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郁金香（十七世纪比特币式的狂热） （下）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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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秋冬交替之际，郁金香交易形势良好。花商的数量和流通中的球根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价格稳步上升，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然而现实是，花商们打造的交易建立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基础上。
这不仅仅是市场能否支撑球根价格如此快速增长的简单问题。当一个花商无法检查他所购买的球根时，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首先，没人保证球根在种植过程中能得到适当的照料。再有就是当时还不被理解的杂色现象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任何购买子球的人都要冒的一种风险，就是可能买到的是不能杂色的繁殖球根，而不是他想要的已经出现杂色的郁金香。
最严重的是一些明目张胆的诈骗行为，这在一个利润如此丰厚而管理又极其不规范的市场中肯定是难以避免的。就算是同一种类的球根，外表上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名贵的总督球和一个不那么值钱的紫色系球根看起来就没什么差别，比如范·英格兰司令（Admirael van Engeland）的球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要判断到底是蓄意的欺骗还是无心的错误是很难的。当然，因为所有球根看起来都很像，所以诈骗也都是到第二年春天郁金香开花了才能被发现。
尽管这些问题让一些保守、谨慎的荷兰人担忧，但是1636年秋天蜂拥加入交易市场的那些花商眼里依然只能看到交易带来的利润。因为对球根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价格也上升得越来越快。
从各个层面上说，让郁金香价格疯涨至巅峰的所有因素都已经齐备了。很多不同的新品种被创造出来，其他品种不那么受欢迎但是易于买到。一小拨专业园丁致力于创造新的品种，同时供应少量既存品种。一大批有能力有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数量绝不低于几百人，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郁金香，几乎每个城镇都可以看到郁金香的踪影。交易原则初步建立，还制定了评定花朵价值和级别的标准，由上上等至下等。主导市场的交易者和种植人之间由数以千计的花商衔接，他们愿意为了球根舍弃全部家当。最后，价格终于涨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万事俱备，只差一个能把这些有抱负的郁金香交易者聚集到一起交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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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360种货物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从贵金属到法国白兰地，应有尽有。然而郁金香却不在其中。
这点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主观认定，像郁金香狂热这样著名的金融灾难肯定不只是程度深、范围广，还应该对当时的股票市场、贸易和整个荷兰经济都有重大的影响的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郁金香投资顶多只算荷兰经济生活的边缘地带。进行郁金香交易的都是业余新手，而不是专业的贸易商。郁金香交易也从来不遵从于股票交易的规范或习惯。事实上，郁金香交易是对交易所中正规交易的一种粗劣的模仿。这些人本来就是穷乡僻壤的村夫或生活拮据的市民，既不是金融家，也不了解交易，他们开始贩卖球根以前，大概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郁金香虽然不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矩的。事实上，它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复杂甚至有些仪式化的流程，买卖双方都要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进行交易，承担各自的义务，并以书面形式留存证明。
像以前的交易员都聚集到新桥上交易一样，郁金香交易者们也需要一个供他们交易的场所。也还是像以前的交易员们一样，有些花商选择在教堂，尤其是狂热爆发后，当地教堂更是成了所有人的普遍选择，不论是花商交易还是结婚仪式都在教堂。还有好多人则觉得，在酒馆交易是个更舒适方便的选择。郁金香交易的主要场所就是当地的酒吧，除非你真正理解了球根交易的情景——深更半夜的酒馆，醉醺醺的酒鬼，烟熏雾绕的房间——否则郁金香狂热将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
我们无法弄清在1636年，哈勒姆有多少酒馆曾经接待过为郁金香而疯狂的商人们，但至少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基本确定的，就是一家规模和名气都很大的名叫“金葡萄”（De Guld Druyf）的旅馆。
假设，有个人在1636年秋天打算到阿姆斯特丹，光临金葡萄并且看看进行中的郁金香交易，那么他会看到什么呢？
