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俄密约事件

（一）朝俄密约事件是指19世纪80年代朝鲜王朝和俄罗斯帝国签订秘密条约的历史事件，朝鲜在“甲申政变”后为避免卷入中日纷争便寻求俄国的保护，以牵制清朝和日本两国（尤其是清朝），引发朝俄密约事件。朝俄密约事件分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885年，关键人物是穆麟德；第二次发生在1886年，关键人物是闵泳翊。两次事件都在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干预下作罢，朝俄密约事件反映列强在朝鲜半岛的角逐以及中朝关系的微妙变化。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富有扩张性的国家，自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对外扩张方向主要是西方。但到了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的扩张逐渐力不从心，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其锋芒开始移向东方，侵入中亚并鲸吞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甚至成为朝鲜的近邻。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同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中遭到西欧列强的遏制，于是俄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亚洲，便有了俄国的“南下政策”、“亚细亚使命”等说法，引发中日等远东国家的警惕。同时英国也害怕俄国的南下妨碍其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故对俄国全力遏制围堵，从而在亚洲形成俄英争霸的局面。然而俄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最开始并不积极，因为俄国在新开拓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立足未稳，同时又希望维持朝鲜人的偷渡与朝俄走私贸易。以促进远东地区生的巩固与开发。而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会减少偷渡和走私的状况，所以俄国无力也不愿在朝鲜进行扩张。

（二）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开始尝试与朝鲜缔约建交并向朝鲜渗透。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俄国驻华公使布策曾请求清朝重臣李鸿章出面斡旋朝俄建交，李鸿章为防范俄国南下拒绝俄方的要求。随后俄国政府委派其驻中国天津领事韦贝尔负责与朝鲜的缔约事宜，并赴滨海边疆州考察与朝鲜的贸易状况，最后得出结论称与朝鲜的合法贸易刻不容缓。而俄国舆论亦不断呼吁在朝鲜半岛分一杯羹，外交大臣吉尔斯则强调：“帝国必须尽快与朝鲜签订条约，在第一时间内取得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由此沙俄势力开始进入朝鲜半岛。当时的朝鲜王朝原本在中日的影响下对俄国的扩张感到十分恐惧，而自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就处在中日两国的竞争之中，并为清朝实际控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及掌握实权的王妃闵妃虽然表面上接近清朝，但内心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朝并不放心，逐渐想到依靠俄国保护。尤其是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国内与清朝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朝鲜王室对此十分担心。为避免中日战火的侵扰，朝鲜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便打算寻求俄国保护。朝鲜王室也受到民族意识的影响，并非真正的“事大党”，内心深处想摆脱清朝的羁绊，而投靠俄国正是脱离清朝的好办法。此时朝鲜国内出现以韩圭稷为首的亲俄派，他们向高宗进言说中日都不足依赖，而俄国“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故力主引俄自卫。

（三）高宗受其蛊惑，于是朝鲜开始谋求和俄国接近。首先便是谋求与俄国建交，在这一点朝俄两国可谓不谋而合，但是在清政府的严格管束下朝鲜的外交很难有所作为。一个人为朝俄两国的沟通打开门路，他就是清政府派去朝鲜的德国人——穆麟德。穆麟德在1882年底受到李鸿章之托，任朝鲜外务协办兼总税务司，控制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然而穆麟德却背叛清朝，对内一再对高宗和闵妃鼓吹“引俄拒清”，对外则暗中促成朝鲜与俄国的接触。在穆麟德的积极撮合下朝鲜和俄国竟能瞒天过海，于1884年7月7日背着朝鲜宗主国清朝私下缔结《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此事引起清朝的不满，穆麟德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就被叫去天津问话，7月23日重返朝鲜。但穆麟德并未因此悔改，甲申政变以后穆麟德背华投俄的活动更加频繁，终于导致“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1884年12月初朝鲜的亲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很快政变就被清廷驻朝将领袁世凯率军镇压，日本因卷入这场政变与中国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风传中日即将于朝鲜半岛开战，高宗李熙和闵妃对此感到不安，于是穆麟德趁机建议说：“俄国之为邻国，宜预请该国，万一日清在朝鲜开启战端之日，务仰该国之保护。”他在1884年12月14日与礼曹参判徐相雨一起访问日本，在与日方谈判之余会见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明确提出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国”的地位，并派遣士兵保护高宗。

（四）这是朝鲜方面首次对俄国提出的“保护”要求，达维多夫没有当即答应，而是派参赞士贝耶访问朝鲜，以探明朝鲜的形势与朝鲜政府的意图。1884年12月30日士贝耶抵达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1885年1月1日觐见高宗，他还在汉城与中日代表接洽，并特别会见穆麟德。穆麟德又一次极力怂恿俄国保护朝鲜，他说虽然朝鲜感激清军平定甲申政变，但朝鲜需要更强大的保护者，故希望俄国视朝鲜如保加利亚而予以保护。如果俄国不想这样做，那么就把朝鲜变成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作为回报，朝鲜租借给俄国一个不冻港（如迎日湾）作为军港，双方为此要签署秘密条约。但是士贝耶只是来探明情况的，并没有缔约的委任，故朝俄双方未在这时达成密约，不过这为后来的朝俄密约做好准备。士贝耶回日本后通过驻日公使达维多夫将朝鲜的情况报告给外交大臣吉尔斯，吉尔斯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上奏中认为俄国若答应朝鲜的请求：“既要和清朝发生冲突，也会激化和日本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很努力，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而这些付出大概勉强同我们获得的有限的好处相抵消。”所以那时俄国很矛盾，一方面不想放弃这次插手朝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担心激化和其他国家的矛盾。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既不给朝鲜正式承诺，也不让朝鲜失去希望。

（五）接下来外交部指示达维多夫，让其在处理朝鲜问题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确信保护朝鲜不会和中日发生冲突前不采取行动，对朝鲜提出的保护请求，要向其表示。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到任后与穆麟德商量出一个保护朝鲜安全的万全之策，就在穆麟德、士贝耶往来于汉城与东京的同时朝鲜高宗又派出近臣金镛元、权东寿、金光训、申先郁四人为密使，于1885年2月11日由朝鲜庆兴府渡图们江潜入俄境，向俄国边境当局递信称：“尽管朝鲜和日本订立条约，但是由于发生暴乱事件（甲申政变），我们现在不指望它的友谊；至于清朝，虽然它把我们国家变成它的保护对象，但是我们对它也不抱有希望，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国。”他们还表示：“朝鲜不希望请清朝人来防卫，因为我们惧怕清军的强化和完全的隶属。”俄国沙皇听说后要求滨海边疆州当局保护朝鲜，滞留俄国的另一名朝鲜人赵重协（后改名赵重应）则抄录这份敕谕，内有：“命皇城（指北京）之大臣出使朝鲜，批准国书陆路通商一事，专任此大臣与朝鲜政府相议，审度利害，务使朝鲜有利无害”“命东海滨省将军及东海水师诸大将自行驾驶兵船，巡视朝鲜沿海，尽心保护，无受他国侵犯”等内容。朝鲜与日本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朝鲜派使臣携国书到日本表明谢意，于是朝鲜政府任命徐相雨为全权大臣、穆麟德为副大臣再赴日本。

