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种“无名”——程耳+宫崎骏VS吴青峰

8月5日是我妈妈的生日，也是我姐夫王一博的生日，还是观音六月十九具身成人诞，非常值得庆祝啊。那天晚上参加完广州生日会的我姐，让我去看他的新电影，我突然就想起了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无名》。为什么突然想起，因为我想解读一首歌，这在后面提起，这里先讲《无名》。这部电影讲的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汪伪政府跟随日本对英美宣战，日本象征性占领上海全境。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抗战形势也因此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特科在上海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策反敌人，获取情报，诛杀汉奸，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这不是我概括的，是百度上搜来的，这部电影的剧情我也概括不来，叙事方式很复杂，我也不学电影。而这个剧情似乎和这个名字相去甚远。但关于这个名字的源头，我也联想了一些理由，好像也有两个比较符合官方的说法：

1.剧中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叶秘书”“何主任”“陈小姐”等“姓+称谓”的角色名，即“无名”的第一层意思“没有名字”；

2.抗战中的间谍、情报机关人员都是“无名英雄”，不能将自己的身份暴露，自己英雄的事迹不能被知道，自己的努力总是不换来“名誉”，即“无名”的第二层意思“淡泊名利”。

上面的纯纯个人意见，我也没看制作方采访或解读啥的，但是主观意见足够了。

但是上面这两个理由，在我看来都有一个漏洞——他们不是真正的无名。

第一个理由里，“没有名字”的“名”竟然是处于与“姓”的对立中的“名”，即剧中人物都仅仅是“有姓无名”，而非完全的“无姓无名”，换句话说，他们的“无名”是没有不干净的，保留了一点点，保留了“姓氏”。

这里保留“姓氏”的操作，我不是要说程耳导演有什么前现代封建家族观念之类的——这人毕竟是北京电影学院高材生，拍了不少悬疑片，叙事手法、拍摄等也都偏现代，我愿意相信这位文艺工作者没到那个地步。

既然是间谍，那么我们反而要说，什么都不应当删去。《伪装者》中，“明楼”一角也是共产党在军统内部的间谍，他告诉我们的是，间谍反倒要用尽一切自己的名字，绝对地保留自己的出身、姓名和身份，将自己的所有身份“用尽”，最终在牺牲或胜利时才完全抛弃一切身份和姓名——胜利时，姓名、身份和名誉都不再重要，自己只为自己被隐去的身份“共产党员”而活，而非为了“明楼”或“叶XX”而活。所以，间谍反而不是要隐去姓名，而是要灵活地运用自己的一切姓名，把自己的身份完全地奉献给信仰，而真正“无名”的时候反而是取得胜利之后。

不完全去掉姓名，保留姓氏的操作，反而更显露出姓氏的无关紧要。如果姓氏与自身的身份名义有关，那么姓氏也必须隐去，如果不必隐去姓氏，那么就说明姓氏也是无所谓的、无意义的。

但是为什么要保留姓氏？“姓”与“名”的分离和“名”单独的隐去，竟也能称为“无名”了？既然有姓无名这种操作很奇怪，“用尽姓名”的间谍基本素养又没有体现，那么我们只能说，排除了姓氏的这两层意思，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方面：姓氏为了“姓+称谓”这一种称呼而存在。

这一称呼可不只是为了辨别不同的人物！卓别林的电影中不需要任何名字，但是不妨碍我们看懂整个情节。姓氏的保留绝对是有意义的，因为何主任在回忆广州轰炸时，宁可自称“我何某人”也不说“鄙人”“我”——这个“姓氏”的保留绝对是编剧或导演有心加上的，它就是为了成全“姓+称谓”的结构。

这个结构有什么意义？“称谓”，也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如“秘书”“主任”“队长”，作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男性的“先生”以及作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小姐”等。这些称谓在电影中实际代替了名字而与姓同行，“称呼”成为了人物的真正“姓名”。间谍们运用自己的身份，运用自己这个不需要名字的姓名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说，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用自己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来组织自己的斗争活动（用信息战支撑武装斗争），而保留自己的真实身份于这个虚假的“姓名”之下。

这种保留了姓的操作，这种利用自己“姓”之后的称谓（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行为，是保留了“姓”的，而非全部去掉。也就是说，去掉这种社会关系，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在理想的社会里，人们依旧可以取得自己的新名字；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抛弃了旧的社会关系，我们依旧需要保留自己的姓，或保留一些所有权，在新的社会里占据新的社会关系，面向新的矛盾（这是新的社会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仍然保留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所有权的社会，内部依旧有矛盾，人人依旧有姓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我们需要继续奋斗。

