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丁王国历程

（一）撒丁王国 （1720年—1861年）亦称皮埃蒙特-萨丁尼亚王国，1是9世纪中期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的王国，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在它的基础上后来实现意大利统一。1720年萨伏依王朝根据1718年伦敦条约被迫将西西里岛让与奥地利来换取撒丁岛（亦译作萨丁岛），并在此基础上于1743年建立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辖意大利西北部地区的皮埃蒙特、萨伏依公国和撒丁岛，设首都于都灵（曾因法国入侵暂时迁都卡利亚里）。1815年根据维也纳条约除科西嘉岛以外的热那亚共和国领土全部并入撒丁王国，撒丁王国于1848年颁布宪法，1858年和法国缔结反奥军事同盟，约定法国出兵协助撒丁王国把奥地利帝国势力逐出伦巴第和威尼斯，撒丁王国则将萨伏依（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1860年中意大利联合省公投决定加入撒丁王国，之后加里波第率“千人远征军”占领两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因此得到意大利南部，1861年3月17日撒丁王国改名为意大利王国。萨丁岛上传统的独立部落地盘在萨丁尼亚王国建立以前，不是受热那亚就是受比萨的影响。

（二）1297年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在调停法国安茹王朝和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争端时建立一个“萨丁岛与科西嘉领地”，这个领地的领主是教宗本人。波尼法爵对西班牙阿拉贡国王海梅二世提出一个建议：假如海梅同意接受这个领地而放弃他对西西里岛的争夺的话，教宗将支持他来征服当时附属于比萨的萨丁岛上的地区。1323年海梅开始他征服萨丁岛的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战火后他终于占领附属比萨的卡利亚里、加吕那和萨萨里，他将他的这个新领地称为“萨丁岛与科西嘉王国”。1353年西班牙人再次对萨丁岛用兵，试图征服剩下的独立部落，但是一直到1410年全岛才被完全征服。虽然萨丁岛与科西嘉王国受阿拉贡国王的统治，但是从形式上它保持为独立王国，而没有被并入西班牙。为了削弱岛上的反抗，佩德罗四世保障这个独立王国的立法自主权，这个王国的立法传统是当时欧洲最好的，王国由一个国王的副王统治。1409年马丁一世终于完全征服萨丁岛后却没有后裔，在卡利亚里逝于疟疾后萨丁岛的王位随同阿拉贡的王位被西班牙国王继承，而始终未被征服的科西嘉则被排除出这个王国。

（三）1720年皮埃蒙特君主萨伏依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依据1718年各大国签订的伦敦条约被迫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西西里岛让与奥地利，换取位于地中海中部面积2,4090平方公里的撒丁岛，并在此基础上于1743年建立撒丁-皮埃蒙特王国。辖意大利西北部地区的皮埃蒙特、萨伏伊和撒丁岛，设首都于都灵。179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撒丁王国北部的皮埃蒙特，当时的国王卡洛·艾曼努尔四世逃往撒丁岛避难，1814年维也纳会议才收回皮埃蒙特，并将邻近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并入，这个王国是法国与奥地利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当时的国王都是非常保守的，例如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和卡洛·腓力切。卡洛·腓力切亲自率兵帮助保守的斐迪南七世夺回西班牙王位，1830年开始实行工业化。接着比较开明的卡洛·阿尔贝托登基，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曾颁布自由主义新宪法即阿尔贝特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限制王权，建立两院制议会，使自由派掌握政权。此后逐渐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经济最发达的王国，成为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四）虽然一开始撒丁军队形势很好，但很快被奥地利老将拉德斯基元帅击败。如同意大利其它地区一样的是撒丁王国的政治也不稳定，政府更变经常，1850年卡洛·阿尔贝托再次与拉德斯基元帅作战惨败后在战场上宣布退位，他的儿子维托里奥·艾曼努尔二世登基。撒丁王国开始由一个比较开明的政府组阁，1852年加富尔出任王国的首相，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革财税制度，增加国家收入；资助铁路、港口建设，发展工商业；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等等。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加富尔深知单靠王国的力量无法赶走外国势力来统一意大利，他决定先设法取得法国的支持，打击主要敌人奥地利。加富尔伯爵的多项行之有效的改革使王国的实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意大利半岛上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力量最集中的地区，为后来的意大利统一奠定基础。

（五）1853年撒丁王国与土耳其、英国和法国联盟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抗俄罗斯。1859年该王国联合拿破仑三世军队对奥地利作战，收复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后为了答谢法国的帮助又将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割让给该国。1860年朱塞佩·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以撒丁王国的名义远征意大利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很快就夺取该地区的统治权，帕尔玛、托斯卡纳、摩德纳与罗马尼加等公国也先后并入该王国。1861年加里波第将南部政权交给王国，使北、南部基本统一。1861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撒丁国王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成为第一位统一的意大利国王。随后几年新王国又借“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机将奥、法势力赶出被占据领土，于1870年初最终完成今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半岛北部（尤其是皮埃蒙特）成为意大利最重要和最富饶的地区。1946年意大利宣布成为共和国，王国到此为止，截止1743年撒丁王国由意大利西北部地区的皮埃蒙特、萨伏伊和撒丁岛组成。

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

（一）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1666年5月14日-1732年10月31日）是萨伏依公爵（1675年～1730年）兼西西里国王（1713年～1720年在位）和撒丁王国国王（1720年～1730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大元帅，法兰西王国大元帅，意大利萨伏依王朝史上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极其勇敢而聪明，依靠准确的判断和坚韧的毅力在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翻云覆雨，把法国、亚平宁半岛和神圣罗马帝国边境上一个小小的萨伏依公国发展成一个很大的撒丁王国，为意大利统一奠定基础。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于1675年继承他父亲卡洛·埃马努埃莱二世的萨伏依公爵封号，直到1684年成年前他的母亲玛丽-让娜-巴蒂斯特是萨伏依公国的摄政，这个小公国臣服于路易十四的法国。路易十四为他制定法律，为之提供军队，迫使他迫害逃亡到这里的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教徒在英勇的抵抗之后全部被放逐、驱赶出去，可是在1689年其中一伙人穿越萨伏依峡谷，完成“光荣的返回”，因为这时候阿梅迪奥二世和法国人打起来。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卤莽地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萨伏依被迫与它强大的邻国法国作战。萨伏依军队节节失利，1706年法军围困都灵，只是由于堂弟欧根亲王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支援萨伏依才免遭灭顶之灾。

（二）在大同盟战争爆发后公爵一开始同法国结盟，以换取米兰的一部分，可是法国国王要求以维鲁亚和都灵的要塞作为保证，于是阿梅迪奥二世转而依靠奥格斯堡同盟各国。这位公爵通达明智、手腕灵活，但却更加背运。他浑身是胆，亲自指挥，像士兵那样不避艰险。在像他那样的国家里沟渠纵横、山峦起伏，在这种地形上进行曲折的通道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精通。他极其警惕，办事井井有条，但是无论作为诸侯，还是作为将领，他都犯过错误。1690年8月18日他和法国将领尼古拉·卡蒂纳两军对峙时军队部署失当，因而铸成大错。法国将军利用这一错误在望得见萨卢斯的地方和斯塔法尔德修道院附近大获全胜，这一战役就以斯塔法尔德命名。两军交战，一方死伤惨重，另方几乎毫无伤亡，这就不容置疑地证明败军处于一种必然要被制服压倒的地形之中。法国军队仅三百人被杀，而萨伏依公爵指挥的盟国军队却阵亡达四千人之多，这位以善战闻名的萨伏伊公爵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公国投奔盟友。卡蒂纳元帅在取得斯塔法尔德战役的胜利和征服萨伏依之后并不能保证多菲内免遭同一个萨伏依公爵的入侵，1691年阿梅迪奥二世在奥地利堂弟欧根亲王的支援下卷土重来，在库内奥大获全胜并重占德尔菲纳托，并组织游击战进行全面牵制。

