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的雇员保护政策：以8小时工作制为例

进入工业社会后，劳资关系因为各种原因的紧张使得政府开始考虑防止资产阶级对雇员的过度剥削以至于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动荡。其结果就是一系列雇员保护政策的出台，其中，有关劳动时间的规范是核心举措。“8小时工作制”是雇员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社会政策诉求之一。

一、1918年前德国的劳动时间

工业化之初，产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往往超乎现代人的想象。不仅仅是成年男性，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时间也往往如此。尽管工人团体与政党为缩减劳动时间发起的斗争从未停歇过，但是，当时的邦国政府与帝国政府均无意介入被视做“企业内部事务”的劳动时间争议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超时劳动、夜间劳动与周日劳动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男性劳动力紧缺，大量女性亦被迫从事长时间的加班工作。鉴于战争期间物资紧缺，帝国政府不但不阻止这种现象，反而变相地鼓励企业主加快生产。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境内并没有推行8小时日工作制或48小时周工作制。

二、8小时工作制在德国的确立（1918—1922年）

1918—1919年革命加速了8小时工作制合法化的步伐。

8小时工作制之所以能在革命时期得到确立，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政治上，革命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地位，工人政党掌控了临时政府，工会的影响力激增，这种局面让资本家不得不妥协退让。

经济上，8小时工作制是迅速而平稳地完成复员使命，把德国的战时经济转型为和平经济的一种手段。“一战”后，德国面临600万军人复员和250万军工企业工人转业的艰巨任务。避免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是资本家与复员部的共同想法。为此，降低劳动时间、增加轮班制无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就业方案。除此之外，“一战”后初期的原材料紧缺在客观上也为资本家接受8小时工作日原则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前提。

从国际环境来看，8小时工作制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各国工人不断为8小时工作制发起斗争。到“一战”结束时，8小时工作制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

在经历艰难的复员进程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后，8小时工作制在实践中仍然有不错的表现，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双方围绕8小时工作制仍然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资方希望突破8小时工作制，或至少用足8小时工作制。与此相反，工人希望维持既有标准。

三、魏玛政府的经济转向

1920年后（主要在6月魏玛联盟下台），虽然魏玛政府继续坚持8小时工作日原则，但[插图]这表明政府在劳动时间政策上也开始转向经济优先的原则：即资本家们认为的，逐步改变复员期间的非常态性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运作正常化（1920-1921年的“净化运动”）。

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国家经济形势恶化，赔款压力加重。

第二，政治格局变动，资产阶级势力上升。

第三，劳动部部长易人，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有所变化。

这种转向迫使劳动部尽快启动劳动时间立法。

四、《劳动时间法》的难产

五、 8小时工作制危机（1922—1923年）

实践上，1922年初的南德五金工人大罢工。以及更为重要的，因为鲁尔危机导致的1923年《授权法》，这份授权法并未被资方接受，且劳方因为失业率翻了数倍，政府放弃了让劳资自由达成妥协的打算，加大了国家的干预力度。国家在劳动时间问题上的强制调解使得劳资双方均为不满，同时，革命后形成的劳资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

六、8小时工作制走向衰亡（1924—1933年）

1924年后，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准则，8小时工作制已经踏上了消亡之路。随之而来的便是劳资关系的紧张化。国家强制调解机制不但无助于缓和双方矛盾，反而让劳资双方对共和国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调解本身就否定了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性，允许大量例外情况出现，事实上变相增加了资本家们的权力，以至于劳资关系之间的杠杆彻底失去平衡。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资双方对魏玛政府的失望越来越大，而国家的强制干涉欲望也与日俱增。如此，以8小时工作制为核心的雇员保护政策，并没有实现稳定社会、保护弱者的初衷，反而让共和国既一步步地失去了对于社会的掌控力，成为劳资利益团体竞相指责的对象，又在悄然之间孕育着独断专行的种子，为未来纳粹政权提供了适宜成长的土壤。

此文是《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研究》读书总结，非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