但我们依旧要说，“叶秘书”流亡香港，在香港重新唤回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并且结尾，叶秘书以一种单方面擦肩而过的意味再一次向陈小姐表明自己的存在，让我想到了另一方面，即第二点“无名英雄”。

另一方面，这种“保留了一点点姓名本来的味道，你才知道这有个人”的操作，让我想到了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在与日本军官渡部（这人也“有姓无名”）一同入狱后，告诉了渡部真相，逼迫渡部剖腹自尽，这就说明，即使在过程之中，叶秘书也没有要完全隐去姓名的意思，反而在最后揭开自己的所有行动。这与杀死王队长（王传君饰）之前的“我也是（共产党）”那句话是一样的操作，是多余的一步，即告诉将死之人自己的名字。而相反地，叶秘书在何主任面前却尽职尽责，演到了最后一刻（尽管我觉得那个笑还不够狰狞），让自己成为了何主任心中的真正汉奸。

一种昭告天下的快感，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间谍都会享受——让人死前知道自己的秘密，看到他们的表情，会得到自己表演的反馈，让自己有成就感（“我演的真好，他们甚至丝毫看不出来！看他们惊愕恐慌的神情吧！”）。但结合结尾“那边的先生给你点的咖啡”，这不就证明，叶秘书仍然享受着自己神出鬼没、不为人所知的快感，仍然享受着自己“等待被发现”的期待感，他在等待一种荣誉，等待在新的社会里，他会是英雄，他的“负重前行”能被理解和尊敬，他会投身于黎明，但黎明的曙光需要照在他的脸上、或尸体上。如果这样的人落入敌手，那么他死得不会很干净，他会让他的身份被某个人所知道，不一定是敌人，但一定要有人让他“名垂青史”/“照汗青”。

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我以前也很希望这样（当然，不代表现在不希望，我经常拍照发朋友圈，就是这个意思，摄像头和人眼都是这种中介），但“留名”有什么意思？什么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在政治性的活动中，我们以语言表达着一切，一切都有名字，或名字就是一切，而真正的身体性的活动却一无所是。间谍在完成一切后，得到的成就只能是这个“没有他的参与”的“现状”，譬如叶秘书如果真的“无名”，那么他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留下的只是“中共天才般地预知了东北方面日军的布局并作出反应”的现状，没有一个姓叶的参与其中，叶秘书也只能以秘书的名字继续行动。

因此，我们通过这两点，反而渗透到没有做出说明的“无名”，即第三种“无名”——没有名义。

没有名义，指的是行动不具有合法性，即做事拿不出一个能被承认的、符合社会道德伦理标准的称谓或名号。

比如，当叶秘书枪杀王队长时，王队长以汪伪政府军官和日军走狗的名义，认为自己杀害方小姐（假扮舞女暗杀日本军官的地下党员）是出于忠诚和政治野心，而遮蔽了高度倒错的性欲——好朋友的未婚妻是自己的敌人，这种伦理和法律的高度矛盾让王队长享受到加倍的快感，自己对这个女人单纯的乱伦心理得到合法化处理。对好友的侵犯（甚至说，王队长在那时正是在侵犯自己的好友，想象自己正与好友一次次重合与分离，将自己与好友的异质性在方小姐身上最大地体现。这种异质性让他很恶心，但是这种恶心让他加倍地舒服，他与叶秘书不是在真相揭晓之后，而是在他奸杀之前就已经闹掰了，只是这种矛盾在强奸当中达到顶峰）以及这个合法化本身反倒让这次奸杀加倍地愉悦。这种合法化的操作压抑了无名义的强奸，让奸杀有了名义，但事实上，这场奸杀不过是无名义的，或名义被禁止的（性的）。

而另一方面，叶秘书也将自己的枪杀以“奸杀自己的未婚妻”为名义，而非“伤害了抱有同样理想的战友”和“铲除障碍”为名义，即将自己“地下党员”的名义隐藏了下来。但事实上，这种一层层遮掩的名义就是非常荒谬的。王队长没理由强奸方小姐，正如叶秘书没理由杀死王队长（他杀了自己的未婚妻，但自己的未婚妻确实是共产党员，没有理由动他性命，一般只能选择绝交）。这也是合法化的操作，叶秘书在这里将自己的行动名义成功地给出来了。

