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持极端信念的医生和病人会发展出怎样的互动结果？
原创 媄仪 Mae有光疗愈 2023-04-01 15:41 发表于北京收录于合集#人类理解41个#咨询师成长手记30个
高灵陪伴成长
陪伴你慢慢成为你自己
如果在奥古斯都第二之内作出化学性的改变，他会回到奥古斯都第一的人格，但这改变将是人工化的而非永远的，而且可能相当的危险。
被压抑的倾向到某种程度藉着用药被勉强的遮盖了。然而，问题依旧存在，而很可能会导致明显的自杀倾向；而那些没有意识化的、在暗中隐藏的自杀倾向则会攻击重要的身体器官。
针对以上资料的延展讨论
谈一谈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用药“的看法
赛斯在整个这一篇（第20篇），举了奥古斯都分裂人格的例子来描述冲突性信念系统的发展，以及想法、信念对生活的顶顶重要的影响，最后也讨论了在当时对于类似奥古斯都这样的人，一些常见的，但在塞斯看来是“不足够恰当”的处理方式。
塞斯的评论其实表达了一些对“诊断”和“用药”的局限性。
19篇赛斯资料大家看了过来后，一定可以了解到，赛斯对现代医学系统是持抨击态度的。牠是一个具有个人化的特性、个人情感色彩的人格，对一些事物他是有自己鲜明的情感色彩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辩证地去看待，也有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在下面我不想讨论“对/错”，只是希望去如实描述或呈现我所“看见”的。
找对错，其实是很多人的“习性”。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拥有自己的想法，但其实没有必要一上来就在“对/错”里站队。好像有了“对与错”的分别了，在二元对立里选择一头，他才可以挺起腰杆来。这里请大家去留意。
下面我就来谈谈我个人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用药”的一些看法。可能依然涉及我对于“疗愈”的态度。
1 / 极端信念：医生和患者
首先，对于“贴标签”式的诊断，我自己的态度是不太认同的。也许说“认同”这个词不太准确，用“有必要”来描述可能更合适一些。
这要分情况来看。
当“获取诊断”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好的帮助时，诊断是必要的。
比如，“药物”算不算的上是一种支持？家人的支持算不算？我认为当然算！
一张诊断，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病人”的行为一些“解释”，让这个“病人”可以更宽容自己，停止对自己的苛责；而这个“病人”的家人可能因而转变了自己的态度，而能给这个“病人”提供更多的支持。
参考阅读：
谈谈“症状的诗意表达”和诊断的真正意义
但当诊断仅仅是一种流程化的行为，来帮助将病人合理化地接入一个治疗程序中时，这样的“诊断”其实有些鸡肋的。
一个求助者找到一个医生说：“我有病，你快点帮我看看，告诉我我是怎么了！”而医生坐在这里，当然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责任来为一种疾病分门别类。
他也许这样想：“好，你有病，别着急，让我来根据你的生理指标、诊断手册以及我专业的知识和积累多年的经验，来给你一个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二者需要的都只是一个“解释”，以便接受那让人困扰的症状。而来求助的根本动机，“疗愈”这件事，则被搁置脑后了。
接下来“病人”会很自然地被引入一种标准化的治疗进程中，但会不会发生疗愈不得而知。还要看“病人”和医生双方在信念方面的互动。比如：吃药有用吗？我可以好起来吗？
在前面的资料中塞斯曾指出：一个出色的医生其实是帮助病人移除了那个“他有病”的标签，让他相信自己是健康的，或者，帮助它找到那个引发他生病的信念然后成功改变了它。
在用药方面，赛斯在文首资料中所表达的，让我想到了萨古鲁谈论美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些话。
也许这个非实体人格和古鲁的表达是一致的，而且，结论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用药改变人体内的化学环境是不能长久的，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药物的长久性问题，只是用一种“资源取向”来看待药物。作为一种“稳定化”的手段，它是可以尝试的，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
说到这里，就要谈及一些求助者对用药的极端态度了。
有大量求助者拒绝用药；也有大量已接受过诊断、使用过药物的求助者因为用药效果不好或副作用多，不仅对一种药物产生了负面信念，更对整个“要治疗就需要用药”这个精神疾病的治疗系统产生负面信念，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无力感和愤怒。
这些人不仅觉得吃药没有用，更认为那开药的医生无能，看病这件事也没有用！“哎，已经吃了这么久药了！还是那么痛苦，也许我一生就这样儿了吧！”
他们发展到一种“生无可恋，时而绝望时而摆烂”的痛苦状态。
