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批判”:启蒙观念的回应与超越

康德关于启蒙运动及“启蒙”概念本身的论述，也许是其哲学遗产中最为人所知、易于接受的部分之一。不仅这一论述的行文风格不同于康德以往三部批判著作的庞杂晦涩，而且单就其阐述对象（启蒙的途径和意义）而言，也是足以令人深受鼓舞的。可以说，“启蒙”观念是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启蒙”之于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善”、“理性”、“自由意志”等概念的重要性。甚至，正是对启蒙的信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人类向善发展”的趋向的信任。 然而康德原初语境下的启蒙概念亦有其不足之处。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启蒙在日益深入的同时似乎也走向了它的反面——“启蒙辩证法”。尽管启蒙的辩证法有利于我们对启蒙及其效应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然而作为启蒙之延续的启蒙辩证法并不能对启蒙的局限予以克服。正是由于在启蒙及其辩证发展过程中似乎总弥漫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才使福柯萌生了对启蒙这一大有裨益却也局限丛生的思想观念进行转换的愿望和探索。 本文尝试以康德关于启蒙的相关阐述为立足点，在论述启蒙的意义与局限的同时，说明“启蒙辩证法”本身亦是对启蒙的延续。并以此说明福柯以“批判”观念取代“启蒙”观念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与此同时，我们对自身和世界图景的认识也将步入一个全新向度。 一、原初语境下的启蒙 “启蒙”概念作为哲学术语进入人类思想视野的历史，肇始于康德一篇为启蒙运动辩护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于此，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这一论断既是对启蒙运动意义的肯定，也使人们备受鼓舞。因为它假定人类已具备足够的理性并可实现独立自主。即便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换言之，启蒙问题所关心的不是理性的有无而是理性的运用。启蒙运动所呼吁的正是当“人们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2］的理性之运用。 在此种意义上，启蒙的意义与存在主义的诉求是一致的。“人不仅自己设计自己，而且只是为着人这一存在，人才自己决定自己，人是自己的创造物”［3］。康德对启蒙的阐述，是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人具有或可以具有理性和自主性的一个可见标志。人正是借由自主的理性运用使自己上升为认识主体的。人类世界的成就和进步也植根于此。康德认为人不仅具有理性而且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趋向也将得到保证。甚至可以说，在康德的观念里，理性的运用本就是为人类的持续改善服务的。 然而，康德的启蒙思想在确立人的自主性的同时，也具有理想化色彩。启蒙运动之所以能使康德得出“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将继续向前”［4］这一结论，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人性中有一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5］还因为他假定启蒙运动不会被遗忘。同时尽管康德对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十分清楚，但这不仅未使他弃绝对“启蒙”的热切信任，反而使他对人类持续改善的信念更加坚定。“当事情的确变得很坏的时候，他们就出于自己所加于自己的罪恶感而懂得采取一种格外强烈的动机，使之变得要比在这种状态以前要好得多”［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康德的启蒙理想至多只能允诺理性的总体进步而非线性的持续进步。另外既然启蒙只能由自己施加于自己的行为来促成，那么，启蒙的排他性就足以否定它全面实现的可能性。不幸的是，在康德的原初语境下排他性正是启蒙自身的属性——“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7］。或许，启蒙的对象本就是选择性的而非全体性的？而这不仅违背康德对启蒙的愿望，也违背他对理性的诉求。也许自诞生之初，启蒙就是理想化的模型和蓝图。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可对“启蒙”概念的暧昧性有所了解。事实上如果真如康德所言，启蒙的唯一条件只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8］并且“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9］是启蒙运动的恰当口号，那么，启蒙的产物至多也只是“可公开运用的理性”而已。至于理性的表现形式、运用前景，则是不可预先设定的——作为启蒙条件的“理性”将自身置于不确定性之中。“宗教绝不表现于外在结果，绝不促使人去做他没有宗教便不会做的事情，而只是使他内心得到完善，达到他真正的存在和生存”。［10］正如费希特对宗教之于我们生存的价值的解释一样，以上对启蒙意义上的理性的解释虽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却是无比真实的。可以说正是由于意义与局限的两重性，使得启蒙的正向作用与消极影响几乎是彼此交织的。在一定意义上，启蒙之后的人类历史正是在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以及对其局限性的彰显中不断行进的。 二、启蒙的辩证法 如上所述，启蒙观念本就是意义与局限的复合物。它只向人类显示了进步和改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启蒙不仅不能确保人类进步的趋向，甚至其消极作用的显现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是理性及其所带来的知识，使人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优越性得以确立，那么，启蒙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就是知识之误用。