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有三个外部情况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比较容易地打断了帝国主义链条，从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第一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即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开始的，当时这两个集团忙于决死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力来认真注意扑灭十月革命。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冲突来巩固和组织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中开始的，当时苦于战争而渴望和平的劳动群众被事物的逻辑引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强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于把苏维埃革命和结束可恨的战争联结起来，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中间获得广大的同情。

        第三个情况：在欧洲有雄伟的工人运动，在西方和东方有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这个情况对于俄国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保证了俄国革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可靠的国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况，十月革命还有许多使它易于获得胜利的内部有利条件。

       其中主要的条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最积极的拥护。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与土地的贫农和大多数士兵的最可靠的拥护。

       第三、它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为统帅，为领导力量，而这个政党所以有力量，不仅因为它有经验和多年来形成的纪律，而且因为它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这样一些比较容易战胜的敌人，如较为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被农民“骚动”弄得颓丧不堪的地主阶级、在战争进程中完全破产的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

        第五、它拥有新国家的广大地域，它在这个地域内能够自由回旋，能够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实行退却，能够暂时休息，能够集结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能够指望得到国内充足的粮食、燃料和原料。

        这些内外情况配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特殊环境，使十月革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在内外环境方面没有不利的条件。例如十月革命处于相当孤独的地位，它旁边和邻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苏维埃国家，这个不利条件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呢？毫无疑问，例如德国未来的革命在这方面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状况，因为它邻近有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至于无产阶级在国内不占多数，这个对十月革命不利的条件我就不谈了。

        可是，这些不利条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内外特殊条件的巨大意义更加明显了。

        一分钟也不可以忘记这些特殊条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的德国事变时，特别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托洛茨基首先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因为他竟笼统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国革命类比，并放肆地痛斥德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和虚构的错误。

        列宁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这个革命继续下去并贯彻到底，就比西欧各国困难了。我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这一点，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一）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和通过这个革命来结束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件事联系起来；（二）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决死斗争，这两个集团当时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敌人；（三）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这多少是因为我国幅员广阔和交通不便；（四）当时在农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接受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其大多数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通过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立即加以实现；——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的重新出现是不很容易的。正因为如此——除其他许多原因以外——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要比我们困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五页至第四十六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第二、在我国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而且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计不足或“稍微”估计过高，像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现在爱说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至第三五一页）

其次：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同上，第三八七页）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这些异民族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摆脱财政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大战时期的立场，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大家知道，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说“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

       我们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在这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顿，在另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跃进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纪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已经跃进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规律的出发点是：

    （一）“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见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言，“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九页）

    （二）“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它们把全世界卷入它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同上）

    （三）财政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四）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五）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雄伟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对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说来，无产阶级革命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一九○六年）来看吧。

       托洛茨基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一九二四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 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可见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像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 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真正的建设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七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因为热中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不知不觉地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论据。

       也许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 ：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绝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托洛茨基的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说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一九〇五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当时跑得太远，企图在一九○五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说，可是后来，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听听他的话：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斯大林注），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骂帕尔乌斯不该提出“不断革命”论。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应当也把帕尔乌斯的同伴托洛茨基骂一顿。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摈弃了的“不断革命”论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这话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话和腐败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的。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要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至少必须弄清楚这个策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所以必须这样，尤其是因为在许多论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小册子中往往正是把这些特点忽略了。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以为在十月革命准备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即侦察时期和起义时期，此外的都是由于误信邪说。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比预定‘更左的’四月游行示威，是检验群众的情绪和群众与苏维埃内大多数人的相互关系的一次侦察性攻击。”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实质上这一次游行示威也不过是在运动的新的更高阶段上的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侦察”。不用说，依照我们党的要求举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游行示威，在托洛茨基看来，更应当称为“侦察”了。

       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有了由工农组成的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在四月、六月、七月都没有调用这支军队举行起义，而只进行了“侦察”，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情报”没有提供有利的“材料”。

