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底层故事
叫魂，是人们相信术士能够通过姓名、毛发或衣物，而使人生病乃至死亡，以此获得灵魂经济为自己服务的妖术。石匠被认为能施展叫魂，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地基木桩顶部，这样能为大锤增添精神力量。沈士良备受侄子折磨、诱骗，阳间求助无门，便诉诸阴间力量，向土地告状，请求吴东明石匠叫魂。叫魂被官方认为是普遍的迷信，人们却又因轻信妖术的存在而人心惶惶。
化缘是和尚职事外的普通活动，这可以得到精神的慰藉，同时也说明他们所属的寺庙无法，供养他们。游方僧是不受规矩约束的没有读碟的非正式和尚，人们认为游方僧可能是剪人头发施展叫魂的术士。捕役薪俸微薄，靠索取钱财来补贴家用，衙役更是编外人员，没有薪俸。捕役的陷害和县府的严刑逼供导致和尚被诬陷，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监狱的环境不算恶劣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般没有充足的饮食和衣被提供，容易生病也得不到很好的医疗。囚犯死后，需要有狱卒、其他囚犯、县医，验尸官等的证词，来证明他的死因，县府会为他购置棺材，同时会通知原籍县府，让亲属来认尸。
人们对神秘的坚信和对未知的恐惧，是他们对那些陌生的、外来的人持有怀疑，为任何法师、符咒等超自然的事物冠上嫌疑，个人的恐惧不断加深成为群体的恐慌。官府无论对妖术持何种态度，都不得不重视妖术带来群体性恐慌，以及极易激发的社会动荡。
盛世
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台湾，此后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和平时期，17世纪从美洲引进的新作物在中国的山地上得到广泛种植，西方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盛世。外国财富的不断涌入，社会进入了持续的通胀，经济蓬勃发展，总体上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
承平日久，人口增长进入了爆发期，18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米价也激烈地上涨，18世纪下半叶，白银的大量流入，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随着输入性通胀而来的是粮食价格也缓慢上涨。江南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人口也过于稠密，需要其他省份输入粮食。1768年，输入的白银刚开始缓解人口压力，就发生了叫魂危机。
江南地区长期以来都市经济中心，以纺织业为主，18世纪时就已经发展出庞大的家庭手工业，形成高度商业化的生产体系。双重产权制度（田面和田底）形成，永久租佃权使雇佣劳动广泛出现。政府的“除贱为良”行动，一定程度推进了百姓平等，山陕乐户、安徽伴当、广州疍家等都获得官方的自由身份，劳动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与人口增长同时发生的是移民潮，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移动，大量荒地山地得到开垦，也有大量人口向外国流动。人口流动中有一部分人是流民，如乞丐、和尚、道士，因其四处流动而没有固定职事，他们都极容易被怀疑为妖术士。此外，失业、失地的人，私行剃发为僧的人，政府无法纳入管理，四处化缘的和尚（或者说僧道）可以说就是漂泊流浪的乞丐，而强迫还俗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也有以出家为名逃避政府追捕和处罚，甚至有异言妖术煽惑愚民。扩张的底层群体的侵入了社区，加剧了流民和居民的矛盾，这为叫魂危机提供了环境因素。
威胁
任何统治者都会遇到合法性的问题，特别是外来统治者，满人统治的挑战，不仅来自于是汉人实质的反对，还来自于统治者自我的怀疑和统治集团自身的弱化。清朝并为同元朝一样实行严格的种族分离和分层制度，但还是在多方面使满人具有更高的地位。满人在坚持自己的传统的同时，又推行和维护汉文化和汉制度，满人不可避免地逐渐被汉人同化，而不是相互融合。剃发绑辫，便是满人统治在汉人身体上的体现，这种身体的控制与传统的汉文化相冲突，以此为代表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区别，使满汉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对清政权的挑战长期存在。大兴文字狱，便是消除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并以此为借口清除潜在的反叛分子，让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弘历时期，叫魂案之前就发生了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这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而叫魂案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剪人发辫，是隐含的对统治的挑战。
神秘力量
《大清律例》承袭《唐律》的十恶，即十项大罪不可赦免，是为十恶不赦，其中细分条款包括食人生番、采生折割。中国人崇尚天人感应，君王承天应命是为天子，宗庙社稷的祭祀仪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垄断祭祀和占卜的权力，任何违背官方祭祀的都被视为邪道妖术，通过承认神秘力量的存在来使神秘力量赋予皇权神圣性，垄断对神秘力量的解释，以此获得专属的神圣性，排除其他意识形态对国家统治的影响。此外妖术往往是迷信和残忍的，会煽动和惑乱民众，当对人造成影响的自然现象被解释为神秘现象时，就会引发人们的恐慌，从而引发群体的歇斯底里，进而造成区域性的动乱。
魂魄观念
中国人认为灵魂分为两部分——魂和魄，魂是精神之灵，魄是躯体之灵，魂为阳，魄为阴。魂较为轻盈，是比较容易离开躯体的，魂长期离开躯体被称为失魂，失魂状态的人会显得没有精神和失去理智。人死后，魂便会离开躯体，而魄在入土时才离开，人在受到极大惊吓后魂也可能离开身体，召唤魂归来的仪式为招魂，叫魂也是以魂为目标的仪式，不过与招魂相反，是夺魂或勾魂，即将魂从身体中召唤走。