（六）穆麟德受闵妃集团委托，负有与日本政府交涉引渡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及引进俄国势力以对抗中日这两项使命。2月15日徐相雨、穆麟德一行抵达日本东京，4月5日返回朝鲜汉城。在使团滞留日本的期间穆麟德与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当面提交有自己签名的德文备忘录，备忘录中有“朝鲜王国只有被置于比这（中日）两国更强大的第三国的保护之下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而这个国家只能是俄国”的言辞，备忘录还写道：“俄朝关系如何决定是对日中两国使朝鲜中立化，并保全之的俄、日、中三国协定或者保证、关于军事性保护的协定或者保证朝鲜独立的一般性保护，选择哪一项必须听凭俄国政府的决定。在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包含让中国把军队撤出朝鲜的条款，日军也一定会和清军同时离开汉城，由此就产生朝鲜需要本国的军事组织的问题，招聘欧洲人教官也在所难免。”由此可知穆麟德已从由主张俄国单独保护转变为中日俄的共同保证，并加入聘请俄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的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形势的判断由中日开战转变为中日撤兵所致的。随后穆麟德与达维多夫、士贝耶展开秘密谈判，最终签订“朝俄密约”。这份“密约”未任何载于任何档案资料，史学家只能从后面的交涉中了解相关内容，而主要内容则在于聘请俄国军官4名、士官16名为朝鲜训练军队，朝鲜因财力短缺可能会让出利权以抵付俄国教官薪俸。

（七）就在此时发生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的事件，巨文岛事件促使俄国对“朝俄密约”作出迅速反应。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1885年5月7日上奏沙皇时强调：“我们在朝鲜最终目的不是取得同其他国家同样的地位，而是在这个国家确立我们绝对的影响力，取得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对我们太平洋地区产生有益的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朝鲜对于我们在远东的地位而言如果不是危险的邻居，那么就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我们不得不顾及的邻居。”5月16日穆麟德会同严世永为处理巨文岛事件第三次渡日，他利用这个机会在长崎致电达维多夫公使，表示朝鲜国王已经同意“朝俄密约”，请按既定计划实行。此前达维多夫就已经收到关于沙皇敕裁“朝俄密约”的通报，遂于5月18日派士贝耶再赴汉城以履行“朝俄密约”的内容。然而此时朝鲜国内的事态发生变化。此前在高宗和闵妃的授意下由穆麟德和金镛元等人分两路行动，进行勾结俄国的秘密外交，朝鲜政府及中日等各国毫不知情。但是金镛元、权东寿等人的行动被中国吉林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侦知，遂由吉林将军希元转咨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乃于1885年6月5日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质问朝鲜。在此稍早前金镛元等人的活动也被朝鲜内部知情人告发，当时的朝鲜政府主要由金允植、金炳始等“事大党”（亲h派）把持，因此均不同意联俄，此事遂败露。朝鲜高宗对此矢口否认，外务督办金允植则招来赵重协（赵重应）、金光训、申先郁对质，最后把他们及金镛元等5人流放事。

（八）金镛元等人的诡秘行动东窗事发以后高宗和闵妃迫于清朝及朝中事大党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联俄的计划，再加上《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已经缔结后中日将同时从朝鲜撤军以及战争阴云消散，因而贪图苟安的高宗和闵妃也就不再坚持引俄自卫。但是士贝耶并不了解朝鲜的变化，仍按原计划出使朝鲜，于1885年6月9日抵达汉城。士贝耶来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穆麟德秘密制定《俄国陆军教官招聘协定细案》，穆麟德害怕朝鲜政府中的事大党官员反对，没有经过朝鲜政府直接秘密将此《细案》呈给国王。但是穆麟德所托呈约稿之人将约稿内容报告给外务督办金允植，于是继金镛元等人的活动后穆麟德的行动也跟着败露。金允植知道此事后联合金宏集、金炳始等人向国王力谏“此非小事，万不可轻准” ，阻止国王接受，但是高宗不想放弃此次“引俄”的机会，秘密派三个近臣去见士贝耶。这三人告诉士贝耶说国王同意接受俄国军事教官，但是由于事大党的掣肘不得不秘密进行。国王近称臣和士贝耶约定：高宗会见士贝耶时先不提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事，士贝耶离开汉城时高宗会给他一封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亲笔信，等俄国军事教官来朝鲜己成为事实后高宗再命令政府签署聘请俄国教官的正式协议。两天后高宗的计划变了，让士贝耶先和金允植谈判，若不能成功的话高宗再给士贝耶一封聘请俄国教官的亲笔信，高宗让近臣将这个计划秘密通知士贝耶。

（九）士贝耶只好和金允植在外衙门进行谈判，共会谈三次（6月20日、6月24日、7月2日）。士贝耶按照事先在日本与穆麟德的约定强迫朝鲜接受俄国教官练兵，质问朝鲜外衙门为何要将朝俄密约泄露给清朝人，穆麟德在此期间也为士贝耶鼓噪说：“十清朝无如俄国，何恃其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窃为朝鲜危之。此约未成，清朝必百方阻之，此约已成，清朝亦无如之何。朝鲜政府每事屈于人，何独逞强于俄国乎？”金允植则不为所动、独当一面，强调“朝俄密约”是穆麟德的擅自行动，以士贝耶没有俄国正式委任状及朝鲜已决定聘任美国教官为由拒绝谈聘请俄国军事教官问题，最后士贝耶无功而返。6月22日士贝耶又觐见高宗，试图通过国王的渠道来解决此事，谁知高宗竟然拒绝士贝耶的要求，后来也没有按秘密约定的那样给士贝耶亲笔信。金允植也在谈判期间展开外交活动，一方面向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和日本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照会，请求居中调停，阻止俄国的举动。另一方面则催促美国派教官来朝，以化解俄国的图谋（自1883年以来朝鲜一直请求美国派遣教官，但因美国反应消极而一度中止，朝俄密约事件后再度提起），甚至中日两国在朝鲜的代表也请求美国赶紧派教官来。士贝耶在汉城四面楚歌、黔驴技穷，遂于1885年7月7日灰溜溜地离开朝鲜回日本去了，此前俄国军方对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很感兴趣。

（十）士贝耶到朝鲜后不久陆军部长万诺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要派军事教官去朝鲜，经上级批准后他派什奈乌尔中校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去朝鲜了解朝鲜军队的现状及对军事教官的需求情况。在士贝耶离开朝鲜后没过几日什奈乌尔中校军事代表团就来到汉城，鉴于士贝耶和朝鲜没能达成什么协议，他们一行很快离开朝鲜。士贝耶刚走高宗就派吏曹参判南廷哲来到中国天津见李鸿章，商定对俄方针及要求清军暂缓撤军。1885年7月20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又委托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将自己拟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献给李鸿章，这实际上是日本调整对朝、对h政策的一个体现，里面全是承认清朝宗主权的内容及教清朝如何防俄的问题。由此可见日本为了成为朝鲜半岛最终的大赢家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即先假借清朝之手抵制强大的俄国，避免俄国搅局，其后再打败清朝。此后清廷在朝鲜行事基本与《朝鲜外务办法》吻合，李鸿章在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后所撰的《复朝鲜国王》也多有引用《朝鲜外务办法》的内容。不久李鸿章下令罢黜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关键人物——穆麟德，以美国人墨贤里和德尼取代穆麟德，分别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和外交顾问。李鸿章也知悉高宗和闵妃的贰心，便于1885年10月放回壬午兵变后一直软禁在中国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借以牵制高宗和闵妃。同时又任命负责护送大院君的武官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以三品道员的头衔监视朝鲜，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就以这样的结果这样收场。

