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热克：芭比无法面对真相

本文是齐泽克发表于2023年7月22日，个人翻译，如有不准确，欢迎讨论。

《芭比》和《奥本海默》向我们展示了在最黑暗的现实中，我们是如何偶然发现幻想的。

——By Slavoj Žižek

      《夺宝奇兵：命运转盘》是该系列的第五部也是最后一部，尽管它遭到了评论界的嘲笑，但它却直面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幻想与现实的分离。故事发生在1969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印第安纳·琼斯寻找一个古老的装置——命运转盘，据说它可以赋予琼斯时间旅行的能力。琼斯和他的妻子玛丽恩不和，并在儿子去世后心情低落，但得到了他的教女海伦娜的协助，不过他们也遭到了同样在寻找转盘的新一代纳粹分子的追杀。在影片的高潮，琼斯和海伦娜被送回公元前212年的锡拉库萨，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发明时间机器的天文学家阿基米德。琼斯觉得自己无法回到1969年的美国继续生活，他想留在过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但海伦娜不愿意放弃他，将琼斯打晕后将他带回到了现代世界。琼斯在公寓里醒来，与玛丽恩团聚，并且拥抱在一起，海伦娜微笑着离去。然而，这个圆满的结局并没有完全掩盖电影结尾的苦涩含义。这位英雄教授被迫离开了古希腊，现在面临着枯燥的家庭生活。

      许多评论家最猛烈的抨击都是针对海伦娜（菲比·沃勒·布里奇饰演）这个角色，人们也都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她很怪异（以好莱坞经典的美和情色标准衡量），有人认为她很“觉醒”，是一个破坏父权制下女性魅力陈词滥调的女主角。但海伦娜既不是性感的象征，也不是性别观念觉醒的典范：她只是引入了一种日常机会主义与基本美德相结合的元素——一种可能被称为现实生活的触觉。新的《夺宝奇兵》真正讲述的是海伦娜的故事，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人，被卷入了琼斯寻宝冒险的幻想世界。

      作为《黑客帝国》主题“欢迎来到现实的沙漠”的变体——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保护性幻想破灭，我们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时会发生什么——《夺宝奇兵：命运转盘》是最近电影潮流的一部分——包括《芭比》、《奥本海默》、《我是处女座》——在这些电影中，主角们在现实与幻想、幻想与现实之间冒险。芭比和肯因为不够完美而被逐出乌托邦式的芭比乐园后，他们开始了一段通往现实世界的自我探索之旅。但他们发现的并不是深刻的自我启示，而是意识到现实生活中比他们的幻想世界更加充斥着令人窒息的陈词滥调。这对娃娃情侣被迫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不仅芭比乐园之外存在着残酷的现实，而且乌托邦也是残酷现实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芭比乐园这样的幻想，个体将无法忍受现实世界。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将这种走进现实的想法更复杂化了。影片的主题不仅仅是从学术的天堂到战争的真实世界、从思想想法到军火库，而是核武器（科学的成果）如何打破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核爆并不属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奥本海默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团队在1942年8月成立，为美国研制了原子弹。1954年，由于他和致力于减缓核扩散的团体有联系，当局将他打成康米党员。虽然奥本海默的立场是勇敢和道德的，但他没有考虑到他创造的设备对生存的影响。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在他的文章《没有王国的末世》（Apocalypse without Kingdom）中提出了“赤裸的末世”（naked apocalypse）的概念：“仅仅由衰落组成的末世，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积极的事态（‘王国’）的开启。”安德斯认为，核灾难代表的就是这种赤裸的末世，没有新的王国会从中诞生，只有世界的彻底毁灭。

      奥本海默无法接受这种赤裸的事实，因此他进一步逃入印度教，自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对印度教感兴趣，当时他学习梵文并且阅读了《奥义书》的原作。在描述新墨西哥州核爆测试中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后的感受时，他引用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克里希纳（Krishna）告诉阿诸那（Arjuna）的话：“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虽然这是人们对于奥本海默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但他也引用了《梵歌》中的另一段话：“如果一千个太阳的光芒同时射向天空，那就像是强大的太阳的光辉。” 核爆由此便被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难怪物理学家伊西多尔·拉比（Isidor Rabi）说，在核爆成功后，奥本海默表现得很得意：“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走出汽车的样子……他的走路就像《正午》（High Noon）……这种昂首阔步。他做到了。”

      因此，奥本海默对于《梵歌》的着迷实际上是尝试将量子物理的形而上学含义建立在东方基础上的长期传统。但诺兰的电影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一种精神的深度唤起如何遮掩了科学所创造新现实的恐怖。为了更有效地面对“赤裸的末世”或者没有救赎的灾难，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与精神深度相反的东西：一种完全不敬的戏剧精神。人们应该记得，关于大屠杀的最佳影片--《七美人》（Pasqualino Settebellezze）（1974 年）、《美丽人生》（1997 年）——都是喜剧片，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淡化了大屠杀，而是因为它们含蓄地承认，大屠杀是一个过于疯狂的罪行，不能作为一个 "悲剧 "故事来叙述。

      有没有一部电影敢于在当今的恐怖和威胁中这样做？《我是处女座》（布茨·赖利于2023年上映的迷你剧）讲述了库蒂的故事，库蒂是一个4米高的19岁黑人，由他的姑姑和姑父在加州奥克兰抚养长大。这两位监护人毕生致力于确保库蒂的安全并远离尘嚣但库蒂是在商业化、漫画和流行文化中长大的，他闯入这个世界时并不是一个白板（tabula rasa），而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洗脑了。他笨拙地设法交到朋友，找到工作，找到爱情，但很快发现这个世界比表面上更加险恶——库蒂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他进入我们共同的社会现实，引发了所有的对立和紧张（种族主义、消费主义、性…）。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正如《The Wrap》（一个娱乐媒体新闻网站）的一位直言不讳的评论家所注意到的那样：“不要让这沉重的主题忽悠了你，《我是处女座》是一部充满疯狂时刻的喜剧。” 莱利用荒诞来指出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情况。“这种巨大的矛盾吸引了我，”他告诉《连线》（Wired，一个文化媒体杂志）。“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将在我们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中产生共鸣。”

      莱利的天才就在于此：两个悲剧事实的结合（一个巨大的怪胎被扔进了我们的世界；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对抗）产生了精彩的喜剧效果。喜剧效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幻想和现实并不对立：在最黑暗的现实中，我们偶然发现了幻想。那些可怕罪行的实施者并不是勇敢地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恶魔怪物——他们是懦夫，这样做是为了维持驱动他们的幻想。斯大林主义者杀害了数百万人以建立一个新社会，他们不得不再杀害数百万人以避免他们的康米主义计划注定要失败的事实。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罗伯·莱纳（Rob Reiner）的《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1992）的高潮时刻，律师丹尼尔·卡菲（阿汤哥饰）盘问了杰希普上校（杰克·尼科尔森饰），并说：“我想要真相！” 杰希普喊道：“你无法面对真相！” 这个回答比看起来更含糊：它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我们大多数人太软弱了，无法应对世界残酷的现实。如果有人问目击者大屠杀的真相，而目击者回答说：“你无法面对真相！”，这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简单的说法，即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面对大屠杀的恐怖。更深层次来说，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就是纳粹他们自己：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社会被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所破坏的事实，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安的见解，他们进行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疯狂谋杀——仿佛杀害犹太人就能奇迹般地重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体。从幻想到现实的冒险故事给我们最后一课就在于此：我们不仅逃到幻想中来避免面对现实，我们还逃到现实中以躲避幻想是徒劳的这个毁灭性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