       不用说，这种对我们党的政治策略的简单化的看法无非是把通常的军事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混为一谈罢了。

       实际上，所有这些游行示威首先是群众自发施加压力的结果，是群众激于反战义愤而涌现街头的结果。

       实际上，当时党的作用在于给予自发产生的群众发动以一定形式并加以领导，使之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进行。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斗争和阶级冲突进程中才建立这支军队（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终于建立了这支军队），它是通过四月游行示威、通过六月游行示威和七月游行示威、通过区杜马和市杜马的选举、通过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通过对苏维埃的争夺来建立这支军队的。政治军队不是军事军队。军事指挥部在开始作战时就已经拥有现成的军队，而党却要在斗争进程中，在阶级冲突进程中，在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党的口号正确，相信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军队。

       当然，每一次这样的游行示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见的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起侦察作用，但是侦察在这里不是游行示威的动机，而是游行示威的自然结果。

        列宁分析十月起义前的事变并拿这些事变和四月至七月间的事变比较时说道：

“这时的情形恰巧跟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为当时所发生的是自发激动，而这种激动是我们党没有察觉到的（如四月二十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游行示威的（如六月九日和七月三日）。因为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 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还不能跟着我们走，所以起义还为时过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九页）

      很明显，单靠“侦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侦察”，而在于：

   （一）党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的斗争中始终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高涨；

   （二）党依靠自发高涨，同时保持了自己对运动的独掌领导；

   （三）对运动的这种领导使党易于编制群众政治军队去举行十月起义；

   （四）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准备工作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

   （五）十月革命的这种准备工作又使政权在十月起义胜利后落到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

     总之，一个党即共产党的独掌领导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十月革命优异于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地方。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领导由两个党分担，而其中哪一个党也不能称为共产党。

     第二个特点。这样，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进行这种领导的，这种领导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呢？这种领导是循着使妥协政党——在革命总爆发时期内最危险的集团陷于孤立的路线，即循着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路线进行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承认：

    （一）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二）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

    （三）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应当指向使这些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群众离开它们。

      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时期，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一九○五——一九一六年），自由保皇党即立宪民主党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大多数人民即全体农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党。自然，党在当时把主要打击指向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不使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农民和沙皇制度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战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仇恨立宪民主党人”，断言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遮掩了”反对主要敌人即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责备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不了解这个战略要求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是为了促进并加速对主要敌人的胜利。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样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会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各种斗争势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来了。沙皇不存在了。立宪民主党由妥协势力变成当权势力，变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了。斗争已经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进行，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党在当时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党。自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打击当时指向了这些党，因为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苏维埃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憎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备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主要目标。可是，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雄辩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只有采用这样的策略，才得以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劳动农民群众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望，他们离开这些党，他们转而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这一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围。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争夺劳动农民群众，争取掌握这些群众的历史。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暴动，——这些事实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命运。而这些事实是以证实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正确来决定这个命运的。因为当时不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摆脱战争。 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政策原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总之，使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陷于孤立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领导路线，——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二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就会悬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训”中一点也没有说到，或者几乎一点也没有说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这样，党对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领导是循着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陷于孤立的路线，循着使广大工农群众离开这些党的路线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具体实现了这种孤立，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口号下实现了这种孤立的呢？这种孤立是以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式，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通过把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政权机关、变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斗争来实现的。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苏维埃作为能够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能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负有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使命的基本组织杠杆呢？

       苏维埃是什么呢？

       列宁还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说过：“苏维埃是新式国家机关，第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和人民隔离，而是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关保证和群众，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关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关的成员是不经过官僚手续而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关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和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易于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关，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权和法律执行权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假如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关保持政权，而新的机关要一下子建立起来是不行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页）

       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就抓住苏维埃作为便于组织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式强大机关的基本组织环节。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从它的内部发展方面来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以前，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和第二个阶段（在科尔尼洛夫暴动失败以后）。

