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版颜色革命困局，东汉摧毁匈奴体系架构，引发胡人难民内迁潮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书接上文。公元91年窦宪率军北伐，燕然勒石，草原局势一片大好。

北匈奴西迁，漠北万里无人烟，南匈奴内附，行政外交都被中原控制，思想行为高度汉化。

然而就在帝国影响力达到巅峰之际，东汉王朝内部心态膨胀，昏招迭出。

窦宪谋反未遂被清洗，长城沿线北匈奴移民被诬告逼反，西部边疆爆发羌乱。

一、局势

一系列的变故让汉王朝在近30年的时间内疲于奔命。

直到公元117年和公元118年才先后将匈奴叛军和羌人部落暂时镇压了下去。

战争让中原府库空虚，更糟糕的是汉帝国原先对漠北的统治计划也全部流产。

至此，无论是上个视频中提到的窦宪方案，即在北匈奴内部扶持一个听命于洛阳的傀儡单于。

还是袁安方案，即遣送已经汉化的南匈奴部众北上，都已经无法实现了。

近30年的时间里，原先并不强大的鲜卑趁汉军无暇北顾之际悄悄移民漠北，占了最大的便宜。

我们以公元118年为分界线，这一年东汉北方局势大概是这样的。

草原上，南匈奴控制漠南，鲜卑人控制漠北，各方势力暂时都处于相对稳定有序的状态。

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理解，此前视频已经讲过了，南匈奴是汉王朝扶持的傀儡，非常听话可控。

鲜卑人呢？他们虽然控制了漠北逐渐强大了起来，但还没有完全强大。

根据《后汉书》记载，鲜卑部落初次完成统一还得等到汉桓帝时期。

然后长城沿线：

“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在此之前史书上虽然也有其南下抢劫的记录，但相对而言频率和烈度都不算高。

总而言之，就当时的情况看，汉朝已然丧失了扬威漠北，影响力遍及草原的最佳机会。

不过拿不到最优解，取一个次优解也是不错的，中原能控制南匈奴，就等同于拿下了半个草原。

漠南气候条件远比漠北优越，再加上单于还能获得汉帝国的物质财富支援。

按常理推测，即便鲜卑油盐不进非要用武力说话，打起仗来那也应该优势在我。

南匈奴要是再给力点，重返漠北都是很有希望的。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场博弈的最终结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真实历史中，南匈奴根本没有顶住鲜卑的攻击，军事上的失败还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

受北方军事压力的影响，匈奴人不断内迁，中原又恰好碰上汉末至魏晋时代的百年混乱局面。

最终结果就是五胡十六国，北方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现在问题来了，让我们回到悲剧尚未发生的公元118年。

此时草原局势尚且不错，之后呢？南匈奴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东汉王朝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国立幼主

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败原因多种多样，但立幼主，在其中肯定是能排得上号的。

东汉王朝非常不幸，这或许真是国运，非人力可以改变。《后汉书》曰：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

古代皇帝的频繁更换往往意味着权力结构的不断调整。

这段历史相信许多人都有所了解，东汉中后期君主普遍短命，宦官、外戚争权夺利，朝政日趋混乱。

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南匈奴很快切身体会到了来自洛阳朝堂上的震荡。

此前视频已经讲过了，南匈奴王国内政外交基本是被东汉王朝控制的。

单于卫队由汉军组成，单于庭的决策要有汉朝官员过目，甚至于草原上都有汉朝驻军。

负责以上工作的官员被称为“护匈奴中郎将”，官位虽不高，地位却不低。

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他们的职能大致相当于后世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总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单于一点权力都没有。

从《后汉书》记载来看，从光武帝刘秀至明帝、章帝期间，东汉对南匈奴的管束应该算是比较宽松的。

我就外交、内政、军事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

首先，外交方面，汉朝无可置疑地总揽了所有权力，大方向必须听我的，没商量。

例如公元66年东汉与北匈奴开展外交沟通，南匈奴有人心怀不满想叛逃，结果引起了汉明帝激烈反应，此后：

“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

其次，内政方面，汉朝虽然都会审核，但一般不发表意见，比如单于继承制度，完全由匈奴人自己处理。

差不多只要听话，谁上台都行，最多就是新单于登基了，派遣个使者过去赏赐一下，承认你的合法性。

最后，战争方面，如果南匈奴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北匈奴作战，史书上通常找不到向朝廷请示的记载。

反之单于需要中原出兵配合，或者皇帝打仗要征调匈奴人，那军事行动必须无条件服从汉军指挥。

总结一下，东汉前期对南匈奴的控制原则大致是“抓大放小”。

也就是大方向把握住就行，不触动中原根本利益的东西基本不加以干涉。

即史料中不断提到的：

“因其故俗。”