因此，我们说，在“无名义”这点上，《无名》也没有尽善尽美，因为叶秘书过于天衣无缝了，所有人都对他的身份感到惊讶，他的名义竟然都解释通了，而不是被看出漏洞。换言之，大家都太相信他了，他最后根本没必要揭露自己的名义，也没必要流亡了。

然而，相应地，我们也有一种非法化的操作，将行动的正当名义取消。

谁还记得“共产共妻”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因为无政府主义工厂主赫瓦多夫混入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提出“共妻制度”，即性的公有制，要求适龄女性（17~32岁）接受性公有化。同时，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并上交自己工资的10%，不能证明自己劳动者身份的则要上交100卢布，上交的钱用于建立和维持“人民繁育委员会”。甚至，赫瓦多夫还用三间大草房实施了这样的制度。

但赫瓦多夫不久就遭到了审判，没收了所有非法所得。而被释放之后，他很快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因为赫瓦多夫就是他们的黑历史。

取消私有制，将一切公有化，但是当性也公有化时，“一切”的公有化都会因为性而被否定。因此，性成为了污名化（去名义化或非法化）的最好手段，只要将最为污秽和禁忌之物抹上去，整锅粥都会失去可食用性，仅仅因为“一切”早已排除了性。

“江小姐”（江疏影饰）的原型郑苹如，在刺杀失败、被捕后隐藏自己军统特务的身份，坚持自己是“不甘被玩弄”才去刺杀丁默邨。当名义必须被压抑时，将非法者作为自己的名号，将自身作为疯子、禁忌者献祭给整个被压抑的活动，这又是另一种操作了，即“名义化”——将被压抑的强行说出来，然后对另一个事物进行更大的压抑。性解放运动将性说出来，结果无意识地却导致了另一个东西的被压抑；二战反战电影将纳粹军官的生活的、具体的真实场景强行说出来，却无意识地压抑着另一些矛盾。

因此，三种“无名”，都不在《无名》之中。无论是“隐姓埋名”还是“淡泊名利”，亦或是“没有名义”，没有一个做全了。要么有姓无名，要么名垂青史，要么有名义，并且没有名义这一问题。

相反，我们来看第四个“无名”——吴青峰对宫崎骏《千与千寻》的发挥。

上面的三个“无名”（“没有名字”“没有名声”“没有名义”），分别从全部社会关系、主体的存在权利/所有权、合法性三个角度讨论了“名”，就是说，都是一种失去，人陷入了“无”的深渊。但对于千寻而言，她的名字被替换了，成为了数字“千”。

吴青峰在《……千与千寻》中写下“我的名字/有时遗忘/变成数字/天秤上衡量”不得不说，这是对这个象征比较好的解读。

“千寻”变成了“千”，进入了汤婆婆的澡堂子，成为了劳动力，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而在这之前呢？似乎小千还享有“千寻”的名字。

但对于这个名字，宫崎骏和吴青峰有不同的解释。

在电影中，若不是与白龙的对话，小千几乎就忘了自己叫做千寻，而白龙则是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汤婆婆通过夺走别人的名字来控制人。”“名字被夺走，就会想不起回家的路，我就一直想不起来。”白龙这么与小千解释。

对于这个神明的世界而言，茯野千寻是一个闯入者，在父母变成猪之后，千寻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变得透明，而白龙对此解释道：“如果不吃这个世界的食物，你就会消失的。”在塞给千寻一颗丸子，让千寻身体恢复之后，他进一步说：“在这个世界没有工作的人都会被变成动物。”

我想，话已至此，不必我解读了，我只需要把情节说出来就好了。

千寻听白龙的话，去到锅炉房锅炉爷爷那里找工作，善良的锅炉爷爷给了女服务生小玲一点贿赂，让小玲带千寻去找澡堂的老板汤婆婆。而汤婆婆本来对千寻说“你又瘦又小，我凭什么要聘用你？”但在千寻的坚持下，汤婆婆给了她一份工作，但夺去了她茯野千寻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千”。而白龙作为经理的角色，则将“有人类臭味的”小千分配在了小玲手下。

