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历史上的欧洲真的一言不合就会被烧？近代欧洲真实的异端与异端审判究竟是...

1584年，一个意大利北部小城蒙特雷阿莱的52岁磨坊主梅诺基奥第一次受审，原因是他公开传扬异端观点。他不相信圣灵主宰着教会，不相信圣母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后仍然还是童贞之身，认为上帝“不过是一缕气息”，因而“我们所见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而我们就是诸神”。他还持有一种特殊的宇宙起源论，认定世界之初一切都是混沌，万事万物都是在混沌之质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众天使就像是出现在这奶酪中的蛆虫。

对审判他的教士们来说，他最骇人听闻的地方可能在于：他不仅仅是亵渎神圣，竟然还坚持认为亵渎神圣并不是一种罪。神圣性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生活实践，别无其它，他希望教会去除那么多浮华夸耀，能出现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自认对上帝的了解要比这些教士更多。也因此，哪怕他在受审后暂时退却，实际上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当时，他被认定为异端分子而遭到再三起诉，但一百多年后，他很可能会被判定患上“宗教妄想症”，被送进疯人院；然而，四百年后，当现代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时，他又对我们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奶酪与蛆虫》一书在问世后就迅速成了经久不衰的微观史名著。

为什么他的故事值得写一本书？因为他那种看上去离奇的念头，恰恰体现出一种以往被压制、抹杀和遗忘了的底层大众文化。随着一元中心主义的瓦解，“异端”已不再意味着错误乃至罪孽，倒是显得真实和有趣。不仅如此，追索梅诺基奥思想的来源，可以顺藤摸瓜揭示被正统的档案文献所排斥的口头文化暗层。一如作者卡洛•金茨堡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浮现出两个元素：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交织渗透，以及他向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发起的挑战。

梅诺基奥很清楚，他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的陈述中还有一种对“尊贵之人”格外不齿的倾向。在他看来，教皇“和我们一样是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也没有差异，按立圣事更不过是“一桩生意”。既然“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因而社群中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连耶稣基督也不过是一个“好人”，而在他所渴盼的新世界，乃是一个神灵退场、完全基于人世也可以通过人类的手段来实现的现实。这些在当时看来是令教会震惊的异端言论，但对现代人来说，他却像是大众社会的先知，预先召唤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

乍看起来，这段历史平平无奇，甚至不乏有人说，看完这本书后感觉大失所望，完全无法理解它为何是名著——又或者，是因为半个世纪以来被这本书推动改变的学术环境本身，已经使它变得很平常？但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愧为经典，因为重要的不是这一历史书写本身，而是隐藏在书写之中的那种眼光和方法论，那其实不是历史学的，而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伪装成历史学著作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有何意义、有多重要，其实取决于我们赋予它什么意义。就此而言，虽然此事在档案中已沉睡了四百年，但直到1976年才有人写出这本《奶酪与蛆虫》，并不是偶然的——那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卡洛•金茨堡说得很明确：他1950年代末阅读这些宗教法庭的审判记录时，本身就是受到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对底层阶级文化之反思的影响，这才力图去打捞搜寻那些以往难以被人听见的大众声音，所以在他无意中接触到梅诺基奥的档案之前，“选择已经做出”。

在1968年震撼欧洲的“五月风暴”之后，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大众并不只是被管控的无用乌合之众，而是有着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完全可以参与政治并采取行动。这当然会使历史学者们对以往的档案记载尤为不满，因为就像梁启超所说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而在西方也同样是“英雄史观”所笼罩，普通人的生活历来都不认为有必要记载下来，作为人群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被系统地遮蔽了。卡洛·金茨堡在序言中已明确表示：这本书的要点不仅仅是为了“将这类人物从被人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还在于对历史主体的重新认识，“假若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集体的层面来看，这些男男女女正是主要的历史行动者”。

