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五月运动与《论再生产》：让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是欧洲20世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在他那个时代曾引起世界性的轰动，然后才进入相对被遗忘的状态。然而，这种被遗忘的状态正在被一种新的兴趣所取代，一部分是因为，这位哲学家大量的未刊稿在身后出版，非常明显地改变并扩展了人们对他思想的认识；另一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阿尔都塞去世之时（恰逢“冷战”结束），世界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他曾经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与概念，现在又再次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时代进行反思。
一. 个人生平与理论思想
阿尔都塞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的他既受到非常古典的学校教育，又受到非常严格的宗教教育。1939年，阿尔都塞通过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NS）的入学考试，就在他准备学习哲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被动员入伍，其后与成千上万溃败的法国士兵一起，被德军俘虏。他被送到一个战俘营，在那里待了五年。尽管如此，由于他作为战俘营护士的关押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可以读书、劳动，并建立大量社会联系，其中就包括与一些共产主义青年战士之间的联系。获得自由后，他恢复了在高师的学习，并很快就通过了教师学衔考试（学习结束时的会考），然后又被任命为准备参加教师学衔考试的学生的辅导教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自己职业生涯结束，并且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指导了几代法国哲学家，其中有一些后来很出名。
有很短一段时期，阿尔都塞加入过一些天主教左翼倾向的团体，并为他们写了一些短文章。1948年，阿尔都塞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法共在德占时期的抵抗运动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并依靠苏联的威望，在当时成为法国最有力量的政党，与戴高乐主义势均力敌。当时，尽管党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下实际上放弃了夺取政权的努力，但革命的希望依然很大。
冷战期间，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即便没有成为镇压的对象，至少也是怀疑的对象。这期间阿尔都塞主要只在一些教育学杂志发表了几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论点；他还就历史哲学中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进行了一次讨论。在教授古典哲学之外，他个人的工作主要涉及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及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后两位作为古典时期“反人道主义”的代表，自始至终都是阿尔都塞获得灵感的源泉。在接下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阿尔都塞同样在继续深化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认识，尤其是那些当时才刚出版的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
接下来的时期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性。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罪行”的披露，以及随后1961年二十二大“去斯大林化”运动的掀起，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混乱期，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但马克思的思想却正在获得巨大声誉，尤其是在那些受到反帝战争榜样（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和古巴革命成功的激发的青年大学生当中。阿尔都塞的几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题的阐释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先是在法国，后来又波及国外。1965年出版《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之后，作为哲学家的阿尔都塞在法国声名鹊起，其思想甚至远播海外，无论是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圈子内，还是在圈子外，都引发了大量论争与探讨。阿尔都塞所捍卫的与基督教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不仅从哲学的层面，而且还从政治的层面，否定了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他抨击经济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因为在他眼里，这种结合带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却也有人以此为名，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体系能够“合流”。
阿尔都塞提出的哲学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黑格尔遗产，转而依靠斯宾诺莎的理智主义与唯物主义。在阿尔都塞的哲学观看来，斯宾诺莎是意识形态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构成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想象结构——这是一种马克思预示了但同时又“错失了”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强有力地促进了斯宾诺莎思想的“复兴”——他的这整个时期都打下了这种影响的印记。
他的哲学观还认为“常识”和“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非连续性或“断裂”，可以将知识的辩证法思考为一种没有合目的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概念的要素展开，也并不是服从于意识的优先地位。最后，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的思想之间寻求一种“联盟”。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当时仍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忽视甚至排斥。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里关键的是既要指出意识形态与无意识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又要建构一种关于时间性和因果性因而也是关于实践的新观念。
