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保护主义

（一）绿色保护主义是指一种以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为名义，通过蓄意制定一系列苛求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进口商品加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越来越成为有些国家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一部分。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经济学家约翰·沃利教授表示：“包括碳关税在内的碳排放驱动的关税安排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效果有限。而且不同国家在这种关税安排中有的受益、有的受损。他认为在原则上碳关税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而且这涉嫌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条款，并为本已问题重重的多哈回合谈判制造更多困难。”不过他也同时提醒：目前关于减排的政治压力很可能使问题麻烦不易解决。他认为：“在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施压的情况下贸易方面的商议(如碳关税) 被用来左右哥本哈根谈判，在此过程中世界会‘变绿’，但是也将趋向保护主义。”产生原因：社会原因：当今世界中保护资源、环境和人类自身健康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战后世界各国经济获得巨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温室效应、有毒废物的排放、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们普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不卫生、不健康的环境中，为此近十多年来各国纷纷开始制定和实施保护环境和资源以及生态平衡的计划和措施，并把它们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之一。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界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三项文件，为国际社会解决有关的环境问题迈出重要一步。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的思维方法和消费行为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出现由环保产品、技术和服务机构组成的庞大“绿色市场”，从而为国际贸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为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存空间、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各国政府对进出口商品提出更高要求。因此绿色保护措施已日益作为服务于环保目标的工具，执行限制和禁止某些进出口商品贸易。政治原因：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以环保为口号的绿色保护主义行为最初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但60年代后逐步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有关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地位。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他的竞选演讲台前打出“环境总统”的巨幅标语，引起选民的极大兴趣并获得有力的支持。布什履行诺言在就任一年后的1990年亲自签发《空气净化法案》，并将美国环保协会主席提到与政府部长同等的地位。挪威首相格罗·布伦德兰夫人由于主持世界环境委员会会议，发表《人类共同的未来》的讲话而赢得国民的进一步拥护。不难发现在西方绿色保护主义不断谋求与政治相结合的同时政治家们也在充分利用这机会而寻求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因而绿色保护已变成政府行为，被用来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职能。

（二）谈判原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持续8年的艰难争论后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一揽子协议，并取得巨大的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谈判委员会于1993年12月15日作出一项《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要求弄清并协调贸易措施与环境措施的相互关系，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在1994年4月举行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决定在WTO建立专门机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并明确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以及首先需重点探讨和解决贸易与环境问题，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尤其是WTO的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已越来越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各国都不仅力图保护本国环境，而且也极力使由环保而产生的贸易措施走上合法化、国际化。几年来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蓄意提高环保标准，使发展中国家难以适应和承受。例如早在1990年10月美国宣布禁止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进口，其理由是金枪鱼的捕劳会损害海豚的生存。美国的这一禁运措施当然引起墨西哥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行歧视贸易之实，并要求GATT成立专家小组进行调查和裁决。之后在关贸总协定的贸易与环境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针锋相对，争论环保国际标准，意见不一，因而各国就采取各自的环境措施，绿色保护主义也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特征：名义上的合理性：绿色保护主义是以保护世界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实行贸易限制和制裁措施。现代社会人们对那些可能对环境与健康带来任何危害的商品与服务表现出强烈的敏感性，绿色保护主义者就是抓住这一点，使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取得名义上的合理性。例如美国培利修正案规定对违反联合国暂停使用流网条款的国家进行强制贸易制裁，目前该修正案的制裁内容已从针对野生动植物制品，发展到对所有违反国际资源保护行为的国家都可以进行贸易制裁。形式上的合法性：绿色保护主义与其它非关税壁垒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用公开的立法加以规定和实施，一些绿色保护措施都是以国内、国际公开立法作为依据，在形式上更具合法性，前述美国禁止墨西哥金枪鱼进口一案便是以美国国会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和《保护海豚消费者资讯法》两部法律作为依据的。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尤其发达国家在国内大力推进环保立法工作的同时正试图通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在新的多边贸易体制中签定有关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专门性法律文件，可想而知一旦这一方案在WTO中获得通过，那么绿色保护主义会更加盛行，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保护内容的广泛性：绿色保护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不仅涉及资源、环保与人类健康有关商品的生产、销售方面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对那些需达到一定的安全、卫生、防污等标准的工业制成品亦产生巨大压力，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富有极大的挑战性。这些绿色保护措施还具有不确定性或可塑性，在具体实施时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

（三）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绿色保护措施在具体操作上更具有隐蔽性，它与其它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配额、许可证等相比，不仅隐蔽地回避分配不合理、歧视性等分歧，不易产生摩擦，而且各种检验标准极为复杂。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刚刚出现复苏，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未能消除。然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却日渐甚嚣尘上，尤其是各种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层出不穷，如碳保护主义和碳歧视主义等。这些新型的“绿色壁垒”虽然喊着“环保”的口号，但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凭借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技术，通过刻意提高贸易关税如“碳关税”和非关税如环境标准等手段，阻碍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形式。按照《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条款，如果美国没有加入相关国际多边协议，自2020年起美国总统将获权对来自未采取措施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钢铁、水泥、玻璃、纸张等进口产品采取“边境调节”措施，即可以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碳排放税多是国家内部征收，其目的是督促本国企业和民众节能减排。一些专家认为将碳排放税变成“碳关税”，用于对外贸易，实质是保护本国企业竞争力，说到底这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按照美国设想时碳关税征收的标准是生产和使用中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如果“碳关税”实施，一方面可利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优势，排斥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产业；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借机完成对相关产业的革命，从而成为全球这一产业的主导者、规则的缔造者、定价权的控制者。从最近几年的中国对外出口市场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约占80%以上，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如果这些国家的绿色保护不断扩张，并日益与世界组织挂钩，那么中国出口产品将越来越受绿色保护的影响，出口市场必将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199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1013.3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的83.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9%，高于总出口增长速度6%。由此可见大力发展机电产品出口是中国今后扩大对外贸易，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依据。但目前还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还相对低下，产品缺乏一定的竞争力；二是发达国家日益提高的一些工业安全、防污等标准。而且从长远来看绿色保护将成为今后阻碍中国外贸机电产品出口的重要障碍之一，另外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签署的文件不仅包含工业品贸易，而且还包括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问题。这样如果某些大国在多边或双边谈判中肆意推行绿色保护主义并滥用某些条款的话必将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扩大出口的战略目标。绿色保护措施的贯彻与实施必然会牵涉到对众多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环节的监督与检验，要求形成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的无公害的管理体系，因此出口产品在流通中将需要更多的诸如检验、认证、包装、广告等费用，使出口成本上升，影响出口经营效益。

