托车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就开始有所警觉。我让桑托斯开快一点，后车一看我们开始加速，也跟着开始加速，并且开始朝这边开枪。
在安哥拉做生意的华人很多都配备防弹车就是这个原因，当地连年内战导致大量军火流入民间，加之战后百废待兴，很多人就当起了劫匪。
我们这是碰到劫匪了。
车后玻璃很快就被打碎，车胎也爆了一个，不过好在车的马力足够强劲，速度居然奇迹般的没有降低多少，这时候已经有一辆摩托车可以碰到我们车的后边缘了，如果他们继续向前超过一点，那在后座上的我就会进入枪手的射程。
这时候桑托斯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猛地甩了一下车屁股，把那辆摩托车撞倒了！
安哥拉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桑托斯和本迪多基本每周都得请一次假，主要是参加亲人的葬礼，生得多，死得多，是当地的常态，经常一个腿骨折照顾不周感染了，人就没了。所以这一撞，那两个甩下车的人基本也就宣告死亡了。
其他几辆追击的摩托车见状全都被激怒，开始疯狂对这边扫射，后来我们数了数，车屁股上一共有23个弹孔。
好在当时我们距离市区已经不远，很快就冲入了军警的控制区，这些歹徒才悻悻离去。
这件事让我对桑托斯的看法大为改观，因为即使被追上，会有危险的也只有我，而他只要不反抗大概率会被释放回去报信以便劫匪索要赎金，何况车后胎被打爆之后他停下也完全正当合理。但是他选择撞倒劫匪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要被抓住他注定难逃一死，但是他仍然毫不犹豫选择帮助陷入险境的我。
这份情谊已经超越了下属和上司了。
所以那之后虽然我还是叫他“桑托斯”，但是心里已经把他当做和我平起平坐的朋友来对待，在工钱的计算上，也总是尽量地宽容一点。
时间一晃过去10年，我和桑托斯也早就断了联系，但是每每想起在安哥拉那段波澜壮阔的日子，我总会想起这个瘦小温和的安哥拉人。
谢谢你，我的朋友桑托斯。
3、局长们
但是不要以为所有的当地人都像桑托斯一样机灵友好，实际上恰恰因为他在当地人中是太难得的异类了，所以我决定为他单独写一个章节。
接下来要说说“正常”的安哥拉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了。
就像我之前写的一样，这个国家在2010年昨天左右的时候，处于刚刚从内战的阴霾中走出，亟需利用刚发现的石油资源来进行国家重建的阶段。
刚结束内战不久意味着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且军功集团的权力还很大，发现了石油资源意味着有大量可以对外进行兑换的硬通货，而亟需重建意味着到处都是可以使用国库资金或者政府贷款的机会，或者说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权力寻租就见鬼了，毕竟政府里大部分局长和部长都是军队的前任将军们，大家提着脑袋把江山打下来，好不容易安定了，肯定要用手中的权力寻求点经济补偿，就算自己不想要，当年的老部下们难道个个两袖清风？
所以安哥拉的腐败有了合理而坚实的土壤。
那么官员们要拿走多少项目款呢？
整个项目资金的30%算客气的，还有拿50%的，估计国内或者任何一个长期在工程圈混的人看到这个数字都会惊掉下巴，因为代理佣金虽然在工程圈长期存在，但是在相对规范的市场一般有两三个百分点就是极限了，毕竟你的实际利润最后往往也就五六个点。
不过倒也不用担心项目因此会成为豆腐渣工程，那年头国际工程圈里流行的做EPC项目，也就是把设计、采购、施工一条龙全部包给一家企业来做，业主只提一些项目建成后的性能参数，给一个地点和一些基本的技术资料，然后承包商据此报价，业主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比较形象的说，这个玩法类似于赌石，赌的是双方对于项目最终成本的理解，但是在安哥拉的情况下，主管的官员们急着和来竞标的企业共同致富，加上政府缺乏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基本上报多少就是多少，成本的200%算客气的，三倍四倍也不是梦，所以豆腐渣工程反而很少见，因为没有必要从成本中榨取利润。
这个情况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达到顶峰，两三年后安哥拉因为举外债太多，作为抵押品的国内的石油产能跟不上而不得不降低了建设速度，政府内部各派系开始为了争夺存量内卷，部长局长们开始互相举报而频繁被撤换，工程承包的利润也下降了一些，但是维持70%左右的毛利率仍然毫无问题。
我和佩德罗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的。
彼时他所属的部门正筹划建造安哥拉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座水电站，项目金额预计有数十亿美元，佩德罗作为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自然成为了各家承包商追逐的对象，为了向他证明公司在水电领域的独特优势，我们特意邀请他率考察团赴中国考察由我们承建的几座大型水电站。
佩德罗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所有其他安哥拉官僚都很不一样，比起大腹便便，经常口带芬芳的从军队调任政府官员，佩德罗有着一种读书人才有的矜持和优雅，身材也维护得很好，比起大多数到中国立刻就要求安排某些特殊服务的官员，他首先询问宾馆里是否有能够使用的健身设施，这让我对这个人多了几分兴趣，后来我得知，他早年曾经前往苏联留学，是安哥拉少数算得上高级知识精英的群体。
在当时的安哥拉，这个人是有政治前途的，所以他小心翼翼也就不足为奇，同时，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是天之骄子，海归精英，因此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人也有一丝不屑。
相比之下其他的几个随行官员就“典型”得多了，其中一个甚至在到中国第一天就性骚扰了酒店前台（邀请对方直接去他的房间，遭到拒绝），对我方赠送的礼物也是照单全收（甚至主动要求再多给一些），和佩德罗的小心谨慎完全是两个极端。
但是这些太容易看穿的人是很难得到核心权力的，即使短时间以德不配位的方式掌握大权也必不长久。
所以和佩德罗建立稳固良好的私人关系是本次考察的重中之重。
在旅途的前三天，佩德罗一直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这期间我们参观了一座大型水电站和几家核心设备供应商，可以看得出，在技术层面他很喜欢我们所展示出的强大建设能力，但是也仅止于“你们不过是比我们早发展50年，50年后安哥拉也未必不如你们”的层面。
真正的转机是在第四天邀请他访问北京总部的途中，在从王府井到国贸的这段路上，他表情复杂地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群和迷宫般的立交桥：这种差距所需要的规划和建造能力不是五十年就可以弥补的，甚至很多国家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建造这种规模的工程，除了金钱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规划、决策和执行能力，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经历数个朝代所累积下来的各类古迹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
我第一次从他的脸上看到谦卑或者畏惧的神情，想来，当年他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应当也是这般震惊。
当天晚上佩德罗第一次答应了我们的夜宵邀请，席间我们没有谈论任何关于新大坝的事情，而是谈古论今，从足球谈到家庭，从女明星谈到二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撤掉了主动设置在双方之间的藩篱，开始以一种合作和求教的态度和我们进行交流，我清楚的记得他很有感触地说，“我们也很想要北京这样的城市，可能需要几代人”。
