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偶像，重建自己——知无知七周年寄语

从2015年8月8日正式开张，到今天，2022年的8月8日，知无知走过了七年。因为疫情和各种原因，过去的两年，知无知的活动基本转入线上。但是，我们扎根经典爱智求真的宗旨不变，激荡思想提升观念的精神不变，培育理性守护纯粹的初衷不变。

这一年，既是出于被迫，也是自觉选择，我越来越安心于某种孤独而边缘的状态，蛰守在如今只有一百平米的知无知空间里，深居简出，青灯古佛，不受外界喧嚣的干扰，沉浸在古往今来的那些伟大智慧里，如同马基雅维利沉迷于古人的世界。

这一年，知无知持续输出文化产品，带读系列《哲学的历程》、《民主新论》、《第一哲学沉思录》、《失乐园》、《善的脆弱性》相继推出；开设直播课程《批判性思维三十讲》、《教育心理学十讲》、《历史的观念与想象十七讲》、《现象学十讲》、《金刚经十讲》；其他视频栏目还有《你问我答》、《三言两语》、《文化对谈》。以上种种，总课程时长近300小时。另外，我还针对某些群体做了有关《思想实验》、《道德经》、《深度文本解读》的专题讲座。

所做的这些事情只是表明，这一年我个人没有虚掷光阴，而知无知仍然在以笨拙而执着的方式坚韧前行。在这方面，我和年近七十的老友老虎庙可谓志趣相投。他在博客时代就以“中国十大猛博”之一而著称，每天要发一到三篇博文。如今他又以末日狂奔的心态，每日录制更新个人口述史，已达二百三十集。他还孜孜不倦地把知无知的课程系列以及他拍摄、搜集的各种记录影像，上传到网上。

无可否认，我在做事的时候，怀着某种紧迫感。我们之所以做事，是因为相信行动是有意义的；我们会产生焦虑，是因为担心努力没有成效。所幸的是，在阅读经典、分享心得的过程中，对于结果如何，我是看得越来越淡了。做事就是修行，改善世界的前提，是改善自己。我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定位，源自我对我这个个体的“在与不在”的思考。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和所有人一样，我迟早都会不在；这个世界无论谁不在，都不重要，因为世界照常运转。但是，既然我现在还在，我的在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发展和捍卫我的独特之在的同时，世界就因我的在而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至少多了一分色彩。

知无知也是如此。知无知已经在世七年了，她有着跟别的文化机构不一样的气质和形象。不管她多么的微不足道，但她在这座城市的存在，也带来了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她的在，就是她的意义所在。至于她哪一天不在了，也没有什么好悲情或者好怀念的。活着的人，继续创造新的在，迎接属于自己的在。要执着地、认真地活出当下的每一个在，却不用纠结于自己的这个在能在多久。不必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幻象，你只能对你的在负责。多少人不就是为了外在的在，他人眼中的在，而丧失了自己的在吗？

以上所论，当然是有感而发。今年六月二十五日，著名刑辩律师张思之于95岁高龄去世，四天以后，著名调查记者杨海鹏去世，年仅55岁。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曾因参与或卷入某些法律或公共事件，而名动天下，誉谤加身。如今，他们不在了，法律界和媒体界的好友同道，纷纷撰文或开追思会纪念，从情感和道义层面，完全可以理解，我个人也一向赞同“恶猜公权，善待私权”，死者为大，对其努力和付出，保持起码的尊重；对其行事为人的瑕疵，要有基本的宽容。但是，如果从公共性的层面，因他们的去世而缅怀曾经某个相对独立、开放甚或“风光”的时代，我认为大可不必，那不过是自由主义者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的幻觉而已。就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而言，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时代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无论是疫情下的治理和生存，还是一桩接一桩的新闻事件，都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我觉得最好的态度反而是无条件地承认、接受、肯定，任何批判都是多余的。说得更冷酷一点，这个时代没有历史，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也都不用认为自己在书写历史，或者会进入历史。

我还是要强调，只有个体性的人，才是可以更新的。张思之和杨海鹏留下的最弥足珍贵的东西，仍然是他们独特的话语和风格，他们鲜活的个性，他们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存在方式，正是这些东西，跟现状的整齐划一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让我们看到个体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人不应该是宏大叙事的手段，以及，存在是一种突围，善好的生活总是有可能的。