（四）据估计仅有关“国际保护臭氧层公约”将使中国减少近50亿美元产品的出口，因此绿色保护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难以摆脱的障碍，为保证中国外贸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必须采取与此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减少绿色保护所带来的影响。应对措施：加强决策，健全法规：首先中国应改变传统决策方法，使企业或经济部门决策更合理更科学。传统企业的经营决策往往局限于企业内部利润的最大化或成本的最小化，从而寻求最佳规模经济，而往往忽视其外部经济效果，如污染、噪声等负面效应。现代企业应采取社会经营决策，把社会效益纳入企业经营决策之中，统筹协调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其次政府应采取一定措施推动企业的社会经济行为合理化，逐步形成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健全各类环保法规并与国际通行的法规相衔接，使中国经济贸易的环境管理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提高环保意识：政府应全面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使全国人民尤其是经济工作者和企业领导充分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大力宣传国际环保公约、国际环境标准等法规，使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把环保导入企业的经营决策，树立危机感、紧迫感。事实上中国已有沉痛的教训，如浙江出口的皮鞋因PCP超标而退货；山东冻鸡肉由于农药残留量超标而痛失国际市场。这些教训应该使中国清醒地意识到环保已不仅仅是影响企业的发展，而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盯住国际标准：大力开展国际环保标准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尽量减少各种国际环保标准给中国出口造成不应有的损失。ISO9000是一项国际上流行的国际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适应。如果积极推广这套标准，能有效地保证中国出口商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接近和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商品出口。但中国许多企业对ISO9000还没有认真研究，参与意识不强，因此中国应加强宣传、介绍和推广各种国际标准，紧跟世界最新潮流。努力发展“绿色市场”：随着保护环境与保护资源的意识的不断加强，一个以环境与资源保护为目的的新兴行业“绿色产业”正方兴未艾，同时它带动绿色产品的开发和绿色市场的形成，据估计未来10年内绿色产品将主导世界主要市场。近年来各国政府都非常注重绿色产品的开发和研究，美国克林顿政府强调：“促进环保技术发展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一个高度优先的任务。”还公开表示：“环保产业应享受出口免税。”日本政府提出以“21世纪新地球”为主题的绿化地球的百年计划，政府从1993年度推出能源对策，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向环境协调的方向转变。中国也已开始研究开发绿色产品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应努力提高环保技术，不断开发绿色产品，为中国外贸出口开拓更广阔的绿色市场，同时也避免绿色保护的障碍。利用国际力量：虽然乌拉圭回合作出一项《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以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并规定一些基本条款，但其中也包含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免受发达国家歧视的保障条款。因此中国可以利用相关的一些条款和国际组织的协议，联合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利用绿色保护而采取歧视政策，以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

生态主义

（一）生态（生态中心）主义是对工程师新的道德要求，它要求工程师进行的工程活动要有利于人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的生活质量，要有利于自然界的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健全发展，提高环境质量。生态主义认为意识应该是多元化的，反对意识的一元化。它崇尚一种新激进主义，否定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追求的是一个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的美好“绿色社会”。反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分析-归纳方法，特别是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原子论等观点。生态主义大多信奉一种后物质主义，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和物质享乐，生态主义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的压力和现代环境运动的激发下伴随着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的转变而兴起的。生态主义最先表现为一种环境主义的思潮，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主义逐渐发展出动物解放/权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诸种典型理论形态，并以深层生态学为其极端理论形态，生态主义的最新发展是形成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特殊理论形态。生态主义的意义是提出生态价值观，并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人类向自然界盲目的索取，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人类正面临着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对日益加重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人们开始警醒和反思，并开始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生态主义正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的压力和现代环境运动的激发下伴随着西方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生态主义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人类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上。生态主义提出生态价值观，这是21世纪作为“生态人”的人类所应具有的价值观，而生态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对促进新世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衰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滥伐和植被减少、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垃圾泛滥、生物灭绝、能源短缺、酸雨污染、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等。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空前关注，从而爆发一场遍及全球的环境运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标志着世界环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联合国的行动相呼应，各种民间的环境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海洋保护协会、动物基金会、动物解放阵线、地球优先组织等相继形成并壮大，为环境保护积极工作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运动的发展则促进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生态主义就是在对生态危机的反思的基础上伴随着现代环境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因为现代环境运动和其他许多社会运动一样是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当运动扩展至一定规模，并且力图继续推进时为统一或协调目标、组织、行动，必定会提出理论上的要求，它成为19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和哲学话语。生态主义在实践层面就是现代环境运动或生态主义运动，而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则是应生态主义运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担当着引导和总结运动的角色。环境主义所强调的是在不更动既有国际体系下对环境进行保护的行为，环境主义者接受现存的政治、社会架构以及世界政治的规范结构，在这些架构中寻求改善环境问题。多布森认为：“生态主义从根本上置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生态主义期望一个不追求高增长、高科技、高消费，而以包含着更多劳动、更少闲暇、更少物品和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将地球的有限性置于优先地位，追问在此框架内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是可能的和可欲的，环境主义则不然；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关心的是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环境主义则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尽管多布森认为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理由是环境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从理论旨趣和行动方式来看两者均属同一家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环境，只不过生态主义较环境主义采取的手段更为激进。动物福利论以辛格的动物解放论和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代表，动物解放论的理论预设是：个体的利益应当得到平等考虑。辛格认为：“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绝大多数动物都是有感受力的，因此拥有利益。这些动物因而具有道德地位，应得到道德关心和“被考虑的平等。”动物权利论者从康德的义务论出发，以权利为基础为动物辩护。雷根认为：“我们认定每个人都有不受损害的道德权利，并不是由于人拥有利益，而是由于人拥有某种优先于利益和效用的价值，即‘固有价值’，拥有固有价值的根据是成为‘生命主体’。”雷根认为：“某些动物至少哺乳动物符合成为生命主体的条件，因而具有固有价值，拥有受到道德关心的权利，最低限度这意味着我们有‘起码的义务’不去伤害它们。”动物福利论把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自身扩展到人类以外的动物，为保护动物生存权利提供理论论证。然而它关心的是某些高等动物的利益或权利，把大量低等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物都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因此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双重批评。