午后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沿着新开掘的运河航行——这也是联省第一条专门连接两个城市的运河——大概黄昏时刻就可以到达哈勒姆了。这段行程只需要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正是因为快速又方便，新潮的阿姆斯特丹人把需要清洗的脏衣服都送到哈勒姆的洗衣店去而不再自己劳动。坐在船上的人们可以相互谈天论地，在1636年秋冬，这种渡船绝对是人们谈论郁金香狂热新发展的好地方。
从渡船上下来就到了城墙脚下。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人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叫“阿姆斯特丹关口”的大门前。哈勒姆的执政者们在这里树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装置。它由三根砖垒的柱子加上铁质的横梁和一些木制的杆子组成，上面捆着最近行刑的罪犯的尸体。荷兰省的行刑官就居住在哈勒姆，他的完整头衔是“荷兰省高级事务长官”，负责从阿姆斯特丹遣送来的和哈勒姆本地的罪犯，所以这个装置上总是不缺少尸体。
由“阿姆斯特丹关口”进入城中，游客会首先注意到哈勒姆独特的气味。酪浆和麦芽的臭味混合着漂白厂和啤酒厂的香气。漂白和酿酒是哈勒姆的两大支柱产业。这里生产了荷兰省五分之一的啤酒。城墙之外的亚麻漂白厂也非常著名，每天要使用成百上千加仑的酪浆来漂白布料，全欧洲的人都把布料送到这里染成漂亮的白色。酪浆注满了西边城墙外几个巨大的染坑，每天晚上，用过的酪浆被排到护城河里，最后流入斯帕尔纳河（River Spaarne），甚至把河水都染白了。
在深秋时节的荷兰共和国，夜晚来得很早，城外来的游客不得不摸黑找到去集市广场的路。哈勒姆的街道像迷宫一样，异常狭窄，有的甚至窄到街两边的住户可以相互握手的地步。为了抵抗严寒而拉上的百叶窗缝隙中透出的油灯微光或炉火的光亮就成了唯一的照明。
每每有客人走进金葡萄，迎面而来的温暖还在其次，最强烈的感觉其实是呛人的浓重烟雾。17世纪的酒馆都是这样烟熏雾绕，让人忍不住流泪，连房间里有什么都看不清。走进金葡萄，就像是走进一个使用过度的、变味的房间，就像是20世纪的公司因为工作场所禁烟后，单独开辟的吸烟室的味道。
等你的眼睛终于适应了这种阴暗的环境，就会发现其实屋子里面非常拥挤而活跃。事实上，每个荷兰人都是这个或那个酒馆的常客。甚至连一些没什么家世教养的女人和孩子也会光顾酒馆。
无论如何，在17世纪不喝啤酒是不可能的。漂白工厂的废水导致河水不适宜饮用，尤其是在哈勒姆地区更是如此。茶和咖啡在当时还是没什么人知晓的奢侈品，葡萄酒则相对较贵，所以人们几乎餐餐要喝啤酒：早餐时喝的是加热的啤酒，里面还要撒上香料和糖；中午和晚上则是单独饮用。并不是所有哈勒姆人喝的啤酒都是酒精浓度很高的。这里的啤酒分为“低度”和“高度”两种，前一种是解渴用的，后一种才是会上瘾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喝多了的话都是会醉的。
城市里的花商们每周会约定在金葡萄的包间里见两三次面，这里既能享受安静的环境，又能避开这个城市和酒馆里难闻的气味。在郁金香贸易初期，这类约见通常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但是随着郁金香狂热的发展，村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间变长了，有时甚至从前一天早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每谈成一笔生意，都免不了点上红酒庆祝，这在一个以喝啤酒为主的省里，当然也是为了炫耀财富。因为在荷兰人的酒馆里，红酒都是用灰白色的大罐子装着送上来的，容量从2品脱到1.5加仑不一，所以郁金香交易也难免都是在醉醺醺的朦胧状态下达成的。毋庸置疑，就是朋友间的互相吹捧，加上持续到深夜的纵情谈笑，使本来解释不通的狂热交易机制，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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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新手花商在1636年到1637年的秋冬涌入郁金香市场。他们开始都是从交易少量的磅货开始入手，不久球根价格出现了惊人的膨胀，这无疑是郁金香贸易活力和郁金香狂热席卷酒馆乡村的体现。
一包最便宜的磅货球根，比如“黄王冠”在1636年9、10月的价格最低可以到20荷兰盾，到次年1月底竟然要价1200荷兰盾。比“黄王冠”更受欢迎一些的“斯维策”郁金香（Switsers），其实也属于颜色单调乏味的品种，在1636年秋天的价钱是60荷兰盾每磅，到1637年1月15日的价格是120荷兰盾每磅，到1月23日则是385荷兰盾每磅，再到2月1日则是1400荷兰盾每磅。这个种类的价格峰值依记录为2月3日的1500荷兰盾每磅。
尽管郁金香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不平常的，但是直到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人们对球根的狂热真正达到了顶峰，郁金香交易升级为郁金香狂热。“郁金香这种生意就是要喝醉了谈，而且是越离谱越好。”要想用一句话形容郁金香狂热时期的价格疯涨，真是没有能比这句更恰当的了。
如我们所见，村民们愿意交易的不仅仅是实体的花朵，还包括对还生长在地里的球根的所有权。因此就避免了郁金香交易的季节局限性，使它从一种只在出土后几个月内可以进行的交易变成了全年可以进行的交易。别忘了，很多交易者根本没有花园，购买球根也不是为了冬天种花，他们在意的只是如何使球根的利润最大化。
其次，村民们完全没有意识去核实他人是否有能力偿还欠款，或是否真的对交易中的球根有所有权。酒馆俱乐部因此纵容了无约束的投机，而对破产和诈骗行为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所以，一个根本没有球根可卖的花商，也可以加入交易，只要能在他需要支付之前，把购买球根的义务转卖给别人，就可以用赚来的利润进行新的买卖。同样，一旦郁金香价格下跌，这个本来赚钱的人瞬间就会倾家荡产。
对球根交易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几个重要城市，如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但是也开始向荷兰省外甚至是西弗里斯兰省蔓延，肯定还发展到了乌特勒支省和格罗宁根省，更有可能其他省也有。事实上，在园艺家亚伯拉罕·蒙廷（狂热期间他还是个孩子）的记录中，虽无具体细节，但是也提及在法国北部还兴起过第二轮郁金香投机狂热。