（十一）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过去一年后第二次事件又起，穆麟德的离开并未使高宗和闵妃停止联俄的步伐。自袁世凯到任后全面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与干涉，他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清朝代理商务委员，加强对朝鲜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时常出入宫禁，监视王室，引起闵妃集团的不满。汉城又风传金玉均将联合日本浪人入侵江华岛，人心骚动不安。恰值此时俄国首任驻朝公使韦贝尔于1885年10月6日（即袁世凯送回大院君的次日）抵达汉城，朝鲜王室内恐有清朝支持的大院君夺权，外惧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卷土重来，唯有向俄国求助一途，于是便迅速和韦贝尔相互勾结起来。就在10月15日韦贝尔谒见朝鲜高宗的当天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国表达好感：“诸事商于贵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还问：“兵舰常驻仁川耶？何时可来？”公然展现出亲俄的姿态。虽然俄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未派军舰来仁川，但朝鲜没有因此放弃引俄拒清的政策。当时中、英、俄深陷巨文岛事件中，各国互相牵制，尤其是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背景使得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进入1886年以后朝鲜的亲俄派不断抬头，事大党势力衰落，高宗“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h为耻”，闵妃也“厌讳藩属，尤忌h干预”，故高宗和闵妃成为亲俄派的后台。亲俄派以闵妃外戚为首，另有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金嘉镇、郑秉夏、赵存斗、全良默、金鹤羽（出身俄国朝侨）、蔡贤植（通俄语）等近臣策应。

（十二）此外高宗还将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时被发配的金光训、申先郁等秘密释回，策划新一轮“朝俄密约”，尤其是申先郁的妻子因懂俄语遂成为闵妃与俄国驻朝公使馆的联络人，闵妃还让她教外戚闵致宪之妾俄语，除此之外闵妃还与韦贝尔的妻子及小姨子孙泽（德国阿尔萨斯人）过从甚密。袁世凯于1886年7月初略知朝鲜王室又在酝酿引俄，但未明其详。当时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1886年7月上旬返回朝鲜，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1886年7月25日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此后几日又来见袁世凯数次，第二次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8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斥责力主附俄之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并谴责一心“背h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李鸿章接报后已有安排海军快船去朝鲜海面操巡的打算，但因局势并无明显变化，故未立即采取重要措施。醇亲王奕譞也认为事情相当难于把握，曾有“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着落后”的感慨。朝鲜王室的引俄活动仍在继续，1886年8月5日闵泳翊奉命去拜访韦贝尔，和韦贝尔交谈四个小时。

（十三）闵泳翊告诉韦贝尔说国王对袁世凯很不满，袁世凯的举措己经影响到国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富强，国王认为朝鲜不是为清朝而复兴，所以清朝政府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阻碍一切改革行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国王认识到和俄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是国家发展与和平的唯一出路，韦贝尔没有答应由闵泳翊转达的朝鲜国王要俄国保护的请求，他建议朝鲜要避免和清朝关系破裂，并认为如果俄国答应朝鲜的请求，清朝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8月9日闵泳翊又把国王和领议政沈舜泽钤印的求俄保护的“密约”交给韦贝尔，闵泳翊奉国王命令联系韦贝尔并非亲俄，而是“阳顺引俄议，而阴密通华”。袁世凯亦得知韦贝尔正往俄国方面发去长电，料定是“密约”，故在袁世凯盘问下闵泳翊于8月11日交出“密约”抄稿。抄稿写道：“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威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十四）当时中朝之间的电线发生故障，故袁世凯于8月11日连发的五次电报至8月13日才被李鸿章收到，至此朝鲜引俄之谋完全暴露。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一面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探商俄国不要接受朝鲜的请求，一面致信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在信中指出：“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清朝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发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清朝请兵来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奕譞将李鸿章的主张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8月17日降懿旨：“现时情事未定，应先做好防俄的军事准备，并酌调兵轮到朝鲜海面游弋，等陈允颐和刘瑞芬将办理情况电告后，再请旨办理。其后吴安康、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就在清廷高层紧锣密鼓地筹商之际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袁世凯于8月14日就“密约”一事向来访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清朝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

（十五）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 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索回文凭即可无事，h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鲜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石老（指大院君，号石坡故称石老）可借词出头，清朝可借题发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十六）其后的事态发展依然是朝鲜坚称绝无求俄保护之事，并多次向韦贝尔索回文稿，韦贝尔感到非常恼火，声明绝无“密约”文稿可给，并指责袁世凯不应过问此事。在袁世凯的y威下朝鲜政府还于8月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全良默4名亲俄小人下狱治罪，以示解决问题的诚意。袁世凯则一面持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一面催促李鸿章赶紧派大员率兵查办，即派人带兵来朝鲜行废立之举。但李鸿章仍按既定计划，等刘瑞芬和陈允颐分别调查之后再作定夺。1886年8月22日驻俄公使刘瑞芬来电报告，称俄国外交大臣倭良嘎喱表示未闻朝有求保护之事。李鸿章当日复电刘瑞芬，嘱咐他向俄国外交部声明：“如有此事，即作废纸。”俄方同意。与此同时以查看电线名义来朝的陈允颐则报告“该处（朝鲜）中外人心慌惑，韩甚惧有兵至。李昰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对袁世凯联合大院君废黜高宗的计划持否决态度。此时高宗于8月20日派去天津说明真相的闵泳翊中途溜到中国香港，不肯作证，查明“密约”真实性的线索遂中断了。而日、俄、美等国亦对袁世凯逼迫朝鲜索回“密约”文凭的粗暴行为表示不满，再加上李鸿章接到刘、陈二人的报告遂决定结此事。

（十七）188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醇亲王等人的意见降下懿旨：“俄外部既称实无此事，韩廷已拿匪治罪，且允备文申叙，非国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废纸等语。有此两节，此事即可不再穷究。”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结束。事后朝鲜高宗于1886年9月派外务督办徐相雨去清朝，分别向北洋和礼部表明朝鲜无异志，清政府则晓谕朝鲜国王亲贤臣、远小人。袁世凯亦在1886年9月底向高宗面呈“谕言四条”、“时弊十款”，力劝其改革内政，固依清朝。又作《朝鲜大局论》，指出朝鲜对华向背之得失利害，断言朝鲜非依靠清朝不足存。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朝鲜政府再无引俄之举，俄国则通过1886年秋李鸿章-拉德仁会谈及1887年2月、1888年5月的两次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确立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朝俄密约事件的实质是列强在朝鲜半岛的角逐的体现，并且与同时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构成这一时期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缩影。朝俄密约事件牵涉国家非常多，朝鲜、俄国、清朝、英国、日本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事件，这说明那时的朝鲜已经沦为各大国的争夺之地。然而所谓的“朝俄密约”（尤其是第二次）仍是捕风捉影的产物，历史学家对于到底有无书面密约仍无定论。

