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尔德《伊朗历史地理》英译本序言翻译——兼对多位东方学家的介绍

旧稿重发

译自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an,By W. Barthold,Translated By Svat Soucek,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 E. Bosworth,Editor's Introduction

本书大量人名、书名、地名与注释参考：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张锡彤、张广达译；

《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许序雅著。

原注：正文下方的原注释

无说明：译者添加的注释

[ ]：译者补充的语句

对文中部分段落进行了调整；为不影响阅读，对东方学家的介绍放至文末

相信在东方穆斯林世界里不会有哪位历史学家会对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Vasili Vladimirovich Bartol’d，1869-1930，或称威廉·巴托尔德［Wilhelm Barthold］）的著作感到陌生。他之所以有两个名字，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个日耳曼文化与俄罗斯文化[1]并存的环境中。至于其经典之作，便是以其在圣彼得堡大学所作之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该书在1928年被译为英文，加入“吉布纪念丛书（Gibb Memorial Series）”进行出版，并在1968年再版[3]，增加了此前未曾出版的章节[4]；之后V.米诺尔斯基教授（V.Minorsky，1877-1966）与妻子T.米诺尔斯基（Mrs T.Minorsky，1894-1987）[5]在1958-1962年完成了一项十分有价值的工作——将巴托尔德的《中亚史研究四种（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实际上是三卷五种）译为英文，分别是：
《突厥斯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urkestan）》[6]；
《七河史（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7]；
《兀鲁伯及其时代（Ulugh-Beg）》；
《米尔·阿利西尔及其政治生涯（Mir Ali Shir，即纳瓦依）》；
《土库曼人史（A History of the Turkman People）》；

而巴托尔德1926年在伊斯坦布尔所作的有关突厥史的讲座[8]因极有价值被分别译为德文（《中亚突厥史十二讲，Zwöl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1935》）与法文（《中亚突厥史，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1945》）出版；并且还有一部有关“远东史研究之探索与发展”的著作在1947年被译为法语出版（《发现亚洲：欧、俄之东方学史， La découverte de L'Asie, histoire de l'orientalisme en Europe et en Russie》）；其余不太重要的著作也被陆续翻译为英、法、德等西方语言与阿拉伯语、波斯语与突厥语等。巴托尔德为初版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今其中的一些已被更新与替代），尽管有一部分是用其母语俄语与德语所写，但仍然使广大非斯拉夫文化圈的读者受益良多。不过，虽然对巴托尔德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其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稳步推进，但（目前已翻译的）这些著作相比其钻研四十余年所出之成果不过是沧海一粟；巴托尔德的俄文版全集（Sochineniya）在1963-1977年间陆续出版，共九卷、十部分[9]、七千多页。

[1] 原文为As his name was orginally rendered in the Germano-Russian milieu into which he was born，他是俄裔德国人

[2] 关于该书书名，还有一番故事。由于巴托尔德不懂汉文，无法接触《元史》等汉文一手史料，他在写成该书后思考再三，最终将描写蒙古时期的第五章删去（完美主义者.jpg），同时在1928年英译第一版中将书名由《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改为《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实际上我认为译为《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史》会好一点），同时改写著者前言。但苏联在1960年开始出版巴托尔德全集时决定将第五章加上，并由俄国著名东方学家伊利亚·帕夫洛维奇·彼得鲁舍夫斯基（Ilya Pavlovich Petrushevsky，1898-1977）进行增订、补正与大事年表，由于增加了第五章，因此书名又改回了《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直到今天。

[3] 《突厥斯坦》一书在1958年曾出英文第二版，便是由米诺尔斯基进行校订出版，但补正较少，实际上还是第一版的复印，故1968年增加了第五章的版本有再版之说法.1968年版由克利福德·埃德蒙·博斯沃思（Clifford Edmund Bosworth，1928-2015）进行增订补正