这次考察的任务达成了。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迎来期望中的结局。
佩德罗回国之后也曾经尝试推动这个项目朝着与中方合作的方向前进，但是代表第三国高层利益的政治集团更希望该项目由他们的代理人执行，佩德罗的行为是动了他们的蛋糕，不久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调任了一份闲职，接替他的是一位从任何角度上来说都可说得上是典型的将军：每次想要见他不仅要给他塞钱，还要给他的秘书塞钱，总之，不管事情办没办成，先给钱。我现在对他唯一残留的印象就是他每次收到装满美元的信封之后都要亲自点一下，如果数字觉得满意他那因为肥胖而挤作一团的五官会舒缓开来，这时候才可以开始谈正事——当然，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其实就是佩德罗的对手那一派的人，他每次都急着要钱也是因为一旦项目的最终归属尘埃落定，我们断然不会继续给他好处，所以他要能收多少是多少。
再次见到佩德罗是他下台之后半年，他不多的头发白了不少，整个人显得很憔悴，并试探性的问我在中国时我们曾经向他许诺的一座作为礼物的别墅是否还有可能兑现。
我忽然觉得对面这个人有点陌生，和那天晚上那个踌躇满志，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信心的人判若两人。
像佩德罗这样的人在安哥拉官场虽然存在，但是从来都不是主流，他们可以短时间内摒弃私欲，为了更大的前景真诚地树立理想。
但是更多的人只在乎这次拜会者的信封里装了几张美刀，像佩德罗这样的人注定会快速湮灭在这种氛围下，最终也不得不屈服，开始学同僚们先讨要些眼前的好处。
而在这种环境下的安哥拉平民阶层，则是另一幅光景。
4、杀死殖民者
如果按照西方的滴灌救济的概念，安哥拉在发现石油之后民众的生活总应该是有一些改善的：富裕人家发了大财，那他门口的乞丐怎么说也应该能多得到两个赏钱吧？
但是安哥拉的现实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桑托斯和本迪多是如何只靠不到2000美金的薪水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存的。
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理解，因为2000美金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有13000左右了，在国内月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的家庭大有人在，怎么在安哥拉这种非洲国家就无法维持生活了呢？
这其实是因为安哥拉这个国家有很特殊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因为发现了石油国家财富忽然暴增，但是除了石油这个国家几乎就什么都没有——连笤帚都得进口那种。
既得利益集团和其外围的服务者们的收入随着石油买卖大幅提升，但是他们整体缺乏远见，不愿意用赚到的钱去投资产业，而是买各种奢侈品和高端消费品：绝大部分必须品依赖进口+暴发户式的报复性消费让安哥拉的物价提升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有一段时间罗安达号称全世界最贵的城市，绝非浪得虚名。如果以我的体感来说，2012年左右的罗安达物价水平大概有北京的5-6倍之高。
因此整个城市就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撕裂感：在到处都是坑洼的泥路上（核心城区的水泥路也都是坑，稍微外围一些就没沥青了），到处跑着阿斯顿马丁和法拉利，带各种游泳健身设施如同度假海岸一般的富人区开出去没多远就是铁皮房子棚户区。
出于安全考量，中资企业的驻地一般会选在相对富裕和安全的区域，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在一罐可乐都要3美元左右的地方，不到2000美元的收入到底如何养活6张以上吃饭的嘴呢？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一次考察中得到了解答。
在这里要先替安哥拉政府说一句公道话，虽然他们的腐败程度惊人，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建设国家的行为，只是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领导者的个人好恶、低下的效率和各种经济问题，且这些项目很多都是最高领导层拍脑袋+利益分赃的产物，所以虽然最初可能是有某种系统性振兴国家的愿望，但是到了实施层面就变得荒腔走板。
我们公司在安哥拉承建的一个项目就属于这个类别。
说起来，这个项目的初衷还是很好的：总统先生希望能够重修他的出生地——罗安达附近的一块贫民窟。
我们还深入这块贫民窟进行了考察，情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触目惊心。
这块区域基本由铁皮屋、板房和某些来路不明的杂色砖所堆砌的小平房构成，能够被称之为道路的东西还间距下水道、露天公厕和垃圾丢弃处的功能，污水、粪便和各种看不出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形成厚达数十公分的烂泥层覆盖在路面上，几乎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就在这些散发着难以形容恶臭的烂泥中追逐嬉戏——那是一种你闻过之后，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秽臭，不是这个地区的人第一次闻到基本都会吐。路边的孩子们用满是污泥的手剥香蕉吃，香蕉拨开的一瞬间就会落满苍蝇，根本看不到白色的果肉，而孩子们会无所谓的直接把香蕉和苍蝇喂进口中——任何东西上都落满了苍蝇，包括一个住家门口在地面上熟睡的幼童的面部，我曾经一度认为那个营养不良的儿童（四肢瘦弱，肚子膨大）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口鼻处都覆满了苍蝇，直到他微弱地翻了翻身，我才确认他还活着。
总的来说，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而这些人非常显然是负担不起外面高昂的物价的，所以他们在正常的商品交易系统之外构建了另外一套贫民版的贸易网络：包括主要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获取的赃物、富人区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和垃圾，以及当地能够自己生产的仅仅是不会吃出人命的各种块茎植物。这些东西完全不需要进口，甚至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需要极低的价格就可以购买，这些安哥拉的底层民众就是靠着这些东西维持生存——当然，疾病和死亡也就成了常态。
我们的司机总也比这些贫民窟中的人民有钱一些，因此我大概理解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考虑到这个地区还是总统先生的老家，就算他有获取声望的想法，对这个地区进行改建也是一种善举。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真到了实施的时候就全然走了味儿。
在拆迁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居民们拒绝将家具挪走，并且躲在房子后面朝前来拆迁的施工队投掷石块，中国工人害怕受伤，无人敢上前继续作业。
双方从早上8点僵持到下午2点，我才从居民的叫骂声中断断续续地弄明白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政府承诺给居民们的安置房因为某些“沟通问题”而没有妥善分配，很多家庭没有拿到钥匙；拿到钥匙的家庭有人事先过去考察的时候发现户型和面积与之前约定的不同，不够全家居住；安置房没有通水和通电，且远离居民目前所处的生活圈和工作地点，居民生计难以维持；居民希望在该区域整修完毕之后能够回迁，但是没有就回迁条件与政府达成一致。