由于所有这些创新，阿尔都塞的哲学话语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探讨范畴，更确切地说，他将这些争论变成了另一个更普遍的哲学事业的一个方面，这个哲学事业不久就被称为“结构主义”。因此，阿尔都塞成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遇点，得到了双方的滋养。像所有结构主义者一样，他发展了一套关于主体的理论，这个主体实际上不是认识和意志的理想的“起源”，而是诸多社会实践的、各种制度的、语言的、各种想象形态的“后果”，是一种“结构的行动”。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试图定义的“结构”这一概念不是以识别形式的不变式为基础，而是以多重社会关系的“被过度决定的”结合为基础。他希望这样能够让结构的概念不但服务于对社会再生产现象的分析，而且还首先服务于对革命阶段现象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命的典范。这样一来，历史就可以被同时思考为没有主体的过程和没有合目的性的事件。
这种哲学的建构，或更确切地说，由这种哲学建构所确立起来的研究计划，构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它的全部可能性还没有被穷尽，它身后还留下了好些未完成的难题性，比如对理论和艺术作品进行“症状阅读”的难题性，还有“有差别的历史时间性”的难题性，等等。
但在接下来的时期，从1968年五月事件之前开始，阿尔都塞对自己的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写。他进入了一个自我批评期，然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构了自己的思想，但那些基础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他没有忘记斯宾诺莎，但通过放弃“结构主义”与“认识论断裂”，他力图为哲学，并由此为历史理论，赋予一种直接得多的政治性。由于法共官方发言人和他自己一些青年学生同时指责他低估了阶级斗争以及哲学中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开始重新审视这种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尝试是在一种特别的语境中展开的，这个语境就是，在欧洲，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同时在“左派”即极端革命派倾向与改良主义倾向之间产生了分裂，改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果是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而后者在改变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博弈方面最终失败，随后被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淹没。同时，他在这一时期通过一种他为自己的思想所发明的新配置，解决了一些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难题，并获得了广泛共鸣。尤其是他关于“意识形态唤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就是这样，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臣服和主体化过程具有重大贡献。在他对哲学的“实用主义的”新定义的构想中，哲学不是认识的方法论或对历史概念的辩证考察，而是一种“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或更一般地说，是一种思想的战略运用，旨在辨别出话语之间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所产生的作用不是保持就是抵抗和背叛事物的现存状态。
这一时期阿尔都塞的哲学工作与其说是建立了一个体系，不如说是构成了一片堆放着各种开放性问题的大工地。比起此前的阶段，这个时期更少完整的体系性建构，更少可以被视为“阿尔都塞哲学原理”的结论性论点。但这一时期存在着一种理论实践，一种时而大胆时而又具有防御性的思考的努力，它证明了一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思想的转化能力，证明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某种交叉相关性。然而，这种努力被一连串悲剧性事件所打断：首先，在集体方面，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化危机开始了；其次，在个人方面，是阿尔都塞1980年11月在躁郁症发作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莱娜，这导致他被关入精神病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那里离开过几年。
一些重要的同时也比以前更为片段式的文稿恰好产生于接下来的时期。首先是一部自传文本《来日方长》（写于1984年），其中披露了和他的生活、思想变化有关的一些珍贵资料。大家尤其会注意到这一时期专门围绕“偶然唯物主义”这个观念所写的那些“断章残篇”。“偶然唯物主义”是阿尔都塞为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造的一个词，他用它来命名一条看不见的线索。这条线把古代希腊—拉丁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与一些经典然而又异类的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由于他关于“能力”和“幸运”统治着政治事件的理论）、斯宾诺莎（由于他对自然和历史中合目的性观念的坚决反对）、卢梭（由于他把人类文明的开始描绘为一系列偶然事件）、阿尔都塞所阐释的马克思（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从其黑格尔主义中“过滤”了出来），乃至与当代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德里达（由于他对起源观念的批判和他关于踪迹“播撒”的理论）连接了起来。与这些主题共存的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表述：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未来“阶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空隙”中就已经存在的、逃避各种商品形式统治的实践的集合。这个隐喻可以远溯到伊壁鸠鲁，中间还经过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在传统共同体“缝隙”或“边缘”发展的一些提法。