[4] 指第五章：蒙古人统治下的突厥斯坦（1227-1269）

[5] 其名为Tatiana Shebunina，因俄国女子婚嫁后随夫姓，故名。《突厥斯坦》中译本言米诺尔斯基妻为J. Minorsky，应属错误

[6] 耿世民在1980年据米诺尔斯基英译本，参考俄语原文，将该书译为中文，名曰《中亚简史》

[7] 国内有中文译本，为赵俪生从英文本所译，2011年出版。但译本诘屈聱牙，不够通俗,仅能勉强一看。

[8] 巴托尔德1926-1927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讲授中亚突厥史十二场，后其讲义在1927年以土耳其语出版；德国学者孟泽尔（Theodor Menzel）在1935年将其译成德文发行，由于该译本曾得巴托尔德本人亲自审阅订正，因此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一些学者的勘误，因此在诸译本中最具价值。而法文版则由堂斯基（M.Donskis）。国内罗致平翻译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以德文本为主，参考了法文本的地图、标题与细目和其他译本的注释，于1988年出版

[9] 第二卷分上下两册，因而有十部分；兰州大学出版社曾翻译出版了上册（2013年），译者陈丽（上册中译本还分两册）

从巴托尔德所写下的基础扎实的著作与对多种古籍的整理、清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中亚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从伊朗至阿富汗——这片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区域，与中亚，均是巴托尔德志趣所在、用功精深之领域，特别是后者[中亚史]。俄国在19世纪后期占据了中亚，这为俄国学者提供了前往中亚进行历史研究与考古勘察的可能性，的确会使学者们感到振奋。此前早期[探索中亚]的欧洲旅行家在游历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时总是得和当地那些反复无常、野蛮落后的[相对于自诩文明的欧洲人而言]统治者进行斗争。他们几乎不遵循（当时国家之间）互相派驻外交官的国际惯例，更别说是让自由旅行者和研究者[前来]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也会被怀疑猜忌[而被俄国占领后便不一样了]。 在圣彼得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1896年巴托尔德在此任教)的学术生涯早期，巴托尔德便意识到对中亚的历史、地理与文物古迹的研究为他提供了一个类似于18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在印度次大陆方面所开创的[尚无人问津但极具潜力的]领域。 因此从1893年开始，他基本每年都要到中亚进行实地考察，尽管在第一年前往七河地区（Semirechye）时他不慎摔断了腿，只能返回塔什干接受治疗，但他并没有因此被吓倒[仍然进行这项活动]。后来中亚的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被消灭，在1924年，各苏维埃共和国陆续成立后，他们纷纷请求巴托尔德为其书写其本国历史及各国内部诸突厥民族之简史。而无论是在帝俄时期还是在苏俄时期，巴托尔德都坚持认为：在中亚工作的俄国官员、商人、军官等，闲暇之余也不要闲着，要参与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等]，要认识到一代又一代甘于奉献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士兵为让我们了解印度地理、社会和历史做了多少宝贵的工作 [言下之意就是要向英国人学习这种精神]。

中亚，通常是接受各类宗教、文化及其他方面影响的汇聚点，它并不是一个能自发创造文明的地区。正是这种对各种各样的外来文明（像中国、印度及中东文明）的包容性，才使得对中亚及其与各种文明的相互交融如此令人着迷。然而这种情况也对有志于内亚史研究的学者们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尤其是在语言学方面；因此像马夸特（Marquarts）与伯希和（Pelliots）这样的语言泰斗才会如此难得。而巴托尔德（相比伯希和和马夸特）更关心伊斯兰时期的中亚，他的学问主要汇集在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三种语言上：阿拉伯语、波斯语与（察合台）突厥语。作为一位作风严谨的文献学家，他充分认识到了一个直到今天仍不太受重视的真理：若是没有在原始史料上狠下一番功夫，即使在未来成为研究中东史，或者研究亚洲某个区域的历史权威，也只不过是夸夸其谈之辈，徒有虚名而已。[1] 1898-1900年，他在撰写《突厥斯坦》一书时便首次整理出了一份充满着语言问题与[对原始史料的]疑难之处进行考证注释的手稿[2]，尽管其中的加尔迪齐（Gardizi）著《记述的装饰（Zayn al-akhbar）》[3]、奥菲（'Awfi）著《掌故与佳话广记（Jawami' al-hikayat）》[4]与伊斯菲扎里（Isfizari）著《天堂之乐园：哈烈城灵秀之书（Rawdat al-jannat）》[5]如今都已出版，但在许多领域中巴托尔德仍然是先驱一般的人物。

