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我的必然即是我的自由——知无知八周年感言



1665年,荷兰与英国爆发了新一轮战争,彼时的斯宾诺莎正开始撰写《神学政治论》,他在给英国友人奥尔登堡的一封信中说:
“面对这场骚乱,我既不哭,也不笑,而是进行哲学思考,更切近地观察一下人类的本性。……就让每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生活吧,只要允许我为真理而生。谁如果愿意,都可以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死去。”
斯宾诺莎以观察者的姿态看待人性,意味着他不打算批判人性。一如他在《伦理学》中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 他的冷峻并非冷漠,而仅仅是“力图理解人的行为,不嘲弄人的行为,不哀叹人的行为,也不咒骂人的行为”。
的确,人性不过是按照自然的法则而展开,人人如此,努力生存,没有什么好批判的。斯宾诺莎对于人的有限、软弱与过失,保持着基本的善意、体谅和宽容。然而,他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有着庄重而严苛的要求,用直白的说法就是,对自己狠一点。斯宾诺莎的一生证明,他按照自己的必然性,活出了自己的自由。
可是,斯宾诺莎不是主张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吗?在他看来,人并不是自然的例外,我们以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原因而产生的幻象。世界没有偶然,人生也没有偶然——我的经历和我的观察,也令我越来越确认这一根本事实。无论是精心筹划还是盲目行动,蓦然回首我才恍然大悟,关于我的一切,早已被规定、被安排,无可逃离,别无选择。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生命的尽头。
我并不否认一个人为了生存,会根据情势做出改变,而且看起来他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某个人原先不会看人脸色、不会得体说话,在社交场历练了几年后,他变得圆滑世故了,酒桌上与人应酬的说辞,都是一套一套的;又比如某个人求知若渴,订购了很多网课,哪里有读书沙龙、名人讲座,都积极参与,数年过后,她感觉自己变得很不一样了;再比如某个人,以前充满江湖义气,匪气十足,喝酒豪迈,说话粗鲁,后来他有了信仰,酒也戒了,说话也温柔了,常常反省过去,热心帮助别人提升灵魂。当然还有我,两年前的我给人的印象似乎还是喜欢热闹和风光,如今我却选择了蛰居的生存状态,但没几个人知道,其实我一直社恐,并且极度厌恶圈子和掌声。
以上所举种种,如果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有实质性的改变。马基雅维利直截了当地说,人不能改变天性。在其身上所发生的变化,都是表面的、外在的、偶然的。即便是那个因信仰洗心革面的人,也可以说,对他来说,那是早晚的事儿。有的人吃一堑长一智,有的人老是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者都是天性使然。那善于汲取教训的人,他本来就善于如此。他想要克服阻碍他的东西,老是犯同样错误的人也想这样,但不管结局如何,他们都并没有真正克服自身。而且,依据马基雅维利的看法,一个人甚至会栽倒在自己的成功经验上,因为他会以为他的成功乃是出于自己天性的正确,一旦时运变化,他的这种固化思维就会成为致命的危险。我看到从高峰跌入低谷的人,也见过突然或最终出人头地的人,许许多多成败浮沉的故事都一再显示:每个人仍然是每个人的样子。
问题在于,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被决定的,那人的自由何在?如果仅仅是为了存在而努力,那人和石头、人和其它动物又有什么区别?斯宾诺莎的回答是:人与石头、动物本就没任何区别——在自然必然性的意义上。可是,人对这种必然性的态度和理解,却大有差别。斯宾诺莎指出:“我们在许多情形下,为外界的原因所扰攘,我们徘徊动摇,不知我们的前途与命运,有如海洋中的波浪,为相反的风力所动荡。”
然而,这显然并非必然性的全部要义。如果人仅仅被外界的原因即自然必然性所支配,那么人也就遗忘或丧失了自身的必然性,而活在动荡不安当中。人在事实上越是服从必然性而生活,人在实际上就越可能沦为偶然性的奴隶。这样一来,沉醉于当下,止步于表象,满足于意见,就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斯宾诺莎的人生并非如此。他的人格成为很多人敬仰的道德典范。这里的道德,是在超善恶意义上的,斯宾诺莎很清楚,人的行事逻辑逃不出快乐、痛苦、欲望这三个动力因,但是,人却可以通过理性的能力,将外在的必然转化为内在的必然,把外在的强迫转化为内在的召唤。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越深,我们能够实现的自由程度就越高。“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性格”,最终,斯宾诺莎做到了在永恒的形式下理解具体的事物。他的必然性意味着他的统一性。外界越喧嚣,他越沉静;世事越纷扰,他越纯粹;时代越动荡,他越坚定。相反,那些陷入偶然和盲从的人,他们并不是脱离了必然性,反而是在必然性面前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缺乏这样的自觉:理解自己的必然性,追求自己的必然性。既然必然性是自己永恒的归宿,那就在必然性中创造自己,在必然性中超越自己。