（十八）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两次朝俄密约事件不管是事实还是传闻，都是沙皇俄国“南下政策”和朝鲜王室出现亲俄倾向相结合的产物；二是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对当时中朝的宗藩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使中朝关系发生严重波折，加剧朝鲜对清朝的离心。对于俄国来说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只是俄国进军朝鲜的起步，尚未发展到侵略或干涉的地步。如果说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中的俄国还有一定主动性的话，第二次则完全是被动卷入的。事后俄国也确立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直到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清朝后俄国势力才全面渗透朝鲜，开始同日本争夺朝鲜半岛。而朝鲜的积极性则比俄国强得多，但由于清朝的干涉和俄国的消极才在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后暂时对俄国断念。清朝表面上平息两起风波，但朝鲜王室并未放弃自主之路，他们稍后又去寻求美国帮助，于是引发派使西国之争（朴定阳事件）。甲申政变后朝鲜高宗进行朝俄密约事件等一系列“背华自主”的外交活动，但均都遭中国干涉而未达目的。而高宗遇事不敢负起责任，每每矢口否认，推诿臣下，导致他的威信降低。时人评述：“上凡于外交之事，始出独断，而一或溃裂，辄委咎于下，故任事之臣首鼠不肯戮力。”因为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所引发的严重事态，闵妃受到惊吓而害场大病，朝鲜官民亦抱怨闵妃集团引俄招来这么多麻烦。

巨文岛事件

（一）巨文岛事件是指19世纪末英国侵占朝鲜巨文岛（英国称汉密尔顿港）的历史事件，该事件的大背景是英国和俄国在亚洲争夺霸权，导致英俄矛盾加剧。英国为缓解俄国对阿富汗及印度的压力，同时防止俄国南下，并切断其远东舰队通路，于1885年4月出兵占领朝鲜半岛南部海域上的要冲巨文岛。在岛上修筑工事，同时向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施加压力，演变成为牵涉中、朝、英、俄、日的国际争端。清政府几经交涉，英国以俄国此后不占朝鲜土地为条件于1887年2月撤离巨文岛。巨文岛事件的大背景是英俄争霸亚洲，19世纪中叶以后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而在西面扩张力不从心的俄罗斯帝国将矛头转向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俄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透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吞并中国东北和西北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一举成为朝鲜的近邻。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俄国在西方的扩张更加受挫，1878年的柏林会议极大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1882年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缔结三国同盟，进一步阻碍俄国的西进，至此俄国全面将目标盯准亚洲，即“南下政策”。沙俄的南下政策不仅使远东诸国感到威胁，也与在亚洲有传统优势的英国的利益产生严重抵触，于是在亚洲形成英俄争霸的局面。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逼近英国势力范围波斯和阿富汗，而在东亚地区则竭力谋取不冻港，俄罗斯与朝鲜在1884年与朝鲜缔结《朝俄修好通商条约》，并利用朝鲜甲申政变后朝鲜王室产生的亲俄倾向开始向朝鲜半岛渗透。

（二）英国针对俄国的扩张采取对策，在1878年到1880年通过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使阿富汗成为其保护国，并怂恿阿富汗扩充北部边界。俄国则在1884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北部的莫夫，进而与阿富汗王国发生军事冲突，俄国获胜并在1885年3月底进逼班吉绿洲，英俄在阿富汗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镑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随后作为战略上的配合时英国声东击西，在东亚采取军事行动，于1885年4月15日悍然出兵占领朝鲜巨文岛。以牵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缓解俄国对阿富汗及印度的压力，并构筑对俄作战的军事基地。巨文岛又称巨磨岛、安岛，英国称之为哈米芚岛（今译汉密尔顿港），地处朝鲜半岛南部海域。位于朝鲜海峡丽水至济州岛水路的中间，扼控对马海峡咽喉，隶属朝鲜全罗道兴阳县。巨文岛由西岛、东岛和古岛组成，又被称作三山岛或三岛，三岛鼎足而立，中间形成一个可以停泊大型军舰的天然港湾。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南下的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巨文岛及其所在的朝鲜海峡地带早就埋下英俄争端的种子，1845年英国海军部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命令英国军舰调查该岛，因而英国为纪念他而称之为“汉密尔顿港”。

（三）1854年俄国普提雅廷舰队在同日本交涉缔约建交时来到巨文岛停留，甚至与当地朝鲜人发生冲突，因俄国忙于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而没有扩大。1861年发生英国和俄国在对马岛剑拔弩张的“对马危机”，这使英俄两国更加看重朝鲜海峡的战略价值，而作为朝鲜海峡要冲的巨文岛则更显重要。1875年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致函英国外相，建议出兵占领巨文岛，以遏制俄国南下，但未被采纳。英俄在亚洲的矛盾加剧以后国际间更是风传俄国为获取不冻港将占领朝鲜永兴湾，甚至企图占据巨文岛，因此英国海军从1884年12月起就时常巡视巨文岛。1885年3月随着阿富汗局势的骤然紧张，俄国军舰云集海参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陶威尔开始从各口岸调集军舰，z国口岸的军舰多集中于w淞口及x港。4月初英国政府以防备俄罗斯海军南下和侵扰x港为借口做出占领巨文岛的决定，1885年4月15日英军占领巨文岛，终于酿成一场国际争端。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并非毫无预兆，事实上在英国占领巨文岛的10天之前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就向总理衙门拍电报称：“朝鲜济州当俄师南下之路，俄贪已久，顷英忽据之，必有争吵。”不过此处将巨文岛误作济州岛则是因为英国《泰晤士报》刊登赞美英国政府占领巨文岛的决定的文章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四）然而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并未为之震动，也没有反对英国占岛的打算，他在4月12日致电总署称：“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清朝皆无损。”据时任英国驻华代理公使欧格讷称李鸿章曾向他表示清政府不会反对英国暂时占领朝鲜巨文岛，因为如果巨文岛一旦落入俄国之手就再也无法收回，英国得到朝鲜宗主国清朝的默许便于1885年4月15日在朝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巨文岛。当时巨文岛上有4个村庄、193户人家并有5名士人，据岛民反映：“留泊者八艘内，军舰六，商船二，均是英国船。内并有上国（即中国）人译汉字者，亦有日本人通朝鲜语者居民与通情，而彼全无答语言。但知举动异于前日，现有久住之迹，木铢、夷索陆续载来，时或下陆，缘木结索，似有水门设栅之计。”5月11日英国在巨文岛上正式升起英国国旗，1885年4月24日英国驻朝代理总领事贾礼士照会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督办）金允植：“为防不测，我国业准本国水师官，将大朝鲜国以南之小岛（英名米哈芚岛）暂行居守。”从此远东各国及列强开始围绕巨文岛问题展开角逐，针对英国强占巨文岛这一事件，朝鲜、清朝、俄国、日本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反应。清政府最开始本着“以夷制夷”的外交思维，出于防俄而不反对英国占据巨文岛，这从李鸿章事先得知英国将要占领巨文岛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便可看出。