（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福利论将价值主体的界线扩展得太宽，从而增加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动物福利论所划的界线太窄，忽视更多应当给予道德关怀的自然对象。于是一种以生命为标准的生态主义理论产生了，它主张所有有生命的自然对象都具有固有价值，都是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生命中心论（又称生命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是一种认为有机体有其自身的“善”，因而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展到人以外的生物的自然价值观，主要包括史怀泽（又译施韦兹）的“敬畏生命”理论和泰勒的“尊重自然”理论。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不是寻求某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一种要求人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实现其价值的内在信念。泰勒是史怀泽的精神继承者，并构建一套完整的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体系。泰勒认为“尊重自然”是一种对待自然的终极道德态度，应当将所有有生命的自然物看作具有“自身的善”因而具有固有价值的存在物，一个拥有固有价值的存在物应该得到道德关怀。生命中心论比动物福利论前进一大步，不再把道德对象的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动物范围，并进一步抛弃生命等级的观念，在最大程度上确认生命平等原则。其真正的问题是它一方面赋予有生命的个体以固有价值，将生命个体看作生命目的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认为生命的联合体不具有道德意义，没有固有价值。因此生命中心论价值观并不够彻底，没有关注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及其实在性。生态中心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内在价值概念延伸至更宽广的范围，从而提出整个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生态中心论（又称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上述生命中心论所主张的道德范围过于狭窄，它进一步将价值概念从生物个体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赋予有生命的有机体和无生命的自然界以同等的价值意义。其主要观点是：（1）自然客体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依赖于其对人的用途；（2）在生态系统内自然客体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道德地位和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3）人类应当担当起道德代理人的责任。生态中心论是整体主义的，它不仅承认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和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生态中心论把价值的扩展推到极限，从动物福利论到生命中心论再到生态中心论，价值从动物、生物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从而赋予整个自然界以道德、价值的意义。这就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关怀自然、保护环境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生态主义发展到极端表现为深层生态学，它是一种最为激进的生态主义理论，最早由挪威学者阿伦·奈斯提出。

（四）奈斯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浅层生态学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层生态学要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层生态学主张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层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反对对价值进行经济还原。在政治上深层生态学主张反等级制度、非中心化和地方自治，在经济上深层生态学主张用节制物质欲望的“生活质量”代替工业社会的“生活标准”。深层生态学的社会变革方案集中于个体意识的转变上，首先要求个体改变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深层生态学是一种要求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极端理论。严格的说深层生态学应该被理解为深层追问的生态学，因为它强调的是“问题的深度”，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对浅层生态学不愿过问的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不断追问。生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一个理论派别，并且它至今仍然是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同时也是生态主义的最新发展，其许多工作仍在简单地探索女权主义者与生态环境运动之间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是一种把妇女的解放与“大自然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一脉相承，这种统治既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又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统治自然的观念。生态女权主义强调多元的思维方式在女性和自然解放中的意义，它批判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把千差万别的事物做二元划分，然后对这些二元事物进行价值分类，确定其中的优劣，进而得出男权优于女权、理性高于感性、人类高于自然的结论。认为只要这种二元论思维方式不被消除，女性和自然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在关怀、热爱、友谊、信任、适当互惠等价值观的指导下去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包括后现代艺术、社会学、哲学在内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对生态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生态主义尤其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从先天的产生背景，还是后天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均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从深生态学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正是生态主义所要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所要建构的也恰恰是生态主义致力于树立的，两者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建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态主义，生态主义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现代主义中最具活力和争议的一个理论部分。