我找到政府的现场负责人，试着安抚居民的情绪，那位负责人也保证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迎接我们的是更多的石头和更大声的咒骂。有几个年轻人冲到我们附近，龇牙咧嘴地对着我做抹脖子的动作，说：“我们会像对付葡萄牙人一样把你们这群白人侵略者都杀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里面槽点之多简直让我无语，而且有一种严重的被冒犯感，雇佣我们的明明是你们的政府，负责安置工作的也并不是我们，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你们改善居住环境，怎么就成了侵略者了呢？维持现场秩序的军警迅速上前驱散了那几个年轻人，有一个跑得慢的吃了一枪托，顿时被打得满脸是血。
政府的负责人表示，继续拖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政府决定动用军警强制驱离居民，否则拆除工作将不能按时完成，他是要为此负责的，实际上就是要强拆了。我想起了刚才那几个年轻人，如果这时候直接铲平他们家可能很解气，但是因此引发的仇恨可能会给后续施工带来麻烦，于是请求负责人给他们时间搬走家具，妥协的结果是负责人最后一次强硬通告居民，迅速搬走家具，时间为四个小时，之后无论屋子里有什么都不再等待。
军警开始朝天鸣枪并列队向居民区压过去，居民们见大势已去也只好开始搬运家具，但是之前用来运输家具的厢式货车和大型客车因为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已经被赶走了，于是只能用清理建筑垃圾的自卸车来运输，自卸车太高，居民们就只好把家具朝自卸车的后斗上扔，许多家具就此损毁。
这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破烂一样的物品对当地居民来说可能是仅存的一点财产，时不时能听到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
当夜幕降临，拆迁工作终于开始，看着施工设备在暗淡的灯光下作业，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在现场的人没有一方的动机是邪恶的：居民们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我们也只是履行合同，而协助我们拆迁的政府人员实际并无决策权，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这个疑问持续到我的上级和我回国述职的时候。
其中一个问题是，收到消息称项目周边居民对项目实施有较大抵触心理，如何处置？
“那些人的想法根本不重要，先让政府派军警把人都驱赶出去，然后用栅栏把施工场域一围，里面一个安哥拉人也没有，都是咱们中国人，再雇一些持枪保安，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很讽刺的是，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但是人的感受显然不能作为工程验收的指标，所以当真正的项目标的被拆解成拆迁和建设进度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和诉求反而是最先被排除在外的。
“我要的是今天拆迁完毕，我管你有没有搬完？”
“我要的是施工进度，所以一个当地人我也不想用，你们最好都不要靠近。”
“拆了之后住哪？什么时候回迁？你去找负责这事儿的人去，我只管拆。”
从我进入公司第一天起，就被反复教育，我们是大国企，是央企，站位要有高度，我们出海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只有这个级别的企业才能走所谓的“高层路线”。套用到具体项目上就是，只去找对方的高层分配利益，解决问题。
找到一个关键的人，给他一笔钱，让他把问题解决，在规则尚未确立的环境中的确更快，甚至屡屡有人嘲笑欧美企业因循守旧，明明可以塞点钱就突破劳工法的限制大量采用技术水平更高、服从性和组织度都更高的本国工人，为啥还要费劲巴力地按照法律规定雇佣和培训当地工人？明明塞点钱给警察就可以无视居民的不满，为啥还要认真和每一户沟通解决问题？
现在看来，这种极度功利主义的行事风格造就了“走出去”战略早期中国企业在亚非拉欠发达地区的野蛮生长，但是也为后来的快速衰退埋下了祸根。
只是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海外工程人虽然都感到了某种不和谐，却也无法否认企业的收益在节节攀升的事实，同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国内月收入不过四五千，我们却能轻松拿到50万以上（这还只是中等水平）。
拆迁结束那天晚上回到驻地已是凌晨三点多，恰好是国内的发薪日，看着账面跳动的数字，那几个失去家园的青年人的咒骂和妇孺的哭声忽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殖民者就殖民者吧，钱真特么多”。
5、无奈的冬参
如果问起央企和其他级别的国企以及私企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可能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有政策优势，但是具体是什么政策，不在此行的人却难以说得清楚。
在这里需要先说一下中国对外的低息和援建项目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一般来说，中国政府会和当地政府先签署一份合作文件，在这个文件的某个附件里会表明中国愿意为该国在哪些领域提供多少低息贷款，或者无偿援助，相当于先给出一个资金池让对方使用。
受援国政府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把最迫切的项目放到这个资金池里来进行招标，但是如果使用中国的资金，最基本的附带条件将会是，要由中国公司承建该项目。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虽然是借给你钱，但是毕竟利率很低，考虑到你的资信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至少一部分项目建设利润能够回流到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必须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规定在中方一侧催生了一整套行为逻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受援国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每一个部委都有自己想要推动的项目，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想推动的项目，他们内部也在争抢发展的机会和资源，所以报上来的项目加在一起往往会大幅超过中方允诺的贷款或者援助金额，那么就要做取舍。
如果把借贷看成一个市场的话，买方是当地政府，卖方就是中方负责实施贷款的银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供不应求。买方当然可以自己砍掉一部分项目，但是往往砍到最后会发现“绝对得罪不起”的人推动的项目加载一起也还是超过能够拿到的贷款，那就只能把这最后的项目清单往对方桌子上一甩，让银行自己看着办，你愿意贷款给谁就给谁吧，你是外国人，就算砍掉了几个项目，也不会引发我这边的内斗。
这里说的银行，主要指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他们是中国对外进行优惠贷款的窗口，我们平日里习惯的四大行在国外见到他们都是弟弟。