[1] 原文为……without philological expertise the would-be speciali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for that matter, in any part of Asia, is as sounding brass or a tinkling cymbal.。sounding brass意为空响的锣，引申为空话、浮夸的言语；a tinkling cymbal意即叮当作响的铙钹。这句话化用自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一书中的自序

[2] 即巴托尔德整理出的《原文史料选辑》

[3] 加尔迪齐（Abū Saʿīd ʿAbd-al-Ḥayy ibn Żaḥḥāk ibn Maḥmūd Gardīzī，活跃于11世纪）伽色尼王朝著名史家。本人事迹不详，其著作《记述的装饰》在1050-1053年间写成，献给伽色尼王朝苏丹阿卜杜·拉希德（1049-1052在位）。巴托尔德认为该书属于迄今为止仍未被利用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4] 奥菲·布哈里（Sadīd ud-Dīn/ Nour ud-Dīn Muhammad Ibn Muhammad’Aufī/ Awfi Bukhārī ，1171-1242）中亚史家。前半生游历中亚各地，并四处讲学。后栖身于德里苏丹国，著作有《文苑之箐华（Lubab ul-Albab）》与《掌故与佳话广记》

[5] 全名为Mu'in ad-Din Muhammad al-Isfizari，详细资料不知

伊朗文明（Iranian civilization），是对中亚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文明之一，因为在伊朗之外，诸如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以及[时间上]最近的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先后（通过伊朗）传播到了这片亚洲的腹地（Asian heartland）。无论巴托尔德是否仅在研究中亚史时捎带上伊朗史，伊朗史研究对他来说必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俄国与伊朗早已在政治、军事和商业上有了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的两本主要著作都与伊朗有关，一是在这里翻译的那本《伊朗历史地理》；另一本为《伊朗历史概述（Iran, a Historical Survey）》，这两本著作现在都有英文版(后者的英译本约在1939年出版于孟买)。

正如尤里·布雷格尔（Yuri Bregel）教授在一篇可与该前言结合阅读的文章[1]中极具敏锐地指出，巴托尔德对历史的基本态度，便是十九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态度：人类的进化被看作在最初不同的各个人类社会中，文化上更先进的社会向较不先进的社会扩散而汇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看待诸如宗教、世界帝国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传播等多种现象时，对他所处时代的帝国列强的“文明使命（missions civiluatrices[见图]）[2]”持赞同态度，无论是英国之于印度与非洲，还是俄国之于中亚、西伯利亚与高加索。事实上，正因巴托尔德对帝俄在中亚的“文明使命”思想提供学术上的支持（其积极作为得到了斯凯勒[Schuyler][3]与寇松[Curzon]等当时国外的观察家的赞扬），使后来苏联当局在斯大林去世后很快对其著作进行了平反、为其恢复名誉。[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巴托尔德虽是一位爱国者，在十月革命后仍留居俄国，但他对共产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历史的、不科学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东方学可谓毫无关联；因而，尽管他在苏联时期的学术界中并非默默无闻，但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或仅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中亚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被有选择性地引用，甚至不免有歪曲之事。

[1]原注："巴托尔德与现代东方学研究," IJMES（国际中东研究杂志）, XII (1980), 385-403.