（五）在生态主义视野中21世纪的人的价值观应该成为一种生态价值观，因为人类需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生态价值观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对自然界的义务的环境保护价值观：环境保护价值观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它肯定人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保护的，这不仅是对自然价值的承认，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强调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关怀未来价值观：关怀未来价值观承认赋予子孙后代以权利的合理性，确认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存在着道德问题，当代人对后代负有责任和义务。人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未来后代将要存在，他们也会有人们现在可理解的和可预计的重要的利益。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通过批判和超越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价值观，对价值概念重新界定并将价值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从而开阔人们的思维，丰富人们的价值思想，它有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平等的环境平等观：环境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将环境平等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要人承认，自然也是价值主体和权利主体，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关系。人绝对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或中心，人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强调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将可持续发展观看作是一种和谐发展观，它是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统一，即“人-自然-社会”系统可持续为基础的和谐发展。后现代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文明，它要求21世纪的人类根本转变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人是自然的征服者态度和价值观。生态主义视野中的人的价值观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对重新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新型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态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界定的根本性转变，如果21世纪的人类真能把生态主义原则作为自己价值观的组成部分，积极践行这种生态价值观，则生态危机就能从根本上被真正克服，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局面才有望到来。尽管有人认为生态主义作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民主社会中能够有效地履行它的边缘政治职能，其目的是迫使主流社会伦理话语的操持者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可是生态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有限的边缘政治地位，而是要求普遍主义的实践。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他们原初的志向和许诺就变得十分苍白。生态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至今的一股强有力而广泛的政治和哲学思潮，并不只是具有政治的功能或意识形态的一面。

（六）它作为一种激进环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纠缠在一起，并涵盖和影响科学、艺术、伦理、宗教等诸多人类精神领域。它的影响范围也不仅限于西方社会，它对东方社会同样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中国生态主义宣言》的作者王晓华就分别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和实践、文化、信仰三个层面考察生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生态主义对印度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激起印度学者拉马强德儒·古哈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批评美国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因此生态主义作为最初兴起于西方社会的话语已经强有力的渗透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话语环境之中。生态主义虽然在欧美表现得比较强烈活跃，但并不会掩盖它的某些普世性乃至前瞻性的价值（如生态价值观），因而生态主义对人的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界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态主义阐明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近代以来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的崛起及其发展模式，而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就构成我们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不仅如此，生态主义通过新的价值观的确立，把对既存工业文明弊端的克服变成一种生态文明的创造。生态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它要求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达成对自然界与整体利益的尊重和维护。生态主义是一种生态意识，也是一种地球意识，是对人们生存的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发自内心的珍视。随着21世纪的人们逐渐认同和接受新的生态价值观，人类作为守护者和成全者的形象必将代替他现在所是的征服者和剥削者的形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走向和谐统一的新局面。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在政治言论斗争中的意识形态，是指与自然环境的保存、恢复和改善，诸如自然资源的保护、污染防治和恰当的土地利用的一切行为。通常支持原住民与全球化的抗争，尽管有些事物表面对环境的破坏不大，如反对生活方式的传播。环境保护主义为现代词汇，常常涉及绿化、环境管理、资源利用、减少浪费以及环境义务、道德规范、公平公正等用语相联系。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环保主义是什么？环保主义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信仰，它既可以成为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可以抽象成一种处事原则。即不给地球、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落实到实处，可被认为是一种环保现实行为，如回收垃圾、减少废弃物排放等。同时他们也以此种信仰来约束他人，造成一些政治理想。他们成立相应的政党来改变环境、拯救地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渐渐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根据政治科学家安德鲁·多布森的观点时环保主义符合一种意识形态的所有特征，因此应该将之与其他意识形态，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同等对待。正如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环保主义也提供一种对社会的分析性描述，假定一种确定的、值得期待的社会形式，并拥有着一套对于政治行动的纲领性规划。迈克尔· 肯尼也视环保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但他也强调绿党拒绝接受这种概念。

生态社会主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思潮、新学派。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当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人把生态问题纳入革命的轨道，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博尔丁在他1953年出版的《组织革命》一书中，指出“生态革命”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步变化的结果，是观念和理想乃至技术手段的革命。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均把人同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当做—个主要的理论主题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另一著名人物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认为它是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中一个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过去人们只是对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全人类的问题予以关心，而没有把自然视为人类解放的一个领域。马尔库塞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做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是依赖对自然的统治来实现的，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也要依赖自然的解放来实现，而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那些自然中所产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那些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马尔库塞主张应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确定“自然革命”的内容。那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变贫困，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以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很大，可是由于仅仅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激烈的批判，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代（70年代）：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具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二）鲁道夫·巴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从红到绿》、《创建绿色运动》等。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典型的特征是“从红到绿”。生态社会主义第二代（80年代）：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威廉·莱易斯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他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起从事过研究，后来抛弃该学派偏重哲理和书本的倾向，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莱易斯在《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莱易斯在1972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导致生产无限的扩张，最终结果将是人的自我毁灭。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满足的极限》，在这部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阐述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部著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阿格尔认为：“尽管如此，但我们仍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三）安德列·高兹在1924年生于奥地利，1948年后移居法国，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环境，世界人口的激增也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苏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苏联生态理论在80年代十分活跃，不仅提出许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拟订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框架。苏联哲学家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态形势证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点，即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由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可能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恶化，因此应当树立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从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生态意识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人类为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状态在活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意识具有以下特点：（1）考虑到反映对象持点的综合性质；（2）要善于把握认识客体的全部多质性和异源性，善于在这种多样性后面发现生态学方面重要的本质的统一；（3）要求人们不仅有看到自然界中所发生变化的最近结果的能力，而且有看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远结果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正的联系，而且能看到其负的联系的能力。总之生态意识是人们了解生态规律、遵循生态规律、防止生态危机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条件，只有认识和考虑到生态规律才能把保持自然环境的有益状态视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苏联的学者还提出“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和学科，他们认为社会生态学不仅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要化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协同工作才能解决环境问题。