但是开行和口行也不能，或者不愿意进行项目甄别，因为在他们来看，这些项目都是一样的：我是按照国家的意志放贷，对方提供的抵押条件都一样，我才懒得分析到底哪些项目对所在国的意义更重大，我只是无情的ATM。
那总得有一个标准，或者机制，来决定哪些项目能贷到钱吧？
还记得之前我说过，中国政府的附带贷款条件么？必须由中国企业承建。
所以承包商们就开始各显神通，跑去和安哥拉各部委说，你们和两行的关系一般，我和他们关系铁啊，我来为你们争取额度！
这就造成了三个现象。
首先，我说过，四大行在两行面前也只能算弟弟，在讲究级别对等的国有企业圈儿里（两行勉强算国企，虽然他们的风格更像是某种政府部门），能够和两行说得上话的，也就只有各大央企，省市级国企和私企属于典型的烧香都找不到庙门。
所以这个“由中国企业承建”基本约等于“由中国央企承建”。这也间接的促成了另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主体和建筑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央企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工程承包板块，摇身一变成了总包商，就靠着和两行的关系在海外帮助当地项目搞低息贷款，接了项目转手就连带责任丢给国内有队伍的建筑承包商，出了事儿分包商赔钱，自身只维持规模很小的商务团队（还有打官司用的律师团队），一点技术人员也没有，算是领悟到了皮包公司的精华。
第二个现象是，两行，尤其两行在驻在国代表处的权力变得极大。因为项目的第一手信息就由他们驻在国的代表处整理发回，两行驻在国代表的认可是第一道要过的坎，所以各大央企都像供奉家中长辈一样伺候两行的代表们，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的是，我曾经去访问其中一家银行的驻安哥拉代表处，其奢华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在最富有安全的富人区，有一栋带泳池的大号豪华别墅，内部装饰和家具全部从欧洲进口——只住三个人，考虑到安哥拉的物价，以及就算单人收入能够达到50w+却仍然要住集装箱房子的大多数央企员工们，其享受的供奉之丰盛可见一斑。
两行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所以各大央企基本上也被划分成了开行阵营或者口行阵营，从你家拿了贷款就没法从我家拿。
第三，就是经参处的权力急剧膨胀。在过了两行代表这一关之后，项目本身的资金基本上算得到了确保，安哥拉政府也就可以开始筹划招投标事宜了，但是这时候还不能说项目就十拿九稳地落到了运作该项目的央企手里。
为了限制中国企业在争抢优惠贷款项目时进行过度的价格战和恶性竞争，还需要中国大使馆驻在国经济与商务参赞——简称经参处开具投议标支持函，这是最后要过的一关，一般经参处只会放行两三家企业参与投标。
到了这个时候，安哥拉政府已经完全没有了压力，项目的资金已经得到确保，只要把项目给到中国企业也不会违背任何约定，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承包商一侧，为了防止前期的运作功亏一篑被其他中资企业截胡，大家又赶紧去经参处卖萌求包养，这时候大家就没有所谓的开行还是口行阵营的区别了，经参处收获的是双倍的快乐。
说起来，我算比较幸运的，我在安哥拉的时候的商务参赞是一位优雅的女士，我们都叫她冬参。
冬参是个很罕见的被众人捧上天但是从来不以此倨傲的人，印象中她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办公桌后面，最常问的问题基本都是你们在安哥拉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完全没有公事公办的味道，倒是很像个温和的邻家阿姨。
冬参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前面我说过，安哥拉的机场把敲诈中国人开发成了创收项目，但是开发这个项目的可不是只有机场的海关官员，但凡有点权力的都会想从中国人身上咬一口肉下来。最常见的就是交警查车，他们会想尽办法找理由罚款扣护照，然后你就得花个几十上百美元解决问题。
然后有一次我们公司的车被交警查到了，车上分别是我，另一个同事，司机和一个其他公司的朋友，警官查了我们几个的护照后表示要请我们去警察局喝茶，原因是违规雇佣劳工，原因是我们四个的工作签证虽然都是有效的，但是不是一家公司的，所以怀疑我们用别的公司的名义雇佣劳工非法工作。
对，你没有听错，违规雇佣劳工，就是因为不同公司的人坐在一辆车里。
我叹了口气，决定掏钱解决问题，毕竟去了警察局最终多半也是要掏钱的，在安哥拉这种开支属于正常范畴，回去写个说明就好。
这时候从后面的车上下来一个人，问我们怎么回事，警察洋洋得意地说了理由，那意思是你怎么着吧，我吃定这几个中国人了，再哔哔你也跟我一起去喝茶。
结果那人指了指自己的车牌，是中国大使馆的车，然后掏出护照来表示，你们这简直就是耍流氓，中国不同公司的人难道不能交流了吗？我和他们还前后车一起开着呢，我也不是一个公司的，你有本事就把我带去喝茶，我是中国驻安哥拉商务参赞，我回去就找你们外交部长去。
警察立马就跪下唱征服了。
这是我和冬参的第一次相识，所以我对她一直有着良好的印象。
考虑到在低息贷款项目招投标方面经参处有着近乎于无限制的权力，与数以亿计的巨大利益相挂钩，这就到了考验人性的时候了。冬参是很罕见的在这方面没什么瑕疵的人（我可以负责的说，这种人是少数），虽然只要她想要，都不用开口，就会有人把东西送上门，但是她从来没有收过大家的贵重礼品。
冬参唯一的爱好是喝点红酒，她在品酒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造诣，但是直接送，她是不会收的，只接受在公共场合的宴请上大家一起品尝一下，于是我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喝到了各国的名贵红酒，学会了全套喝红酒的精致礼仪，我现在还能记得每次她闻着醒好的红酒，由衷地陶醉在那淡淡的香气里的时候露出的会心的微笑。
但是我完全无意指摘冬参，在距离自己祖国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在面对削尖了脑袋都想讨好自己的各大中资企业的时候，仅仅在规则范围内稍微保持这种颇有点少女心的爱好，这让我觉得她只是一个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感受的有温度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官僚。
在物欲横流、道德底线普遍降低的环境中，一位让人尊敬的长者。
然而很多事儿，就算冬参也没办法。
安哥拉有石油，有基建的需求，对中国又抱持合作态度，且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得到中国的官方承认），中安两国政治经济上呈现两头热的情势。所以经常会有国内的领导来访，如果是中央部委领导来访倒是好对付，问题出在各省和直辖市。
在这里我需要稍微批评一下当年的某些领导，中国之所以能在非洲一呼百应，能够获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一直秉持平等的原则，而不像美国那般公然把落后国家称作粪坑。任何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到国内，都会有与之对等的接待规格，不会因为你是穷国和小国，就只派一个外交部的司长去糊弄对方的总统，这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真诚态度，几十年坚持下来才让非洲国家觉得我们真的是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但是到了我们出访对方的时候这个原则有时候就没有得到完整的贯彻。
当年一位领导访问安哥拉的时候，经办人极力要求当地大使馆和经参处配合安排会见安哥拉总统，且要求安排骑警开道，这些要求招致了安方的反感，因为这位到访的领导级别不足以享受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在他们看来这颇有点天朝上国官员驾临蛮夷之邦要好好风光风光的意思，考虑到安哥拉的被殖民历史（而且当时欧美已经在嘲讽我们在非洲干他们一百年前的事情了），这么做其实是不妥的。