受斯宾诺莎深刻影响的莱布尼茨,对于必然性、永恒以及积极行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所谓的必然并不仅是平静对待即将发生的事情,消极地隐忍、接受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尽自己的职责,满足于将要来临的一切。我们诚然无力抵抗神圣的天意或事物的本性,但我们与永恒的必然性之间,是一种积极回应的关系。
莱布尼茨由此反对面对必然性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无动于衷,懈怠自己的理性。他说,再相信必然性的人,也不会不离弃一栋即将倒塌的住所。信任天道的前提是人们恪尽职守。另一种错误倾向则是利用必然性,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辩护。莱布尼茨指出,说一个人无论怎样干,某一件事都注定要发生,这不真实,某一件事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他做了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一事件是事先写好的,则使之发生的原因也就是事先写好的。
所以,在必然性面前,人必然地担负自身无可推诿的责任,而且最大的责任,就是彰显自己的必然性,把自己的必然性发挥到极致。“必然性是对自身的要求”这一点,在尼采那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尼采也对斯宾诺莎推崇有加。如果说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味着“人对必然性的理性认识”,那么尼采的自由就意味着“人对必然性的意志肯定”。
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说:“一个人不要任何有所不同的东西,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都不要。不仅要承受必然的东西,更不要掩饰它——当面对必然的东西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而要热爱它!”这就是肯定者的意志。
“事物本来如此”(外在必然性)与“我要事物如此”(内在必然性),是被动与主动、消极与积极、否定与肯定的关系。生命及其所遭遇的一切,都必须被肯定,肯定者并不害怕虚无、挫败与雪崩。肯定者将以最无辜的姿态来迎接这一切。生命无须证明、无须辩护、无须谴责,也根本不存在公平与否、正当与否的问题。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公,那也不在于外界如何委屈你,外人如何评判你,而在于你没有把自己坚固地立基于必然性之上,在重估价值中创造自我的价值。
尼采因此说:“强劲地接受生命的安排吧!”只有肯定一切,方能逆转一切。世上没有诅咒,不需要抱怨,当你拥抱你的必然性,热爱你的命运,你就不再被偶然的东西所干扰,你就能在专注于自身的建设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对必然性的肯定,不管是作为斯宾诺莎的生命力学,还是作为尼采的快乐科学,都以强劲的姿态,把生命的实然和应然焊为一体。你就是你必然存在、如其所是的样子,你实际怎样,你就应该怎样;你应该如何,你实际就是如何。肯定必然性的人,既没有现实主义的伪深刻,也没有理想主义的伪崇高。必然性植根于现实性,必然性孕育着可能性。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当必然性成为每个人的内在规定,这种必然性就会表现为全新的、外在的力量,如针刺一般,带着雨露,扎入现实的大地上。大地因偶然性而板结,现实因必然性而松动。
说到底,我的必然即是我的自由。必然性最终落实到个体性上。个体是时间维度的一刻,空间维度的一点。不要再问“为什么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因为存在是必然的,不存在也是必然的,比这两者更必然的是,当存在者存在,哪怕是一刻一点,其存在就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每一个“我”都是不一样的,由于他的有限性,他的存在尚不是他的本质。所以,当他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局部中触摸整体,在必然中实现自由,他就是在为寻找自己的本质而努力。那些不一样的观念、声音和生活方式,都是大全一体的必然性的生动表达,都理应得到尊重。
在必然性面前,我们得有必要的谦卑,也要有必须的进取。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