（四）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之下“生物圈”、“智慧圈”、“协同演化”等概念发展起来，“协同演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定向发展和对生物圈的定向作用，即不仅不破坏生物圈，而且促进生物圈的进一步发展和保证人类进步，因此苏联学者关于“协同演化”的概念实际上指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纵观苏联学者的生态学理论，一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来阐发的，其中不乏可资研究吸收的地方，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理论力量。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9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或称苏东剧变）以后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仑德曼是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大卫·佩珀是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终于从绿党主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生态社会主义是一支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其成员的经历、认识不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五）人们注意到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一种是西方所流行的、以批判为主的倾向，这是—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虽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却与之有显著的差别。一是较多地融入现实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打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的研究方式，较多地与实践问题相结合。二是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并把生存环境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种以批判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派别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种倾向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所流行的、以改变自身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研究方向和问题大多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遇到的，因此它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环境生态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不过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根本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 “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拚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自然界的负担，污染环境，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唯生产力论”和生态危机同样也产生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避免上述弊病的、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否定生态殖民主义，批判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不仅把生态危机转嫁给不发达国家，残酷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场，倾倒存放各种有毒的垃圾。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全部生态危机问题。第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立足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没有错，但却过高地估计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对资本主义本身能控制这种不利局势的能力估计不足。另外这一危机理论分析的重点也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之内，而对消费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几乎完全忽视。

（六）他们认为今天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时代变化理论也应随之进行修正和补充，生态危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搞操纵消费，实际上是“转移目标”，是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这些变化的形势，不断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任务是需要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业活动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第四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主要是指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具体说就是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的集中化、官僚化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软技术”和小企业。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领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展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这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既要能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赖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具体来说这一模式应具备以下要求：（1）把资源消耗限制在可维持的限度之内；（2）做到平等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朴素生活作风”；（3）节制人口增长；（4）注重环境道德，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和易于回收，使废物尽可能减少；（5）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动，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富有意义，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真正把劳动与闲暇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生产结构，就要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工人能够参与生产管理。第五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式上生态社会主义同生态主义的观点相同，也提倡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的原则。第六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也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亦即把“绿色”与“红色”结合起来，如拉比卡所说这种结合是“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含着的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阐释，并将其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问题结合起来。如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问题上许多西方环境理论著述中对这个问题或轻描淡写不敢涉及，或抽象地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正确地揭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七）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在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例如豪沃德·帕森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一种政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它的基本观点就是环境问题像其它社会问题一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结构，它的彻底解决方案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并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明确提出自然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反对人们无限地追求高消费，反对把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 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劳动闲暇一元论，要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欢乐或满足，或者说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着重精神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应看到生态社会主义在一些问题上也暴露自己的局限性，如它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或者用“生态危机论”去取代“经济危机论”，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就必然导致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结果只能是转移人们的斗争方向。另外它还以觉悟和知识而不是以阶级立场来划分革命的动力与非动力，这显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去甚远，比如它不重视所有制，只讲参与管理。再如它批判苏联模式过度集中无疑是对的，但又过分强调民主化，过分强调工人自治。批判过分集中化、官僚化、技术统治论本来也是对的，但又把这些作为责难现代化大生产的依据，认为正是这种大生产导致劳动的破碎化，并企图用手工劳动去代替现代化大生产，这就是一种倒退了。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少数生态社会主义者仍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上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从总体上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它企图以分散的小生产与现代化大生产抗衡，是一种“开倒车”的社会主义。由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所以并没有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总之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从理论体系上来说还比较粗糙，不够系统，很不成熟，而且有很多空想的成分。但却不能不承认它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它毕竟象它所反映的绿色运动一样也是新生事物，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它们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垄断资本，从各个方面批判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保护生态平衡，反对生态殖民主义等主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反映，其基本方面是积极的。今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如何能否成为绿色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导力量，抑或随着历史的演化走向悲观和虚无，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人们将拭目以待。

绿党

（一）绿党是提出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最早的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绿党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欧洲扩散，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德国、芬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绿党组织先后入阁，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政府中一度都有绿党成员，法国绿党在2002年大选中得票甚至超过共产党。2004年绿党还建立统一的地区性组织——欧洲绿党，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成员党。新成立的欧洲绿党将继续坚持其传统的政治路线，致力于发展一个生态合理和社会公正的欧洲。欧洲绿党指的是西欧国家绿党的联合组织，1984年1月成立，其前身是西欧生态团体协调局。成立欧洲绿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欧洲共同体各国生态组织的合作，为在1984年6月欧洲议会第二次直接选举中多得议席，扩大绿色运动的影响。欧洲各国的绿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目的的绿色运动（又叫生态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70年代除英国和联邦德国成立绿党外其他国家的绿色团体大多以“运动”、“行动”、“小组”为名，组织程度较低。进入80年代后生态保护问题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各个绿色团体开始频繁活动，相互间加强联系，它们都试图在本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的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斗争的需要促使那些区域性、行业性的绿色团体合并或联合，并提高其组织程度，于是以“绿色”、“生态”为名的政党日渐增多。它们的理论、主张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其代表越来越多地进入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绿党之所以自命为“绿”一是因为它主张维护生态平衡，反对核武器和核能,反对环境污染；二是为了与“红党”（指共产党、社会党及其他左派组织）、“白党”（指各种公开维护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政党）相区别。欧洲绿党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从属于自然界，生态平衡具有伦理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盲目增长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均须批判；应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应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进步性；对传统的价值观、消费观、幸福观等亦应批判，须进一步协调人际关系，发扬基层民主，反对暴力和战争，维护和平。欧洲绿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设3位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在欧洲议会中因绿党代表人数相对较少，一般同其他有关党派的代表一起组成“彩虹集团”。1989年6月欧洲议会第三次选举后欧洲绿党的席位由20个增至25个，到1990年欧洲绿党有成员党16个：奥地利绿党、比利时生态党、比利时改变生存环境党、法国生态联盟-生态党、联邦德国绿党、爱尔兰绿色同盟、卢森堡绿党、英国绿党（1973年成立时名生态党，1985年改为现名）、瑞典绿色环境党、瑞士绿党、荷兰绿党、西班牙绿党、意大利绿党、丹麦绿党、芬兰绿色联盟、葡萄牙绿党。