与此同时，一些精神科医生也对“用药”抱持另一个极端信念。
他们想的是，“没有药物控制（病情）是万万不能的！”基本上他们的确对这些“病人”投射了非常多的负面期待。
例如，一些精神科医生相信“抑郁发作三次这一生就要一直吃药了”，或者他们其实真的相信“精神分裂症是治不好的，或者至少，很难治好”。
发生了什么呢？
对“用药”抱持极端信念的两个群体恰恰相遇了。病人来到医院找医生看病，医生开药、治疗，而病人没有感到好转。
医生抱着他那样的信念继续提供这种“维持性”的治疗，而病人则越发地相信“他自己真的好不了了！”
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信念的作用吧。
我在想，也许那些“真的看不好”的“精神疾病”的确是病人和医生合谋的结果。
2 / 你选择一个医生，也就选择了一个“信念系统”，重要的是你信任
一般来说，身为医生，给经过“专业诊断和评估”后的病人用药（如果评估TA需要用药），是职业伦理上的要求也是法律上的责任与义务。
我不了解那些有大量住院病人的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仅仅是通过一些纪录片获得一些印象。
在我的印象里，在那样的地方，对于大部分住院病人来说，吃药是日常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心理治疗的强度和需要都被大大地削弱了。
家属和医生都认为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可以“治好”他们了。而他们自己通常在一个意识混乱、丧失现实感的状态。
在一般医院里精神科，“用药+谈话疗法（心理治疗）”是普遍被接受的规范化治疗方式。
这里不谈较为严重的那种住院病人。就以普通的、“受到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的困扰”、前来医院求助的人来说，包括那些去了医院之后被诊断为轻/中/重度抑郁、中/轻/重度焦虑等精神疾病的人。
当一个人选择去求助时，其实他也选择了一个“信念系统”。
好比说，一个人选择了去医院精神科寻求帮助，那一套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就已经在求助行为的背后等待着他了。也就是说，在他去之前，他实际上已默认接受了这样的治疗方式（意识心的某部分相当有意识的接受并这样做，然后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到）。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去之前并不清楚这些，而在弄清楚后又对这个“系统”本身就心存疑惑。
他们可能敏锐地感到“诊断”背后那种“找一个归因或解释”的应对方式实质上对他们不会有太多帮助。
也许是医生的表达让他们没有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总之当他们走出医院，可能是迷茫的、困惑的、不满的。
而这样的想法、情绪感受，是不能够助益他们从治疗中有所收获的，反而会就加剧了“不那么有效”的后果。
最后，可能真的就是“药吃了很久也没有效”，每周谈谈话，依然没有看到实质的效果和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求助者选择了一个系统，但没有信任它。
另一个人也许同样选择了这个系统，但是当他接受了这一套“疗法”后，他感觉“知道怎么做了”，又开始有些力量了，满心期待自己可以朝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这样的想法、情绪感受，会加速这个系统对他的帮助。
3 / 其他的可能性，你可以看到吗？
一个认为“他只能这样做”的人，是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的。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也是如此。
比方说，一个人可能没有选择精神科，而是在一家中医医院选择了“传统疗法”，比如针灸。而只要他相信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到他，针灸疗法就真的有效。
那些声称自己“中西医都看了，喝了多少中药也没有用”的人，他们显然有部分的自己并不信任他们所选的；也许，他们真的对自己抱持一个信念“我是没有救的”，或者当前那个精神疾病是他所需要的。
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总之，每个人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一直在扎五行针灸，有段时间每周去扎针时候会看到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人在对面房间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他最后调整好了没，但我知道，他选择了这样的治疗就一定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在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付诸行动，将它推入现实，这背后是有大量的想法/信念、情绪感受/情感的推动的。