（三）即使1693年困守一地的法军在马尔萨伊得胜，但也不能拯救卡萨尔这个重镇重现回到萨伏依公爵手里。仗打到1695年后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当萨伏依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需要为自身利益而解除所承担的义务时他就先于其他君主作出抉择，要使萨伏依公爵决心接受和平很简单，法国把他的国土归还他并给他金钱，还向他建议让他的女儿和太阳王的孙子、法国王位继承人、年轻的勃艮第公爵结婚。萨伏依公爵答应通过条约为意大利取得这种中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初的答复是加以拒绝，于是萨伏依公爵把他的军队并入法国军队。不到一个月这位诸侯便由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元帅变为路易十四的大元帅，他的女儿玛丽亚·阿德莱德当时十一岁，被带往法国与十三岁的勃艮第公爵结婚（1697年）。萨伏依公爵背叛后正如内伊梅根和约缔结时期一样每个同盟成员都作出决定，进行谈判，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首先接受意大利中立，这加速和约的缔结。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萨伏依开始联合法国一起对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作战，但一开始就不顺利。在欧根亲王的打击下尼古拉·卡蒂纳元帅战败被撤换，继任的维勒鲁瓦公爵名义上是他的助手。可维勒鲁瓦仗着和路易十四的关系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结果又被欧根亲王活捉。

（四）更雪上加霜的是1702年英国名将约翰·丘吉尔和欧根亲王合作，在布伦海姆之战大破法军，国际形势也因为这场战役发生根本转变。在这种形势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决心改旗易帜，投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萨伏伊公国是法国进入意大利必经之地，因此法国王室格外看重与萨伏伊的关系。路易十四的两个孙子——法国“小太子”勃艮第公爵路易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分别娶了萨伏伊公爵的两个女儿——玛丽亚·阿德莱德与玛丽亚·路易莎·加布里埃拉，路易十四曾经开玩笑的称这位亲家是世间最显赫的岳丈，战争开始后更是给予对方大量金钱补贴。在路易十四看来萨伏伊公爵应该是最靠得住的盟友，但是事实证明婚姻远远不如利益来得可靠，萨伏伊公爵一直图谋扩大领土，他希望得到蒙费拉与曼图亚甚至是米兰，而这些领土却是西班牙的属国与飞地，路易十四当然不可能把孙子的领地交给亲家。而且在萨伏依公爵看来这个“世间最显赫的岳丈”一点也不是好事，身为西班牙王室女婿的路易十四可以凭借联姻获得整个西班牙，那么未来成为法兰西、西班牙之王的两个女婿想要夺取自己这个岳丈的家业更是轻而易举，因为此时的萨伏依公国已经完全处在波旁家族的包围之中。

（五）实际上很早以前萨伏依公爵就已经与皇帝勾勾搭搭，只是迫于路易十四的军事压力而不敢变节。眼见皇帝占了上风，奉行唯利主义的萨伏伊公爵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与皇帝取得联系，利奥波德皇帝许诺将路易十四未能让给他的蒙费拉、曼图亚、米兰西部的部分领地让与萨伏依公爵（反正不是自己的地），同时给予他两倍于法国的金钱资助（这笔钱实际上是从英国、荷兰给予皇帝的补助中划出来的，皇帝自己没掏一分钱）。萨伏依的变节使得波旁家族在意大利的形势急转直下，身处米兰的法西联军失去与本土的直接联系。1706年法军围困都灵，他率兵1.5万坚守4个月待援，奥地利名将欧根亲王率领的4.2万军队的支援，在都灵战役大破法军。法军马尔森元帅当场战死，8万法军崩溃，法国在北意大利的势力一扫而空。1713年作为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回报，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成为西西里国王。但是后来奥地利、英国、荷兰及法国四国同盟（包括萨伏依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的盟友）强迫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放弃西西里岛，作为交换时他获得较小的撒丁岛。1720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成为撒丁岛-皮埃蒙特王国的第一代国王，撒丁王国日渐强大，为未来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王国奠定基础。1730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退位，将王国留给儿子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两年后他在都灵去世。

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

（一）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1701年4月27日-1773年2月20日）是萨伏依公爵（1730年-1773年）及撒丁国王（1730年-1773年在位），1701年4月27日卡洛·埃马努埃莱在都灵出生，他是撒丁国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玛丽·德·奥尔良的次子。他的外祖父母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和法兰西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的幼女英格兰的亨利埃塔·安妮·斯图亚特公主，也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母亲萨伏依的玛丽亚·阿德莱德公主的唯一一个活至成年的同胞兄弟，他的另一个姐姐玛丽亚·路易莎·加布里埃拉则嫁给他们的第二代表亲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为妻。卡洛·埃马努埃莱一出生就获得奥斯塔公爵的头衔，他出生时并不是萨伏依公国的继承人，他的哥哥皮埃蒙特亲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才是爵位的法定继承人。1713年其父通过《乌德勒支和约》获得西西里王国，成为西西里国王。1715年卡洛·埃马努埃莱的哥哥不幸去世，他也因此成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1720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在奥地利、英国、荷兰及法国四国同盟（包括萨伏依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的盟友）的强迫下被迫放弃西西里岛，作为交换时他获得较小的撒丁岛，并保留国王的头衔。1730年9月3日深受精神疾病影响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宣布退位，卡洛·埃马努埃莱也随即成为撒丁国王和萨伏依公爵。

（二）由于受到父亲的冷落，卡洛·埃马努埃莱并未接受过严格完备的教育，然而他依旧像其父亲一样在军事领域拥有卓越的才能。退位后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移居尚贝里，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干预卡洛·埃马努埃莱的政府。1731年大病初愈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试图在蒙卡列里城堡复位，并企图攻打米兰。为了防止皮埃蒙特失守，卡洛·埃马努埃莱拘捕父亲，并将其囚禁在利沃利城堡直至其去世。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卡洛·埃马努埃莱支持法国拥护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1733年10月28日卡洛·埃马努埃莱进军米兰，在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伦巴第。但是法国却以米兰和曼图亚为诱饵试图说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也加入联盟对抗奥地利，此举让卡洛·埃吗努埃莱无法接受，因为这样意大利就将又像上世纪一样被西班牙所统治。就在此事还处于谈判阶段时身为最高指挥官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亲自率领萨伏依-法国-西班牙联军攻占曼图亚，但是卡洛·埃马努埃莱却自愿放弃反击，曼图亚最终也落入西班牙的手中。随后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军在克罗塞塔战役和瓜斯塔拉战役中获得全胜，最后当奥地利和法国签署和平协议时卡洛·埃马努埃莱被迫放弃伦巴第，但是作为交换时他获得包括朗格、托尔托纳和诺瓦拉在内的一些领土。

（三）卡洛·埃马努埃莱也被牵涉进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他加入玛丽亚·特蕾西亚女大公的阵营，并从英国获得财政和海军的支持。尽管其最初取得成功，但是随后法国-西班牙联军就入侵萨伏依，其与同盟军共同进攻那不勒斯王国也惨遭失利。1744年当西法联军入侵皮埃蒙特时卡洛·埃马努埃莱挂帅亲征保卫库内奥，次年仅有2万兵力的卡洛·埃马努埃莱面临着两支军队总共6万人的敌军，亚历山德里亚、阿斯蒂和卡萨莱蒙费拉托这三个重要据点也随之被攻陷。1746年奥地利援军赶到，卡洛·埃马努埃莱收复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斯蒂。1747年卡洛·埃马努埃莱在阿西塔战役中大败法军，当主战场向北移至荷兰后卡洛·埃马努埃莱的领地也得以保全。在《第二亚琛和约》协商的过程中卡洛·埃马努埃莱表现出卓越的谈判能力，通过谈判他不仅收复尼斯和萨伏依，还获得维杰瓦诺和一些位于波河河谷的土地。随着他的儿子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于1750年与西班牙的玛丽亚·安东妮亚公主结婚，他与西班牙又恢复利益关系。他拒绝参加七年战争，更倾向于集中精力进行行政改革，以保持纪律严明的军队和巩固自已的堡垒。 为了改善撒丁岛的贫困状况，他还重新启用萨萨里大学和卡利亚里大学。 1773年卡洛·埃马努埃莱在都灵逝世，他被安葬在苏佩尔加大教堂中。

