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读《巴黎城记》

        当我合上《巴黎城记》，“心理地理学”这样一个词率先跳入了我的脑海中。心理地理学，顾名思义就是心理学和地理学的结合，它研究的是人们在城市中的心理体验，即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时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面貌。那么，心理地理学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当你了解了什么是心理地理学后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人的特定行为动机并将其用于指导和调节个体或群体的行动的学科，而心理地理学只是将指导的对象变成了建筑和城市。因此心理地理学是一门和建筑学科尤其是城市规划学科息息相关的学科，建筑学将人和建筑、人和城市的关系置于首位来处理每一个单体建筑、布局一座城市，心理地理学则是考察这样的处理和布局产生的效果，形成一定的反馈，以此达成二者相辅相成的效果。

        而哈维则更加深入地从城市变迁和守旧，意识形态和思潮的更替和社会认同的形成这些方面试图挖掘出“巴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的形成背后的秘密，他将其称为“城市心理地理学”的研究，这也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误以为哈维写作的主题是阶级冲突和无产阶级的正义性，这一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建造圣心堂》 尤为突出。

        “圣心堂将秘密埋藏在坟墓般的静谧之中。唯有熟知这段历史、了解已逝人们何以为这座教堂建造与否而斗争的生者，才能真正掘出埋入坟中的秘密，并从墓穴的死寂中解救出丰富的体验，将其转变成喧嚣的新生摇篮。” 1873年，国民议会做出裁决，通过建造圣心堂的法案，此时的巴黎依然处于巴黎公社事件的影响下，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巴黎人的心理相较于巴黎公社事件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导致圣心堂的建造困难重重，在此过程中教堂的空间变化和空间重整无不象征了冲突和革命给为结构和秩序服务的空间带来的影响，建筑结构、城市结构、社会结构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表征，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了“现代性”的都市。从“墓穴的死寂”到“喧嚣的新生摇篮”，表现的依然是城市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本质依然是资本驱动下的社会改变。

        “建筑是阐明时间和空间、调节现实、产生梦想的最简单的手段。”哈维用35万字的宏篇巨著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

I 城市和时间

        从1830年-1848年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到1875年-1914年圣心堂的修建，巴黎从一座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城市转变成一座现代的、开放的、先进的世界都市。这一改变，哪怕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却仍旧饱受争议。与过去决裂，与现代性相融合，巴黎市长奥斯曼主导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拆迁和改建，使巴黎在1853年这一时间节点跳出了历史长河，摒弃了缓慢向前的现代化进程，无数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被拆毁，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和崭新的广场、商场、医院、火车站、图书馆使那个破旧、狭窄、肮脏亦即巴尔扎克笔下如同“地狱”一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奥斯曼的所作所为，世人褒贬不一，虽然奥斯曼为巴黎成为现代大都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从历史与文化角度来看，奥斯曼的举动无疑给巴黎这座城市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每一栋建筑都承载了一段时间、一部分历史，随意地拆毁建筑是对时间对历史的不尊重。

        我不禁想到津浦铁路济南站，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登上清华、同济的建筑类教科书，并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见证了济南这座享誉中外的“泉城”在中国近代史中的沧桑岁月，但它在1992年被拆除，引起了市民和一众专家学者的激烈反对。

        “济南老火车站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建筑本身，它影响了济南城市的发展。”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历史载体。济南老火车站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

        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的登场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巴黎已经掀起了滚滚的巨浪，它对于巴黎的影响是无法阻挡且不可逆的。

II 城市和空间

        “城市本身是一个建筑形态，更是一个空间形态。新巴黎城不只是现代性的场所，更是现代性本身。”哈维作为一名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以地理学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他的空间关怀。

        “巴尔扎克通过精准的地形学轮廓，取得了世界的神话结构……通过相同的街道与街角、相同的斗室与壁龛，这世界的人物走了出来。个中意义无它，即地形学乃是传统神话空间的平面图，能彰显空间，就必能开启空间。”——无论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夏倍上校、吕西安，还是哈维笔下的奥斯曼，他们漫游在相同的街道与街角、相同的斗室与壁龛，塑造着巴黎的城市形态和社会面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化的流行，巴黎的空间关系处于从“分配”、“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最终到“意识形成”的运动状态中，成为了“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这也印证了“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中的魂是资本”。

III 城市和现实

        巴尔扎克这样描述巴黎的现实：“巴黎无止境而令人战栗的戏剧光景及悲惨的生存斗争”。作为“一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运动、机器与观念的惊人结合”，巴黎复杂的湍流让事件和人群杂乱地扭在一起，日常生活早早步入了现代生活的匆匆忙忙的状态，在这里时间和空间被无止境地压缩，使巴黎成为了“用来制造享乐之事的巨大首都作坊”。

        我想到郁特里罗画笔下的巴黎。在《从圣彼埃广场看巴黎城》、《蒙马格尼的屋顶》这些郁特里罗具有代表性的描绘巴黎的画作中，楼房的窗户和街道商店的门是黑色块，行人稀少，树木萧瑟，笼罩在深秋或冬日的天空下，惨淡而忧郁。但在《Windmills of Montmartre》这幅乡村画作中，引人注目的却是蒙马特高地的大风车——灰暗的天幕下，几座风车磨房完美地嵌入了四周的房屋之间，却撑起了整幅画。而田间小路上的行人和青红的树叶显得必要又不呆板，使画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氛围。而这幅画最特殊的地方是画中的行人都是巴黎的贵族和上层人士。外省和乡村的闲散和巴黎的匆忙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至于许多人从巴黎逃离到乡村——这也是城市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缺失道德和原则的巴黎，被西梅尔定义为现代性城市特有的“麻木”的现实。

IV 城市和梦想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财产形式和社会存在条件之上，矗立着一座具有特定与独特形式的情感、幻想、思维模式与生命观的上层建筑。”从巴尔扎克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巴黎人都在幻想着符合自己定义的乌托邦。而资产阶级的地理想象却企图将社会空间的排他与秩序加诸于奥斯曼改造的巴黎之上，他们把巴黎分成了两个巴黎，增加了巴黎的封闭性。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铁路、海上航班和电报的出现缩小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人们无需离开巴黎，就能感受到不同的空间关系带来的震撼。埃利泽.雷克吕斯认为一切皆有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因此所有的人种和文化和空间关系都将如百川入海一样最终汇聚在一起。

        1869年，莫瓦兰在他的《公元2000年的巴黎》中预测届时的巴黎将由建筑师来改造，所有破旧的贫民窟和不卫生的结构都将被移除，并且这个过程将是循序渐进的，不会像奥斯曼的拆除工程那样野蛮而充满偏见。法隆斯戴尔结构、方形住宅街区、街区中央用于社会活动的花园和中庭……人们对乌托邦下的梦想社会主义之城首先的构想就是对建筑、街道、设备、交通的构想，其次才是对收入和制度的构想。

        当这样的梦想被提出，现实也终会随之而来。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虽然革命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巴黎、给整个法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让人们开始试图将梦想变为现实。当1914年，圣心堂最终完成修建的那一刻，“喧嚣的新生”也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