但是国内的要求也无法忽视，于是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到了中资企业商会脑袋上，平时本来就总想刷刷冬参好感但是苦无机会的各大央企们立刻各显神通，有钱出钱，有关系出关系，最后总统也见了，骑警开道也实现了，接待任务圆满完成。
以我对冬参的了解，她是不太愿意动用中资企业商会的力量来解决这种应该被划分在公务范围内的事情的，所以在年会上她虽然表示了对大伙出钱出力的感谢，但是多少透着无奈。
身不由己，大概就是如此。
然而冬参也并不是所有掌握巨大权力的人的代表，实际上她只是少数。
我清晰地记得此后接待过一位国内来访的，属于两行系统的高层领导。
这位领导开座谈会的时候的演讲几乎每一句都带一句他x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能到如此高位想必并非一介粗人，只是他看透了下面这些人都仰仗他手中的权力，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完全不会有人在意，相反，大家还会像听圣旨一样好好把每一句国骂都记下来，如果有必要，裱起来也行——在他退休之前，所以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也就懒得再像国内一样谨小慎微，字斟句酌了。
相比之下，冬参的克制尤为珍贵。
6、阿阮的咖啡店
到安哥拉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件事是，到底是什么东西维持了我们的人性不坍塌，道德不倒退。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是网速。
很多人批评这个时代没有邻里街坊了，人情味淡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不紧密了。
我觉得他们这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深层本质：人不愿意和自己物理距离近的人社交的直接原因是通讯技术发达了，人们已经可以克服地理限制直接精确定位到那些和自己口味相同的人，所以没有必要谁挨得近就和谁社交了。在古代碰到个能理解自己的人得感动好几天，得一知己夫复何求，现在豆瓣上什么奇怪的小组都有，再乖张的XP都能一呼百应。
而构成这种社交模式的基础就是网速，准确的说，是便宜而快速的网络。国内生活久了就会忘记这种便利的存在，仿佛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应当。
然后到了安哥拉之后，我缺氧了。
因为网络设施过于糟糕，在2010年前后的安哥拉上网成本惊人，公司给的预算一天只能满足每个人15mb的流量，15mb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个qq账号在关闭接收图片功能的情况下挂一天都要超过这个数量，已经到了正常交流都无法进行的程度。而且速度还慢得惊人。
当然你对一个到了夏天就只能每天不稳定供电12小时的国家也不能有太多期待。
所以刚到安哥拉之后的一两个月是最难熬的，你会发现连看国内的新闻都成了奢望（网页加载太慢），好像一下子和世界失去了联系，物价高得离谱，所以吃和玩也完全无法随心所欲。
无聊，极端的无聊，然后是随之而来的寂寞和空虚。
许多人败下阵来，我就见过同公司的一个小伙，出国之前豪情万丈，结果刚一个月就每天给家里打电话，还每打必哭。虽然我也熬的难受，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他这个反应有点过于娘炮了，然后他不出所料的迅速辞职消失了。
另一些人走向了奇怪的方向，另一家公司的一个兄弟爱好是下班后坐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用弹弓打附近的乌鸦，撒一把面包渣，乌鸦们就会从附近的树上飞下来抢食，他就会一直一直瞄着打，乌鸦被打疼之后哇哇乱叫，他也不理会，重复着撒面包和发射石子的循环，直到天黑得看不到为止，全程没有表情。
当然，更多人选择看看书，养猫养狗，学学做菜，但是还是难熬，这些东西都不是人最根本的需求和欲望。
佛洛依德证明，人类所有欲望的起点，都是性。
因此爱情就变得泛滥起来。
不过驻外工作本身就是个男多女少的圈子，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条件过于恶劣，女生基本不愿意接受前往这些国家的职位，另一方面企业出于安全方面的顾虑也不愿意大规模外派女性员工。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现代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底气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基础上的，这些外在条件抹平了男性对女性的许多天然生理优势。
但是这种环境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所以放到安哥拉这个环境下，如果有什么一定要派出女性员工的理由，一种可能是实在是没有男员工可以用了，另一种更为实际，那就是为了解决青年男性员工的个人问题，常年驻外本身就是对人生理和心理的巨大考验，如果一点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那多数人是熬不下去的——当然，僧多粥少，而且有个女人就烧香了，颜值品位什么的就不能太苛求了。
而能够接受派驻安哥拉的很多女生，其实也早就有类似的心理准备，一部分人是因为缺钱所以选择驻外，但是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她们愿意降低一部分多数女性都不愿意降低的门槛条件去换取经济补偿——而那段时间的安哥拉正好是造富最疯狂的年代。
春姐大概是我在安哥拉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了，她同时也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和收入——她是前文中提到的两大行其中一家派驻安哥拉代表处的编内翻译，在翻译圈子里，这算是混到了顶，地位和待遇齐飞。
更重要的是，春姐是真的漂亮，知性中透着艳丽，身材也是玲珑有致，即使在国内，也算是出挑的美人儿。
但是春姐没有男朋友，作为安哥拉排名前几的大美女，却是单身。
注意，我说的是没有男朋友，不是没有过男朋友。
在无论长得多丑都会有一堆追随者的安哥拉华人圈，春姐的段位已经高到一般人根本没有胆量去尝试的水准——当然她也看不上。
于是最牛的钻石老王注意到了这朵高岭之花。
老王在安哥拉的华人圈里也是个传奇，是当年四个最先登临亿万富翁门槛的私企老板之一，老王牛逼到，我们和老金的航空公司合起来才够经费租用他已经放弃不用的老据点——一片位于市中心的由堆起来的集装箱装修而成的房屋。
老王年轻多金，春姐风华绝代，两个人见了面简直是天雷勾地火，郎情妾意好不甜蜜。
不过唯一的问题是老王在国内还有个老婆，一个陪着自己奋斗和发家致富的老婆。
更要命的是老王老婆肚子里还有个没出生的孩子。
但是春姐实在是太漂亮了，老王下定决心要和老婆离婚，抛妻弃子迎娶春姐，那段时间老王带着春姐各种参加当地的商务聚会，所有人都会心领神会地喊春姐一声王夫人。
我相信老王真的是有这个意思的，但是很快老王的父母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并且表示，如果你敢这么做，那么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
一边是倾国倾城的佳人，一边是其余所有家人——还有他们可能分走的财产。
老王最后还是没能挺住。
分手了的春姐好像一下从云端跌到了泥里，虽然还是那么漂亮，但是更多的是变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香艳故事的谈资。
因为和春姐所在银行的关系，我们经常能够见到春姐，她的上司是个和老金一样秃顶和蔼的中年人，我们都叫他徐处，酒到酣时男人们经常开始讲荤段子，什么大家虽然喜欢春姐但是都留给徐处的话就都冒出来了，徐处只是呵呵地笑，但是此时的春姐经常会露出落寞的表情。