或者，其局限性就是知识的误用本身。康德提出启蒙问题之后。“一种可以被称为“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的分析模式”得以出现，这一分析模式可以概述为:“知识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它受到怎样的滥用，因而它与什么样的统治相关?”［11］。这一理论态度是对启蒙的局限性进行揭示与弥补的产物，是启蒙的自身吁求。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将他们旨在探讨启蒙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几篇文章结集为《启蒙辩证法》一书。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目的并非否定启蒙的进步意义，而是试图揭示启蒙为何走向自身的反面并弥补启蒙的局限性。“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彻底启蒙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2］。正是在启蒙已取得成功的背景下，其消极方面才得以显现。换言之，是启蒙自身为启蒙辩证法提供了合适的线索和活动空间。虽然关于启蒙的辩证观点已经意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13］，不过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不满并非针对启蒙固有的理想化和排他性而是想探寻启蒙为何凭借它曾经的优势——理性、知识、人的主体地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所导致的进步与倒退是相互伴随的，“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14］这一关系可以用人与自然及人与自身的双重异化来说明。在人与自然方面，启蒙所带来的知识曾帮助人们摆脱自然对人的支配，使人克服对它的恐惧并合理利用自然。然而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却越过以往的界限，人类转而征服自然。在人与人及社会方面。启蒙所带来的知识曾帮助人们改善生产条件造福人类生活。然而随着启蒙进程的深入，人可能会为作为其生存条件的劳动生产所束缚，因而具有“物”的属性。“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商品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15］社会进步与异化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复杂的，这里我仅以异化为例说明启蒙辩证法是启蒙自身的产物，是发现启蒙负面影响的一个视角。 然而即便只作为对启蒙进行全面认识的补充思路，启蒙辩证法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关人在历史中持续改善以及理性不断前进的信念曾是启蒙最具意义的成就之一。但是由于启蒙固有的排他性则使它不可能是充分的。在历史进程中总有非理性因素的活动余地。正因如此，当理性的前进过程被中断时容易令人产生对启蒙的质疑。在二战期间卡尔•曼海姆曾表达过如下观点:“危机有其教训，我们必须铭记。对于我们多数人而言，人性及其改变的可能性问题，只是通过最近几年的事变才被提出来的。两种成见:一为有关持久的“民族特性”的信念;二为对“理性在历史上逐渐进步”的信念，似乎已同时烟消云散”。［16］同时他认为理性之所以没有一往无前，是因为“当人们预言理性在历史上不断进步时，他们只考虑到全部进程中的一种要素，只是在最近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其他潜在因素的全部力量"[17］。尽管卡尔·曼海姆可能是对的，但他的目的不是想以此否定启蒙，而是想通过对潜在不利因素的认识和控制，进而保证启蒙所允诺的理性的持续进步。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启蒙所能保证的只可能是总体进步而非线性的持续进步。因此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维护是建立在对它的误解之上的。 如果启蒙旨在促进人的改善和进步，那么启蒙的辩证法就是进步的辩证法。“进步意味着;跳出魅惑的符咒，甚至包括进步本身的符咒，这是进步的本质所在，前提是:人类意识到自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停止对自然的统治，对自然的统治亦是自然对人的统治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进步发生在进步停止之处”。［18］通过阿多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启蒙所关心的，是肯定人具有理性并鼓励人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启蒙辩证法则注意到了启蒙或理性的限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启蒙辩证法已对启蒙作用的限度有所认识，然而与此同时它又认为“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19］因此，启蒙辩证法对“理性进步”的怀疑态度，既是对启蒙的诘难也是对启蒙的恪守。或者，诘难就是为了更好地恪守。其实质是对启蒙发展仍不充分的不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启蒙辩证法既是对启蒙的回应亦是其继续，二者的运动似乎总处于循环闭合之中。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它们的理论价值，但同时也说明，启蒙不能靠启蒙辩证法来克服或超越。如果我们仅从“启蒙”的角度看待人类生活，那么启蒙后的时代最多只是仍将处在启蒙中的时代而已。启蒙辩证法在诊断出启蒙在自我堕落的同时也认为启蒙可以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自我治愈。 三、从启蒙到批判 如果是理性所带来的知识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理性对这一过程中知识的误用也应负有责任。