这些主题的未完成性、片段性，与当时那个时代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各种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是否能持久，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正在日益增加，它们是不是会“结合”成某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抑或政治形式，完全无法预见。在这种语境中，“最后的阿尔都塞”的“断章残篇”，具有撼动其他已确立的价值的巨大价值，因为它们永远盯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问题，永远盯着被统治者获得解放的希望问题。
二.《论再生产》的成书背景与内容阐释
《论再生产》是阿尔都塞在法国五月运动后撰写的重要手稿。该书在作者去世五年之后，由雅克•比岱负责于1995年在法国出版，被认为是其拥有体系性的文本，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的中文译本《论再生产》，于2019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吴子枫。
在《论再生产》这部著作中，阿尔都塞条分缕析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种种条件，以及为了终止那种再生产而要进行的革命斗争。
1. 两个版本的完整手稿与一份“拼合物”
本书的第十二章《论意识形态》这个文本，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由他独创的那些概念——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唤问”等等——的文本之一；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
将其置于本书的第十二章，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将得到一个阿尔都塞专门针对意识形态作出独立发挥的既一致又完整的版本。但这个针对意识形态的文本最初不是以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为蓝本传播的。这个文本的第一版，即标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个文本（此文附在《论再生产》一书末尾），先是发表在《思想》杂志1970年6月第151期上，然后收入《立场》（社会出版社，1976年）一书中。它由“正在进行中的一项研究的两个摘要部分”构成，目的是引起讨论。由于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即后来构成《论再生产》一书的文稿）从来没有完成过，在作者生前也没有发表过，反倒是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在不同的国家非常激烈、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的环境和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
根据雅克•比岱在《论再生产》的法文版导言中所说的，《论再生产》的完整手稿有两个版本，两个都是未完成的。第一个版本约有150页，撰写日期为1969年3—4月；第二个版本约有200页，没有标明日期，是对第一个版本的修改和扩展。由第三章《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第四章《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第六章《国家和国家机器》、第九章《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第十二章《论意识形态》的摘要组成的1970年的那篇文章，其内容“介于这两个版本之间”，但包含了一些删节、衔接和补充。如果不解释清楚是什么致使阿尔都塞就这样提供一份不完整的拼合物来代替一个“完整的”、但未完成的、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的文本，就无法理解上述的一切。
为此，必须追溯阿尔都塞错综复杂的病情（精神病学家称之为“躁狂抑郁症”）和当时的政治环境。1968年5—6月间，在阿尔都塞自己事后力图定性为“青年学生群众的意识形态造反”的那些“事件”（即法国的五月运动）发生时，阿尔都塞因为处于抑郁期正在巴黎一家诊所接受治疗，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接下来几个月，在和自己一些朋友、学生时而激烈的讨论中尝试着阐明了那些“事件”的意义之后，阿尔都塞提出，重新研究关于“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为正在进行中的理论加工工作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当时，有一个由高师校友组成的团体正在着手编辑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理论的集体著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著作未能完成）。阿尔都塞与他的校友们约定，这两项加工工作必须重新接合起来并形成对质，以便最终得出一种共同的学说。
从他早期引起轰动的文章——首先是1965年的《保卫马克思》——开始，阿尔都塞就重视尽一切力量发展或甚至锻造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重视使他面对一个挑战，在当时那种知识环境中，要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容易。因为一方面，以各种不可调和的倾向倚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日益严重分裂；另一方面，许多“批判的”理论家越来越避开引用马克思。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按照预想的那样实现。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的阿尔都塞，一如既往地以热情重新投入工作中，他在几周之内就手写了一份具有一部书的形式但未完成的草稿，并把它交由他的那个“学校团体”传阅。这个团体虽然在他之前就已经独立地开始工作了，进展却比他慢得多。这项工作的关键是如何把“学校团体”所达到的对学校机器的分析和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的一般观念“缝合”起来。然而，尽管两者在术语和一些观念上相近，但他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阿尔都塞很快再一次病倒，这导致在进行中的那些工作整体中断，并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状态。
然而1970年，当阿尔都塞又一次重返工作时，受到一些朋友的恳请，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公之于众。他当时认为，对意识形态的某种发挥会再次推动讨论，而他本人希望利用这种讨论来重新开始工作。由此就有了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题的摘要“拼合物”的发表。这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命运将赋予它一种决定性的或至少长久的重要性。