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为什么现在还在给这群脑满肠肥的老男人赔笑呢？
我不知道春姐是不是真的这么想，但是春姐一直没有男朋友，或许她还在等老王回心转意。
与春姐的曲高和寡不同，大美和小美堪称安哥拉的大众情人。
作为最早进入安哥拉的，稍微有点档次的华人餐厅，浙江餐厅很快就发现聘用两个漂亮女服务员可以明显增加中资企业员工们前往用餐的频率——当然，就算他们不这么做，考虑到一共就三家相对上档次的中餐馆，他们也完全不愁没生意。不过澳门餐厅和香港饭店都搞了自己的看板娘，浙江餐厅无论如何也不能落于人下，于是就大美和小美这对姐妹花就被从国内招来。
浙江餐厅的老板非常明白大家的需求，故意把服务员的制服设计成高开叉的短旗袍，然后永远让大美和小美穿着高跟丝袜给大家上菜，她们虽然没有春姐漂亮，但是也算长得不错，况且只是餐厅的服务员，没有政策性银行翻译那种“连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吊打绝大部分工程狗”的光环，一时间浙江餐厅门庭若市，大美和小美的追求者如过江之鲫。
不过我要说的是，大美和小美是那种很让我佩服的女孩子。她们虽然明白她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是靠着美貌招揽顾客，也会陪大家欢快地聊天，但是从来不接受贵重的礼品，反倒是经常回国休息之后带点土产和食物回来分给大家，而且不接受任何追求者的表白，虽然拒绝得决绝，但是从来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以至于大家最后渐渐都混成了朋友。她们对自己的保护也十分到位，从不接受单独外出的约会，也拒绝陪酒。
我因为业务招待的关系经常去浙江餐厅吃东西，和姐妹俩也成了好朋友，偶尔餐厅的人和我们公司会一起出去吃个烧烤，小美和我说，她们姐妹俩最大的梦想就是攒够了钱回去开个自己的小店，把爸妈接来，一家人过快乐的小日子。
直到今天我也偶尔能看到她俩发在qq空间记录自己生活的照片，她们早就各自结婚生子，并且按照原先的计划有了自己的小店，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所以说我很佩服大美和小美，她们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是从来不受外力的干扰，一步一步践行最初的计划，直至达成理想。她们从一开始就只是把这段国外的经历当成事先目标的途径，对于那些中途加入进来的追求者们，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大家只是在特殊的环境才给与她们特殊的关注，在国内，这些年薪大几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她们从来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她们选择将内心封闭起来，以钢铁般的意志拒绝一切诱惑，不伤害任何人，在积累到足够的本钱后决绝地离开了安哥拉。
比起那些一直沉浸在众星捧月幻象中而不断重复分分合合的女生，她们是可敬的强者，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我和阿阮的相识是在一家名为“热带”的赌场里。
大家不要误会，我去赌场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赌博，而是去执行工作任务去了。
我说过，安哥拉的局长和部长们就没有一个是两袖清风的，收钱是基本动作，收到一定程度建立了信任，就会同意开始出来吃饭，再熟络一些，有的人就会希望能够介绍“中国女朋友”。
对于这种要求当然是不能拒绝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女同事或者其他女同胞介绍给他们。
但是还是有办法，因为在当地还有其他亚洲人存在。
与中国人借助国家力量全面抢占政府高端资源不同，越南人的国力孱弱，所以只能抱团在当地做一些华人不愿意做的低阶营生，其中就包括色情业。
这里我需要由衷地赞美一下我们的国家，如果不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使得我们可以抢占更高阶更有尊严的生态位，我们的处境绝不会比越南人更好——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的中国，我们基本就是那样，当时许多港台商人在深圳和厦门养着年轻的情人。
于是在为某位部长大人寻找“女朋友”的时候，我在越南人聚集的热带赌场里注意到了阿阮。
当时她化着淡妆，慵懒地靠在吧台举着一杯香槟，和一般娇小的越南女孩不同，她的身材显得颀长丰满，披肩长发配合红色的礼服显得非常妖娆。
我走过去用谷歌翻译表示，今晚我希望她能帮我接待一位我的顾客，没想到对面的女孩直接用英文回应我说，她是不接待客人的，但是她有其他的姐妹可以，随即叫来了几个女孩。
我略微有点惊讶，因为一般带队的都是那种一看就不好惹的男性，但是既然对方说自己不做，对我也没什么大不了，其实或许我还暗暗松了口气，因为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后来因为类似的原因我又和她在赌场里见了几次面，为了方便联络业务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和姓名，从这时候起我才管她叫阿阮。
不过如果是这样，事情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我们的车子被匪徒爆菊的事儿么。
作为唯一一辆能当门面的车，我们很快就把车送去修了，结果修理厂鉴损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我一下，我一回头，发现是阿阮，原来我们俩住得其实相当近，她那天恰好也是来提取保养的车，就碰到一脸衰样来修车的我。
那天的阿阮只穿着便装，也没有化妆，但是我反而觉得她本来就长得很清秀，这样看起来十分清爽。
阿阮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顺手把带来的盒饭分了我一半，那是一种有着淡淡芭蕉（也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叶子）香味的，里面混杂了集中我说不出来的炒碎的配料的略带甜口的米饭，吃起来相当爽口，我说这大概是今天唯一的幸运了，而且我很喜欢你做的饭。
阿阮笑嘻嘻的说那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吧。
我愣了一下，阿阮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呵呵的走了。
然后我下次和她见面的时候，阿阮居然真的就从包里掏出一个饭盒递给我。
说不上感动，但是一句玩笑话她一直记着，我心里也十分受用。
那之后每次去找她都能吃到那种甜丝丝的杂饭。
圣诞节假期的某一天，安哥拉的部委们都放了假，平时24小时连轴转的日常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还有几个同事休年假回了国，我则和其余三个人百无聊赖地守着公司驻地，除了偶尔和大金他们打打游戏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缺了点什么。
我内心其实知道我想去见谁，但是我从来没有因私去找过她。
在犹豫了一天之后，我发现继续犹豫下去除了更烦躁之外不会有其他效果了，于是就叫来司机，开车去了赌场。
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我直接去了阿阮喜欢趴着喝酒的地方，却发现是另一个和阿阮一起的姑娘坐在那里，姑娘问我是不是需要带人出去，我想问阿阮在哪，又隐隐觉得不问可能更好，于是摇摇头原路出来了。
然后等我到了驻地，发现门口还停着一辆车，阿阮站在门口等我，说今天她有点不舒服，所以换了个姐妹去值班，但是对方发信息告诉她说我来了，没说话又走了，于是她猜到我是来找她的，之前已经和她说过我们驻地的位置，于是她就直接到这边来等我了，我一看手机，才发现有几条她的短信和未接来电，只是心情复杂的我路上都心不在焉，手机还开了静音才没有收到。
我叹了口气，觉得再伪装反而显得虚伪，干脆承认我今天就是来找她的。