如果只沿着启蒙的思路进行思考，那么知识的误用也只有通过启蒙的不断循环才有希望避免。正是在上述启蒙同启蒙辩证法的纠缠中、在启蒙的基础上，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提出了用“批判”概念置换“启蒙”的设想。福柯对“批判”的定义大致是“批判是主体对权力的质疑，是主体的反抗和反思，是对主体的屈从状态的解除。从根本上说，批判是不被统治的艺术”［20］鉴于“屈从”“、主体”、“权力”“治理”（“统治”）在福柯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需要对它们略做说明。 与人类因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导致的、启蒙凭借理性和知识使人克服的，人类因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导致的人对自然的屈从不同，福柯认为人的屈从状态还包括人对真理、他人的治理和权力的屈从。同时这里的“主体”也不同于存在主义或通常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人。通过“知识型”概念的提出和应用，福柯认为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也非最恒常的问题”［21］人并非向来就是作为认识主体存在而是被知识、真理、权力——人自认为是其创造者的事物塑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型，可大致理解为特定时代的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固有限度。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作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型，人对自然和人本身的认识都是都过人与其他事物的相似特性来实现的——“世界被折叠起来了:大地复制天空，面容反映在星星中，植物把种种有利于人的秘密包裹在自己的花枝里”。［22］此时，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相比并无优越性可言。 尽管通过对启蒙的论述我们已经发现，知识不仅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保持对知识积极作用的信任。福柯则进一步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3］这即是说，并非在权力停止运作的地方才产生知识，知识也并非对人有利的可反抗权利的工具，而是说权力生产知识。比如，随着君主权力的增长其对人的统治方式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认识也得以产生。另外，在福柯的语境下“治理”的含义也与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并非因为统治具有暴力不公性质它才需要被抵制和批判，而是说，社会中的很多机制都蕴含着权力的运作，对人起着治理、塑造作用。以规训机制为例，学校、工厂、医院乃至所有机构都具有规训作用。即，对人的治理表面上可能是有益无害的。 至此，我们得以窥见福柯的批判概念与作为启蒙之延续的启蒙辩证法之间的不同。可以说，“批判”是通过对作为启蒙的成果的人的主体性、真理和知识进行重构来回应启蒙的。同时，批判概念也否定性地克服了启蒙的排他性——任何人都身处权力网络中，都需要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与“启蒙”相比”批判”更可能是每个人的事业。从启蒙到批判的理论转型一方面仿佛使人及其生存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另一方面，在启蒙循环闭合的情况下，却也更能允诺进步与改善的崭新可能。 四、结语 实际上，从启蒙到批判的理论转型向来都不意味着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对它进行回应与补充的途径之一。无论是对“启蒙”的呼吁还是对“批判”的诉求，似乎都植根于一种危机意识之中——不能恰当运用理性的隐忧或规训社会的全面到来。因此可以说，启蒙的愿望及其辩证法和批判的旨趣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启蒙及其辩证法和批判的态度转变才具有可行性和生命力。尽管福柯对启蒙局限性的克服是迂回的、消极意义上的——通过置换“启蒙”概念来超越启蒙。不过既然任何哲学都不能对人类的现实生活进行绝对精确的描绘，那么认识视角的有益转变也许就已经是哲学对尘世生活力所能及的最大意义了。毕竟，没有危机意识也就不会有对危机的克服。 参考文献: ［1］［4］［5］［6］［7］［8］［9］《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何兆武译 ［2］《社会契约论》卢梭.何兆武译 ［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沈志明译 ［10］《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费希特.沈真梁志学译 ［12］［13］［19］《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渠敬东曹卫东译 ［13］［14］［15］《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刘继译 ［16］［17］《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卡尔•曼海姆张旅平译 ［18］《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斯蒂芬•穆勒多姆.刘风译 ［19］《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福柯.汪民安编严泽胜译 ［21］［22］《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莫伟民译 ［23］《规训与惩罚》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对康德“启蒙”概念的理解并未结合康德整个哲学体系，对“启蒙辩证法”和福柯“批判”概念的理解也只是外在的。之所以整理至此是因为，它至少关乎现代语境以及这一语境下人的生存。同时也算是本人思考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