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

（一）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1726年-1796年）是撒丁王国国王（1773～1796），他是萨伏依王朝的始创者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之孙，第二任国王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及其第二任妻子的长子。继后的三任国王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及卡洛·腓力切皆是其儿子。1773继位后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致力整顿官僚及军事两方面，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与法军对抗四年，1796年被拿破仑带领的法军接连在蒙特诺特战役、米勒西米欧战役及蒙多维战役中打败，撒丁王国被迫签署巴黎条约及退出第一次反法同盟。巴黎条约亦令撒丁王国失去在意大利西北的萨伏依公国及尼斯，同年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因病逝世，由长子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继承王位。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1751年5月24日-1819年10月6日）是1796年至1802年期间的撒丁国王，后让位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

（二）1819年10月6日卡洛·埃马努埃莱·费迪南多·马里亚在都灵出生，是撒丁国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和西班牙的玛丽亚·安东妮亚·费尔南达公主的长子。从他诞生之日起卡洛·埃马努埃莱就开始使用“皮埃蒙特亲王”这一头衔，直到他于1796年继承撒丁王位。1775年卡洛·埃马努埃莱迎娶法国王太子路易和王太子妃玛丽亚·约瑟法的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妹妹玛丽·克洛蒂尔德。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联姻，但这对夫妇非常恩爱，不过他们未育有子嗣。1796年10月卡洛·埃马努埃莱在父亲去世后继承撒丁王位，他的统治范围并非仅限于撒丁岛，还在意大利西北部拥有一些极具战略地位的领地，其中便包括皮埃蒙特全境。继位后卡洛·埃马努埃莱被迫与法兰西共和国签订《1796年巴黎条约》，授予法军在皮埃蒙特的自由通行权。1798年12月6日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率领法军攻占都灵，迫使卡洛·埃马努埃莱放弃他在意大利本土的全部领地，撤退到法军难以抵达的撒丁岛。次年他试图夺回皮埃蒙特，但未如愿。他和妻子居住在罗马，曾作为科隆纳家族的宾客在那不勒斯生活一段时间。

（三）1802年3月7日卡洛·埃马努埃莱的妻子玛丽·克洛蒂尔德去世，1802年6月4日经历丧妻之痛的卡洛·埃马努埃莱决定让位给他的弟弟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卡洛·埃马努埃莱保留国王的头衔，他在罗马和罗马附近的小镇弗拉斯卡蒂生活。在弗拉斯卡蒂中卡洛·埃马努埃莱成为他的表亲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成员、枢机主教亨利·贝内迪克特·斯图亚特的常客，卡洛·埃马努埃莱的祖父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是查理一世的女儿亨利埃塔·安妮·斯图亚特的外孙，而亨利·贝内迪克特·斯图亚特则是查理一世的曾孙。当亨利·贝内迪克特·斯图亚特于1807年去世后卡洛·埃马努埃莱被詹姆斯党视为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最有资格的继承人，但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卡洛·埃马努埃莱曾试图公开索取英格兰或苏格兰王位。事实上1815年六十四岁的卡洛·埃马努埃莱当着耶稣会的面许下神圣誓愿，但他从未被任命为牧师，不过他在罗马的耶稣会新修士处度过余生。1819年10月6日卡洛·埃马努埃莱在罗马科隆纳宫逝世，他被安葬在奎琳岗圣安德肋堂。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

（一）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1759年7月24日－1824年1月10日）是萨伏伊公爵和撒丁国王（1802－1821），1819年成为詹姆斯党王位继承人。维托里奥是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和西班牙的玛丽亚·安东妮亚·费尔南达夫妇的次子，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之曾孙，也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夫妇的外孙，出生时封为奥斯塔公爵。1792年至1796年奥斯塔的父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积极参与反对法国大革命军队的争斗，但被击败而被迫议和。不久维托里奥驾崩，由长子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继位，卡洛全家被迫撤往撒丁岛，这时他也仅剩撒丁岛。卡洛缺乏管治撒丁尼亚的心思，王后则居住在那不勒斯和罗马，直至王后于1802年去世。王后之死使无子嗣的卡洛退位，当年6月4日奥斯塔登基，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此后12年他在卡利亚里统治撒丁尼亚，并组建作为意大利军队一部分的宪兵团队。1814年维托里奥才返回都灵，这时因为维也纳会议的缘故他得到原属于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地，这些地方也成为撒丁尼亚的海军基地。维托里奥废除法国民法典保障下的一切自由，恢复压迫性统治，拒绝对宪法让步，将这一命令授权教会，重新迫害犹太人和瓦勒度派。

（二）1819年维托里奥退位的兄长卡洛去世，维托里奥成为詹姆斯党的不列颠王位觊觎者“维克多一世”，尽管他们兄弟都没有公开要求不列颠王位。维托里奥死后联合王国首相利物浦勋爵写信给大臣乔治·坎宁称不列颠应有公开追悼会，因为很多不列颠人认为维托里奥是他们的合法国王。1821年维托里奥的领地爆发自由革命，他传位给其弟卡洛·费利切（1765～1831）。1824年1月10日维托里奥在蒙卡列里城堡去世，葬在苏佩尔加大教堂。卡洛·费利切（1765年4月6日-1831年4月27日）的父亲是撒丁国王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母亲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的女儿玛丽亚·安东妮亚·费尔南达。父亲去世后卡洛·费利切的长兄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继位为撒丁国王，在这期间撒丁王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被法军占领，卡洛·费利切与家人移居撒丁岛。卡洛·埃马努埃莱于1802年退位后卡洛·费利切的次兄、新任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任命卡洛·费利切为撒丁总督，1807年卡洛·费利切与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三世（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一世）的女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阿玛莉亚·特蕾莎结婚，两人没有子女。

（三）1821年革命爆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宣布退位并将王位传给卡洛·费利切。他在位期间很少造访都灵，但仍然进行几项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方面。卡洛·费利切在位十年后逝世，因他没有留下子嗣由萨伏依-卡里尼亚诺分支的卡洛·阿尔贝托继位。卡洛·阿尔贝托（1798年~1849年）是意大利萨丁岛－皮埃蒙特国王（1831～1849），在谋求意大利统一的复兴运动时期政治上摇摆不定，成为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是萨伏依王朝旁系，在巴黎和日内瓦长大，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熏陶，1810年由拿破仑封为伯爵。1821年3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逊位，他成为摄政，迅速颁布一部开明宪法，但卡洛·费利切继位后废除宪法并把他打入大牢。1831年卡洛·费利切去世，由他继位。他推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841年由于革命思想的散播，他不得不批准法令设置代议制政府。在庇护九世当选教皇和奥地利侵占费拉拉后他企图领导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对奥地利帝国宣战，结果被奥地利老将拉德斯基打的惨败。1849年反攻，再次败于诺瓦拉战役，随后宣布退位，让自己的儿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即位。后流亡葡萄牙，直到1831年4月27日去世。

瓦勒度派

（一）瓦勒度派是12世纪起于法国的一种寻求以贫穷、单纯的生活方式传播基督之福音运动，该派是因创始人里昂人瓦勒度而得名。瓦勒度福音教会属于瓦勒度派，也译作韦尔多派、瓦尔多派、华尔多派、瓦灯派，是中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教派。在教义上接近归正宗，以上帝的圣言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它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也因此受到大迫害，现在被新教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瓦勒度派与天主教教义分歧关键在于他们拒绝一些圣事，并否认炼狱概念。该派很快就传到西班牙、法国北部、德国、意大利南部，甚至远及波兰和匈牙利。罗马的反应极为强烈，由开除教籍变为迫害和处死。瓦勒度虽有定期忏悔（圣事）、一年一次圣体礼、守斋、向穷人传福音等，但否认炼狱、为死者祈祷、朝拜十字架以及教会的神圣性等，此外也不承认世俗的法庭。瓦勒度是一个平信徒，1170－1176年他在里昂宣扬其学说时因缺乏基本的神学训练及采用的圣经并非拉丁版本而困扰当时的教会当局，1179年他曾到罗马出席拉特朗第三届大公会议，教宗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虽确认他的贫穷愿，但该派仍未得到教会的认可。瓦勒度和其信徒仍然继续在里昂一带传教，结果遭到里昂总主教的谴责，1184年教宗路修三世（1181-1185）更在Verona会议中谴责该派为异端。