原初版本（即1970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内容，是两项根本上互不连贯的发挥：一项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为中心，另一项以唤问、承认和保证的“意识形态”机制为中心，在这两者疑难的相遇点，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难解的概念，解答这个难题的钥匙呼之欲出，却仍然隐没在一片不在场的沉默之中。阿尔都塞这个文本的知识繁殖力，恰好与在这两项发挥的衔接处既显著又隐秘的思想中止有关。读者或者想象那种“解决办法”是阿尔都塞本人的，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他不愿或不能把它贡献出来；或者认为阿尔都塞本人事实上并没有掌握“解决办法”，于是寻求途径去发挥和改造每一个能得到的半成品以便自己去完成它。毫无疑问，他们不可能知道、而手稿的完整出版在今天使人们能够发现的，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构成“不在场的环节”的东西：主要是对法的发挥和对革命的发挥，而处于它们之间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进行“拓展”的提议。
在第一项发挥中，阿尔都塞强调了法的镇压性。他的结论是：法不足以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稳定再生产，因此其“在功能上”必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力作为补充。在第二项发挥中，他谨慎而又竭力地去说明，人们怎样才能既思考剥削条件的永世长存，又思考它出现中断的必然性。其中最有意思的，可能是强调了政治斗争在时间性上的差别：一种是“短的”时间性，即在公共领域（即统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内展开的阶级斗争（它的赌注是国家政权）的时间性；另一种是“长的”时间性，即打破公私之分，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中展开的阶级斗争。这里要强调的是，“统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隶属于私人领域”。阿尔都塞提出，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或实践性（形式化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总结出理论本身（与“描述性的理论”相对）——与此相反的是把意识形态当作观念或意见王国的唯心主义理论。
2. 内容梳理
本书从探讨“什么是哲学”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提供了独特的解释；随后，作者依次探讨了生产方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法权、国家与国家机器、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革命、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传统主题，其中很核心的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阿尔都塞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做出的表述，今天已经被认可为当代很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这部著作首先是一份战斗性的教学文本，它同时也是阿尔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门读物。它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独创性概念的加工过程。因此，它要求一种多层次的阅读：既把它作为包含着一个时代见证的政治文本来阅读，又作为以阿尔都塞式范畴来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阅读，还把它作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唤问”功能的新理论来阅读。
A. 政治文本，理论文本
这个文本充斥着1968年五月运动的气息，那是大学生的五月，也是工人的五月，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罢课运动的五月。共产主义记忆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激进变革的前景唤醒了。阿尔都塞充满激情地度过了那段日子，并把它们铭刻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当时他心中想到的是，在无可怀疑的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在整个大地上取得胜利的世纪……在或远或近的期限内，经过一切可能的曲折（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机），革命已然提上议事日程。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许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将为之一变：革命将在全球占上风”【参见本书《告读者》一章】。阿尔都塞想到了“那些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来自工厂、农村和学校里的年轻人”，他正是间接地在对他们说话。
阿尔都塞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被他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谱系中。“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踏进一个领域，事实上，在我们之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早就进入这个领域了，只是他们还没有用理论的形式，把在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中所隐含的决定性进步系统化。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验和做法首先还停留在政治实践的领域”【参见本书第六章《国家和国家机器》】。
尽管阿尔都塞的写作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我们还是很快就会明白，就算这里设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尔都塞的思想也丝毫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天，我们理应重新把它看作是知识激发的独立策源地。
每当阿尔都塞着重指出传统理论的单纯“描述性的”特征时，理论干预的重要性就向我们显示出来。那些理论涉及的主题有：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地形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法”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所有这些主题，即对于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提出要以“理论本身”去超越那种“描述性”的形式，那种在本质上“不稳定的”形式。