小千的第一份工作就非常困难，一方面是由于汤婆婆故意刁难，分配了最大的浴室给小玲和小千打扫；另一方面，来了一个身形庞大的“腐烂神”，正好只能占用这个最大的浴室。而小千在准备这份工作时，以为门外孤单地站着的“无脸男”是客人，就将他放了进来。这位无脸男一直被无视，但小千看到他了，所以他对小千很好，或者说，他开始讨好小千。当小千无法要到药浴的牌子时，无脸男为她偷来了牌子，并且变出了很多很多牌子送给她。千寻用这些牌子把这份艰难的工作完成的很好——这位“腐烂神”不是腐烂神，而是被现代社会的垃圾（如损坏的自行车、电线杆等）占满身体的河神。当这些垃圾被小千发现，被汤婆婆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取出后，他笑道“太舒服了”，扬长而去。而河神在被取出的垃圾和河沙中留下了一些碎金子，作为汤婆婆的员工，服务生们争先恐后地去捡，但汤婆婆用“吃丰盛的晚餐”这一话术，逼迫员工们上交所有捡到的碎金子。而河神对于千寻，则另外地留下了一颗大丸子，长得颇像个土块。

在晚上，一只青蛙（服务生）来到了河神洗澡的大浴室，想从地板的缝隙里找找有没有剩下的碎金子。这是，默默拾起过一颗碎金子的无脸男从浴池中探出头，用变出来的许多金子诱骗青蛙，然后一口把青蛙吃掉了（他的嘴是长在面具下方的，而非面具上或面具后面——面具后面是空的，空虚本身通过面具成为“无脸男”，无面具的它，既非无脸也非男，而有了面具，才有了空虚本身的人格化，并且是男性形象的人格化）。

在吃下青蛙之后，无脸男拥有了青蛙的声音，于是他用金子诱惑另一个巡逻的员工，让大家起来给他做饭吃。无脸男越吃越大只，但食量没有丝毫变小，反而越吃越多，当然，他的金子也是源源不断地抛撒，让全体员工都瞒着汤婆婆，在大白天热火朝天地运营着。

另一边，小千却发现天空中有一条白龙正被一张张纸片追杀，她让白龙躲进室内，将纸片都挡住。白龙很快飞回汤婆婆的房间了，小千因此想去汤婆婆的房间拯救濒死的白龙。而剩下一张完整的纸片则贴在小千的背上，随着小千去找白龙。

去找白龙的路上，小千遇到了招摇过道的无脸男。无脸男用许多金子诱惑小千，但小千拒绝了，并且绕开他去找白龙。无脸男生气了，对赔笑的服务生说“你为什么要笑？你在嘲笑我是吗？”说完就把服务生吃了。人群骤然混乱一片。

小千偷溜进汤婆婆的房间，藏在汤婆婆的孩子，一个巨婴的房间里。而汤婆婆听说无脸男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叫了声“我太想赚钱了，竟然招来了这种东西”，接着就出去了。（“空虚”作为生产的源头，既不断吸收着食物，也不断吐着金子。空虚本身没有声音、不被人注意，而只有通过吃了人，才能发出声音）

小千被巨婴发现后，对巨婴说，她要出去，而巨婴回答“婆婆对我说，外面都是病菌，出去会生病的，你呆在这里陪我玩吧”。千寻回答“一直待在房间里才会生病呢！”接着用血吓哭了巨婴，跑出去看白龙。

白龙已经濒死，汤婆婆走时也说过要处理掉他，但千寻不愿放弃。这时，千寻背上的纸片突然变成了汤婆婆的模样——这是她的双胞胎姐姐，钱婆婆，也是一个女巫。她用魔法把巨婴变成一只老鼠，把汤婆婆的鹰变成又黑又瘦的小乌鸦，而汤婆婆的三只宠物则被变成了巨婴的模样，骗过了汤婆婆。钱婆婆指责白龙为了学习魔法不惜做汤婆婆的走狗，偷走了重要的印章而中了印章上的守护魔法，于是奄奄一息。说完，钱婆婆的身影就因为纸片被白龙的尾巴打碎而消失。

不知碰了什么东西，千寻、白龙、老鼠和乌鸦都掉进了深坑里，来到了锅炉房。

（锅炉房的负责人锅炉爷爷统领着一群搬煤块的小生物，据说是煤灰，千寻刚来时就与煤灰打成一片，很多东西都寄放在煤灰的家里。煤灰没有工资，只包食宿，住的是像老鼠洞一样的地板的洞，而吃的是长得像星星一样的饲料。而另一方面，像小玲、锅炉爷爷之类的员工则有点积蓄，毕竟小玲有去对岸城镇的梦想，锅炉爷爷则外出坐过火车。汤婆婆呢？她的最大爱好是清数她的金银珠宝。）

