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2.24 晁错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24、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

  西汉初期的著名法家。颍川[1]人。他“为国远虑”，奉法不移，对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法家学说深有研究，被汉文帝刘恒任命为博士和太子家令，很受太子[2]敬佩，被称为“智囊”。后来他多次上书建议治国之策，文帝“奇其材”，提升他为中大夫。景帝即位后，又提升为御史大夫。

  晁错极力反对诸侯割据，主张运用中央权力打击诸侯王势力。早在文帝时，他就多次上书批评分封的弊病，建议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景帝时，他又提出了“削藩策”，特别要求首先打击力量最强早有背叛之心的吴王刘濞。这个建议被景帝采纳和实施，引起了诸侯王的恐慌，对晁错进行疯狂的攻击和污蔑。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家乡赶到京城，劝告晁错放弃“削藩”主张，以免遭杀身灭族的危险。可是，晁错毫不动摇地对他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3]，即汉朝中央政权不能稳固。不久，吴王刘濞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七国叛乱，实际上是要推翻景帝，篡夺中央大权。晁错立即建议景帝亲自统帅大军去镇压叛乱，并同景帝一起谋划进军方针。这时，打入汉中央政权的内奸、原吴王刘濞的丞相袁盎，在大奸臣窦婴的支持下，大搞阴谋诡计，欺骗景帝说：“只要杀了晁错，七国就会退兵”，景帝一度动摇，错杀了晁错。后来景帝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深感悔恨，于是立即派太尉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叛军，七国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下去。景帝按照晁错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

  晁错在文帝时就主张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针对当时“游食之民未尽归农”，“商贾大者”，“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力过吏势”[4]，兼并农人，造成商人富贵，农夫贫贱的状况，认为打击富商，“使民务农”，是当务之急。他主张“贵五谷，贱金玉”[5]，提高谷物的价格，减少租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凡是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和用粮食充实边防的人，可以受奖、免罪。他又提出“出粟买爵”即用粮食买官职的办法，以鼓励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

  晁错主张对匈奴断绝“和亲”，采取武力抗击的政策，提出了一条抗击匈奴的军事路线。他要求重视选择良将，增加边防部队，加强边防建设，并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

  晁错继承法家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他肯定秦始皇的巨大功绩超过了“三王”，认为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6]，是客观情况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晁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军事思想中。他具体地分析了当时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客观形势，指出了双方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总结了“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7]，主张以已之所长，攻敌之短而取胜。他认为如果懂得和掌握了战争的“术”，就可以“用少击众”，“以一击十”；否则，就往往会“以大为小，以强为弱”，而被战败，以此说明了事物相互转化的关系。

  晁错提出的各项进步主张和措施，对于促进汉朝国家的统一，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8]晁错的政治主张是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防止人民反抗出发的。如他提出“务民于农桑”，是为了“民可得而有也”[9]。他提出“入粟拜爵”，实际上有利于地主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同时，他在军事路线上，认为“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安边境”，“在于良将”[10]，抹煞了人民和士兵的决定作用，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晁错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的。他的著作大约有三十篇，著名的有《论贵粟疏》等。

注：

[1] 今河南禹县。

[2] 即后来的景帝。

[3] 《前汉书·晁错列传》。

[4] 《前汉书·食货志》。

[5] 《前汉书·食货志》。

[6] 《前汉书·晁错列传》。

[7] 《前汉书·晁错列传》。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2页。

[9] 《前汉书·食货志》。

[10] 《前汉书·晁错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