如此众多的交易者买入卖出的郁金香总价必然是令人惊愕的。某些地方权威指出，在狂热最高峰，一天之中一个球根就可能倒手10次之多，价钱也必定是一手比一手高。因此，虽然球根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里，但是它的拥有者已经从织工变成玻璃工，又变成漂洗工，再变成书记员了，整个过程就发生在24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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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狂热达到顶峰，酒馆交易团体里面开始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坏事将至的征兆。
第一个警示就是花商们无止境地追求新奇品种。只有一两种像总督这样的品种是公认的顶级，而对于哪些品种属于第二档则众说纷纭，而且这种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品种的出现变得更加严重了。正因为如此，球根贸易不仅仅是不稳定，而且先天性缺乏逻辑。没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市场是不可能永久昌盛的。而荷兰的郁金香交易就是两种要素都不具有的典型。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1636年秋天，磅货开始畅销。这些之前一文不值的球根在1637年初却以惊人的价格被买卖。这本应当足以让花商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
上等郁金香的价格升得再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狂热时期，仅存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就是老派鉴赏家对真正上等郁金香的需求。他们是唯一会把郁金香种在土里，但不是为了交易的人。
但对于磅货则完全没有任何市场需求。鉴赏家们对这些品种不屑一顾，而酒馆花商们更是从来没有种植的打算。这些磅货被交易只是因为它们存在，而当1月过完2月来到之时，连最疯狂的郁金香交易者也开始不安地意识到这个市场已经失去控制了。
一些谨慎的交易者也开始怀疑郁金香的价格还能持续上升多久。开始有零星的花商在出售了手中的球根后就不再投资。在遍布荷兰省的酒馆交易团体里，竞争的交易者们都怀疑卖家是不是知道什么他们还没掌握的信息。他们可能在想，也许自己也应该出售一两个球根了。 此时是1637年2月的第一周，市场的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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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一群花商集中到哈勒姆的酒馆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交易，郁金香价格暴跌就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
当天的交易照例由一位资深的花商起头，这第一笔交易也主要是为了探探市场的行情。他打算卖的是一磅白王冠或斯维策，开出的价钱也是比较保守的1250荷兰盾。在通常情况下，立刻会有几个热切的买家竞相出价，他们都会领到石板和粉笔写下报价，最终价高者购得球根，一天的交易也随之火热开场。然而在这一天，竟然没有人愿意以1250荷兰盾的价钱购买这一磅球根。拍卖师不得不以1100荷兰盾的价格重新起拍，可是依然无人问津。第三次起拍时价钱已经降至可笑的1000荷兰盾，竟然还是卖不出去。
花商们突然意识到发生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幕有多么可怕。交易者们紧张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沉默只持续了一两秒，就被爆发的喧哗取代了。每个在场的花商都开始紧张得议论起来。
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最严峻的问题：球根交易将何去何从？显然，当天的交易不可能再正常进行下去了。可能还有少数一些人仍然试图销售其他球根，但也都没有成功。酒馆里的人几乎是马上停止了所有交易。所有人都处于困惑之中，但个别人已经跑去通知所有亲戚朋友了。没过多久，哈勒姆的所有酒馆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城里城外所有花商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卖！
恐慌弥漫整个联省只用了几天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馆、一个接一个的城镇，花商们发现一两天前还价值上千荷兰盾的球根，现在却一文不值。少数几个交易者试图通过举办假拍卖会刺激市场让价格回升，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成效。在很多地方，酒馆交易崩溃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价格跌至狂热时期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郁金香交易的市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就意味着一切，而郁金香市场崩溃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一些不那么乐观的花商肯定是在市场崩溃前几天，就已经对连续上涨的球根价格感到不安了。