（二）当时另有意大利米兰工人的一种传福音的运动也加入瓦勒度派而形成另一支派——隆巴穷人，可能因教义缘故在十三世纪初有些瓦勒度派返回天主教会，十五世纪末其教徒大多在法国、意大利交界。根据天主教对他们的研究，认为瓦勒度派的源起已无法考证，可能是源自意大利的古代信徒，甚可追溯到使徒时代。“瓦勒度派”这个名称可能是由在里昂一位名叫彼得·瓦勒度的富商，在1175年归信基督，他舍弃家财、效法基督的榜样，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活。他把拉丁文的新约圣经翻译为家乡语，成为他布道的基础。他将与他同样过献身生活的男女集合起来，教导他们明白圣经，赞扬贫穷为美德，并且过着真实贫穷的生活。此行为对当时教会中普遍奢华和放纵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讽刺，以致于激怒当时的教宗。1179年有两个瓦勒度派出现在第三次拉特兰大会，并且请求教皇能够承认他们的那种生活，而且能够准许他们继续讲道。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教皇还是决定开除他们的教籍，并被禁止讲解圣经。然而瓦勒度的回应则是更加地热心讲道，将教会应负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中世纪许多异议人士所共有的特点。这一次的教宗路西三世索性凶残下令将瓦勒度派判为异端，交由裁判所加以消灭。

（三）这一次瓦勒度派的信徒们的回应方式是逃走，并不与国教正面冲突，他们往伦巴底和普罗旺斯发展，所以他们在地理上和教义上都扩展得极其广大。甚至在1218年于意大利的贝尔加莫召开大会，讨论法国瓦勒度派和伦巴底之间教义上的歧见。1229年图卢兹会议宣布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圣经译本（针对瓦勒度派等“异端”而起的严格规定），并组成异端裁判所，因此瓦勒度派在13世纪末是欧洲最常受迫害的一个运动。1398年被指控放弃传统教会各种仪式和有形设备，用方言讲道，1488年在Piemonte等地受到攻击。1532年瓦勒度派传道人接纳归正教会的实施方言翻译圣经，因为此触怒教廷。1560年由1559年Gallican信条，摘要一信条呈Turin公爵，从这时期开始被视为归正宗的一个自立支派。1655年Piemonte地区该派信徒在复活节清晨被骗遭大屠杀，1685年遭法王路易十四世派军屠杀，仅留存二百多人。1686年余民离开意大利移民瑞士阿尔卑斯山，1814年在意大利北部获得宗教自由，1870年因普世宗教自由原则在意大利得以生存。瓦勒度派的教义在一开始起创的时候是相当简单的，与其他信仰一样越到后来就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以后还有一些改变，教会认定瓦勒度派为异端之中最大的部分就是他撇弃大公教会。

（四）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在第四世纪就已经失去他的实际面，与当初跟随使徒的教会已经不一样，已经世俗化。被当时认定为异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未经天主教圣职人员就私自讲解圣经，以及瓦勒度派不要这些圣职人员在他们当中，因为瓦勒度派主张回归圣经，听从并领悟神的话，并以基督为信仰的独一中心。他们没有主教或教皇，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并坚持平信徒有权利照着圣经传扬福音。而当时罗马天主教认为能讲解圣经并且传扬福音的只有继承使徒职分的圣职人员，所以瓦勒度派就被称之为异端。1320年法国有一位有名的裁判官伯纳德基伊写了一篇论文就是针对瓦勒度派的教义所做的批判，这篇文章能更了解到瓦勒度派的教义。瓦勒度派否认教宗的权威，认为传扬福音以及讲解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尤其他们坚信他们是不受教宗以及革除教令的支配。他们除了认罪、告解以及圣餐之外其他公教的圣礼他们都否定掉，并且不会对这些的圣礼重新做解释。并且他们的圣餐是所有瓦勒度派的男女都可以主持，并不是像当时的教会一样只有圣职人员可以主持。

（五）瓦勒度派每年只有一次圣餐，他们强调新约，遵守星期日、圣母玛丽亚节以及主祷文以外。其他公教所设立的节日、节期和祈祷一律不遵守，因为他们认为不符合新约的教导是公教为人所设立的。瓦勒度派认为贫穷为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拥有私人财产，所以要变卖所有的货物及资产，其变卖的所得要救济穷人，自己则要靠着施舍生存。瓦勒度派拒绝发誓，除非发生非常特殊的状况，因为他们在圣经中发现圣经是反对发誓的。他们否定炼狱，所以他们也否认公教对于施舍以及为死者祈祷的教义。因为没有地狱所以不需要向死人祈祷，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拒绝向圣者的图像、圣像、圣物以及十字架敬拜与祈祷。他们坚持讲道要用当地的方言，到如今还是一样。瓦勒度派的组织在当时相当简单，分为完人以及普通信徒，这样的组织区分在迦他利派中也能找到，对于完人他们的要求就更严格、更俭朴。虽然瓦勒度派的教义与反对教（新教）极为相似，但严格来说瓦勒度派并不是反对教，因为他们从来不属于天主教，更谈不到反对天主教，这和一些因着天主教的腐败而脱离的反对教派是很不一样的。瓦勒度派虽然在整个欧洲都有势力范围，但是在中欧以及东欧是瓦勒度派兴盛的地区，现今意大利本土约有瓦勒度派信徒二、三万人。

朱塞佩·马志尼

（一）朱塞佩·马志尼（1805年6月22日－1872年3月10日）是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和号称“两个世界的英雄”加里波第）。1805年6月22日马志尼出生于热那亚，当时拿破仑帝国统治意大利，它破坏封建制度，唤醒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愿望，但同时对意大利实行贪婪的掠夺和剥削政策。拿破仑帝国覆亡后意大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复辟，全境分裂成8个国家（奥地利帝国直辖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受奥地利帝国间接控制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帕尔马、莫德纳和卢加三公国，在法国波旁王朝的西班牙旁系统治下的西西里王国以及撒丁王国和教皇国）。这种情况严重阻碍着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使人民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马志尼立志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自由而奋斗终生。他从小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其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曾经参加过建立利古里亚共和国，捍卫意大利统一的政治活动，其母及两位启蒙老师都是与共和民主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冉森教徒，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讲述对马志尼的政治信仰有着很大的影响。1827—1830年马志尼接受维科的观点，读到盖尔得尔的著作，这两位法国思想家和民主主义作家关于“进步”的思想，关于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历史观以及法国史学家基佐关于意大利历代思想家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见解对形成马志尼的政治观点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马志尼提出“思想和行动”的口号，同时参加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

（二）烧炭党领导人热衷于密谋活动，他们领导的所谓“起义”，如1820和1821年在两西西里王国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大陆部分）的起义，实际上纯粹是军事密谋性质的行动，人民几乎没有参加，因此很快都被奥地利军队镇压。他们没有自己的明确纲领，只等待巴黎发出起义的信号，这种脱离人民、脱离意大利现实的做法使烧炭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马志尼决心改造烧炭党，因叛徒告密在1830年11月他被捕了。3个月后虽因缺乏证据而获释，但当局规定他要么流亡国外，要么隐居在撒丁王国的一个偏僻地方不得离开，马志尼选择第一条出路。1831年4月他到达法国马赛，这里有大量的意大利流亡者，在他们的支持下他致力于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及其在各地的组织网络，并创办同名机关刊物。“青年意大利”主张通过革命的道路把意大利从异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831年6月马志尼写了《给“青年意大利”弟兄们的总指示》，《总指示》首先谴责1820—1821年和1831年革命的领导人，指出过去起义的失败不是革命者的软弱造成的，而是他们那些完全要不得的领导人造成的。《总指示》郑重宣布“青年意大利”的政治目标是使意大利重新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统一、独立、主权的民族，它特别论证“统一”和“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性。《总指示》指出“青年意大利”的斗争手段是教育和起义，在人民中广泛宣传统一和独立思想，目的全在于发动人民举行起义。