（二）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绿党，除了欧洲之外已经成立绿党的有新西兰、澳大利亚、北美、非洲等。全球的绿党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这使得绿党明显地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派与社会主义派大不相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绿党是由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组成的，他们代表政治上的弱势团体或是少数族群，简而言之绿党是社会运动者的政治延伸。口号：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公平；世界和平。绿党是一个在20世纪才开始在欧洲扩散的政党，除了欧洲之外在世界各地多个国家都有成立绿党，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北美、非洲，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各个国家的绿党的内容多少有些不同，但全球的绿党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他们往往为建立生态保护区出力，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绿党的四个基本主张是：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全球的绿色革命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绿党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960年代末期欧洲从狂热的共产主义、极端的民主意识、性解放等等的自由理念中逐渐形成一支绿色政治运动队伍，以环境保护、反核、可持续能源等作为其政治诉求，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作抗争与改革的活动，这样的绿色运动最先在斯堪地那维亚的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德国开始发展。初期经常有相当激进的街头抗争与国际性的干预行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盛大环保游行，在全国各地中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中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1970年的地球日被公认是在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拉开序幕之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欧美国家出现声势浩大的学生造反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此基础上，“自然之友”、“峰峦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士”、“布仑特兰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市民运动的“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日益深入，并渗透至社会的每一角落，形成所谓“绿色政治化”的局面。国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以及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绿色运动更是与妇女运动、和平反核运动相响应，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的社会。自那时起到了9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后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二是政府的环境政策和行为。

（三）1992年美国已有大约1万多个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从1965年的50万人增至1990年的720万人。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而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例如根据1990年的民意测验，有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有4/5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见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日渐浓厚，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1970年国家环保局重新整编，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府管理实体之一，它不仅是国家重大的环境保护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者，而且负有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责任。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环境管理的机构，因此到了90年代甚至连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施环境立法的地方中空气和水都比20年前清洁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减少了，树木在1995年比1885年多了。而最能体现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压力作用的应该是总统选举，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挑选的竞选伙伴是《濒临失衡的地球》的作者阿尔·戈尔则更呈现一种人心所向，因为《濒临失衡的地球》是1992年美国的畅销书，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愿为保护地球而付诸努力的决心。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发表“地球日”演说则不仅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他对保护环境的支持，而且以一种高昂的热情评价“地球日”，进入90年代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形势应是一片大好。20世纪70年代一股“绿色政治”的风潮在欧洲大陆兴起，到80年代初期一场以市民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80年代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绿色政治组织——绿党。德国是欧洲第一个绿党的诞生地，这场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这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新兴的政党“绿党”出现了，它成为这场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很快成为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党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绿色运动方兴未艾，绿党组织和活动的影响力也在扩大，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中绿党的地位在世纪之交出现相对上升的趋势。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欧洲出现一批环保主义政党，1973年在绿色政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第一个绿党——英国人民党，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也纷纷建立绿党，1979年西德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德国绿党。德国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意义绿党的诞生地，德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政党都把保护环境作为重要纲领之一。1993年两个德国的绿党合并，其势力更加锐不可当，在16个州中进入11个州议会，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终于到1998年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担任外交、环保、卫生等三个部长职务。

（四）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和原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是目前全球绿党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欧洲以外新西兰、澳洲、美洲、非洲等地也出现绿党。1993年欧洲绿党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的绿色政治组织加强联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一种新的国际，即绿党国际。1999年6月绿党在欧洲议会的626个席位中，占有47席，在欧洲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欧盟15国，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与传统政党不同，绿党的意识形态则公开希望超越阶级界线，超越左派和右派，把与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目的。绿党的主张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的，不分阶级和阶层，它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或哪一部分人的生存，而是整个人类和星球的生存。各国绿党在理论纲领、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及组织原则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点：“生态优先”原则：绿党以生态学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这是绿党最根本的政治学原则。它既是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绿党制定其纲领和政策的基础。绿党是生态学原则的产物并以之为理论纲领的指导武器，绿党意识形态以一般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学为核心思想。绿党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绿党认为：“我们人类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追求目标而自鸣得意，不断地向自然进行索取，这是非常有害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恢复，所谓的补救措施也只能是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权宜之计。”绿党意识形态以一般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学为核心思想，绿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后现代政治社会背景和他们独具特色的生态政治观与社会观构成欧洲当代社会与政治中的“绿色风景线”。在经济上绿党明确反对当前那种只受利益驱动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毫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的消费性经济，认为这种经济不但会推动经济走向崩溃，而且使人为了获得收入不得不接受劳动的一切悲惨的和压迫性的方面。为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绿党提出“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主张将危害生态、消耗能源的行业取缔。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的需要，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市场财政”。正是基于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绿党才得以用系统的观点、动态的观点，从全局、整体、多方位、多层次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把环境污染、高失业率、官僚政治等似互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待。正是现代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土地伦理学才使绿党得以提出社会公正、社会保障、非暴力活动等纲领和目标。