狂热发生的年代还没有报纸，人们无法确切知道1月最后一个星期到2月最初几天之间所有事件发生的确切顺序，但是球根交易肯定不会是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止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哈勒姆酒馆里的一桩拍卖失败就彻底停止了。在此之前一周甚至更长，在荷兰省任何地方交易球根肯定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
拍卖师发现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迅速地把价格推高，一些种类的价格已经达到峰值，所以很多交易者迫切希望在此时将其抛出，这就使得想要抛售的卖家人数开始多于想要买入的买家人数。在哈勒姆这次决定性的拍卖之前一两天，人们肯定已经开始感受到一种担忧和恐慌，就像须德海上弥漫的湿冷浓雾一样蔓延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酒馆里。其实郁金香交易者们都知道终有一天会有大事发生，现在大事真的发生了。
根据当时的记录，一个在价格暴跌之前价值5000荷兰盾的郁金香，之后只需要50荷兰盾就可以买下；到了5月，一花圃的郁金香仅售6荷兰盾，而它在1月时的价格曾达到600荷兰盾～1000荷兰盾；在狂热时期能够卖到400荷兰盾的一套球根，现在才值22荷兰盾1荷兰币。这些价格变化显示，就算还有能卖得出去的郁金香，其价格最高也不过是过去的5%，大多数连1%都不到。
这次的价格暴跌绝对是一个惊人的事件。每个感染狂热的城镇就算不是完全同时地经历价格暴跌（也很有可能就是同时的），整个下跌的过程最多不超过3个或4个月，这比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金融灾难——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还要来得迅速和彻底。华尔街的股票是用了两年时间才跌至最低点，而且其最低点至少也维持在原价值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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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困惑围绕着所有人，似乎没有哪个花商明白为什么球根交易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急转直下。
在牛市中，有一些人会保留自己的资金等待价格下跌时再购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价值很高的股票。但是在郁金香狂热的最后一两个月里，主要交易的都是磅货或一些以1000分计的品种，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对这些品种并不存在真正的需求，鉴赏家永远不会种植它们，只有在交易此类货物的人眼中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熊市买家想要利用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郁金香狂热把每一个酒馆交易团体中的人都榨干了。本来就没有几个花商是靠手头的闲钱加入郁金香交易的，现在又全被卷入一个甚至多个郁金香买卖的复杂交易链中。大部分人是靠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家当来筹集资金的。现在这些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彻底的毁灭。在17世纪，即使是在荷兰共和国，毁灭不仅意味着穷困，更意味着终生被工厂奴役或者饿死，早逝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人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再为一株郁金香竞价，所有人此时都成了卖家。
市场崩盘已经够球根交易者绝望了，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大部分花商仍然有义务履行他们签订的购买合同。基本上每一个交易者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已经支付了定金，买到的郁金香变得一钱不值，可他们却有义务在球根出土时支付巨额的尾款。对很多人来说，除了拖延别无他法。
酒馆交易的崩溃不仅让花商破产，还影响了一大批种植球根的农民。这些人不但卖花给花商，也卖给鉴赏家。任何在狂热期间抵挡不住诱惑扩大经营的人都受到了影响。
在某些方面，种植者面临的问题和花商面临的几乎一样严重。他们其中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球根和子球，然后种在自己的花圃里精心培育。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基本也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而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购买球根的人只付了一小部分定金，而且之后球根肯定又多次转手。
很多交易中，由于狂热时期交易者们创造的长而复杂的交易链，所有权的归属已经弄不清楚了。只要这个链条中任一环节上的花商无力支付，整个链条就会崩溃，那么最起点的种植者们想在6月拿到欠款就根本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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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到4月底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对于所有卷入狂热之中的花商和种植者而言都是煎熬。几个星期以前价值不菲的郁金香此时正处在盛放之季，鲜艳的色彩让联省遍地单调枯黄的土地都靓丽了起来。然而数以百计的花商们却被对破产的恐惧折磨着，还有成千上万悬而未决的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超过百万荷兰盾。