（五）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在知道英国已经下手后甚至还和英国密谋订立协定，出卖朝鲜权利。他的参赞马格里在面见英国外相葛兰斐尔时传达曾纪泽的意思说：“如果英国政府有意与清朝签订任何关于占领巨文岛一事的协定，清政府都不会有怨言”。1885月4月27日曾纪泽正式照会英国外相称：“巨文岛乃朝鲜之属地，而朝鲜为大清国之属邦，若外人占领巨文岛，则清政府不能默视。然据照会意旨，贵国占领该岛系一时占领，若贵国议定不损害敝邦权利及利益，则敝国亦无抗拒之意。” 同时在5月1日将他的计划电告本国，建议允许英国政府占领巨文岛，并自占领之日起于满12个月后每年将该岛岁入金额交纳朝鲜政府，而朝鲜则须将这笔金额中划出一部分纳贡清朝。但是清廷否决曾纪泽的计划，指出：“属国之地，岂可由我许其占据？且于中取利，尤非政体。倘为他国借口，流弊甚多。”即便在先前默许英国占据巨文岛的李鸿章也表示反对称：“若允英据此岛，俄必将索占永兴湾，日本亦必有词，后患更大。”要求总署阻止曾纪泽与英国协定。于是总理衙门在1885年5月3、4日两度致电曾纪泽，阻止他的计划。于是曾纪泽按照清政府的意思，重新照会英国外相，以俄、日均会援例为由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同时清朝决定由李鸿章致信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表明清政府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的立场，并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二舰开赴朝鲜，直接介入巨文岛争端。

（六）巨文岛事件的当事国朝鲜最早是通过日本兵船和朝鲜政府的德国雇员穆麟德才略微了解巨文岛被占的消息的（4月24日英国的照会在5月19日才被朝鲜收到），似乎对于巨文岛被占并没有什么反应或措施。5月7日朝鲜政府才初步认识到此系重大紧要之事，不可疏忽偾误，因此由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向东莱府发送关文（上级对下级的公文），指令“预择明白干事人一员乘坐穆麟德委托的德国船只前往巨文岛近处察看情形，随即飞报本衙门”。1885年5月5日丁汝昌率两军舰从旅顺秘密起航，5月10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谒见高宗，并将李鸿章的信交给高宗。于是朝鲜更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在5月11日派遣有司堂上严世永和外衙门协办穆麟德为首的外交使团。偕丁汝昌及中国驻朝商务帮办谭赓尧前往巨文岛探查情形，并与英国进行交涉，要求英国尽快归还巨文岛。正与英国在阿富汗对峙的沙皇俄国对英占巨文岛的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对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最开始放任英国的态度感到不满，因此俄国驻h公使博白傅在听说曾纪泽来电的消息后立即致函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声称：“若清政府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5月4日俄国驻华使馆派员拜会李鸿章，再次向清政府施压。

（七）俄国国内舆论也一片哗然，《罗斯报》在分析巨文岛的战略和商贸意义后指出，英国占领巨文岛的目的在封锁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其在不久的将来会造成严重后果。更具影响的《俄罗斯新闻》则主张：“俄国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谁也不能把我们像封锁在黑海一样封锁在日本海。”因此后来清政府改变态度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与来自俄国方面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在得知巨文岛被占的消息后照会英国政府称：“对英国占据与日本领土接近之地点，决不能毫无关心。”而对事态发展时日本则将以关心的态度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照会日本驻英公使：“英国如占巨文岛不退时俄国亦必占领朝鲜之元山或釜山，再依最惠国条款，他国亦必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朝鲜将被分割为各国竞争场所，日本近海亦将变成争乱纠纷之焦点，同时东亚的和平也必无法维持。”所以若清廷对英国提出异议就力促其与英交涉此事，可见日本也不赞成英国占领巨文岛并支持清朝的举动，这也是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采取的“退婴政策”的反映。然而尽管几乎所有相关国家几乎一致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但英国仍不肯撤离，还修建炮台、兵营和码头甚至在5月11日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打算长期占领，就这样清朝和朝鲜围绕巨文岛问题展开对英国的交涉。

（八）1885年5月16日丁汝昌及朝鲜的严世永、穆麟德抵达巨文岛探查情形，严世永和穆麟德登上停泊在巨文岛的英国军舰“飞鱼”号会见舰长麦杰伊，质问英国为何占据巨文岛。麦杰伊回答说：“因本国政府探闻俄国欲占此岛，现英于俄有失和之机，故先来暂守此岛，以资保护。” 朝鲜代表继续提出抗议，而麦杰伊则说自己是奉上级命令，叫他们有事去日本长崎找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陶威尔去说。于是严世永和穆麟德又乘清舰前赴长崎，找到陶威尔向他抗议，但得到的只是一纸空文：“业将昨日晤谈之语，已电知本国政府，一俟回信到时，立即函复贵官，转奏贵国大君主。”此次交涉可以说无果而终。事实上李鸿章本来就对这次丁汝昌高调的巨文岛、长崎之行能否为朝鲜收回巨文岛不抱希望，而他内心仍不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而认为防俄更为重要。李鸿章在5月29日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表示：“得英船横鲠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而这层意思又不能说破，因为如果清朝默许英占巨文岛，就会给俄、日以侵占朝鲜领土的口实。所以李鸿章决定在巨文岛问题上采取持久方针，表现出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姿态，但这种反对又是有分寸的、消极的，以此牵制俄国，这也是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维的体现。朝鲜自1885年5月19日收到英国关于占据巨文岛的照会以后对英采取强硬态度，从5月20日起由外衙门督办金允植不断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尽快归还巨文岛，还将其抗议照会各国驻朝使馆，德国、美国、日本均声援朝鲜对英国的交涉。

（九）英国则对朝鲜的抗议反应强烈，1885年7月2日英国驻朝总领事阿须顿在与金允植会谈时表示：“贵衙门以巨文岛事曾经照会各国公馆，此举吾甚怅然。我国与贵国既敦和睦，何不与我国相议妥处，至烦照会于各国乎？” 同时英国外相沙士勃雷训令驻h代理公使欧格讷，以“（朝鲜的）上述抗议没有得到清朝的赞同，就是对宗主权的无视”为由要求他“在北京并通过代理总领事在汉城，要不惜一切努力阻止这种抗议的提出”，并对清朝施加压力，指出“如果不使用该国（清朝）的权威去制止让英国面临困境的行动，这就是清政府的非友好行为。”朝鲜方面在对英国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还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表示如果不解决巨文岛问题，就拒绝归还朝鲜政府对英国怡和洋行的15500两白银的欠款。英国则千方百计赖在巨文岛不走，先提出用5000英镑购买巨文岛，朝鲜政府仍不接受，又以“存煤炭”为借口拒绝撤离巨文岛，就这样巨文岛之争陷入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1885年底在中朝英间关于巨文岛的谈判与交涉难以取得成果时英国改变方针，其原因首先是英俄关于阿富汗的矛盾在1885年5月末就已趋向缓和，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达成划分阿富汗国界的原则后阿富汗危机解除，英国因而很大程度上失去继续占领巨文岛以防范俄国的动力和理由。