（五）现代生态学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依存的观念，这些都成为绿党的科学的基础、行动的准则。绿党还要求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否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然。非暴力原则：绿党的非暴力原则包括终止单纯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前者即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而后者则是绿色政治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学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时绿党为之反对的就是充满暴力行为和压迫剥削的现存社会，所以尽管党内关于是否承认暴力问题的争论还异常激烈，甚至由于分歧而导致分裂，但绿党还是坚持非暴力原则。绿党认为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国家、制度充当主体所施行的暴力，即由国家政府强加于社会和个人的压迫、剥削制度，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暴力行为是军事上的黩武主义、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剥削。非暴力原则是每个绿党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绿党的非暴力原则说的是反对一切个人及国家的暴力。绿党确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暴力。对待战争时绿党向来旗帜鲜明，它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绿党认为现代战争在摧毁人类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人们看到，绿党成为和平主义不折不扣的卫道士，哪里有战争，那里就有绿党组织参加的抗议活动。非核化、非军事化、解散北约是绿党的一贯主张，绿党遵循非暴力原则，广泛开展世界和平运动、反对部署核武器运动和要求裁军运动。绿党齐心协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认为战争必将造成人类及环境灾难。宣传和平主义思想，反对核威慑，反对一切战争和穷兵黩武，主张世界和平。首先是欧洲地区实现和平，建设一个没有集团对抗（废除对立的军事组织）和非武装区的欧洲，成为绿党设想的最高境界。为此他们提出德国首先销毁核武器，并单方面裁军、而实行独一无二的社会防御政策，这就要求全体公民以更坚强的信念、更充分的勇气、更高尚的精神和更有亲和力的组织行为，用非暴力的、不合作的行为来保家卫国。绿党在反对结构性暴力的斗争中反对对妇女的压迫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妇女是一个最大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为此保护妇女权利成为绿党向国家制度暴力发起的最猛烈的进攻，他们提出大量的女权主义的立法、同工同酬、教育平等、财产继承、孩子养育以及关于流产权利等等在全社会激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震动。在绿党看来世界秩序充满结构性暴力及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它基本上还是殖民地的遗产。发达国家利用他们在各方面的优势残酷地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基于此的绿党提出给第三世界以援助，为其提供一个自力更生、调整经济、谋求发展的机会，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力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六）在当今西方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党中惟独绿党对第三世界事务表现得最为活跃、最为积极，他们的领导人频频出访第三世界各国，他们的思想库加强研究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和现实问题。在绿党的各级组织中都有第三世界的研究小组，这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积极现象，也是绿党的社会进步意义之所在。绿党的使命是环保与和平，作为以生态问题为目标的政党，绿党特别关注环保与和平，为此它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生态优先”原则和“非暴力”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绿党极力强调基层民主原则，人民必须更加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欧洲绿党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与大资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大资本集团通过游说、贿赂、馈赠等各种手段控制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决策，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各政党的上层决策者们由于其官僚化和等级化的组织结构已与下层党员和群众相脱离，失去社会责任感，无法再代表下层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们对现存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因此绿党把基层民主的原则贯穿在组织结构中，通过扩大民主参与的方式尽量吸收更多的民众支持。德国绿党在1983年制定的联合纲领中表达得十分明确：“我们决定建立一种新型的党的结构，以不可分割的基层民主和分散化概念为基础的结构，我们相信缺乏这种类型结构的党就不适用于令人信服地支持议会民主机制内的生态政策。”绿党这种基层参与性的组织机构，其目的就是扩大基层的权力，防止形成权力被机构与个人垄断。在欧洲绿党看来欧洲现行的议会民主和政党竞争已经阻止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导致政治失望，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大量引入政治自决、直接民主等手段来克服。绿党认为未来民主制度的理想形式，是一种非集中的、以社区为权力核心的、内部团结合作和直接民主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基层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建构奠定绿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的基本模式。这些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授权制：绿党与传统政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决策过程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基层掌握着实际决策权，而上级机构只是办事机构。干部的轮换和任期制：在绿党看来任期过长会使信息和权力集中，这些与基层的理想相抵触，希特勒时代已经说明把权力赋予那些能力超凡的领袖人物的危险性。绿党应该追求一种没有官员的网络系统的理想，一切人都参加管理他们的社会。集体领导制度：政治权力的分散化、绿党从中央到地方均实行集体领导，为防止任何权力垄断现象的出现，绿党规定一人不得身兼数职。实行领导职务轮换制，对党内职务的确立和重新当选等均有严格的限制规定。

（七）男女比例制：男女平等是政治民主的体现，党内事务的男女平等参与应当成为绿党的实践。尽管欧洲绿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与传统政党的结构相比还有一定的薄弱之处，甚至有无政府主义的嫌疑，但是绿党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当代欧洲的经济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欧洲绿党信奉生态政治和直接民主，经常地站在被压迫者和穷人一边，有人把它称作“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四反核原则：绿党一贯主张非核化、非军事化，1979年第一位绿党国会议员在瑞士产生。1990年第一位绿党阁员入主立陶宛政府，随即担任副总理要职。时至今日不仅在欧洲的大国如德、法或是小国如比利时等都因为绿党在国会选举的席次得到令人重视的席数，而得以参予组织联合政府，并在联合政府中主掌环保、卫生、公共运输甚至外交等要职，更加有效地推动绿色政策。1983年3月22日一支27人的绿党队伍进入联邦德国的国民议会下议院、联邦议院，这是30多年来第一个取得席位的新党。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社民-绿党联盟赢得德国大选胜利，绿党在德国政府中拥有3个内阁职位，包括外交部长、环境部长和消费事务部长。到80年代中后期又有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奥地利、芬兰、意大利、瑞典和爱尔兰等国的绿党进入各国议会，有的进入地方政府。1993年芬兰的一名绿党成员首开纪录，成为内阁成员，之后绿党成员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政府中相继出现。绿党早已进入各级议会，在欧洲的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在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中绿党还成为执政党，涌现出一大批绿党高层官员。在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也都有绿党成员，在欧盟中绿党虽然规模小，也有不少政党联合，且占有超过12席内阁阁员。在2002年11月5日举行的拉脱维亚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上绿党和农民联盟主席因格里达·乌德蕾当选为新议长，在议会中占有56个议席的“新时代”党、拉脱维亚第一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以及“祖国和自由”联盟经协商后同意联合组阁，并共同推举乌德蕾为议长候选人。西欧绿党的政治实力已超过有着几十年斗争历史的西欧共产党，成为仅次于西欧社会党党团和人民党党团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在西欧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绿党已成为一支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在西欧大部分国家中成为平衡左、右翼政治力量格局的重要力量。绿党的兴起不仅改变欧洲各国的政治格局，而且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在美国作为第三党，据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只有绿党的成员在增加。欧洲绿党谋求统一，扩大影响，瞄准议会。