不论我们选择什么“疗法”，我们需要相信它有用，它才真的会有用。
不论我们选择什么“可能性”，我们需要先在眼前的囚牢里去“看到那个可能性”，或者说“吸引那个可能性”出现。
这首先需要松动之前那个“我只能这样做”的想法或“我是没有救的”信念。
重点仍然在于我们怎么想，我们的信念。要去看到自己的信念，看到那些障碍我们创造和表达的想法、信念，才能改变当前的处境。
最波及根本的，其实是我们对“自己存在的本质”和“实相”的信念。
所以，其实不在于你究竟“选了”什么，而在于你真的“相信”什么。
就像赛斯在讲食物的选择时提到过的：“你不是你吃的食物，而是你想的。”身体本身对食物有极大的适应能力。你对你吃下的食物怎么想，决定这些食物怎么样被你的身体利用好。
4 / 一个尴尬的困局：有时候，是咨询师需要“诊断”，而不是来访者
我个人不是特别看重诊断，可能我的想法，不仅受到了赛斯的影响，还有欧文·亚隆以及其他一些专业人士的影响。
而且其实我比较反感特别头脑化、两极化、二元对立的分割。对很多问题/现象，我都很自然地采取一个灵性的视角。
不得不说那些灵性资料、这些年的灵性成长渗透进我的结构。
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诊断”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来访个人福祉来说。
我这里想要呈现的一种尴尬状况，并不是指那些真的“需要诊断”的情况。
就心理咨询的职业伦理和从业规范来说，心理咨询师不能为有精神疾病的来访提供治疗，包括那些非常普遍的抑郁、焦虑患者。但咨询师可以在来访接受精神科医生提供治疗（药物+心理治疗或药药物为主，在医生的建议下在医院之外寻求心理咨询）的前提下，提供作为辅助的谈话疗法（心理咨询）。
在这种情况下，诊断往往是咨询关系合法化的前提。也因此，有时候不是来访本身需要诊断，而是咨询师的需要。更恰当的说，是双方建立合法咨访关系的前提。
为了确保来访能获得妥善的治疗，一般来说，按照专业流程，来访如果有一些类似抑郁/焦虑/失眠问题等症状，咨询师都会建议来访者去医院就医，看看接下里的诊断结果。
否则，咨询师往往会面临被指控“评估不够专业”“不足够关心来访的福祉”的风险。
来访者获得诊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使咨访关系更具合法化。如经过医院的“专业诊断”，来访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包括轻度抑郁/轻度焦虑），那结果是皆大欢喜的。
对咨询师来说，被指控“非法行医”的风险就不再存在。
假如来访“获得了诊断”，那么咨询师在精神科医生开具“建议辅助进行心理咨询”的医嘱前提下，对来访提供心理咨询才会“明确的”合法。
但其实对于来访，除了那些是精神科医生建议来进行心理咨询的来访者，大部分找到心理咨询师的来访，要么是对“医院-诊断-吃药”这个系统失望至极，要么就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自己“需要去医院”，或者“不认为自己需要去医院”。
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医院”的来访，当然，咨询师的科普教育是对其有帮助的。
比如那些有明显精神障碍的人，自然不是心理咨询的范畴，也不在心理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内；而那些因为情绪焦虑、失眠的人，去医院看看是否有其他疾病引发的失眠，或者在那些有专门的睡眠门诊的医院接受专门针对失眠问题的认知行为治疗（CBT-I）是有利于来访福祉的。
但对于那些已经从另一个系统失望而回的来访，在评估现在无风险后，仅仅因为他们“有过”诊断，再次要求他们再去诊断，以排除自己非法行医的风险，显然是非常僵硬的做法。
尤其是在当前抑郁、焦虑问题如此普遍、情绪困扰如此常态化的情形下，“诊断”可能成为横亘在来访和咨询师之间的一堵墙。在这里萦绕着一些非常不好的负面氛围，比如：强化疾病的标签化判断、强化来访状态的危险性、危险预期。
一面是合法性问题，另一面则是来访来求助的根本动机——疗愈。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疗愈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是在告诉来访“你没事，你是健康的”，而是在告诉TA：你有病，我帮助不了你，你需要去医院。
注意，我不是在说那些真的需要医疗帮助的情况。
说回“疗愈”本身。
对求助人而言，疗愈的重点，其实不是你去找谁寻求帮助，而是，首要的，你是不是信任自己“可以好”？
你现在“需要”这个疾病？有什么样的情绪/感受/想法是你一直以来所压抑的？，也许你需要通过这个疾病来清理一次自己的信念系统，摘除那些不再适用的？
疗愈的能量绝对不在外在，而是在每个人内在，那个要疗愈的意图和相信自己可以好起来的信念是如此地重要。
咨访关系、治疗关系，提供的是爱。是辅助，是支持，是助力；是看见，和允许。
最后，提供一个案例：一个精神科实习医生和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病人一起工作。最后这个病人基本上过上了一种正常的生活，离开了长住的医院。
参考阅读：
心理咨询/治疗真的能治好精神疾病吗？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