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系列化的第六系列

无限倒退的悖论是所有其他悖论的来源。现在，倒退必然具有一种系列的形式：每个进行指称的名称都有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又必须由另一个名称来进行指称：n1→n2→n3→n4……如果我们仅仅只考虑名称的接续，那么就可以看到该系列引起了同质者的综合，从而每个名称仅仅根据其排位、程度或类别而与前一个名称区分开来。实际上，按照“类别”理论来看，每个名称都表示着前一个名称的意义，而每一个名称在程度上都高于前一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名称的简单接续，而是考虑在这种接续中交替出现的东西，那么我们会发现，每个名称首先都是在它所产生的指称中被把握的，而后在它所表达的意义中被把握，因为正是这一意义充当了其他名称的指称。卡罗尔程式的优点就在于，他使这种本性上的差异变得明显了。这次我们面对的是异质者的综合；系列形式必然要在至少两个系列的同时性中才能实现。在每个独特的系列中，同质项仅仅根据类别或程度区分，而两个异质系列也必然包含于其中，每个系列都由相同类别或程度的项构成，尽管这些项在本性上与其它系列中的项并不相同（它们也可以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系列形式本质上是多系列的（multi-serial）。在数学中确实如此。围绕一个点构造出来的系列仅仅相对于围绕另一个点构造出来的另一个系列才具有重要性，后一个系列要么向前一个系列收敛，要么从前一个系列那里发散出来。《爱丽丝梦游仙境》是有关言语倒退的故事，但“倒退”必须首先在逻辑意义上加以理解，要将其视为名称的综合。这种综合的同质形式包含两个异质的言语系列：吃/说，可摄取的事物/可表达的感觉。因此，系列形式本身将我们引向了之前已经描述过的二元论之悖论，并迫使我们从这个新的角度再一次表述它们。

实际上，这两个异质系列可以用多种方式确定。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事件之系列和一个事物之系列，在事物系列中，事件得到了实现或者未被实现；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个进行指称的命题之系列和一个被指称的事物之系列；或者一个动词系列和一个形容词及实词系列；或一个表达及意义的系列和一个指称及被指称者（denotata）的系列。这些变体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仅代表了异质系列可以在各种程度上自由地进行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二元论会在外部发生，即在事件和诸事态之间；在表面上发生，即在命题和被指称的对象之间；并且在命题内部发生，即在表达和指称之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两个系列构建在一个看似同质的形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设想两个事物或事态的系列，两个事件的系列，两个命题或指称的系列，以及两个意义或表达的系列。这是否意味着诸系列的构成是由任意性掌管的呢？

有一条法则统管着两个同时的系列，即这两个系列绝不是相等的（equal）。一个系列代表着能指（signifier），另一个代表着所指（signified）。任何在自身之中呈现了一种意义层面的记号被称作“能指”；而与之相反，那种充当了这一意义层面的相关物的东西被我们称为“能指”，即是说，它被定义为在二元论中与这一层面相关联的东西。因此，所指的东西从来不是意义本身。在狭义上，所指是概念；在广义上，所指是任何可以根据意义之区别被定义的东西，这一区别是意义的某个层面同这个东西所建立的。因此，能指首先是作为诸事态之理想逻辑属性的事件，而所指则是事态及其质与实在关系。只要能指包含着指称、展现和严格意义上的意指（signification）的维度，那么能指同样也是完整的命题。而所指则是对应于这些维度的独立的项，即概念，也是被指称的事物或被展现的主体。最后，能指是唯一的表达之维度，事实上，它享有着不对应于独立项的特权，因为作为被表达者的意义并不存在于表达之外；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指是指称、展现、乃至严格意义上的意指。换句话说，只要意义或被表达的东西与所指区分开来，那么所指即是命题。然而，当我们把系列的方法拓展开来——以便考虑两个事件系列、两个事物系列、两个命题系列或两个表达系列——便会发现两者的同质性只是看似如此：总是有一个系列扮演能指的角色，另一个扮演所指的角色，即使当我们改变观点时，这些角色也只是互换了而已。