[2] Mission civilisatrice是一个法语词汇，英文为civilizing mission，译为文明使命或开化使命，是15-20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为自身合理性辩护而出现的一种理念；主要体现在对殖民帝国的合理性之认可、对“原始”文化和习俗的贬低，以及对侵略性扩张的辩护。这一理念认为，殖民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对“原始文明”（相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而言）的开化。该理念典型之代表有《白人的负担》（原想表达反殖民主题被殖民主义者利用）和“昭昭天命（美国人认为美国拥有着向西扩张直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在20世纪去殖民化时期后，现只多见于殖民主义历史之研究；不过，这一概念在中文学术圈尚未普及。

[3] 可能是尤金·斯凯勒（Eugene Schuyler，1840-1890），美国外交官、学者，曾任驻俄大使，并游历过中亚，但巴托尔德尚未成名他便去世了，因此有待商榷

实际上，这本《伊朗历史地理》并非仅是堆砌史料之书，而是史论兼备之作。巴托尔德意识到，与古典学、欧洲文学和欧洲史等历史悠久的学科相比，东方学研究[由于时间尚短，]在对基本史料的辨别和评估方面可谓十分落后。他认为必须先对这些基本史料进行考证勘误、整理，之后才能[依靠这些整理过的史料]写出一部宏大的综合性著作。而对于学者们来说，伊朗这片土地曾诞生过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和阿拉伯帝国等诸多伟大帝国，且拥有着多种信仰和优秀的文学和艺术成就，它无疑比中亚更引人注目；但关于伊朗的历史地理方面，除了像托马舍克（Tomaschek）这样的学者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人去进行探索研究过。巧合的是，正当巴托尔德在写此书时，有两位德国学者也在这个课题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一位便是[上文所提到的]约瑟夫·马夸特（由于他与巴托尔德的治学范围有重合之处，因此巴托尔德认为马夸特在某些方面可与自己并驾齐驱；但巴托尔德认为其宏大的设想，甚至是一些划时代的研究往往没有足够牢固的现实基础[指史料及考古发现]），他在自己著作《伊兰地志考释》中提供了一部亚美尼亚语地理著作的译本，虽然这部著作简短又乏味，但马夸特凭借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渊博学识为此书添加了大量注释，大大丰富了此书；而另一位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z）[1]当时正着手于编纂《中世纪伊朗，Iran in Mittelalter (1896-1936)》[2]这一巨著，他耐心地综合了中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所能提供的[有关中世纪伊朗]所有史料信息，但并没有尝试对这些[摘录出的史料]进行考释。对于他的著作，巴托尔德只是用于对自己的著作进行补充注释；不过本书却是一本尽管很相似，却是完全独立的著作，且该书还有一个优势：将古典学、中世纪伊斯兰史与现代欧洲的史料巧妙结合在一个大主题内。

为此，巴托尔德吸收了早期伊朗学家的成果——他们从古典史料中（特别是希腊史料）所检出的有关伊朗的部分；随后也采纳了德·胡耶（M.J.de Goeje）所编纂之《阿拉伯舆地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1870-1894)）》中的有关伊斯兰早期（特别是9-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文献汇编；并参考雅库特（Yaqut）的《地理辞书（Mujam al-Buldan）》进行了补充；至于塞尔柱、蒙古、帖木儿等时期，则采纳了奈塞维（Nasawi）[3]、志费尼（Juwayni）[4]、撒马尔罕迪（Abd al-Razzaq Samarqandi）[5]及哈菲兹·阿不鲁（Hafiz-i Abru）[6]等人的著作；在使用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巴托尔德往往走在前列。而从帖木儿帝国后到近现代时期，主要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史料已经变得稀少，面对这种情况，巴托尔德充分利用了众多欧洲旅行家、外交使臣、商人、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游历过伊朗的旅行者的记载，并也引用了诸如别列津（I.N.Berezin）、布朗（E.G.Browne）、寇松和威廉·杰克逊（A.V.Williams Jackson）[7]等当时的观察家的著作，从而使他的著作完全能跟得上时代，不会落伍。（从书中可知）巴托尔德对呼罗珊与伊朗东北部边缘尤为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俄国的旅行家与学者前辈们早已为他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两地的基础研究工作。但他对其他省份如法尔斯和阿塞拜疆的了解亦十分透彻，这表明他对原始史料之掌握（范围）已延伸至历史上的整个伊朗，包括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地方在不同时期都曾作为伊朗帝国的一部分。