（三）他在法国史学家基佐关于法国在欧洲雄居首位的论点影响下产生“意大利的首创作用和世界使命”的思想，反对烧炭党依赖法国、实行等待主义政策。因此他在《总指示》中强调意大利有能力自己进行革命，起义应由意大利人自己发动，而不是靠某个外国来推动。马志尼的宣传取得很大的成绩，两三年后他的上述纲领已为全意大利所熟知。他把统一和独立的思想灌输到每个意大利人的意识之中，对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马志尼的纲领没有认真关心被压迫群众的处境，特别未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而没有明确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和口号，却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每个意大利人的宗教义务，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以农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尽管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所不满，但各国政府尚能保障其基本收益，因此没有迅速改变现存制度的迫切要求。马志尼对意大利的这种实际情况缺乏仔细的分析，他建议写在“青年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旗上的口号（一面是自由、平等、博爱，另一面是独立、统一）虽然反映意大利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只有一小批爱国青年接受这个纲领，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是空想和危险的。他的纲领及其指导下的行动脱离广大人民，也脱离意大利的实际形势，所以他发动的历次起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的密谋行动。

（四）1833—1834年在教皇国驻扎着法、奥占领军，而在其余各国中政府力量都超过革命力量。就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马志尼决定在撒丁王国的热那亚发动起义，派人深入到军队的官兵中间去组织密谋，因一名军士告发导致许多人被捕殉难，大量爱国者逃往国外。马志尼从马赛辗转到日内瓦，计划以远征萨伏依的方式攻入撒丁王国，同时委托加里波第到热那亚去策划王国海军起义。但是他好不容易集合起来的200名远征者溜的溜、走的走，到1834年2月只剩下寥寥数人，已潜入萨伏依的那部分人被宪兵击溃，而在热那亚策划海军起义的计划也流产。在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行动起来，遭到失败的“青年意大利”瓦解，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已不再存在，许多人离开马志尼。1837年初马志尼被迫移居伦敦，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1839年夏他在少数朋友的支持下恢复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1840年4月30日他宣布重建“青年意大利”。为了扩大爱国运动的群众基础，他在伦敦建立“意大利工人同盟”，创办工人报纸，并在意侨中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他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联合以及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他反对在意大利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互相对抗的力量，他本人的使命就是使它们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他也不懂得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结果他在劳动者中间的活动收效甚微。

（五）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潮，争取独立和憎恨奥地利的情绪在各社会阶层中大大加强，这时马志尼把争取意大利的统一、独立提到首位，而把建立共和国看作是统一以后的历史任务。为了加强统一、独立运动，他准备与教皇庇护九世和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实行妥协。1847年9月初马志尼致信教皇，要求他来领导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运动，而在1848年第一次反奥战争中马志尼又准备与撒丁国王进行合作。1849年2月9日罗马制宪会议宣布罗马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志尼被补选为制宪会议的代表，3月5日晚他来到罗马要求共和国把全部力量用于反奥战争上，而不要花在制订宪法上。为此他要求加强政府的权力，但一字不提关于改善城市下层群众和农民的处境问题，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惨的奴隶境地。制宪会议根据他的建议，3月29日成立以他为首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三执政政府。罗马共和国是在欧洲革命已经衰落和反动势力已在许多国家抬头的时候宣布成立的，由于害怕革命会从罗马扩散到它国去，法国、西班牙、两西西里王国和奥地利决定进行武装干涉。1849年4月25日法国开始军事入侵，4月30日夜里6000名法军向罗马发起进攻，守城的共有1万名正规军和志愿军。

（六）经过6小时的激战后守卫城墙的加里波第部队击溃法军，追击敌人达20公里之远。但是马志尼幻想巴黎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命令加里波第停止追击，返回罗马。法国为了赢得增援的时间要求与共和国谈判，这时加里波第部队击退两西西里军队的入侵，一直追击到敌人的领土上。马志尼害怕与法国的谈判会因此而破裂，又把加里波第召回罗马。法军得到增援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突然重新发起进攻，加里波第部队不断向敌人反击。6月21—22日夜里敌人占领共和国的第一道防线，罗马的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马志尼要求组织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遭到加里波第的反对。加里波第建议组织千把人的队伍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马志尼又拒不采纳，他们之间的分歧急剧加深。6月30日黎明法军发起总攻，占领第二道防线。虽然共和国的保卫战是十分英勇的，但它始终没有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还是失败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志尼估计欧洲革命的新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为了取得胜利的他建议全欧的民主派联合成一个战斗组织。1850年他在伦敦建立“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提出以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向人民提供贷款和教育等原则作为全欧民主派联合的基础，马志尼的宣言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当资产阶级社会新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爆发欧洲新革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七）他们揭露宣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各个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去求得和解的实质。事实上马志尼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各国民主派在宣言的原则和委员会的人选上发生严重的分歧，1851年12月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在建立欧洲中央委员会同时马志尼还建立“意大利民族委员会”，宣布该委员会以实现独立、自由、统一为目标，以反奥战争和召开意大利制宪会议为手段。但是他没有把民族解放运动与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实现社会革新的普遍要求搁置一旁，因此这些主张在意大利民主派中间也受到尖锐的批评。五十年代马志尼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是以驱逐异族统治者，争取意大利独立、统一为目标的。1852年他决定在伦巴底发动反奥起义，奥地利警察当局发觉密谋活动，许多爱国者被捕或遭枪杀，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境内的秘密组织被彻底破坏。在马志尼的追随者中间又产生新的分歧，负责制订起义计划的军事委员会批评并要求改变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国外来领导起义的方法，然而遭到马志尼的坚决拒绝。就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马志尼支持米兰平民举行起义，并派人前去领导。1853年1月他本人也到靠近伦巴底的瑞士边界，准备一旦起义成功立即进入伦巴底。2月6日米兰起义开始了，起义者趁奥军士兵在度假的有利时机突然向兵营和堡垒发起进攻，计划夺取武器库，占领战略要地，号召居民起义来击退奥军的反扑。

（八）但是小小的起义队伍远不能完成偌大的战略计划，进攻完全失败，二、三百名起义者被捕，不少人被判处死刑。米兰起义失败后马志尼还指示追随者在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境内先后发动过5—6次规模很小的起义，起义队伍少则30人、多则40人，最多的一次也不超过100人，每次都以惨败而告终。1857年马志尼筹集经费，决定远征南部的萨普利，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两西西里王国的波旁王朝。第一次因中途遇到风暴远征没有成行，第二次一支300多人的远征军到达萨普利，但当地秘密组织没有响应，人民对他们很冷淡。那不勒斯当局及时采取镇压措施，远征又告失败，从此马志尼运动分裂。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马志尼丧失领导地位，他对1859年收复伦巴底的第二次反奥战争，186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西西里远征和1866年收复威尼斯的第三次反奥战争都没有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尽管如此但谁也不会否认30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马志尼虽然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他对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当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际马志尼试图以他的观点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因此马志尼便同国际断绝关系。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他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诽谤，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所以恩格斯对马志尼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指出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贯立场。

（九）1872年3月10日马志尼在比萨逝世，终年67岁。在宗教思想上马志尼是一个反对传统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每个人的天良深处都存在着宗教意识，但是他反对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偶像崇拜，他没有认为上帝是神圣的。正是在这种宗教观的影响下他极力的反对教皇的统治，虽然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他曾想过得到教皇庇护九世的支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要把教皇赶下台的政治理念。同时这种宗教思想亦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反君主制人士，不论是君主专制抑或是立宪君主制，在他眼中共和制才是国家存在的最合理形式。马志尼的政治观与他的宗教观是紧密相连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志尼是一个忠实的宗教主义者，但是他力图将基督教改变为一个适应于革命以及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政治体系的新宗教，同时他宣扬他的新宗教思想其实是在为革命人士寻找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宗旨。他正是在为他所描绘的社会寻找或是创造一种赖以存在的共同信仰和宗旨，这也许就是马志尼提出新宗教思想的原因。关于国家的建设时马志尼有一套独特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为道德而存在的，在他的眼里道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亦是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赖以存在的基础，而道德的来源是责任。马志尼对责任看得很重，他把所有事情都上升到责任的层面，而在他的国家理论当中国家的责任就是确保自由与鼓励合作并使之与自由相协调。马志尼毕其一生为革命而战，为的就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自由，但他似乎并没有能过弄清楚自由的确切含义，在他的思想里自由就是连民主政治都没有正当理由予以侵犯的本质性自由。