那么东汉中后期呢？朝堂上混乱的局势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为了方便理解，大家可以先试着代入下近年来白头鹰在各地掀起的颜色革命。

这些所谓的“革命”摧毁了许多地区原有的统治秩序，取而代之的是阿美利卡式的议会和民主制度。

问题是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历史遗产和生活方式，发展水平更是天差地别。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强行扶持一个自己理解中所谓的“先进文明”制度，并不一定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如果不符合，那么必然会造成上层统治与基层秩序脱节，混乱和动荡随之而来。

公元118年后的东汉王朝干的事虽然表面和白头鹰不同，但内部逻辑却与之类似。

帝国中后期任命的那批“护匈奴中郎将”，不说全部，起码其中大部分人对草原局势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

当中原不再“因其故俗”，南匈奴王国深受其害。

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公元126年，匈奴左部发生叛乱，单于脱帽下跪请罪。

当时担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官员名叫陈龟，他直接把单于和左贤王给杀了，还想把其亲属抓起来当人质。

理由很简单，你渎职！连自己的部下都管不好，要你何用？

问题是从礼制讲，单于地位相当于汉朝诸侯王，这是一个中郎将想杀就能杀的吗？

你让广大匈奴人怎么想？后任单于还有何威严去统帅各部？

此次事件后，《后汉书》记载许多新归附匈奴的部落开始有想法了，所谓：

“降者遂更狐疑。”

如果说陈龟已经很过分了，那比起后任他还算是讲道理的。

公元158年，张奂用同样的理由把单于给绑了，然后直接任命左谷蠡王继承大统。

此前视频曾提过，匈奴人是有宗法继承制的，草原上，左贤王相当于中原太子。

这种行为预示着汉朝的过度干涉，已经开始瓦解南匈奴王国原有的统治架构了。

公元179年，张脩居然因为和单于合不来就把人给砍了，然后改立右贤王。

根据统计，以上个视频提到的汉和帝时代的安国单于为分界线，此后12个单于中竟有8人废立受到汉朝影响。

单于庭混乱不堪，组织动员能力肯定也会下降。

我对《后汉书》中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公元118年以后，南匈奴再也没有单独发起过进攻性军事行动。

甚至不要说主动进攻了，很多时候还要依赖汉军为其提供保护才能维持统治。

中原王朝超然物外，坐享其成，以夷制夷的好日子彻底过去了，以后再出门打仗都得亲自上阵。

更糟糕的是没了单于庭的约束，东汉中后期草原上许多部落内讧不断。

当时状态大概是这样的，单于庭威望愈发不足，地方开始出现骚乱，匈奴军自个搞不定叛乱，于是请汉军入场。

汉军动手镇压，就有官员想处理单于，内容包括令其谢罪，自杀等。

处理完了单于，单于庭威望更低了，紧接着又会激起新一轮的骚乱。

恶性循环下，好几任护匈奴中郎将都觉得这活不好干，《后汉书》中也多次出现：

“单于不能制下，单于不能统理国事。”

之类的字眼。

三、难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机构濒临崩溃，饱受鲜卑打击和内乱影响的南匈奴开始出现难民。

虽然汉朝理论上不允许胡人内迁，但当时边境混乱不堪，凡事总有例外。

以几次比较严重的难民潮为例。

公元140年，匈奴左部叛乱句龙王掀起大规模叛乱。

为了保护匈奴统治核心，汉军将单于庭迁到了离石，大致就是今天的山西吕梁。

大批匈奴部落也随之涌入，在周边定居了下来。

公元187年南匈奴大规模叛乱杀死羌渠单于，其子跑到洛阳告状搬救兵，恰逢天下大乱无人受理。

他干脆率人在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定居，其他匈奴难民也陆续迁入。

等曹操控制局面的时候，难民潮已经推进到了黄河流域，再也难以收拾了。

《后汉书》中有条奏疏很能反应当时的情况，曰：

“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将东汉中后期对匈奴的干涉，与白头鹰的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有些牵强。

的确，两者时代不同、手段不同，但其底层逻辑和造成的后果却是相似的。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帝国都无力完成天下一统的宏图霸业。

那些存在于周边的小国，或许是唯唯诺诺的附庸，或许是夹缝中生存的小邦，甚至于命运都在宗主国一念之间。

但这些孱弱的邦国只要还没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就一定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

帝国手伸得太长，一旦越过了自己的极限，极容易招来反噬。

古代技术条件下，汉王朝明明没法将草原划为郡县，却偏要用处理郡县制官员的方法来对待单于，祸患自然也就不远了。

参考资料：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