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梦思与解梦

那么，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构成的阐释（比如对梦的阐释）有何异乎寻常之处？在弗洛伊德的《释梦》中，下列文字提供了初步的答案： 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直接领悟梦一思了。另一方面，梦一内容仿佛是由象形文字组成的手稿，必须把这手稿的文字逐一转换为梦-思的语言。我们在解读这些文字时，如果依据的是这些文字的画面价值，而不是它们彼此间的符号关系，我们显然会误入歧途。假设在我面前有一个拼图游戏，一个画迷，即用画或符号的形式来代表字词）。它画的是一座房子，房顶上有一艘船，此外还有一个字母，一个奔跑的人（他的头已被砍掉），等等。我现在可能会被误导，并提出抗议，认为无论是整幅画还是它的组成部分，都毫无意义可言。船在房顶，莫名其妙。无头之人，更是无法奔跑。此外，人比房子还要大。如果这幅画意在再现风景，那字母就不应该出现，因为自然中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批评（包括对整部作品的批评，还有对其组成部分的批评），如果我们努力以音节或单词替换画面上单独的元素（音节和单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代表那个元素），那么，我们显然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那些以这种方式拼在一起的单词，不再毫无意义，而是可能组成极其美丽的、意味深长的诗的短语。梦就是这种拼图游戏，我们释梦领域里的前辈错把画谜当成了绘作，于是在他们眼里变得毫无意义，变得一钱不值。 弗洛伊德说得很清楚。面对梦，我们绝对不可探寻梦的所谓“符号意义”，无论是整个梦的“符号意义”，还是其构成部分的“符号意义”；我们绝对不能提出下列问题：“房子意味着什么？船在屋顶是什么意思？那个奔跑的人象征着什么？”我们必须做的，是把物体倒译为词语，用那些表示物体的词语换物体本身。在画谜中，物体代表着它们的名称，代表着它们的能指。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何以下列做法绝对是误导性的了：把从词表现向物表现—即所谓的梦中的“再现性考察”——的转移，说成是从语言向前语言再现的“退化”。在梦中，“物体”本身已经“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代表着它们的那个符指链调控着它们的布置。这种符指链的所能是通过把“事物”译回“词语”得到的，它就是“梦一思”。在意义的层面上，“梦一思”的内容与梦中显现的客体没有丝毫联系。以画谜为例，对画谜的破解与画谜中显现的物体的意义并无关联。如果我们寻求梦中形象“更深层的隐秘意义”，我们就会无视梦中以词语表达出来的潜在“梦一思”。直接的“梦-内容”与潜在的“梦一思”的联系，只能出现在词语游戏的层面上，出现在毫无意义可言的符指化材料的层面上。据阿特米多鲁斯记载，阿瑞斯坦德曾为亚历山大大帝释梦。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阐释吗？“亚历山大大帝包围了提尔城，并开始强攻。但因为久攻不下，他忐怎不安、心慌意乱。亚历山大大帝梦见了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翩翩起舞。恰巧阿瑞斯坦德就在提尔城附近。……他把satyr一词拆解成sa和tyros，并鼓励山历山大大帝破釜沉舟、一鼓作气，这样他就能成为这座城池的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阿瑞斯坦德对于翩翩起舞的森林之神可能具有的“符号意义”（强烈的欲望？快活的天性？)并没有多少兴趣。相反，他关注的是词语，还把它拆解了，因而获得了此梦传达的信息：sa Tyros =Tyre is thine（提尔城属于你）。 不过，画迷与梦尚有一定的区别。这区别使得画谜较易于阐释。在某种程度上，画谜仿佛尚未经过“二度修正”的梦，意在满足“统一的必要性”。因此，画谜被直接视为“毫无意义”之物，被视为小古玩，其构成元素各异，且无关联；梦则通过“二度修正”隐藏了其荒诞性，这使得梦至少表面看来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因此，那个翩翩起舞的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Satyr 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把一个假想出来的形象赋予符指链sa Tyros。假想的“意义整体”的作用——“梦-作”的最终结果——就在这里：借助于有机整体的出现，使我们无视它存在的有效理由。 不过，精神分析式阐释有其基本预设或先验方法。那便是，梦作的每个最终的产物，每个外显的梦的内容，至少要包含一种元素，发挥补缺者或填充物的作用。这样的元素占据的位置，是梦中必定匮乏的某物的位置。初看上去，这样的元素与外显的想像性场景的有机整体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但它在这个整体中真正占据的位置，却是想像性场景必定“压抑”、排斥、挤出的某个元素的位置。只有“压抑”、排斥、挤出这个元素，想像性的场景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它是把想像性结构与“被压抑”的结构化过程连接起来的脐带。简言之，二度修正从来都不能大获全胜。这倒不是因为经验方面的问题，而是出于先验的结构必要性。说来说去，一种元素总要“脱颖而出”，以标示梦的构成性匮乏，以在其内部再现其外部。这个元素既是匮乏，又是多余，因而陷人了既匮乏又多余的悖论性辩证之中。倘非如此，最终的结果（外显的梦的文本）将无法捏在一起，还会失去某些东西。要想予人这样的感觉——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元素就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不过，一旦这个元素“就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多余”的，就是令人尴尬的过剩。 我们认为，每个结构内都有一个诱饵，一个占据了匮乏之位的占位符，它们是由人们感知的事物组成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既定序列中最薄弱的一环，一个摇摆不定的、似乎只属于现实层面的点位：在其内部，结构化空间的整个虚拟层面被压缩了。这个元素在现实中是不合乎理性的，但是把它囊括其中，它就会指明匮乏在其中的位置。 既然如此，下列说法似乎纯属多余：《释梦》必须开篇即孤立这个悖论性因素，孤立这个“占据了匮乏之位的占位符”，孤立这个能指的无意义的点位。从这个点位开始，梦的阐释必须继续进发，对外显的梦-内容的意义整体的虚假表象予以“非自然化”处理，并消解之。也就是说，穿透“梦一作”，把由最终结果抹除的异质成分组成的蒙太奇显现出来。由此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师与侦探在手法上的相似性：侦探面对的犯罪现场，通常也是犯罪凶手为了抹除自己的犯罪踪迹而拼凑起来的假象。犯罪现场有机的、自然的属性只是一个诱饵，而侦探的使命就是将之非自然化。要将之非自然化，首先要发现不容易引人注意的细节。如此细节是“脱颖而出”的，与表象框架格格不入。为描述这样的细节，侦探叙事使用的词汇都是精确的专门术语。它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表示线索，这样的形容词包括“‘古怪’、‘奇怪’、‘失常’、‘陌生’、‘可疑’、‘离奇’、‘没有意义’，当然还有表意更为强烈的‘怪诞’、‘虚幻’、‘难以置信’，直至绝对的‘不可能’。”我们在此得到的细节，就它本身而言，通常都是无足轻重的（破碎的茶杯把手、椅子位置的变化、证人随意的看法、宣称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的事件）。但是，就其结构性位置而论，如此细节把犯罪现场“非自然化”了，并制造出准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效果，如同著名画作上一个微小细节的变化，会突然使画作显得陌生和怪异一样。当然，只有把现场的意义整体悬置起来，并把焦点置于细节上，我们才能发现破案的线索。福尔摩斯建议华生不要关心初步印象，而要大力关注细节，这与弗洛伊德的下列断言不谋而合：精神分析要阐释的是细节，而不是整体。“从一开始，它就把梦看成是合成性的存在，看成精神构成的聚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