“又想吃我做的饭了？”
“还有希望你跟我出去。”
“我不接待客人。”
“是希望你跟我出去，这不是生意。”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意志足够坚定，可以只为了挣钱和事业去碰触这些不那么光明的领域，并且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乱，但是这次我承认我输了。
可能是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削弱了我的意志，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过于疲倦，也可能是我其实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在自我想象中自己十分坚强，但是其实还是很希望别人来舒缓自己的寂寞。
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明确此时此刻我想要对面这个女子。
阿阮听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表情很玩味的样子，然后上来踮着脚亲了我一下。
。。。
后来我开始每周都约阿阮出来，谈谈最近的见闻和各自的家乡，以及有趣的段子，我知道了她的家乡是河内西边的一个小镇，家里有兄妹三个，而她是最小的妹妹，她希望将来能回家开个咖啡馆。
“你攒够钱了吗？”
阿阮没有正面回答过，只是从背后又稍微抱紧了我一下。
不久后的某一天，当我再去热带赌场的时候，阿阮消失了，带着她的姐妹们一起。
一年多以后，我的手机曾经收到过一个来电显示为越南的电话，可惜没有接到，后来我托会越南语的同事打回去，对面说他们只是公用电话，我没有问对方来自哪里，但是我相信，那应该就是阿阮打来的。从此我失去了所有和阿阮相关的信息。
多年之后，我曾有机会前往越南旅游，我试着在凭借残存的一点记忆在地图上找寻阿阮的故乡，但是最终未能如愿。
坐在街边的咖啡馆里，我忽然觉得阿阮和大美、小美两姐妹的身影在脑海里有点重叠的意思。如果我没有出现，她应该会像那对姐妹一样，按照既定的规划攒钱，回国，开店，结婚，生子。
现在她一定已经回到了当初的轨道上，在自己开的咖啡店里忙碌着，可能还时不时要哄一哄自己的孩子，素面朝天，根本找寻不到热带赌场里那个妖娆美女的一丝影子。
阿阮哪，等你老了，你会不会想起，在安哥拉的赌场里，你曾经带着精心烹饪的盒饭，等一个中国人来？
7、大金和小叶
虽然我本人从来没有申请入党（主要是嫌麻烦，要定期进行各种学习和写思想汇报，我是个境界没那么高的人，除了挣钱和玩游戏就没什么核心爱好了），但是我自认还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什么宿命轮回之类的东西。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迎接我的是大金，而最终促使我离开安哥拉的，也还是和大金有关。
在说大金之前，先来说说小叶。
他是同一批招进公司的三个翻译之一，和其他两人想必，小叶属于那种特别有主意，干事儿特别有积极性，对领导的意志一丝不苟贯彻的人。
要说他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是把想获得提拔过于明显的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了，但是这对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小叶是真的拼，在酒场上经常陪着领导玩所谓的“深水炸弹”：也就是各种不同的酒混合着喝，喝到一定程度受不了了到厕所里吐一下回来接着喝，直到把桌上的老黑全部镇住为止。
我的印象中，小叶基本上每周都要这么拼杀个四五次，那时候酒桌上流行所谓正打一圈，反打一圈的规则，也就是从主要嘉宾开始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和桌子上的每一个人都喝一杯，小叶经常各种酒混合着喝二十多杯。
然而他还不能休息，回来经常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所以在我看来小叶真的就是个超人，正常人摄入那种程度的酒精绝对无法保持清醒，而他可以吐完了坚持回来处理完公文和邮件再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奋战。
我其实很喜欢小叶，因为他身上有一股绝不服输的劲头，而领导也很器重这个年轻人，把几乎所有重要的关系都交给他对接。
小叶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工作。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会看到他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睡着——并不是熬夜加班了，只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始终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所以只要稍微松懈一下，有个靠的地方就会睡着。
我也加了小叶的好友，在我的印象中，小叶很少发朋友圈之类的东西，只是偶尔更新一两条状态，大概意思都是，如果不能完成目标，那么就绝对不能停下。
当时我就隐隐感到有一点忧虑，一个人给自己加压到这种状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汉武大帝里就曾经有人提醒过刘彻，剑磨得太快，容易断，结果不幸言中，霍去病英年早逝。
因为工作的关系，小叶和我关系不是很近，因为他刚来的缘故，领导安排之前的一位翻译老贾来带小叶，但是在小叶近乎工作狂的努力直辖，原来由老贾负责的许多客户最终都由小叶接手了。
老贾比小叶大接近十岁，还不是科班毕业，且和公司签署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还有一年就要到期的劳务合同，小叶的到来直接冲击到老贾存在的必要性，其压力可想而知。
小叶虽然是个拼命三郎，但是也并非没有感情的钢铁，和他一起来到安哥拉的还有同寝室的另一个同学小云，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处工作。两个年轻人都很上进，双方的领导都安排他们对接最重要的几个部分，于是小叶和小云就经常能在各种招待会和项目说明会上见面，小叶非常喜欢小云，没事儿就喜欢拉着小云出来吃饭聊天，我想这是他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小云就没那么单纯，有一次我和领导出外省出差的时候，领导无意间说起，小云和自己的领导吹嘘，在大学期间小叶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虽然这可能是事实，但是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显然不是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事情，而小叶似乎毫无察觉。
我不禁更加为他担心，这世界的付出和回报从来不成正比，小叶如果知道自己的朋友这样对自己，会不会心灰意冷？
然而还没等我提醒小叶，我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要投的一个关键项目的报价，被小云的公司提前知道了，而对方的领导在投标文件递交之后还在酒席上有意无意的向我们领导透露了这个消息，甚至包括我们有什么核心代理都知道。
小叶理所当然的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但是小叶坚决否认，表示他从来没和小云说过这些事。
看过易中天品三国的人都知道，他对孙权的领导方式的评断是“情天恨海”，家族式的管理。所有属下都是自己的家人，起初给与无限的信任，一旦出现裂痕，立刻就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从而陷入极端的仇恨。
领导对小叶也是如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小叶做了什么，但是小叶很快被剥夺了多数权限，这时候也正好赶上小叶回国休假。