B. 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分析
事实上，把《思想》上发表的那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所选的摘要重新纳入本书这个整体中，就会看到，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机器的论点与他对现代历史进程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情本身非常顺理成章。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必然是关于结构改变的理论：其目的是揭露不变的条件，而最后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也在这种不变的条件中产生。阿尔都塞关于过程中的变化的思想，影响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观念，也影响了关于结构的不变性的思想。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理论，只不过有两个出口：再生产和革命。
我们应当明白，这个理论配置的枢纽是法权（这是本书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主题）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可能消亡（它与商品关系的消亡相关）的问题。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天丝毫没有丧失其现实性，而且也没有在他提出问题的水平上得到切题的回答。
C.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
在阿尔都塞看来，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关系标示着生产方式的特征，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来保障的。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个论点的有力之处，首先在于它来自对社会的这样一种解释：社会中渗透着、充斥着阶级关系，社会服从于阶级权力。而阶级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得以实现的。1970年的那篇文章贡献很大，它非常出色地抓住了如下事实：那些重大社会机构只是阶级统治关系的接受方。阿尔都塞把所有的机构阐释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国家机器来保障自己的统治的。
阿尔都塞力图指出如下事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通过它，一个阶级强迫另一个阶级承认自己）的场所，它们保障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再生产。在这里，对阿尔都塞来说，国家保障着社会暴力的行使，从而保障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这场一个阶级征服另一个阶级的战争，是通过商品关系，通过阐释那些商品关系的法而进行的。然而，由于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阶级斗争优先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优先于那些机器。诚然，“国家政治最终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利益”，但“阶级斗争永远不会停息”【参见本书末尾的文章《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阶级斗争无法被控制在再生产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器当中，因为它比那些机器更强大。
除此之外，阿尔都塞还补充说，法的施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依靠镇压，而在一般情况下，规范是内在化的：它以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一种唤问我们内在的声音而出现。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把我们当作主体来唤问的声音而出现。
D. 呼唤“唤问”
阿尔都塞的分析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于，它赋予意识形态一种唯物主义的实在论身份，一种社会本体论的身份，同时这种分析还把意识形态假定为是一种“唤问”，每个人都通过这种“唤问”而被传唤，并被构成为意识形态的主体。
这是一项根本性的理论贡献，尽管它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概念重组。
不是“内心的声音”、意识的声音，而是一种公共的声音在唤问我们。它宣布我们是自由的主体。这种话语就是现代宪法的话语，宪法的开篇必然是人权宣言，它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而对阶级斗争来说，“自由—平等”的宣言构成了基本的参照。对这一唤问的这种参照，事实上在阶级斗争的每一刻都被唤起。阶级斗争明确地呼吁那种唤问作为承诺必须如实兑现。
作为人类的呼唤，它只不过是人类的声明，仅仅是一种承诺，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的承诺，即每一个人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他就成为公民。这是一条公约，仅仅是一条公约。
人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这条公约并没有得到遵守。当通过市场形式来实现其自身时，“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就承认了统治着它的法，具体来说，即商业秩序，从而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自由出现在市场上，对自由人的呼唤，变成了（总是已经是）一个圈套，变成了一个命令，它强制人们去遵守商业秩序，遵守确定这种秩序的法律形式，遵守为商业秩序辩护的种种表述，并适应那些表述所呼吁的实践，特别是通过承认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承认对那些生产资料不充分的人或只拥有自己劳动力的人进行支配的权利。
尽管如此，“自由—平等”的承诺还在，把被统治者作为自由人、作为“自由—平等”的公约参与者的呼唤还在。但服从市场的自然的、因而是合法的秩序的命令却同时断言，商业秩序的自由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本身。矛盾的是，这也就意味着，公民们共同自由地安排社会秩序，因而也就是被共同邀请去自由地依照他们对自由的想象来建立世界。
因此，在现代社会，“阶级关系”（阿尔都塞曾明确指出，阶级关系归根到底构成了法的对象，虽然法并没有谈到它）最重要的形式只有从这种呼唤出发才能被理解。