（十）他不仅避而不谈不道德行为的自由，而且避而不谈反社会倾向的自由，这不仅会误导意大利民族的自由意识，而且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马志尼认为自由应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没有合作时自由就毫无意义。既然国家是为自由而存在的，国家就用该鼓励合作，但是马志尼的合作观亦带有明显的缺陷，参与合作的人不受任何约束这一种绝对自由的思想只会导致这一种合作的分裂与解体，同时也导致自由的丧失。然而马志尼终其一生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绝对自由思想的危害性，但是马志尼的自由主义把教育自由排除在外，他认为教育并没有自由可言，国家应该对教育施加大规模的干预。在马志尼眼里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所以马志尼将教育视为国家应当承担起的有一重要责任。马志尼明显没有看出自己这一套教育理论的巨大缺点，一旦教育遭到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教育就会迅速政治化，而这样一种政治化极强的教育只会成为一种统治工具而无道德可言。他更没有看到教育自由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教育自由的丧失最终也只会导致人身自由的丧失，马志尼一直在强调自由但其思想当中却暗含诸多破坏自由的因素。关于国家整体的问题时马志尼一直是以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很大程度上误解立宪君主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因而自始至终他并没还有想过将意大利改革为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他并没有看到改变一种制度比创新一种制度要来的容易一些，这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一种毫无结果的反君主运动的原因。

（十一）总的来说马志尼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绝对自由与合作为基础的共和国，但这只是一个难以实现过于理想化的国家。马志尼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而他的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泛欧的民族主义。他在为意大利革命奔波的同时亦在极力地将意大利革命上升成为欧洲革命，将青年意大利组织发展成为青年欧洲组织。他的这一种泛欧民族意识在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反对“不干涉政策”，他反对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的论调，所以他在流亡国外期间一直在争取英法等国支持意大利革命。在他的晚年他还与普鲁士达成一个最终没有付诸实践的交易，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独立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离不开外国的支持，不知道马志尼本人有没有考虑到在这一种干涉背后所隐含的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危害。外国的干涉并不可能是没有利益动机的帮助，其实法国对意大利城市的占领就已经告诉马志尼这一事实，但他似乎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一种想法。他的民族主义的泛欧性还体现于他对欧洲联盟的一种设想，他设想以意大利民族为先导，在全欧洲进行民族解放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形式的欧洲联盟，看来欧盟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志尼的年代。马志尼的民族思想中包含着十分强的民族优越感，他认为意大利民族曾经以法律和艺术征服欧洲，现在的意大利也会以革命来感染欧洲，意大利将成为全欧洲的先导。他的这一民族优越感使得他并不关注殖民主义，他认为亚洲就应该从属于欧洲，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联盟，由此可见马志尼的民族思想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的。

卡米洛·奔索·加富尔

（一）卡米洛·奔索·加富尔（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是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伯爵，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1810年8月10日加富尔生于都灵，名字中的“加富尔”说明他出身于撒丁王国的古老贵族，他的祖先早在1649年就已拥有“加富尔”城堡和候爵称号。其父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当过12年都灵市警察局长，其母出身在日内瓦的一个贵族家庭。加富尔从小和日内瓦的母系亲属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两个姨父都是法国贵族（一个是伯爵，另一个是公爵）。作为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等级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家吃饭时座次有着严格的规定。后来加富尔身居高位时在进餐时依然居次子地位，由其兄长坐首位。按照当时意大利的贵族时尚，一家人都以法语互相交谈，只对仆人与工匠才说撒丁国语，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竟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一种叛逆性格。从青年时代起加富尔对自己周围的人越来越反感，却继承他们力图保持统治地位的倾向。为了使儿子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老加富尔侯爵给不满10岁的儿子在卡洛·阿尔贝托亲王（未来国王）那里安置一个近侍职位。不过小加富尔并不是很愿意顺从这位未来国王，所以彼此关系很不融洽。他是侯爵的次子，按照贵族传统必须习武从戎，被送进都灵军官学校学习。1827年他成了工兵少尉，他不习惯军队纪律，加上他对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表现出明显的热情，结果受到调职处分。

（二）22岁时加富尔辞去军队里的职务，周游法、英、瑞士和比利时诸国。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大陆部分）的农业和商业问题，在这期间他结识许多著名政治家并接受自由主义。他回国后阿尔贝托已经成为新国王，由于新国王对他没有好感，致使加富尔失去参政的机会。1835年父亲要加富尔管理一部分家产，他不满自己的次子地位（无继承权），力图尽快实现经济独立，所以他发愤经营农业、商业和银行业，甚至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和参加冒险的赌博。不过他最重视的是经营莱里大庄园，把它变成现代式的农庄。加富尔还从事铁路建筑业，帮助建立许多公司，开办蜡烛工厂，他是“都灵银行”的创始人之一。1836年他应邀参加最高统计委员会，1842年他又成“农业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企业家、实干家和经济问题研究者的加富尔促进皮埃蒙特和意大利的经济发展，1848年前夕他在皮埃蒙特的商业界、农业界和银行界中已经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作为经济问题的研究者也赢得一定的声誉。1830年在马志尼派的密谋尝试和政府的镇压面前加富尔采取“中庸”立场，成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愿意为意大利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效劳，但拒绝革命方法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他不想保留贵族的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在私有制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进步，希望资产者和贵族联盟成为意大利新秩序的支柱，并在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

（三）他拥护并积极参加自由贸易运动，认为社会进步必须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积累资金，促进技术进步，修筑铁路、港口、运河和发展生产、贸易需要的其它设施。1848年以前他抱着这种政治、经济观点，参加要求实行改革的运动。1848年加富尔在6月底的补选中当选为撒丁王国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他在第二届众院选举中落选，在第三届重新当选，而在第四届众议院中已占据主导地位，坚持要求实行改革。1850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农业、商业和海上运输大臣，1851年4月兼任临时代理财政大臣，1852年2月正式出任财政大臣。这时加富尔实际上成了撒丁王国财政、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他的政策主要是：与各大国签订贸易和航运协定，逐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发行公债消灭预算赤字；借外债修筑铁路；加强和扩大国家银行的业务；根据宪法改组财政和国家核算部门的中央管理机构。为了对付国家开支的不断增加，他改革税收制度，增设房产税、团体所得税、营业执照税、个人动产税、继承财产税等等一系列税收；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废除过分沉重的税收。从1851年7月起实行新的关税率：对来自殖民地的商品、工业品和谷物等降低关税；各种原料如铁、铜矿石、羊毛、棉花和肥料等完全免征关税。所有这一切措施大大改善撒丁王国的财政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一些与农业有联系的加工工业发展更加显著。

（四）向西欧和中欧出口的产品生产提高了，农业和商业以及贵族手中积累相当可观的资本，同时逐步增加工业品的进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时间舆论大哗，加富尔的改革也遭到极右派的猛烈攻击。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保卫撒丁王国的自由主义政策，1852年作为议会中派右翼领袖的加富尔与拉塔齐·乌尔巴诺领导的中派左翼签订联合行动协定，从而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使他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能够继续实行。这个协定不但挫败极右派，而且也削弱所谓的“极左派”，是被他视为新秩序支柱的联盟的雏形。但是中派左、右翼的结盟引起加富尔同首相的分歧、国王的不满、奥地利的敌视和法国的怀疑，结果他被迫辞职。1852年11月4日加富尔出任首相。除了继续在财政方面实行改革外，他还大力扩大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力修筑铁路；着手逐步更新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强迫外交人员严格执行政府的指示；颁布一些关于经济活动的法律，特别是1853年的《期票法》和《支票法》、1855年的《工业垄断法》对皮埃蒙特的经济具有很大的意义。不过在立法方面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不多的，由于加富尔实行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大胆进步的经济政策以及勇敢地坚持反对奥地利的立场，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的威信大大提高。