（十）在占领巨文岛期间英国海军部及驻远东外交官发现巨文岛军事价值有限，它孤悬海外。要将其建成要塞投资太大，即使建成要塞在战时保护起来也很费劲，会分散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英国贸易部也认为为商业着想并不值得保有该岛。更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俄国等国的压力，自英国占领巨文岛后俄国迁怒于清政府，对清朝抗议频频，一再威胁要占领永兴湾甚至对马岛。连日本政府都感到恐慌，在对马岛“兴筑炮台，停泊师船，征兵设防”，这些不能不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压力。由于以上因素让英国在1885年12月开始松动但仍不撤离，而是挟巨文岛与清政府讨价还价，要求清朝占领该岛或者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不占领朝鲜的领土，如此方可撤离。但是清朝总理衙门对此表示难以同意，理由是自己不能占领属国领土，也不明白应该如何保证其他国家不进行占领，并且这种保证暂时也不重要。1886年春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再度催促英国归还巨文岛，英国于5月17日答复称：“英廷不欲久占此岛，但恐别国占去，则损中英两国之利。中朝如能担保无人来占此岛，则英廷可以放心。倘中朝不愿如此担保，英廷欲劝中朝请俄罗斯、日本及别国会商。公订一约，担保不取高丽之地，英国甚愿入会签约，并愿立即退出此岛。”英国正式亮出“防俄”的外交底牌，却又没有理由直接要俄国的承诺，因此将这一难题抛给清朝。而清朝则据此转与俄国交涉，以期解决巨文岛问题。

（十一）1886年9月12日俄国驻华临时代办拉德仁为图们江划界事来天津，李鸿章与之就朝鲜问题展开会谈。李鸿章先将英国在1886年5月17日关于巨文岛的照会交给拉德仁，拉德仁请示俄国政府，俄国回电同意拉德仁在清朝承诺不改变朝鲜现状和保持朝鲜独立的前提下可以代表俄国向中国担保不占巨文岛。因此拉德仁最后表示：“奉到本国国家电谕，饬向中堂担保，俄国国家并无欲取巨文岛或朝鲜他处地方之意。”巨文岛问题解决的钥匙终于找到了。10月24日李鸿章和拉德仁几经磋商，虽然因为在宗藩关系等问题分歧太大而未能达成书面协定，但仍取得俄国关于不占领朝鲜土地的口头承诺，因此被后来的苏联学者朴称为“君子协定”。于是在1886年10月31日清朝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以拉德仁的谈话为依据要求英国撤离巨文岛。12月24日华尔身照会总理衙门，表示英国已决定将巨文岛归还朝鲜，并将此决定通报朝鲜外衙门督办金允植。1887年2月27日巨文岛的英国国旗降下来，英国军舰撤离，英国遂结束对巨文岛长达22个月的占领，该岛亦回归朝鲜。随后朝鲜国王派判中枢府使李承五出使清朝，利用祝贺光绪皇帝亲政的机会感谢清朝使巨文岛复归朝鲜的恩惠，巨文岛问题终告解决。“巨文岛事件”是英、俄在亚洲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英国占领巨文岛既是针对阿富汗危机的声东击西之策，同时也是防范俄国南下渗透朝鲜乃至东亚地区的一石二鸟之计。

（十二）英国尽管没能永久占有朝鲜领土，但却挟巨文岛之重，巧妙地借用国际关系的各种矛盾，迫使俄国政府作出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基本达到占领巨文岛的“防俄”的初衷。清廷则以维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为出发点，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两国围绕巨文岛的争端得以缓和（也暗示俄国如果再出现“朝俄密约事件”之类挑战中朝宗藩关系的事情，清朝就不保证不改变朝鲜“现在情形”），维持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比较成功的特例，但也使得清廷产生对未来朝鲜问题再度尖锐化的麻痹，盲目自信的态度也为日后甲午中日战争的外交失败埋下伏笔。朝鲜作为被英国侵略的一方在感情上自然偏向俄国，同时朝鲜不理解清朝在处理巨文岛问题中的持久方针，看到区区一个巨文岛清廷都难以收回，对其保护能力大失所望，因此巨文岛事件极大滋长朝鲜高层的亲俄情绪。而英国强占巨文岛则给俄国远东防务造成巨大压力，使俄国开始注意到朝鲜对于俄国远东安全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朝鲜树立影响力、与英国竞争的刻不容缓。所以几乎在巨文岛事件持续的同时发生两次朝俄密约事件，英国又再次涉入，使当时的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复杂。

甲午农民战争

（一）甲午农民战争是指1894年（按干支纪年为甲午年）在朝鲜境内爆发的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的反对朝鲜王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农民起义，由于这次起义是打着东学道的旗号并以东学道徒为核心，而统治阶级多称呼其为“东学党”，因而历史上又称之为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是朝鲜半岛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同时它直接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因而也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甲午农民战争持续10个月，最终在朝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欧美列强开始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对外侵略由军事侵略为主转变为以经济侵略为主，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仅仅靠夺取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资本输出的需要，于是欧美列强提出并实施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而它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它们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打败并强迫开放国门的亚洲封建国家，而重点就在东亚地区的清朝、朝鲜等地。欧美等列强认为虽然清朝已被打败，但由于清政府的实力仍存，并且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控制，因此实力更弱的朝鲜成了首要的受害者。列强加大对朝鲜的侵略，将朝鲜变为其角逐场所，而在其中犹以朝鲜近邻日本的侵略最为严重。

（二）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实力迅速发展，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对外扩张的欲望十分强烈。而且日本自古以来便觊觎朝鲜半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少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随后列强纷至沓来。到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从此引发朝鲜深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是朝鲜最大的掠夺者，1885年—1890年日朝贸易额占朝鲜对外贸易额的80%，日本投机商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然后运到日本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同时日本则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粗劣纺织品，获取巨额利润。日本资本家还控制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这种掠夺性贸易引起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使朝鲜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日本和欧美工业品（大部分欧美工业品由中国转输朝鲜）的倾销导致朝鲜的城乡手工业开始解体，朝鲜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经过日本等国的盘剥让原本就十分贫困的朝鲜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朝鲜人民和外国（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矛盾愈发凸显。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朝鲜封建地主阶级却没有吸取在19世纪中叶清朝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被击败并被羞辱的教训，依旧横征暴敛、不思进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苦，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

（三）当时朝鲜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19世纪后期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实际统治者更是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长夜之宴无日或辍，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而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等等也使朝鲜国库空虚、赤字猛增，朝鲜政府不得不以卖官鬻爵来维持财政收入，就连科举也成了交易市场。朝鲜统治者还勾结日本侵略者，成为列强侵略朝鲜的帮凶。1889年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天灾频繁，朝鲜部分地区实行“防谷令”，禁止把大豆和大米输往日本。日本人却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朝鲜政府立即废除防谷令，并勒索大量赔款。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置朝鲜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立即废除防谷令，并赔款11万多元。朝鲜的中央政府既如此荒淫腐败，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富悬殊空前严重，朝鲜的社会矛盾就像干柴一样不断累积。朝鲜统治者对内骄奢淫逸、对外妥协卖国的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激化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由于以上情况导致深受多重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起义反抗的意识日渐形成，正如当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向沙皇报告的那样：“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