这一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人是有限而脆弱的，生活充满不确定和偶然。人生短暂，为了珍爱生命，我远离了一切无谓的社交和圈子，不再把精力放在那些注定如梦幻泡影的热点时事上，说的自私一点，对于自我之外的一切，我都持漠然和厌倦的态度。可是，我并不因此走向神秘主义或超然遁世的道路。对于所处的时代和土地，我有深邃的激情、深沉的关怀和深度的行动。我相信汉密尔顿所言，人类社会有责任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里建立良好的共同体，而不是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我还相信，合理的制度包含对人性败坏的警惕，对产权、契约和诚信的尊重，掌权者自我克制和自我设限的意识，原则和妥协之间达成平衡的可能。我越来越意识到，制度的背后是民情的土壤、观念的底色，而土壤的培育、观念的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在“公民无小事”的点滴实践中塑造权利意识，改善公共生活，也需要以对智慧本身纯粹、极致的热爱，沉心阅读、思考和对话，同时耐心做观念辨析和澄清的工作。我也看到，健全的常识、通达的理性和清晰的逻辑，对我们来说是何其重要而又何其匮乏，一不小心，稍一裹挟，人们就丧失了判断力，封冻了怜悯心，并肆无忌惮地破坏权利的规则和自由的边界。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最底层最基本的东西。通过与经典同行，知无知致力于以更思辨更说理的方式，传播这些理念。而我自己，也是带着缺陷上路，从来不敢以清醒者、一贯者自居，对我而言，这也是不断的自我省察、自我教育的过程。

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当我们试图以理性的确定来对抗偶然和无常，面对极端的情绪和偏狭的风气，我们会强烈感受到理性的无力和善的脆弱。作为个体，我们就处在这种被动性当中。而这，恰好是我想要表达的根本：关于被动与主动的关系。毋庸讳言，人是被动性的存在，但被动而主动，被动而自由，被动而积极，被动而肯定，这才是生命的辩证法则，才标志着人性的尊严。就如马丁·路德所言，“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以其一己之力，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惊涛骇浪。他在被动的位置上，实现了充分的主动和自由。

我承认我是有使命感的人，这种使命就体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当中——守护一点点精神的纯粹与丰盈，老老实实耕耘，不问最终结果，承载着走过的弯路，成长的代价，但也有一路的乐趣与惊奇。回首这七年的轨迹，知无知能坚持下来，哪里是我的意志和能力所决定的，所以当我说使命的时候，丝毫没有自我拔高的意思，反而充满被迫的意味。苦苦支撑，几度放弃，这一年让我经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之所以还在做下去，只是因为背后某种更高的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没有退路可言。也就是说，我不过是被安排、被预定，做着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我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每个人何尝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人，还是人造的事物，都是靠不住的，当我们去掉了我执，破除了偶像，反而可以回归真正的神圣性，无论遭遇什么外在的偶然和不确定性，都能够积极地展开筹划、重建和自我规定的历程。不像古典的英雄，我们不必追求荣耀彰显德性；不像超然的哲人，我们不必消极隐忍顺服命运；也不像那些虚无主义者，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放纵堕落。对我来说，最好的活法，就是做好手头的工，等待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总之，我的心在哪里，世界就在哪里。我越是在被动中主动地服从，我就越能够积极地融入到神圣的意志当中，感受到一个更加广阔美好的天地。这个天地，是通过我的所思所行，在我的脚下逐渐展开和生成的。绝对和整体从来不会变，但它是通过与参与其中的个体的互动而动态呈现的。个体的生命和永恒的真理，是相互融汇、交相呼应、共同绽放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再渺小的个体，也不会沦为时代的炮灰，不会被历史所湮没。

寄语本是希望，而希望，如鲁迅先生所说，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希望就是在路上。每个人的在，都是希望所在。说到底，我维护的始终仅仅是差异和不同，而拒绝单一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在被动中综合，完成自己的生命叙事。每个人在自己的条件和处境下所做的决策和行动，不管在别人看来是清醒还是糊涂，是漂亮还是糟糕，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优的“选择”，也只能由自己承受后果。当然，我们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生态，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一种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然而，也正因如此，我更注重的是，我们每个人，如何才能扎根自己，如其所是地在，如其所是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