（五）1856年它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实际上已居于领导地位，1856到1857年出现“在皮埃蒙特君主制的保护下来实现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民族协会”受加富尔控制。马志尼的追随者中间有许多人也加入上述运动，另有许多人对加富尔的政策抱着善意的观望态度。从意大利各国来到皮埃蒙特的爱国者多达2到3万人，都灵和热那亚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1859年4月29日晚奥军的先头部队（共10个步兵师、1个后备师和1个骑兵师）渡过蒂奇河开始军事行动，与它对峙的是6万名皮埃蒙特军队。拿破仑三世共派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开始战争史上的第一次铁路大规模行动，但全部赶到还需要时间，因此战争之初奥军骄横不可一世，迳直向都灵挺进。这时加里波第奉命深入伦巴底发动起义，5月23日他率领部队北渡蒂奇河接连取胜、所向无敌，拿破仑三世乘机下令法皮联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奥军节节败退。6月8日盟军攻占米兰，前线的胜利激起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托斯卡纳和教皇使节管辖区爆发起义，反对专制统治，要求与撒丁王国合并。显然意大利中部并入撒丁王国，由此产生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家，这不是法国皇帝的目的。

（六）因此正当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突然决定停战，并于7月11日签订维拉弗朗科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奥地利把伦巴底经法皇之手交给撒丁国王，而威尼斯地区仍留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拿破仑三世的背信弃义使加富尔大为愤怒，他力谏国王不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但没有成功，他愤而辞职。意大利中部各国因法皇的背叛行为爆发革命，在加富尔控制的“民族协会“领导下托斯卡纳、帕尔马、莫德纳和教皇国的罗马涅地区都成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加富尔辞职后积极参加这些地区的政治运动，在他的宣传和鼓励下上述四个地区都并入撒丁王国，这样除威尼斯外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按照温和自由派的路线实现统一。1860年3月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正是肯定中部各邦合并于撒丁王国。4月在法军的监视下萨伏依和尼斯也举行相似的公民投票，正式将这两地划归法国，这样1860年春意大利局面初步完成了统一。1860年西西里爆发起义，朱塞佩·加里波第决定率领远征军去援助起义者，但加富尔竭力破坏，他甚至还想逮捕加里波第及其志愿军。他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在加里波第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下顾忌这种行动会引起政府危机，于是他采用别的破坏手段，派人劝加里波第放弃远征的打算，在武装志愿军方面设置重重障碍。

（七）加里波第远征的辉煌胜利使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加里波第威信的提高是十分危险的，有必要扑灭意大利南部的革命策源地。两人签订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加富尔随即改变策略，一方面以兵员和武器帮助加里波第，第一次秘密送去60名志愿军、1000支步枪和10万发子弹，以后又陆续送去几批。这样既摆脱舆论界的压力，又为插手远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派代理人去宣传和策划两西西里王国与撒丁王国合并，他在拿破仑三世的同意下派兵远征教皇国的马尔凯和翁布里亚，打开通往南部的道路，撒丁王国军队就是沿这条道路南下进入被加里波第解放的地区。由于加里波第对撒丁国王过于忠诚，他不但高呼“意大利国王万岁”的口号迎接王国军队进驻解放区，而且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南部是否与撒丁王国合并。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南部并入撒丁王国，意大利王国成立，这样使意大利境内除威尼斯与教皇领地外其他7个邦国都统一到撒丁王国中。186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意大利王国，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成了意大利王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加富尔为王国首相兼外交和海军大臣，在国王的劝说下加里波第放弃进军罗马的计划。

（八）加富尔立即把解放罗马的事业纳入温和自由派路线的轨道，着手同教皇庇护九世举行谈判，但是他来不及解决罗马问题就在1861年6月6日突然病逝，终年51岁。加富尔根据1848年宪法改组政府使政府成为具有自由主义原则的机构，国王统而不治，政府各部门大臣名义上由国王任命，实际上向议会负责。议会由一个被指派的参议院和一个被选出的众议院组成，这样的政府机构在意大利各邦中是最进步的，它在政治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统一事业的完成提供保证。加富尔允许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宣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允许报刊登载反奥文章，允许意大利其它地区的人到皮埃蒙特政治避难。欧洲1848年革命后意大利各地的许多革命者为了逃避迫害纷纷来到皮埃蒙特，对奥地利时加富尔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如当奥地利对皮埃蒙特报纸登载反奥地利文章而向皮埃蒙特提出抗议并说这是煽动奥管区的意大利人造反时加富尔拒绝这一抗议，他答复说皮埃蒙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有新闻自由，政府无权从中干涉。他还讽刺说这些报纸在奥统区是禁止发行的，所以看不出会起什么煽动作用，加富尔的反奥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856年加富尔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已居领导地位，1857年加富尔筹建“意大利民族协会”，让曼宁任主席，加里波迪任副主席，把相当多的共和派集中到自己的间接领导之下。

（九）1856年到1857年出现在皮埃蒙特君主的保护下实现意大利统一的运动，马志尼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加入这一运动，从意大利各国来皮埃蒙特的爱国者达2.3万人，都灵和热那亚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加富尔把在英、法两国学到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运用到经营管理上，如重视农业技术。购买农业机械。使用化肥等，将莱里的庄园变成现代化的农场。为此加富尔成为最早把近代科学农耕介绍给皮埃蒙特，并将中世纪农耕方法变为近代化方法的人，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使农场产品迅速增加、赢利甚大。随后加富尔又利用轮船从事谷物贸易发了大财，在握有大量的资金后他又投资于铁路建筑、开办公司并与人合办银行。1836年他应邀参加最高统计委员会，1842年他又成为农业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成了很有影响的年轻的大实业家。1850年秋加富尔被任命为农业、商业和海上运输大臣，1851年4月兼任临时代理财务大臣，1852年正式出任财政大臣。这一时期的加富尔实际上成了撒丁王国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他利用这一机会执行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以改善撒丁王国的财政状况，如与大国签订贸易和航运协定，逐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发行公债；借外债修筑铁路；加强和扩大国家银行的业务；根据宪法改组财政和国家核算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等。

（十）这些措施的推行大大改善撒丁王国的财政状况，使国库赤字减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手中积累相当可观的资本，提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为此加富尔深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戴。更为重要的是增加撒丁王国的经济实力，为日后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奠定初步的经济基础。1852年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后继续推行其经济改革，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大大增加国家的收入，并用以资助兴办近代工业、大力扩建铁路、港口和商船队等。颁布一系列关于经济生活的法规，如1853年的《期票法》和《支票法》、1855年的《工业垄断法》等，鼓励工商业活动。先后同英、法、比等国签订商约，降低关税，使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这一切对撒丁王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增强撒丁王国的经济实力。加富尔派的政治家和学者们认为破除关税壁垒实质上就是要建立起意大利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在分裂割据的国情下要做到这一点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效仿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榜样，争取建立起意大利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同盟。为此巴尔波阐述建立意大利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同盟的必要性，它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会实现贸易自由、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它会为在意大利联络并发展民族感情提供许多有益的东西。

（十一）他认为应克服一切障碍尽快建立起这个关税同盟，以便让它发挥出双重的作用。维耶塞则揭示建立起这个关税同盟的可能性，即一贯奉行贸易自由政策的托斯卡纳政府将会乐于与其周边邦国逐一结成关税同盟，而其他各邦国政府也会“接受和效仿这种由小到大的结盟模式，于是最终会扩展为全意大利的关税同盟。加富尔有其出色的外交手腕，为意大利的富强与统一而日夜忙碌。加富尔认为要把奥地利从意大利赶出去单靠皮埃蒙特的力量是不够的，他分析虽然英国于意大利统一表示同情，可是却没有为此提供什么物质上的援助，而由于萨丁尼亚－皮德蒙的议会制政体使得英国于其反奥战中持中立态度。拿破仑三世早已想取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加富尔于是他极力拉拢法国对付奥地利。1855年加富尔让皮德蒙加入克里米亚战争，向俄宣战。表面上看撒丁王国在进行一场与己无关、劳民伤财的战争，实际上加富尔却为法撒同盟作好铺垫。战后加富尔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会议，他在会上痛斥奥地利帝国对意大利的粗暴干涉，博得欧洲舆论的同情，更取得图谋称霸欧洲的法国的支持。会后正如加富尔所需要的那样法撒两国交往日益密切，这显露出加富尔有远大的目光。1858年7月21日在卜诺姆比尔会议上加富尔终于如愿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的普龙比埃会晤，经过商谈达成“绅士协定”。