（四）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的一位领导者吴知泳也对当时朝鲜社会的状况和人民的心态这样描述道：“凡此种种，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既鱼肉百姓，民恶能不以为敌？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吾民于死地？故百姓日夜盼国亡，有言必称亡国，曰：‘此朝必亡，非亡不可，何不早亡？’”与此同时面对国家的日益崩坏和人民的深重苦难，一大批立志于拯救苦难的民众的有识之士开始大量地涌现，朝鲜人民和这些仁人志士开始不断进行救国救民的探索与斗争，比如1882年反抗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以及1884年旨在促使朝鲜近代化的“甲申政变”等。1885年—1894年间朝鲜官方记录的较大规模的“民乱”就有38起，后来的甲午农民战争的领袖全琫准就是这样一位试图改造朝鲜的仁人志士。全琫准（1854年～1895年）是朝鲜西南部全罗道古阜郡人，自小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他，深刻地体会到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认识到推翻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的必要性，很早就萌发反抗的意识。全琫准的父亲全彰赫对他影响犹大，全彰赫为人正直、秉性刚强，因为不满郡守横征暴敛率众袭击郡衙，不幸被捕牺牲。全琫准以父亲全彰赫为榜样，立志拯救苦难的民众，最终促使他走上领导人民反抗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道路。当时朝鲜流传着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宗教——东学道，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与当时在朝鲜流行的西方的天主教相抗衡。另外东学道还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出反封建的平等思想。

（五）东学道从1860年创立起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却在地下迅速传播。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这很好地迎合在贫苦的农民的斗争需要，因而在贫苦大众中具有极大影响。1864年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被斩首示众，此后崔时亨继承教主之位，完善东学道的教义体系和组织系统，并不断在地下发展东学道势力。而朝鲜政府则恣意迫害欺压东学道徒，东学道徒常遭到逮捕，财产也被地方官员、吏胥掠夺和没收以饱私囊，使政府和东学道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1893年1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教祖伸冤”运动。1893年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外国人（除中国人以外）。1893年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后来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解散，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全琫准认识到这种思想能发挥巨大的鼓动作用，便于1874年拜见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并成为东学道信徒。加入东学道后全琫准通过大量发展东学道的道众，四处宣传东学道的教义，为发动起义做了准备，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全琫准已是东学道在古阜郡的接主（首领）。

（六）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朝鲜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以及东学道的传播和全琫准等仁人志士的积极推动下，在朝鲜国内起义的爆发就像一个缺乏导火线的炸弹，一旦导火线具备势必引起剧烈的爆发，而朝鲜的全罗道地方政府压榨百姓的行为就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是个有名的贪官，自上任后巧取豪夺，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弥漫。随着全罗道古阜郡1893年12月的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古阜郡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是国有洑，农民从万石洑引水浇地，要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1892年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在原有旧洑的基础上毫无必要地另建一座新洑——八旺洑，完工后赵秉甲不但增加水税，还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百姓不服，找他论理，赵秉甲闭门不见。百姓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反遭逮捕。百姓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于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1894年2月15日经过五天的准备，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蜂拥向衙门冲去。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

（七）赵秉甲闻讯后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走。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但这次暴动之后十多天起义农民就作鸟兽散，之后的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一郡居民，痛入骨髓。议政府给国王的报告中也称自李容泰到任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乱民情迹，去益叵测矣。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1894年4月25日率领农民起义，占领白山，以其为大本营。起义军捣毁官衙，开仓济民，并于4月30日在白山举行大会，提出“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史称“白山倡义”。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万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绿豆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规定不准吸烟，不得jy妇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对于两班、吏胥、地主、土豪则十分严厉。

（八）当时日本东京《国民新闻》的报导中曾援引旅朝日本人的这样一段话：“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jy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一位对东学军持敌意的文人写道：“贼（指东学军）所至，毁廨宇、烧文簿、劫军器、掠官财。守宰虽见获，不辄杀，而拘锁戮辱之。亦不杀吏胥，而施棍杖、周牢、股钗之刑。民间则索饭、索草鞋而已，不掠妇女财物，从者日众。”可见东学军的军纪确实非常严明。1894年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官军，迫使其退守全州城。不久官军被东学军打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一来是因为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二来是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

（九）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5月8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机械及弹药400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10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19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金文铉见大批京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却没占什么便宜。1894年5月10日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便在黄土岘组织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洪启薰在南下途中先向东学军发出招降书、威胁利诱，但全琫准不但拒绝投降，还率军偷袭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洪启薰一看招降不成，决心用武力镇压。他的部队经过美国教官的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西方新式武器的军队。然而此时洪启薰率领南下的800名京军一路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开小差不断，到1894年5月19日抵达全州城时只剩下470余人。洪启薰感到东学军声势浩大便密奏国王，建议借外国兵镇压。朝鲜高宗害怕引狼入室不敢轻易借兵，只派黄宪周督带300名壮卫营士兵与200名江华火枪兵支援，援兵还未到达，两军已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十）原来洪启薰到达全州后全琫准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官军正面交锋，拖着官军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东学军在城南月坪洞扎营，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1894年5月27日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洪启薰害怕埋伏便先派小部队试探虚实，自己躲在后面观察动静。官军哆哆嗦嗦地走进树林，只听喊杀声起，吓得回头就跑。洪启薰一看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大多拿着大刀、长矛，他顿时壮起胆来并跳起来大叫：“冲上去！”官军无奈，只得掉头冲锋，东学军却仿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这一下洪启薰意气风发，指挥官军全力追击。不料洪启薰中计了，原来全琫准早已知道官军武器精良的优势，便决定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黄龙江一带，另派小股军队诱敌深入。官军追入树林后行至黄龙村，无数埋伏已久的东学军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顿时杀声震天。官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武器扔得满地都是。官军伤亡200余名，洪启薰抱头鼠窜。长城郡会战中东学军大获全胜，东学军乘胜进军全罗道首府——全州城。5月31日东学军占领完山，逼近全州，以缴获的野炮向全州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的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弃城而逃。6月1日全琫准率军入城，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十一）当时一名叫金允植的政府官员曾这样记述东学军的军纪：“每于对敌之时，兵不血刃而胜，首功；虽不得以而战，切勿伤命为贵。每于行阵所过之处，勿害人物，孝悌忠信之人所居之村，十里内勿为屯住。”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道和庆尚道的东学道徒群起响应，东学军控制朝鲜南部三道。不久全朝鲜各地的东学道徒和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多万武装力量。东学军占领全州后洪启薰曾多次猛烈炮击全州城，东学军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也抵挡官军的攻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时朝鲜政府无力镇压，根据兵曹判书闵泳骏的建议国王高宗一面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于是清政府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2000将士于1894年6月8日左右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将金文铉、赵秉甲、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向东学军求和。东学军领袖全琫准等人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放弃“驱兵入京”的计划，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相议官民相和之策。严世永、洪启薰等人被迫答应东学军提出的12条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严惩贪婪暴虐的官吏、两班和富豪；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废除奴婢和贱民制度；严惩私通日本者；平均分配土地等，史称全州和议。

（十二）同时政府还“许置执纲于各郡”，6月11日东学军撤出全州。东学军在其控制区内的53个郡县建立执纲所作为自己的政权机构，以贯彻执行全州和议的12项改革方案，管理当地一切事务。史载：“于是东徒割据各邑，设执纲所于公廨，置书记、省察、执事、童蒙之名色，宛成一官厅，日以讨索民财为事。所谓邑宰只有名位，不得行政，甚者逐送邑宰。”全州和议达成标志着甲午农民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本政府早就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发展，等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中日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在全州和议达成后日本右翼间谍组织“天佑侠”便潜入东学军内部，藉此刺探情报，鼓动东学党再次起义，以挑动中日冲突，不过没有得逞。而在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的同时一万多名日军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不请自来，陆续从仁川港登陆。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挟持高宗和闵妃，扶植以兴宣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7月25日日本未经宣战就突然袭击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战争。9月底清军退回鸭绿江，日本完全控制朝鲜。面对日本人粗暴干涉朝鲜内政，各地东学军开始跃跃欲试，试图重新起义。1894年10月8日全琫准将10万名东学军集结在参礼驿再次起义，史称“参礼起包”。