拉康揭示了在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篇故事中存在着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国王没有看到他妻子收到的妥协信；王后因巧妙地将信藏在公开场所而感到宽慰；大臣看到了一切并获得了信。第二个系列：警察在大臣的旅馆里什么也没找到；大臣想把信留在公开场所从而更好地隐藏它；杜邦看到了一切并重新获得了信。[1] 显然，系列之间的差异或大或小——在某些作者那里差异巨大，而在其他作者那里则只引入微小但同样有效的变化。同样显然的是，系列关系——即将能指系列与所指联系起来，将所指与能指联系起来——可以简单地通过故事的延续、情境的类似或人物的同一性来确保。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本质的。相反，当小或大的差异占据了主导地位，超越相似性并成为首要的东西时；换句话说，当两个有区别的故事同时发展，或者当人物具有摇摆不定且含混不清的同一性时，本质就出现了。

我们很容易列举出一些作者，他们知道如何创造出具有典范性的形式主义系列之技巧。例如，乔伊斯通过多种形式确保了能指系列“布鲁姆（Bloom）”和所指系列“尤利西斯（Ulysses）”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叙事样式的考古学、数字之间的对应体系、神秘词语的浩大运用、问与答的方法、以及思想流或多重思想串列的建立（卡罗尔的双重思想？）。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依靠音素关联（“Jes bandes du vieux pillard”，“Jes bandes du vieux billard”=b/p）建立了系列之间的联系，并用一个奇妙的故事填补了差异，其中能指系列p与所指系列b连系了起来：只要所指系列可能仍然隐藏着，那么故事的神秘本性就在这个一般程序中得到了强调。[2] 罗贝-格里莱（Robbe-Grillet）借助微小差异建立了自己的系列，由对诸事态的描述以及严格的指示所组成的系列。它们围绕着固定的主题旋转，但这些主题却贴合于每个系列中几乎无法察觉的修改和移置。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则依靠于“罗贝特”这一恰当的名称。这个名字当然不是用来指示一个角色并展现其同一性的，而是相反，用来表达一种“原始强度（primary intensity）”的，用来对差异进行分配并获得两个系列的加倍：首先，我们得到了能指，它指的是“那名丈夫，他只能这么想象他的妻子，她感到惊讶的时候，就好像是她自己让自己感到惊讶一样”；其次，则是所指，它指的是妻子，“她仓促地调动了那应该使她确信自己的自由的能动性，但这些举措却只证实了她丈夫的视角。”[3]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建立了一个由被倒吊的动物组成的能指系列（它们意指着什么？），以及一个女性嘴巴组成的所指系列（什么意指着它们？）；每一个系列都发展出了一套记号之体系，其方式有时是通过过剩，有时是通过缺省。并且两个系列互相交流时，是通过奇怪的干涉对象（interfering objects）和由莱昂（Léon）念出的神秘词语而进行的。[4]

因此，有三个特征能够让一般系列的关联和分布特定下来。首先，每个系列的项相对于另一个系列的项都处于永久性的相对移置（relative displacement）之中（例如，大臣在爱伦·坡的两个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这里缺少了基本的对应性。这种移位（shift）或移置并非是通过在系列中引入次级变化（variations），从而掩盖或隐藏了系列相似性的伪装。相反，相对移置恰恰是主要的变化，如果没有它，两个系列都不会向对方敞开。没有相对移置，这两个系列就不会通过这种加倍来构成自身，也不会仅仅通过这种变化来相互指涉。因此，这里有一种双重的滑动，一个系列从上方或下方滑向另一个系列，它构成了这两者，并导致了两者相对彼此永久的不平衡。其次，这种不平衡本身必须是具有方向性的：两个系列中的一个——确切地说是被规定为能指系列的那一个——会作为另一个的过剩而显现。因为总是存在着模糊的能指之过剩。最后，我们达到了最重要的一点，一种非常特别而悖论性的情况，它确保了两个系列之间的相对位移，一个系列对另一个系列的过剩，而又不可化约为任何一个系列的任何一个项，或这些项之间的任何关联。例如，在拉康对爱伦·坡故事的评论中，“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拉康在他对弗洛伊德关于狼人案例研究的评论中又给出了另一个例子，在狼人这一案例中，无意识中诸系列的存在得到了揭示。拉康在评论中描述了所指的父亲系列和能指的儿子系列，并在两者中都揭露了一个特殊元素：债务。[5] 在《芬尼根守灵夜》中，又是一封信使整个系列之世界在混沌-宇宙中发生交流。在罗布·格里耶的著作中，指示之系列越是严谨，或者说变得越是具有严谨的描述性，它们就越是会趋向于（converge）表达未被规定或被多元决定的对象，诸如橡皮、细绳或是昆虫的叮咬。根据克洛索夫斯基的说法，在指定或表明任何人之前，“罗贝尔特”这个名字表达了一种“强度”，即强度差异。