       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口号意味着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破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因为当时苏维埃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使在野党（即布尔什维克）有自由鼓动权，使各政党在苏维埃内可以自由斗争，预期布尔什维克能够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这种斗争来夺取苏维埃并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成分。这个计划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无疑有助于准备保证专政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它既然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掌政权，迫使他们实施他们的反革命政纲，就更快地揭露了这些党的真正本质，使它们更快地陷于孤立，使它们更快地脱离群众。可是，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中断了这个发展过程，使反革命势力（将军和立宪民主党）占了优势，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抛入反革命势力的怀抱。这个情况使党不得不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等到革命再度高涨时再把它提出来。

       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失败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现在这个口号已经跟第一个阶段不同了。它的内容根本改变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并使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因为大多数苏维埃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革命经过起义直接进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并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国家形式。

       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于它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摆脱帝国主义，揭露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政策是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而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如果我们不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能把自己的党的口号变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推进革命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不仅能使先锋队和大多数工人确信党的政策正确，而且能使大多数人民确信党的政策正确，那末情况就不全面了。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

       召开和解散立宪会议的经验是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的明显例子。

       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口号。大家知道，立宪会议是根本和苏维埃共和国基础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向着苏维埃共和国前进，同时又要求临时政府立刻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布尔什维克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在举行起义前一个月，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布尔什维克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会有”这种事情，是因为：

    （一）立宪会议思想是当时在广大民众中间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二）立刻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易于揭露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三）要使立宪会议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就必须引导这些群众带着他们对土地、和平和苏维埃政权的要求走到立宪会议门前，使他们和实际存在的立宪会议接触；

    （四）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确信立宪会议的反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五）这一切自然就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是消除立宪会议的手段之一；

    （六）这种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实现的，那就只能使立宪会议服从苏维埃，使立宪会议变为苏维埃的附属品，使立宪会议无能为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政策，立宪会议的解散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后来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下的发动就不会遭到那样可耻的破产。

      列宁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没有抵制立宪会议呢？列宁说，这是因为：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同上，第四十二页）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就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引证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谈到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关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的有名的信[2]（写于一八七一年四月）时，清清楚楚地写过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所说的毁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意见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奇怪的，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想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极端僵硬的……一八七一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的革命只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参加进来，才能成为把真正人民的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和无产者的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八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总之，善于用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立场的方法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党的口号的正确，这是把千百万劳动者争取到党的方面来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四个特点。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完全足以使人认清这个策略的特征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七年的历史不是证实了这个理论，而是推翻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不可采用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展的方案，因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实抵触。它尤其不可采用来作为口号，因为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有可能独立突破资本战线的个别国家的主动性；因为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积极进攻资本，而是推动个别国家消极等待“总爆发”的时机；因为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者中间培养坚决革命的精神，而是培养哈姆雷特式的担心“万一别人不来援助”的犹疑心理。列宁说得十分正确，无产阶级在一国内胜利是“典型现象”，“几国同时发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可是，大家知道，列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它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发展论①（① 参看上面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像从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前，发达的帝国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出现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样简单了。因为出现了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样一个新因素，这个规律说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世界资本战线全线削弱，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因为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财政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所有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时不能不估计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谈了）。

       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

       列宁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做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终究能把这些国家里的革命运动推延下去，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六页至第四五七页）

       除此以外，不仅战败国和殖民地受战胜国的剥削，而且一部分战胜国也落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财政剥削的罗网中；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帝国主义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这些矛盾以外，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极深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正在发展；所有这些矛盾又由于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同这些国家并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国际形势的特点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我们看见，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第二、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

       列宁说：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而且那些虽然记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种只应接受外援的被动现象的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不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约·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国家出版局版

参考

1. ^约·维·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和五月出了两版。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和演说编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写完该书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在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各版中刊载过，此外还刊载在各种文集中和出过单行本。序言的另一部分作为“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注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中。

2.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二页至第二六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