（十三）东学军的再起首先是由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全琫准被捕后日本领事内田定槌问他：“更起包何故？”全琫准回答：“其后闻则贵国称以开化，自初无一言半辞传布民间，且无檄书，率兵入都城，夜半击破王宫，惊动主上云。故草野士民等忠君爱国之心，不胜慷慨，纠合义旅，与日人接战。”后来又问：“然则日兵与各国人留住京城者欲尽驱逐耶？”全琫准回答：“不然。各国人但通商而已，日人则率兵留阵京城，故疑讶侵掠我国境土也。” 可见东学党第二次起义的矛头直指日本。除此之外东学军的再起与当时朝鲜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密切相关，他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表面上以“汝等若幡然感悟，释兵归田，断无一毫加罪之理。如或不遵告戒，恣行犯法，蜂聚蚁屯，观望不解，是自取大祸” 等言辞晓谕东学党解散，而暗中在9月下旬命三南招募使李建永向东学党传达其密旨称：“方今倭寇犯阙，祸及宗社，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要求其立刻起兵，驱逐日本人及亲日派。全琫准通过姻亲宋喜玉等解大院君的想法，曾将该密旨轮示部下，并附上“自大内有密教，送招募使李建永到此边同义。而此说泄于倭，则祸及玉体，慎之，秘密”的一行字。此外大院君还曾派密使郑寅德、朴东镇、朴世纲等人在东学军各部中活动，大院君及其党羽相信“东学以上奉国太公（大院君）之说倡起者也，若使挥动几十万众，卷土而来，真所谓人众胜天。日兵虽动，亦无奈何也”，因此东学军的再起与大院君不无关系。

（十四）“参礼起包”后全琫准打出“辅国安民”的旗号，决定兴师北上直捣汉城，推翻亲日傀儡政府，驱逐日本侵略者，甲午农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894年10月15日全琫准首战告捷，攻占忠清道论山，并在这里用谚文传檄四方。然而就在此时东学道上层领导集团发生分裂，其中以东学道教主崔时亨为首的“北接”系便说全琫准等“南接”人士“借道酿乱”，指责他们是“国家之罪人，师门之逆贼”，在东学军中散布投降主义和不抵抗思想对东学军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经过全琫准与崔时亨等人的谈判，南接和北接终于达成一致举兵的意见，直到11月18日东学军才正式开始北进汉城的军事行动。镇压东学军本来就是日本出兵朝鲜的目标之一，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在11月10日的报告中说：“东学党曾切断我军用电线，袭击兵站部，并虐杀商人和人夫等，而且朝鲜兵究竟是无用之物，遇贼后反而逃走，不能起任何作用。”因此日本决定出兵剿灭东学军。此时日军已攻入中国辽东半岛，清军节节败退，11月22日日军攻破要塞旅顺，便可腾出手来镇压东学军。日本派后备步兵独立第十九大队长南小四郎少佐率领1000名士兵（一个大队）前往镇压起义，朝鲜政府也起用申正熙为两湖巡抚使，率李斗璜、成夏泳等部共3200名官军配合日军围剿东学军。

（十五）11月底到12月初十万东学军与日军和官军在忠清道首府公州激战6天6夜，日军和官军拥有装备和训练上的绝对优势，东学军则人数众多、战斗勇敢，因此公州会战异常激烈。尽管东学军在利仁驿等地挫败日军和官军的一些进攻，但双方实力悬殊未能攻下公州。在1894年12月5日的牛金峙战役中日军凭借机关枪等优势武器打败东学军，东学军损失大半，向南撤退。全罗道各地的官僚地主纷纷组成“民包军”、“守城军”，与日军和官军合力围歼东学军，与此同时黄海道和忠清道的东学军也相继失败和解散。1894年12月28日全琫准在全罗道淳昌为叛徒金敬天出卖而被俘，被押解到汉城受讯。他面对日本人和朝鲜官吏的威逼利诱shi宁死不屈，公然在法庭上控诉日本暴行，终于在1895年4月23日与孙华仲、金德明、崔景善、成斗汉等农民领袖一起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甲午农民战争也在朝鲜内外反动势力的猛扑下失败了。甲午农民战争后东学道徒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据估计有40万起义者及其眷属被朝鲜统治者和日本军杀害。其中日军大本营在1894年10月27日下达对东学党“无条件杀戮”的命令，不仅是起义者，只要是遇见持有东学经传或名帖的人就将其杀害，至少有5万人被日军以“讨平东徒”为名而被屠杀。

（十六）其后东学道残余势力发生分化，李容九等起义者放弃了斥倭斥洋”的理念，转而与日本人妥协，甚至成立臭名昭著的“一进会”，彻底投靠日本。更多的东学军继续加入义兵运动及其他反日运动，为国家独立与日本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是在东学道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它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揭开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甲午农民战争沉重打击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其灭亡。这次起义将“逐灭倭夷”作为纲领之一，因此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众运动，促进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后不少在朝鲜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孙秉熙、金九等都参与过这次爱国运动。这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同，都是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东学军在战略上孤立、分散，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犹豫、散漫，导致多次贻误战机。东学军一直依赖宗教的外衣，不停地念诵十三字咒语“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以祈求天助，甚至相信贴上符咒便可以刀枪不入。

（十七）全琫准虽然提出“尽灭权贵”的口号，矛头却并未直指朝鲜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封建专制制度，还在檄文中称：“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并对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抱有幻想，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外戚奸臣、贪官污吏。虽然要求“土地平均分作”，但从未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在其实践中最多只是革除苛捐杂税而已。大量动机不纯的两班和儒生加入起义队伍，使之鱼龙混杂，并且最先投降官军，配合其镇压起义。东学道教义虽然与儒学相悖，但其核心思想并未脱离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其纲领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这些都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和旧式农民战争的属性的体现。但是甲午农民战争也不是全然的旧式农民战争，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它也同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帝国主义的瓜分侵略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加速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由于这次农民起义的爆发掺杂新旧农民战争的不同因素，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具有两方面，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也间接打击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势力。这次农民战争与越南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

战前冲突

（一）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z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tw；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z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当时中国处于清朝晚期，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二）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z国和日本必定一战。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z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h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z国；俄国虽然对z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日本侵略z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积极向z国扩张。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清朝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tw。1874年发生琉球漂民被tw高s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tw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z国的武装侵略。但日本和清朝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导致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从tw撤军。

（三）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清朝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该条约第一条即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日军，镇压政变。但日本同清朝订立《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与清朝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发生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清朝，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清朝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万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1.7万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万吨，超过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清朝，加紧对清朝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在此期间的清朝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

（五）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z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六）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

（七）并且拖住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清政府拒绝“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清朝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朝鲜否认自己是清朝属国，另一方面提出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但是朝鲜政府当时是亲h的，据当时日本驻朝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所说：“当时的情况是趁朝鲜变乱之机出兵的清国，暗中有所图谋，本应予以反对。但朝鲜政府不仅无丝毫憎恶之感，反而予以同情。”因此朝鲜十分反感于日本的蛮横，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军，到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