对于那些陷入狂热的人而言，他们最担忧的无疑是如何度过这次财政灾难。同时，他们也对市场为何突然崩溃充满疑问。当然，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就是造成现在困境的推动力之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而像任何地方的受害者一样，他们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
很多人选择相信球根热其实是一种诈骗。有人甚至极端地猜想自己是被花商同行或是拍卖师欺骗了。另有一小群人坚信，郁金香交易本身就是个阴谋。一位匿名作者称，整个郁金香交易市场是被一个由二三十个最富有的种植者和交易者组成的阴谋团体控制的，他们恶意操纵价格以从中牟利。但是作者却无法解释，这个团体如何能同时协调控制全国十几个被狂热感染的城市的郁金香市场。
大概只有极少数的花商会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有不少人确实怀疑个别交易者有人为哄抬市价的行为以牟取暴利。通过举办假拍卖的方式垄断价格是个由来已久的惯用伎俩。一些狡猾的商人会通过假拍卖的形式，把自己的球根“出售”给同伙，为的是把高价记录在案，以刺激别人以这样虚高的价格购买球根。
还有很多花商把责任推给种植者，指责有些种植者囤积球根，或是在出售时许诺第二年会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球根。还有的种植者被指责销售时以次充好。
不可否认这些行为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类事件都是偶有出现，肯定没有达到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球根价格的地步。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捏造什么复杂的阴谋论来解释球根热的荒唐过度。
考虑到当时的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贪婪的、没有经验的花商就是把郁金香交易激发成郁金香狂热的最主要原因。
在这次事件中，很多被卷入狂热的人是按执政者们希望的那样自行寻找解决之道的。不少协议即便是没有达到各方赞同，也起码是协商终止了。在阿尔克马尔，所有的郁金香合同实际上都被视为无效了。种植者们为了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把成千上万根本没有出土售卖的球根都储存起来了（不难想象，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趣购买球根了，但是还是有少数很稀有的品种仍然以不低的价格出售给了鉴赏家）。
总之，即使是在阿姆斯特丹，也只有极少一部分郁金香案例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解决。原因非常简单：花商们已经破产，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赔钱的现实。他们拒绝废止过去的郁金香交易合同。在1638年1月，也就是价格暴跌1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的纠纷没有解决。这些纠纷通常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不但让亲人朋友反目成仇，而且就像一条丑恶的伤疤，时刻提醒人们郁金香狂热时的荒唐过度，而这恰恰是荷兰人最迫切想要忘记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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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狂热于是就这么结束了。正如荷兰省法院所希望的，通过强行和解，避免了昂贵的诉讼活动。事实上狂热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的出现也没有引发后续的经济衰退，而且那些在狂热中为清偿债务挣扎求生的花商，比起狂热之前也未见得更贫穷了多少。他们纸面上的亏损和盈利基本持平，即便是最富有的花商也没有因为拖延债务而被正式追究责任。
不过就算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一种广泛的热潮，它仍然可以是私人的钟爱。如果认为球根贸易的崩溃终结了人们对于郁金香的一切兴趣；或是认为郁金香价格下跌至谷底并从此一蹶不振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与此正相反，对于一些稀有和极受推崇的品种，球根需求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荷兰球根交易从崩溃到恢复平稳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投机者消失了，但是花卉的市场仍在。剩下的购买者都是贵族收藏家，他们本就不属于酒馆团体之流，他们购买郁金香也是出于纯粹的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在1637年夏天，距离球根价格暴跌六个月之内，一位哈勒姆的鉴赏家艾尔特·许博森（Aert Huybertsz.）仍然以85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了一个优质的红色系玛娜席尔（Manassier）球根。而向他出售这个球根的卖家雅克·贝尔滕（Jacques Bertens）之前是花710荷兰盾买到这个球根的。也就是说他凭借这次交易获得了140荷兰盾的利润，相当于当地普通手工业者6个月的工资。
各种消息都说明，种植者尽一切可能将一些受人欢迎的品种的供应量保持在低位，所以他们才能长达几年都让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他们特别小心地抵挡住了增加产量的诱惑，就是为了避免仅剩的有限市场出现饱和。
没有什么植物能够妄想永远流行，即便是郁金香也不可能。人们的品味时刻在变，其他花朵有其他花朵的美丽之处。尽管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人们依然对郁金香饶有兴致，但是郁金香已经基本降格为二流的花卉，而其他花卉则偶有风靡一时，甚至也能掀起迷你的狂热来。