（十二）拿破仑三世同意若皮德蒙牵涉一场对奥的战争时法国会出手相助，而皮德蒙亦以割让尼斯和萨伏依给予法国作为报酬，于是加富尔开始寻找开战接口。1853年2月13日奥地利决定没收下属伦巴底-威尼斯王国的政治反对者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对此加富尔作出强烈的反应。他召回驻维也纳的大使，照会各国政府，指控奥地利是和平的破坏者。鼓励报刊的抗议运动，并且拨款40万里拉去帮助那些反对派，这些行动得到意大利各国爱国力量和一部分左派的支持。及后加富尔以其出色的外交技巧诱使奥地利以侵略者姿态对萨丁尼亚宣战，历史上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爆发。在军事上加富尔意识到意大利要统一与奥地利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积极增加军费、扩充军队、严格训练，还从全国召募志愿军并指派加里波第为志愿军的领袖。在宗教事务上加富尔主张并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缩减和削弱教会的权利，把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加富尔还镇压不从事教育、传教和慈善事业的修士教团，没收其财产，还进一步推行著名的旨在取消教会法庭的“西卡迪法”。加富尔在这方面的改革触怒教会，以至被教皇庇护九世开除“教籍”，但仍未能动摇其政教分离的主张，甚至“自由国家、自由教会”的呼喊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路易·波拿巴

（一）路易·波拿巴（1778年~1846年）又称荷兰国王路易一世，是法皇拿破仑的四弟。拿破仑迫使荷兰成为附属国，他被拿破仑封为荷兰国王以控制荷兰，但最终路易·波拿巴因反对大陆封锁政策被迫退位。路易是没落的意大利贵族卡洛·波拿巴的第四个儿子，1778年出生于法国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1785年2月卡洛·波拿巴因癌症病逝，波拿巴家的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8月他的二哥拿破仑返回科西嘉岛，拿破仑为了减轻家中母亲的负担于次年2月将路易带到法国，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他上学。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次年与兄长回国发动“雾月政变”。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他被任命为警长，1806年拿破仑将法国的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将路易扶上荷兰王位。路易·波拿巴自1806年担任荷兰国王以来素以仁政治天下，深受臣民的爱戴。但拿破仑要求荷兰也必须参加大陆封锁体系，路易认为荷兰是个商业民族，如果完全割断同英国的商业联系的话荷兰的经济就会遭到彻底破产。而且这种经济上的大灾难在荷兰发生得远比其他地方要早，因为自从英国把荷兰所有的殖民地抢走以后荷兰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向英国出售商品和从英国得到殖民地的商品，因此路易·波拿巴对于荷兰沿海与英国人进行的走私买卖不闻不问。

（二）拿破仑得知此情后大为震怒，1809年末拿破仑把附庸国的君主都召到巴黎，路易也在其中。他要求这些君主们为"窒息"英国而牺牲自己，法兰西帝国的这些高级仆从们都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唯有路易一人不愿成为拿破仑的同路人、他顶撞说：“荷兰已经厌弃被法国当作玩物。"拿破仑对此大发雷霆并他警告说：“如果荷兰不听话就将它并入法国。”路易回到荷兰后立即去各省考察大陆封锁引起的疾苦，封锁的铁腕已使各省本来十分繁荣的贸易和工业部门一片萧条，路易感到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他开始用谨慎而恭敬的言辞向拿破仑进谏。1810年3月23日他致函拿破仑说：“如果您希望巩固法国的现状，获得海上和平，或者出击英国成功，依靠封锁体制之类的手段是达不到这些目标的。靠毁灭你亲手创建的王国、削弱你各个盟国、蔑视各国最神圣的各项权利以及国际公法首要的各原则也是达不到目的的。相反你应使他们成为法国的朋友，巩固和增强你的各个盟国，直至能像亲兄弟般地依靠它们。毁灭荷兰远不是袭击英国的办法，反倒会因为工业和财富全都逃避到英国而更加强迫力量。袭击英国的实际方法有三个，即使爱尔兰脱离英国、占领东印度群岛、实地进犯。后两种方式最为有效，但没有海军是实行不了的。我吃惊的是第一种方式竟那么轻易地放弃了，按照优惠条件获得和平远比损害本国和友邦以图造成敌国瘫痪要可靠。”

（三）这封信引起拿破仑的极大不快，在这个时期人们除了回答拿破仑的问话外谁也不敢对他多说半句话，只有康巴塞雷斯作为他在执政府的老同僚还保留在公开场合进言的特权，不过在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结婚后康巴塞雷斯的这项特权也消失了，在同新皇后到北国的旅途中拿破仑给路易复一封长信，信中说：“我把你安置在荷兰王位上是认为安置一名法国公民，可你采取的措施恰恰同我期望的完全相反。我迫不得已禁止你前来法国，并占领你的部分领土。路易，你统治不了多久。从你一意孤行的途径上回转来吧，做个诚心诚意的法国人，否则你的百姓将摈弃你，你将成为嘲笑的对象离开荷兰。国家须以理性和政策来治理，而不是其幻想的计划，那是低下和毒辣手段的产物。”一支法国部队在特·勒佐公爵的指挥下开进荷兰，这位部队指挥比路易本人更像国王，他威胁说要占领阿姆斯特丹。路易看到自己的王权是那么脆弱和易失，荷兰的毁灭已在所难免，他决定放弃这个名不副实的王权。他向立法机构致送咨文后发表退位诏令，拿破仑接到路易让位的消息后颁布一个特别法令，把荷兰并入法兰西帝国，并将其分为若干省份，各派地方长官治理。

（四）路易的妻子是拿破仑的继女、约瑟芬皇后和前夫博阿尔内所生的女儿奥坦丝，他和妻子有三个孩子：拿破仑·查理，荷兰王储；拿破仑·路易·波拿巴，继任为荷兰国王路易二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路易被拿破仑一世废除王位后被迫去佛罗伦萨闲住，而他的儿子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则随母亲在巴黎的宫廷中生活，耳濡目染并受到拿破仑一世的熏陶，自幼就具有远大的理想。1848年12月10日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主要依靠农民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并通过公民投票使政变合法化。1852年12月2日元老院宣布恢复帝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拿破仑·路易·波拿巴 （1804年10月11日-1831年3月17日）或称荷兰国王路易二世，是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又称荷兰国王路易一世）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王后之次子。其父为皇帝拿破仑一世之弟，其母为拿破仑一世的前妻约瑟芬·德·博阿尔内与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子爵的女儿。拿破仑·路易的哥哥拿破仑·夏尔·波拿巴于1807年其4岁时夭折，因夏尔的死让拿破仑·路易成为荷兰王国的王储，这同时也使拿破仑·路易成了他叔叔皇帝拿破仑一世的长侄（最大的侄子）。

（五）在皇帝当时有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最终的继任者，直到1811年3月20日皇帝的第二个妻子奥地利大公玛丽·路易丝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被称作罗马国王和莱希斯塔德公爵的拿破仑·弗朗索瓦·约瑟夫·夏尔·波拿巴。1809年拿破仑皇帝任命他为贝尔格大公国的大公爵，直至1813年。1810年在从他父王退位到法国军队攻占荷兰的九天里拿破仑·路易登基为荷兰国王路易二世，当拿破仑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被废黜，波旁王朝被恢复法国的王位。拿破仑·路易逃离并被流放，但拿破仑家族从来没有放弃恢复拿破仑帝国的念头。拿破仑·路易娶了他的堂姐夏洛特·波拿巴 ，即拿破仑一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之女。他和他弟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定居在意大利，在那里他们信奉自由主义政治和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参与组织反抗统治战斗的烧炭党。1831年3月17日拿破仑·路易由于教皇和奥地利军队镇压革命活动而逃离意大利并患上麻疹，最终在弗利死在他弟弟的怀里。最后拿破仑帝国在1852年被拿破仑·路易的弟弟拿破仑三世所恢复，拿破仑·路易被葬于法兰西岛圣勒拉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