在巴托尔德（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关中世纪伊斯兰的基本史料来源并没有得到很大扩展。因而1922年其门生托根（A.Z.V. Togan）在马什哈德（Mashhad）发现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杜拉夫·哈兹拉吉（Abu Dulaf al-Khazraji）[8]的第二份“里萨拉（risala）”[9]的手稿时（这份手稿记述了哈兹拉吉在伊朗西部和北部的见闻），巴托尔德已经无法利用到（这本书里）了，尽管他也知道雅库特在《地理辞书》里对这部游记引用甚多；因而我在米诺尔斯基1955年的英译注订版中添加了相关参考文献；此外，巴托尔德自然知晓由图曼斯基上校（A.G.Tumanskii）在1893年从布哈拉带回的10世纪末匿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 'Alam）》[10]，后来他对此书进行了编辑[11]，此书在巴氏死后（1930）出版。但是在此之前巴托尔德只能有限的引用《境域志》照片（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注释），因而利夫希茨将米诺尔斯基之《境域志》英译本的海量注释与评注添加了进去。

[1]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z，1867-1938）德国著名东方学家，专研伊朗、阿拉伯时期

[2] 全名为《Iran im Muttelalter nach den arabischen Geographen》，7卷本，1896-1936年（维基为1926年）应为依次出版的时间

[3] 应为失哈不丁·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奈塞维（Shihab al-din Muhammad ibn Ahmad al-Nasawi），13世纪初波斯史家，1223年投效于札兰丁，著有《札兰丁传》（有法译本）

[4] 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术外尼(Ala ud-Din‘Ata-Malik al-Juwayni，1226—1283), 波斯史家，著有《世界征服者史》（有中译本）。

[5] 阿卜杜·拉扎克·撒马尔罕迪（Kamal-ud-Din Abd-ur-Razzaq ibn Ishaq Samarqandi，约1413-1482）帖木儿时期史家，出身和卓家庭，沙哈鲁时期担任外交官之职，其代表著作为《两幸福之会合（Matla-us-Sadain wa Majma-ul-Bahrain）》

[6] 哈菲兹·阿不鲁（Abdallah/Nur-Allah ibn Lotf-Allah ibn 'Abd-al-Rashid Behdadini,?-1430）帖木儿史家，象棋高手。其著作为《编年史之精髓（Majma al-tawarikh）》

[7] 亚伯拉罕·瓦伦丁·威廉·杰克逊（Abraham Valentine Williams Jackson，1862-1937）美国印欧语系专家。

[8] 据说他是第一个登上达马万德山（Damavand）的人

[9] Risala为阿拉伯语词汇，原意为"shipment" 或 "message"，此处译为“游记”（伊本·法德兰《游记》即是一本risala）。张广达将Risala译成《出使记》（该词和rasul '使者'是同一个词根，真主的使者：rasūl Allāh）

[10] 该书1937年由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王治来先生在1983年与助手周锡娟将其译为中文，但由于助手出国，未曾与之联系商量出版事宜，因而迟迟未出版，直到2010年王老将译文重作了一遍方才出版，但中译本删去了大部分对原始史料与参考文献的注释，对米诺尔斯基的原注亦有所选择，因而有条件的读者最好还是阅读英文版

[11] 在1930年3月巴托尔德便已对其书78页原文的图版即索引编好，并附以一篇序言，但他并没有将这本书译为俄文。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巴托尔德便不幸去世。