1720年前后，风信子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花卉，让郁金香都黯然失色了。 接下来发生的风信子热潮与郁金香狂热不无相似之处，而且是在郁金香流行大约刚好100年之后。
风信子的流行与郁金香的流行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要养成一个可开花的球根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流行的新品种球根的可供应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稀少。而新品种的花色可能是丰富多样的，有无尽的色彩搭配可能，以蓝色和紫罗兰色为主。
到1730年，风信子的价格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种植者们非常欣喜。沃尔海姆的球根花园此时是由他的孙子约里斯（Joris）经营的。这里仍然是球根贸易最繁盛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哈勒姆种植者也依靠风信子赚了不少钱。1733年到1736年间风信子的价格到达了最高峰，然后在1737年陡然下跌：价格最高时，最贵的球根达到了不可能有人买得起的地步；而次一等的品种也升值到价格严重超过实际价值，以至于没有哪个真正的花卉爱好者愿意购买。
风信子交易之所以没有达到郁金香狂热的高度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风信子的培育过程要比郁金香之类的顽强山地野花困难得多，所以也就限制了园艺爱好者们购买的愿望；这就导致对风信子的市场需求相比郁金香狂热时期对郁金香的市场需求水平低得多；再加上风信子引发的关注远不如郁金香大，所以吸引的投机者数量也极少。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关于风信子期权交易的记录，最多只有一两例购买球根后转卖给第三方的案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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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狂热则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它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疾病。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是这种疾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
举例来说，在1838年的法国，大丽花热兴起。就像两个世纪前，郁金香对欧洲人来说很新奇一样，大丽花是在1790年前后才从墨西哥引入的。园艺家们很快就开始培育这种新奇花卉，而它的美丽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甚至被用来反驳卢梭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的论点。大丽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升到了很高的价格，一花圃的大丽花可以卖到7万法郎，而一朵美丽的大丽花也可以兑换一颗上好的钻石。然而，流行总是多变的，大丽花也像郁金香一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到1912年，荷兰唐菖蒲又一次引发热潮，但同样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散了。
这种痼疾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985年的中国，整个事件的发展几乎与郁金香狂热一模一样。
这次人们投机的对象变成了君子兰，或者叫石蒜。这种兰花体积不大，花朵成漏斗形，一簇一簇聚集在一起像一团缠绕的毛线。雄蕊极长，向外伸展超过花瓣，整体有一种精美之感。君子兰原产于非洲，但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长春广泛培育。起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爱，种植君子兰一度成为彰显贵族家庭的标志。
君子兰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且被指定为长春的市花。到1980年大概长春一半的家庭里都有君子兰。短短几年之后，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君子兰狂热就爆发了。
在长春的情形与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省十分相似。经营活动在此时是受鼓励的。但是虽然人们有饱满的致富热情和高涨的精力，可投资的机会却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春的君子兰种植者抓住了周边群众对君子兰需求增大的机会，价格不可避免地迅速上涨了，投机君子兰球根的行为便随之而来。
在1981年和1982年，君子兰的价格是100元人民币，约合15英镑一个球根。考虑到当时中国人的年均工资收入，这已经是相当高的价格了。
但是到了1985年，有报道称最贵品种的球根交易价达到了天文数字的20万元，约合3万英镑。这个数字让郁金香狂热时期的巅峰价格都自叹弗如。
在这样的情况下，君子兰热持续的时间即使以花卉狂热的标准来衡量也算很短了。1985年夏天价格就下跌了，一些重要报刊上将此类投机行为描述为疯狂之举，这显然影响了一些投机者对这个新兴市场的信心。
君子兰市场里很快就挤满了急切出售球根的卖家，球根价格急转直下。正如君子兰热的疯狂程度超越了郁金香狂热一样，其崩溃的程度也更加剧烈。到价格最终稳定下来时，价格跌幅普遍超过了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