奇怪的悖论：今天我们如果不从表现为“自由—平等”的呼唤的东西出发，就不知道如何去谈论剥削和大众的苦难，去谈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区人民的奴役和灭绝行为。但制造出这些苦难的始作俑者，恰恰是那些挥舞着“自由—平等”大旗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
因此，这意味着人们终将不再臣服于那种秩序。因此，这个“自由—平等”的悖论也是这样一种悖论，即解放的前景、自由—平等的承诺变成现实的前景，通过这种悖论而依然是开放的、无限敞开的。
3. 《告读者》是阿尔都塞的理论计划与革命预言
阿尔都塞原计划写作两卷文本，第一卷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二卷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然而，由于当时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国际环境的动荡与紧张局面，以及本人的身体原因，阿尔都塞在第一卷未完成的状态下离开这个世界，而第二卷“一直停留在计划当中，从来没有写出来过”【参见本书《法文版编者说明（雅克•比岱）》】。
但阿尔都塞在本书的开篇《告读者》中，对他原本的这个写作计划已经有所计划和安排了。这是一个庞大的而具有雄心的体系蓝图，虽然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作者本人已经为后人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就像本书译者吴子枫所说的，“《论再生产》就是阿尔都塞替马克思写成的《国家论》”【参见本书末尾的《译后记》】，阿尔都塞未竟的事业，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在未来的时代，也有那么一个或一群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条路线上的同道者，来替他完成与补充。
以下是《告读者》中的一些摘要，大家可以凭此系统性地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计划以及他对于将要来到的革命所进行的预言与宣告。
1. 这本小书是一套著作的第一卷，而这套著作本该包括两卷。第一卷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二卷要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
2. 这部著作必须探讨（1）生产力的再生产；和（2）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由此得出第一卷著作的标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剥削、压迫、意识形态）
3. 既然我本来完全可以从探讨生产方式的第二章开始，为什么却又要从讨论哲学的第一章开始呢？这是出于非常重要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关于它们，我们将在第二卷的结尾处谈到，在那里我们将能够对以下问题作出答复：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它的独创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是革命的武器？
4. 如果不通过第一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第二卷（阶级斗争）兜一个大圈子的话，我们就无法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由什么构成”这个问题。
5. 既然一切哲学的本义就是在理论中代表一定阶级的立场，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本义就是在理论中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
6. 在第二卷中我们将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发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列宁）（只有这种分析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为可能）的发展必不可少，而且对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同样必不可少。
7. 我们将在第二卷的结尾处，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的革命性，并确定它在政治实践和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到那时大家就会懂得哲学为什么的确是革命的武器，以及哲学如何成为革命的武器了。
8. 如果没有我们的哲学的直接干预，仅凭对构成某种生产方式的统一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的简单分析，我们绝对无法在那些科学问题上看得一清二楚，从而也就绝对无法推进我们的认识。
9. 时机已到，因为我们必须进行总结，并且我们也能够进行总结了……当我们想到马克思从巴黎公社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中、从对公社失败原因的分析中所获得的启发；当我们想起列宁从1905年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的发明中、从那次“总演习”的失败中所获得的所有启发，我们就不得不自问：我们呢？从史无前例的全部经验中，从那些挫折、失败，从当前“我们所拥有的”胜利中，从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危机中，我们将获得什么呢？这种非凡的经验能漠视哲学吗？相反，难道它不应该为由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所传播的革命哲学照亮道路，提供养料，并使之充实起来吗？
10. 我们同时也认为，是时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行总结了……是时候了，因为对我们来说，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革命力量（或赋予它这种力量），使其能够行使作为革命的武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包括在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危机中行使上述功能，已经刻不容缓，因为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危机不应该掩盖另一个重要得多的危机。我们不要在这里犯错误。只要意识到帝国主义所陷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就足以从中得出它无法残存的结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它的受害者已经扼住了它的咽喉，人民已经对它发起了进攻……只要注意到不可抵抗的人民斗争的洪流，就足以得出结论：在或远或近的期限内，经过一切可能的曲折，革命已然提上议事日程。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许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将为之一变：革命将在全球占上风。因此，给那些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给那些来自工厂、农村和学校里的年轻人提供各种工具，让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来武装自己，已经刻不容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就是那些工具中的一种，因为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是唯一革命的哲学。