这时候小叶做了最错误的一件事，领导安排他去指导一下新来的两个翻译，小叶毫无保留地把现场的情况说予他们听，还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席间苦闷的小叶多喝了两杯，表示自己受到了冤枉，实在是非常伤心。
那两个新来的翻译第二天就把小叶说的话原封不动的汇报给领导，领导认为小叶是在说自己坏话，小叶回到安哥拉的签证申请直接被取消，最终不得不辞职离开了公司。
那之后的一天晚上，有次我和阿阮去浙江饭店吃饭，居然看到老贾和小云这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人在单独吃饭。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之前投标文件泄漏是怎么回事。
可惜那时候小叶已经离开了公司，老贾重新掌握了核心资源，而小云听说也获得了升迁。
小叶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他只是单纯的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提升。
但是所有他信任的人都背叛了他——指导的前辈，大学四年的同学，还有倾囊相授的后辈。
而这些人都获得了提拔，只有小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还没从小叶这事儿里缓过来，大金那边又出问题了。
在这里要提前说一下大金这个人，和他做的工作。
大金是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在当地的总代表，手底下管理着十几个员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在我们看起来简直就是天堂：只有在航班来的那两天，他们需要穿上荧光背心到机场里去做做地接工作，其他时候完全没有事情干，但是按月算的工资还比我们高。
而且因为是航空公司的缘故，所以他们坐飞机回国休假是有内部政策的，我没记错的话是两三个月就能免费坐回去休息休息，而苦逼的我们经常要呆满十一个月。
因为没事做，他们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十几个人在办公室里联网打游戏，一打打一天。
而大金虽然是领导，但是一点领导的样子都没有，还经常鞍前马后的跑着给大伙买饮料发零食，以至于他手下的人都不习惯叫他金总，而是叫他的全名。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还摊上事儿了。
实际上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出在他的手下身上。
当年出国干活的人都是按照驻外的天数发工资，这个工资如果直接发到银行卡上，是有一大部分要缴税的，大家在前面吃糠咽菜连个网都没有，然后这点血汗钱还得纳十几万的税——我无意质疑国家的税收政策，但是他们和国内能挣到相同钱数的人纳一样的税从心理上有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国内一年挣大几十万的都是小老板或者金领，这些人能拿到这个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要背井离乡，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所以大伙就不想纳税，公司也不想，于是一拍即合，在当地直接发美金现金。
但是这就遇到了问题，因为安哥拉允许个人一次性带回国内的美元是有上限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三万美金一次，很多猛人一呆能呆两三年不回去，手里的钱肯定超过上限，还有当地的小老板也有这个诉求，于是怎么把钱带回去就成了迫切的需求。
还记得我说过，大金的员工们每过两三个月就能回国一次吗？而且他们长期在机场做地接工作，在机场混熟了之后经常可以不过安检直接上飞机，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随身携带大额美金回国，然后按照比例抽成。
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要做这个生意就得把消息扩散出去，但是扩散得多了就会超过一个人能携带的上限，然后自然会有人因为等不及去问同一个航司的其他人。
这个其他人没有胆量做相同的买卖，但是也不想看着自己的同事就这么一次一次的赚快钱，于是直接跟机场的安检做了举报。
结果这位单人地下钱庄在下次运货出境的时候直接就被查了，浑身上下搜出来数十万美金，不仅钱被没收了，人直接就进了监狱。
出了这种事情，大金也慌了，他慌的是安哥拉的监狱条件过于恶劣，里面都是感染了艾滋病的暴力犯，他那些整天只会打游戏的废宅员工进去了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
于是拜托租住在一起的我们去把人给捞出来，毕竟工程公司都搞过强拆，和警方多少是有些关系。
求爷爷告奶奶半天，大金还自掏腰包垫付了不少钱，好容易才把人捞出来，当然工作是别想保住了，直接带回国就开除了。
接下来事情就开始朝着魔幻的方向前进了。
被遣送回国那位不知道为何恨上了大金，可能是因为觉得大金没有保住他的工作？反正写信举报了这边的一系列经营管理问题，包括每天没正事打游戏什么的都说了。
然后这边出了这种事，总部正想敲打大金呢，没想到被开除的人还能废物利用，真是意外之喜。
结果在调查的过程中居然大金的手下们也有人开始煽风点火，说什么大金租用我们的基地也有经济上的问题云云。
这可真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大金他们住进来的唯一原因是这个基地对我们几个人来说太大又太贵了，是我们主动邀请大金他们住进来分担房租的。
这件事我们不止一次的感谢过大金，当着众人的面。
不过大金不愧是个好人，总部来回盘查了一个多月，愣是没查出一点经济上的问题，反倒是把之前的那些告发都给证伪了。大金虽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但是得以留任，而且因为举报是匿名的，虽然知道有人在陷害自己，但是因为不知道是谁，也只好这么继续干下去。
阿阮走后的一天夜里，我坐在中庭的花坛旁边纳凉，一身酒气的大金走过来，抱着我就开始放声大哭，从头到尾哭了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直到筋疲力尽，被我送回屋子里去。
他不明白，自己善意对待每一个人，为什么最后遭到这样的对待？全安哥拉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领导，难道是他做错了什么？
大金和小叶不明白的是，在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人们对于自己需要得到的回报的期待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不然不足以弥补自己付出的代价，相应地，道德约束力就会下降——那些到了每周大陆大搞种族灭绝的欧洲白人老爷们难道在家也是那副德行吗？不是的，只是他们死了那么多人费劲巴力来到地球另一端付出的成本，用勤劳良善的方式已经不可能得到让自己满意的回报了，所以只有去抢了。
什么冒险家的乐园，无非是法外之地，大家可以在这里尽情释放自己的恶，争个你死我活罢了。
你们错就错在只想做个好人，只想靠自己的努力，结果被野心家和阴谋家门当了垫脚石。
大金最后还是离开了安哥拉，去了欧洲的一个小国继续当他的当地代表，我想这大概是最接近好人好报的一个结局了。
但是小叶走了，阿阮走了，大金也走了，我忽然发现周围一个能不带负担聊天的人也不剩了。
我也该走了。
再见了，安哥拉，或许你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我并不是一名冒险家，我像多数人一样，习惯了有秩序的日常，直到有一天完全失去他们，才发现不被规则所束缚，就不被规则所保护这一最基本的事实。
也希望你能够早点回归秩序和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