这个悖论性实体的特征是什么？它在两个系列中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并因此保证了它们的交流。它是一个双面的（two-sided）实体，在能指和所指系列中都同样现存。它即镜子。因此，它既是词语又是事物，既是名称又是对象，既是意义又是被指称者，既是表达又是指示，等等。它因此保证了它所贯穿（traverse）的两个系列能够汇集（convergence），但前提条件是，它使得两个系列无休止地产生分歧（diverge）。它所具有的性质是，它始终相对于自身是发生了移置的。如果每个系列的项是相对移置的，即相对于彼此移置的，那首先是因为它们在自身之中有着绝对位置；但这个绝对位置总是由诸项同这个元素的距离所决定的，即这个始终在两个系列中相对于自身发生移置的元素。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悖论性的实体永远不会处在我们寻找它的地方，反过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在它所在的地方找到它。正如拉康所说，它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elle manque a sa place[它缺失自己的位置]）。[6] 它也未能找到自己的同一性、相似性、平衡和起源。因此，我们不会认为，在它所激活的两个系列中，一个是原始的，而另一个是派生的，尽管相对于彼此而言，它们当然可以是原始的或派生的。相对于彼此而言，它们也可以是接续的。但相对于那个它们借以产生交流的实体而言，它们是严格同时的。它们是同时的而不曾相等，因为该实体有两面，其中一面总是在另一面中缺失的。因此，在它构成为能指系列的一个系列中，这个实体是过剩的，而在它构成为所指系列的另一个系列中，它是匮乏的：它是分裂开来的，在本性上，或者说，相对于自身是不完整的。它的过剩总是指向它自身的匮乏，反之亦然，它的匮乏总是指向它自身的过剩。但即便如此，这些规定仍然是相对的。因为在一种情况下，过剩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易动的空位；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缺乏的东西是一个快速运动的物体，一个没有位置的占位者，它总是多余和错位的。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双头的东西更奇怪的元素了，它的“两半”是不相等或不均匀的。就像在游戏中，我们所做的是把空位和“一小片（a piece）”的永久移置组合起来。或者，就像在羊的商店里，爱丽丝发现了“空架子”和“总是放在上面一层架子上的明亮东西”之间的互补性，也就是没有占位者的位置和没有位置的占位者。“最令人恼火的是”（最怪异的：最不完整，最为脱节的），“每当爱丽丝拼命盯着任何一个架子，想弄清楚它上面到底有什么时，那个特定的架子总是空空如也，尽管周围的其他架子都塞得满满的。” 她花了大约一分钟寻找一个“亮亮的大东西”，这东西“看起来有时像洋娃娃，有时像针线盒，而且总是放在她盯着的架子的上面一层”，但她却没能找到。她最后以哀怨的口吻说道，这里的东西怎么消失了！我会一直跟着它，一直到最顶层的架子。我想它会被困在天花板上！” 但即使如此，这个计划也失败了：“那东西悄悄地穿过天花板，好像它已经习惯了。”

[1] 雅克·拉康，《拉康选集（Écrits）》（巴黎：Seuil，1966），“《失窃的信》研讨班”。

[2] 参见米歇尔·福柯，《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巴黎：Gallimard，1963），第2章；关于系列，尤其参见第78页及以后。

[3] 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好客之道（Les Lois de l’hospitalite）》（巴黎：Gallimard，196，），“告读者”，第7页。

[4]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宇宙（Cosmos）》（纽约：Grove Press，1970）。关于前面的讨论，请参见附录1。

[5] 参见拉康的《神经症的个体神话（Le Mythe individuel du Névrosé）》（巴黎：C.D.U.，1953）。这篇文章对于系列方法至关重要，但并未在《Ecrits》中重印。

[6] 《拉康选集》，第25页。这里描述的悖论应当命名为拉康悖论。拉康的著作中经常有卡罗尔式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