11. 如果马克思不先在哲学上采取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那么他所创立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存在。
12. 要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什么是革命的哲学，就必须明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它之前的哲学区别开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为了能作出这种区分，就必须首先知道通常所说的哲学是什么。
13. 如果不先兜一个非常大的圈子，也就是说，如果不先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般理论）的根本成果，我们就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4. 事实上，与所有哲学家（其中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发想法相反，“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并不隶属于哲学，甚至不隶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如果它隶属于哲学，那就意味着是由哲学本身来给哲学下定义……哲学从根本上一直是唯心主义的。
15. 我要把话说在前头，预先告诉读者，郑重地告诉他们，我说采用的叙述顺序虽然会带来很大的不便，但任何其他不同的叙述顺序都无法与之相比。事实上，这个第一卷打算先探讨上层建筑（国家和各种国家机器）发挥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的模式，然而，如果不引入阶级斗争，就无法讨论国家、法和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理所当然应该考虑相反的叙述顺序，在讨论国家、法和意识形态之前先讨论阶级斗争，但这第二种叙述顺序同样会碰上相反的困难：事实上，如果不先讨论国家、法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循环，因为必须同时讨论所有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所要探讨的东西是整体运转的，它们虽然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整个地相互依赖，却对自己的复杂运行和彼此间的区别完全不在意。但为了理解它们，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区分，并且尤其要以我们所选定的叙述顺序对它们作出解释。
16. 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个时刻很靠前），阶级斗争会以一系列后果的形式不断出现。离开阶级斗争的现实，离开它在我们的分析对象之外（然而又在其中）的存在，那些后果是难以理解的……由于阶级斗争在其现实中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我们在第一卷所分析的对象中将要遇到的阶级斗争的后果，所以明确上述问题就更为重要。
17. 为了忠于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不得不深入到一些往往很复杂的解释中去，它们要求读者有持久的注意力。这件事不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在解释上的困境，与哲学、法、法的诸机器，以及意识形态等事物性质的客观复杂性有关。
18. 最后，我们请读者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本书，不要向它要求（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的东西。它只是一次尝试，是一项研究的开始。尽管它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它显然无法避免任何研究都可能会具有的不足、粗糙，当然还有错误。我们请求读者对冒着上述风险的人有所宽容，但同时我们也请求最严厉的批评帮助，当然，前提是它必须是真正的批评，也就是说，非常严肃的有根有据的批评，而不单单是没有理由的判断。
三. 结语：我们呢？
《论再生产》第一版手稿大约完成于1969年3—4月，作者在本书的《告读者》一章中写道，“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许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将为之一变：革命将在全球占上风。”阿尔都塞所预言的“五十年之后”，掐指算来，即2019年，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地，一语成谶。历史似乎总在借着某些人的口说着它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想想从魔幻开始的那一年到现在，整整3年半，世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似乎还将要在未来给我们制造更大的“惊涛骇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且不可能置身事外。曾经的我们，都很单纯，是真的很单纯，然而巨变之后，我想大家都会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是谁？谁是我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能主动做些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论再生产》这部作品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它是为未来的那个时代，那个“革命将在全球占上风”的时代，所写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渐渐迎来了其由于自身结构机制而无法避免的衰败和消亡，正如由于自身庞大的身躯而无法避免地撞向冰山而最终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一样。而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疯狂；越是疯狂，就越是接近灭亡。
所以，对于作为无产阶级一员的我们来说，斗争将是激烈和惨烈的。不仅是肉身需要武装起来，头脑更需要理论的武装，运用理论工具进行阶级斗争实践确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属于我们的那一波浪潮，似乎已经来到了。
让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