这样，梅诺基奥的审判就显示出非凡的意义了：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哪怕是表达异端观点的，通常也毫无例外都是社会精英，而他却完整地表述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观，并且哪怕是遭受宗教法庭制裁之后，仍然抱有自己的信念，这意味着那是与整个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因而无法轻易放弃。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怪人”，但从他留下的话语追索，足以让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由此发现一直被压制的庶民文化那“执拗的低音”。

这种意识的觉醒，最早还不是出现在历史学领域，而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上。一直以来，人类学所研究的就是那些边缘群体；1961年问世的《桑切斯的孩子们》则率先“眼光向下”，将一束聚光灯打在一个贫穷的墨西哥家庭头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出真实的生活。1975年，《蒙塔尤》一书问世，根据教会审判档案复原并详尽地呈现了14世纪初法国南部一个普通山村里的日常生活。不过，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一个普通人要完整地自我表达并留下记录，这即便不说是极为稀罕，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

在《奶酪与蛆虫》首次出版时，“微观史”这一术语还不像现在这样是历史学界的行话，但它如今早已是公认的“微观史”经典。由于它聚焦于一个小人物的命运，经常让许多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误会，似乎只要不是写那些“家国大事”的政治史，但凡涉及到个体命运（例如传记）和日常生活的，都算是“微观史”。但深入体会卡洛•金茨堡的理论关怀，我们就会意识到，至少他的微观史著作，其实都是“理论渗透”的，如果没有那种现实关怀，即使看到了梅诺基奥的故事也无从意识到其深远意义，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现这一史料。

在这方面，中西之间的理解有着微妙而重大的不同。历史学者赵冬梅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中说：“在历史学上，能够构成意义、值得关注的普通个人，一定得有他的普遍性价值。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深刻地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当中，并在‘这一个’特殊的个体当中展现得异常鲜明，让人无法移开眼睛。”在此，她所隐含的意味，接近于中国正史纪传体的精神：个体的生命史，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动。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微观史”所着眼的，其实并非“人物传记”，而是凸显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并将其相应的动态历史进程人类学化。德国学者余凯思清楚表达了这一点：“微观史学不只意味着选择一个较小的、可以更好地加以鸟瞰的时空断片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处理历史史料的态度和方法。在此，历史学家不再从某个主题或某个特定的方面（经济、政治等等）来随意取舍史料了，而是要根据史料重建一个复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网络。”

相比起社会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历史学无法通过田野调查来创造自己的材料，不能与16世纪的农民直接对话，不得不依赖遗留下来的有限文献或考古证据——所有这些证据，要么是残缺不全的，要么是间接的，因为书写这些资料的通常而言都不是那些普通民众本人，而无一例外是知识精英，有时甚至正是站在民众对立面的支配阶层，因为书写与权力历来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也正是这些书写保留下了异端的声音。对比一下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所记述的清代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异端的压制甚至更深。毕竟，如果审判梅诺基奥的教士们歪曲、删改其供述，乃至销毁记录，那后人就更无从让这些小人物重新发声。就此而言，当时的宗教法庭虽然无法理解梅诺基奥，也无可置疑地站在他的对立面，但至少确实把他作为处置对象作了一丝不苟的记录。

就此而言，这份审判不仅仅是理解近代大众文化的极好样本，进而体现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博弈，也是精英文化本身的体现——它是如何书写、对待异端和大众文化的？又如何在各种新思想开始从地底涌现的年代里苦苦支撑原有的秩序，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甚至梅诺基奥的亲友邻里对他的反应本身，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总需要听众，而且也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震惊之余向宗教法庭告发他异端的。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种种反应，更能体现出一个变动社会的征兆。

到了现代社会，持续的变动已成了我们每个人习以为常的特征，而众声喧哗的场景也出现在几乎每个公共议题的场景中，这体现出一种不可逆的社会转型：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才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差异也不应仅仅被视为错误、低劣或偏离了。然而，任何时代都有边缘化的群体，让他们发声，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们从沉默中救赎和解放出来，恢复其主体性和完整性。在这一意义上，微观史是一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