（八）欧洲生态保护主义组织的领导人2002年22日在罗马签署一份文件，宣布欧洲绿党诞生，它将参加6月12日和13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意大利代表团团长之一、会议东道主、意大利前部长阿方索·佩科拉罗·斯卡尼奥说：“我们是欧洲第一支决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党的欧洲政治力量。”绿党在欧洲议会现有36名议员。新建欧洲绿党的纲领性文件谈到5个问现全题（环保、为社会尽义务、扩大民主、推动和平政策）进一步实施，从下层开始实球化。2004年2月21日欧洲32个绿党的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大会上宣布他们决定组建统一的“欧洲绿党”，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支涵盖整个欧洲范围的政治力量，参与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欧洲的各个绿党在欧洲议会中只是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一起工作，合并后的“欧洲绿党”，将改变这一状况，使原来分散的32个绿党能够以共同的宣言、共同的行动表达他们共同的声音，进一步扩大绿党在欧洲的影响。随着近些年来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绿党在西方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在西方选举中绿党不是最重要的政党，但是在议会制度国家中某一政党想要获得执政权而自身无法达到议会半数的时候。绿党就扮演着执政缔造者的角色，但是绿党在分散部分左派政党选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偏左派政党很难执政的结果。联盟90/绿党（中文常简称为德国绿党）是德国的一个政党，其前身是1970年代末期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的一部分。1980年，绿党正式在西德成立。这是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绿党组织。而在1989年至1990年间，东德的一些民权运动团体联合组成了联盟90。1993年，联盟90并入德国绿党。从1998年开始，德国绿党成为了执政联盟的一部分。1970年代末期，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组建了名为“绿色”的政治组织，中文称之为绿党。其政治纲领是反对环境污染、核能的过分利用、北约的战略以及其他各种过度工业化的行为。其早期的重要人物包括：鲁迪·多茨克、海因里希·波尔、佩特拉·凯丽以及约瑟夫·博伊斯。1982年，一部分成员离开绿党，另行组建了生态民族党。而继续留在绿党的成员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以下观点：反战、反对限制移民和堕胎、支持吸食大麻的合法化、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同时鼓吹他们称之为“反独裁”的教育观念。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抗议行为，但也会在为诸如反对核武器、反对核能或者是反对在法兰克福机场修建一条新的跑道而进行的示威活动中与警方发生冲突。这些行为似乎与那些离开绿党的人士很相似，但那些离开绿党的人士是不会采取温和的抗议行动的。德国统一后，1990年12月，绿党在西部没有通过5%选票门槛。最后因为德国竞选法律的临时修改， 在东德和西德分开地运用5%"障碍"，绿党获取了议会席位。这是因为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领土，通过绿党与Bündnis 90 （联盟90)共同努力 （一群持不同政见的民权活动家组成的松散组织），终于获取超过表决总数百分之5的选票。

（九）在1994年竞选中党的西部分支得到7.3%的选票 ，在全国得到49 个席位。1998年即使得票率轻微下降（6.7%），绿党仍然获得联邦议院的47个席位，并且与德国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约施卡·菲舍尔成为新政府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除此之外其他两个绿党成员在政府中担任大臣（安德亚·菲舍尔，后来是雷娜特·库埃纳斯特和于尔根·特里廷）。2012年5月13日在德国政坛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议会选举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州执政联盟社民党和绿党赢得州议会超过半数席位，将组建稳定的多数派政府奥地利绿党是奥地利在野党，主要组织是“绿色选择”和“联合绿党”。1986年奥地利原有的几个绿色小党合并，成立名为“绿色选择”的新党，并参与当年的奥地利议会选举，获得4.82%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据8个议席。1993年该党采用现名，2006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21个议席，成为奥地利议会中仅次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人民党的第三大党，由于社民党和人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绿党遂成为奥地利最大的反对党。其他国家和地区绿党：澳大利亚绿党；英国绿党；加拿大绿党；葡萄牙绿党；瑞士绿党；中国台湾绿党；巴西绿党；卢森堡绿党；哥伦比亚绿党；爱沙尼亚绿党；匈牙利绿党。和平运动是从19世纪初关于战争危害的公民讨论小组发展成为今天具有广泛性与世界性的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对个人生活、家庭、民族事务的关心，而扩展到个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关注，对整个世界前途的深切关怀。和平运动是指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团结反战，争取和平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主要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是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冷战导致国际形势骤紧，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迅速团结和聚集起来，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先后在1949年和1950年连续召开两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2年再度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和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从1955年起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世界裁军大会每年都在日本东京举行。1950年和1951年还出现两次大规模的和平签名运动，同时各类和平运动组织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50年底成立协调各国和平运动的国际组织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一时期的和平运动矛头主要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围绕禁止原子武器、世界裁军、停止越南战争、反对复活德、日军国主义、击破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缔结和平公约等重大问题展开活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绝不能坐等，必须去争取”。第二次高潮是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以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反战和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第三次高潮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和平运动：此次和平运动以反对北约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为起因，矛头指向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运动首先在联邦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兴起，接着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进入1984年后西方反核和平运动的势头逐渐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