妖术通过象征物来作用于人，妖术师通过制作人的象征物，或从对象身上获得其身体的一部分（包括头发、指甲、皮屑等）或所有物的一部分（一般为衣服）作为象征物，来施展妖术控制和伤害对象。
和尚会随身携带自己的头发，他们相互交换头发以此结缘，从而扩展自身灵魂的力量。四处游荡的和尚和道士和乞丐一样，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不仅不会亲近他们，反而为他们贴上负面标签。晦气的实质是可传染的疾病，为传染性赋魅，就成为了能与神秘力量密切联系的物质。
人们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因而其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为了使影响导向积极的方面或不遭致损害，反过来依赖神秘力量来保护自己。政府垄断对神秘力量的解释权，严格控制宗教活动，这为皇室的统治提供了保障，叫魂是挑战这单一联系的君权神授，对叫魂的清剿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必然举措。
官僚体系
中国的压力型官僚制度，压力崇尚往下层层传递，官员需要对他们的行政措施负责，因此官僚往往会对信息进行控制，即所谓的欺上瞒下。地方最高官僚是行省长官，如巡抚、总督、布政使、按察使、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都被称为封疆大吏，为了打破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的流官制度使他们只考虑短期影响。在升贬和生死都由皇权决定的社会中，所有官僚的行为都是为了讨得上级欢心，特别是皇帝的认可，行政中贯彻的是皇帝的意志。
常规奏折是由官僚以严格的格式来上报政务，内阁在其上进行票拟作为回应，重大事件则会明发上谕诏告天下。地方长官上报的奏折，皇帝用红笔进行批示，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是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但最后都需要收回朝廷归档。廷寄是皇帝向地方长官发出的秘密命令文件。
帝国中君主占据的重要的地位，是维持国家的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为统治庞大的帝国，君主不得不依赖官僚和官僚系统，而官僚必须向君主表示服从和忠诚。皇帝能轻易决定他人的任免和生死，通过考核和监察，使优质人才向中央聚集，也通过这些人才让皇权向地方延伸，皇帝和臣僚的关系，并非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而是父权制下父亲与孩子的关系。高度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君主的主观意志左右着国家政治，官僚是为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官僚倾向于保守，对非常规事务积极性不高，运动式的治理只有施加压力才能顺利推进，在这项目过程中对结果迫切的追求使压力不断增大。
终结
全国范围内的妖术、剪辫事件，大多都与犯罪无关，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朝廷将叫魂视为政治事件，反而使其成为了真正的案件。压力从上往下传递层层加码，无数的案件严刑拷打嫌疑人，但只会屈打成招，形成前后矛盾、随意捏造的故事。长久以来无法找到关于案件元凶的任何线索，从侧面也说明元凶并不存在，这又反过来给皇帝带来更大的压力，作为推动叫魂案的皇帝无法轻易承认他的错误，这关乎皇室的荣誉和朝廷的权威。为了维持叫魂案的正确性，对“清剿不力”官员进行惩戒，对滥用刑罚的官员又予以处罚，大量的案件被制造了出来，这切实影响了行政体系，最后皇帝表示停止清剿，标志着叫魂案的终结。
总结
孔飞力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制度了解很深，但他依然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距离使他的著作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展现出了其偏见或西方视角。叫魂案对于弘历来说，是由他误判引起的惨案，还是为了清剿反清势力，或是清洗官僚集团，更或是在国力渐衰之下的奋力变革，也无法明确知晓，但可以从中看到传统社会中乃至群体组织中各种严重问题。
叫魂案从妖术事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恐慌案件，直接原因有很多，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的妖术恐慌；二是官僚的压力结构；三是皇帝的统治忧虑。无业流动人口和施展神秘力量的术士大量存在和跨区域流动，成为安土重迁的劳动人民的忧虑来源；妖术恐慌相互传染，进而形成群体恐慌，这与群体动力或群体情感的社会底层逻辑相关；人们对神秘力量的迷信，使他们对不可知的事物赋魅，形成了矛盾的观念，既需要神秘力量的保护又害怕神秘力量的影响；剪除发辫，一方面是人们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损害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清廷统治和君权神授的挑战；官僚倾向于保守主义，不仅在于激励结构使其不敢冒险，而且在于不敢改变现有秩序结构和利益分配，新项目的开展缺乏压力则无法进行；僵化的官僚体系和贯彻皇帝意志的政府系统，进一步推动了叫魂案在全国范围内的作用；皇帝为维护名声和权威，使叫魂案影响范围逐渐加大，成为全国性事件；皇权的专制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为维护权力秩序和差序结构，容易使治理事件容易变成政治事件，进而发展成暴力事件。
在诸多直接原因的背后，根本性的原因还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盛世的即将结束带来持续的财富增长和美好愿景的终结，从物质到精神的相对剥夺，经过群体的放大而形成了群体性事件，叫魂案只是各种群体共同的“出口”而已，群体性事件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化，这是在提醒社会制度改革需要提上日程，否则更多更大更丰富的群体恶性事件就会接连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