最后，我们应该提及一下由萨尔达瓦尔（Sardadwar）翻译的此书之波斯语译本，此译本在1930年出版于德黑兰；此书如今已经十分罕见[1]；并且，不客气的说，本英文译本将会首次为西方读者展现（巴托尔德）这位东方学巨擘所著的其中一部杰作。

该译本由斯瓦·索切克（Svat Soucek）博士自巴托尔德全集卷七（1971版）中的《Istoriko-geograficheskii obzor Irana》（31-225页）一章翻译而来。该卷前言（5-28页）由上文所提及的利夫希茨院士（Dr.V.A.Livshits）所撰。巴托尔德之原著大量引用以阿拉伯语所写的阿拉伯、波斯、突厥文的史料，这些注释也被翻译了；古希腊作家的引文亦被保留在原稿中。

这些注释是1971俄文版的一个极有价值之特征。正如本译本一般，俄文本的出版，可以说是意味着经由不同人之手对该书进行重写。巴托尔德的原始注释与1903年的原文一起给出，很简短，而且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引用一些权威的东方学文献用在书里。但正如他撰写其他主要著作的习惯一样，多年来，巴托尔德通过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丰富的深层参考资料（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对实际地形[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加清楚）。利夫希茨在其前言的第22-26页便给出了巴托尔德笔记中的摹本示例。利夫希茨将这些注释与原版本的注释结合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其简明扼要，不像原作的形式），在现在的译本中，这些注释在其他方面没有区别；若是想要把1903年的笔记和后来的笔记区分开来，可以很容易地从巴托尔德全集卷七中找出。不过，利夫希茨通过参考1930-1967年间出现的主要相关著作，在俄文版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极大地增加了该译本的价值。利氏之注释在本译本中都用尖括号《…》标出；最后一层注释由我所添注，我参考了1967年以前或以后出版、但利夫希茨在苏联搞不到的著作；此外，在巴托尔德仅引用参考文献的俄文译本的地方，也提到了这些文献的西欧语言译本，如玉尔（Yule）[2]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本、斯特兰奇（Le Strange）的《克拉维约东使记（Clavijo's Embassy to Tamerlane）》译本。当我自己的这些附加内容表示对现有注释的插入或增添时将会用方括号[[. . .]]标出；我在巴托尔德原注释里空出的地方插入了另一些注释，这些注释用字母表示，例如：a、b、c等；不过总的来说，我会尽量使本就密密匝匝的注释看起来不会那么臃肿。

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书目被我精选了一下，因为俄文版所在的巴氏文集卷七给出了一份相当庞大的参考书目（长达87页），尽管其中也包括了其他章节（如《伊朗历史概要》、一些评论、简文及伊斯兰百科全书的文章）的参考书目。我在翻译正文中采用的原则是：当不确定的著作没有出现在参考书目中时，便给出完整的标题和书目详细信息。（由于）巴托尔德(是俄国人，因此）引用的大量俄语著作自然只有简短的标题，而没有完整的书目细节。谢尔盖·舒伊斯基(Sergei Shuiskii)为此汇编了一份[巴氏所引用的]俄语著作参考书目，并提供了全部参考资料;这份参考书目放在“Bibliography”一节中的最后。

在测量和距离方面，巴托尔德很明智地没有将他资料中给出的数字缩小到一个公分母;由此人们发现公制计量与英制计量和旧的俄制计量单位可以并行使用；读者也可能会发现俄制单位用来标记英制单位很有用：一俄里（verst）约等于1公里或3500英尺，一俄尺（arshin）等于28英寸，而一俄亩（desiatina）等于2.7英亩。

C.E.博斯沃思

1981年十二月

[1] 注：不过我的同事穆赫辛·阿什蒂亚尼先生（Mr. Mohsen Ashtiany）告诉我此书最近在伊朗重印再版了

[2] 亨利·尤尔爵士（Sir Henry Yule，1820-1889）苏格兰东方学家、地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