锅炉爷爷告诉小千，白龙的身体里有东西在吸食着他的性命。小千立刻拿出河神的丸子，塞进白龙的嘴里，希望能有点效果，白龙吃下后立刻将印章连同一只寄生虫吐了出来，小千踩死了小虫子。然后请锅炉爷爷帮助自己去钱婆婆那里，请求她的原谅和帮助。

在前往钱婆婆家之前，小千应汤婆婆要求去找了无脸男。无脸男的身躯几乎占满了一间屋子，他依旧用金子诱惑小千，但小千丝毫不动心，将河神剩下的半颗丸子投进了无脸男嘴里，无脸男立刻开始呕吐，疯狂追赶小千，最终无力地吐出了最后的一只青蛙，然后走出了油屋（汤婆婆的澡堂子），乖巧地跟着小千搭上了访问钱婆婆的火车。

不同于她的妹妹，钱婆婆只有一间小屋，但这件屋子很温馨。小千代白龙归还了印章，也道了歉，钱婆婆领了这份心意，不仅与他们共进晚餐，还叫老鼠、乌鸦和无脸男一起为小千编织了一条发着亮光的发圈，“大家一起纺出来的线，都交织在里面。”钱婆婆解释道。

而白龙也刚好来到门外。小千带着老鼠和乌鸦，跟着白龙回到了汤屋，而无脸男则留下来与钱婆婆一同工作（他在离开油屋后一直很乖巧，尤其在钱婆婆家吃蛋糕时一口一口吃，可爱，想养一只）。“千寻啊，真是个好名字，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字。”钱婆婆最后嘱托小千。

在返程中，千寻想起白龙说过“我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你了”，就告诉了白龙她小时候的经历——她小时候掉到一条河里面，被人救起了。这条河后面变成了大厦，河的名字叫做琥珀川。“琥珀”让白龙想起了自己的名字“琥珀主”，龙的身体消失了，变回了人型，就像大厦被推翻了一般。

白龙在苏醒后就告诉汤婆婆，可以帮她找回她失去的孩子，但条件是放千寻和她的父母回家。汤婆婆在他们回来之后本不肯答应，但看到自己胖得不成样子的孩子稳稳地站在地上，并且为小千辩护，就让千寻从十只一模一样的猪里面选出自己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在这里面。”千寻很快有了答案。

千寻答对了，整个油屋都欢呼了起来。白龙送千寻到路的尽头，答应她，自己找回了名字，一定会回家，和千寻再次见面。千寻走出了神明的世界，父母也不记得自己变成了猪，只有发光的发圈纪念着这次邂逅。

整部电影都有高度的隐喻和象征。宫崎骏面对名字的替换，面对人对“自己”的失去，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希望通过联合大家，一起编织一条发圈。这种联合是巨大的，不仅仅是煤灰、员工和钱婆婆，连被豢养在房间内的巨婴（纨绔子弟）也被策反，最终，连同汤婆婆也不够坚定了。

但我们要说，这未免过于乐观。既没有像汤婆婆一般纯洁地认为“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规矩”的老板，也没有那么轻易被召集起来，一起做同一项工作的环境，也没有这么快就被置入工作中的，不接受无脸男金子的纯洁的小千——别忘了教育！

但无论如何，这种“闯入”和对自己名字的失去是同一的，而宫崎骏对抗它的办法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All for one”，所有人为了千寻的自由而欢喜，但大家除了观念上的改变，整个油屋依旧运行着，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毕竟大家也早已经忘了自己有过另一个名字这回事，也不去向汤婆婆讨回自己的名字。

但吴青峰不会选择这条路。他的路更有意思，但也更消极。

吴青峰是一个加缪式的主体，但他甚至比加缪还要胆小。

在这里说“胆小”不是说他不敢面对恶意之类的，相反，吴青峰对网络上的各种恶意是敢于迎击的，对于生活中的打击也总是勇于面对。（我是他的歌迷，很容易为他说话。）

他的胆小，在于连加缪主体都不敢做，他总是徘徊着，犹豫不决——即使发现了生活的、生命的无意义，也不是像加缪主体那样，如局外人一般，从事着自己的生活并从重复和无意义中创造意义。吴青峰在《冬 未了》中或许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指《未了》和《痛快的哀艳》），但经历了林暐哲这一巨大的打击之后，他的攻击性变强，但内心反而害怕了起来，常常在一些地方退回到小布尔乔亚的形态。

（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林暐哲是苏打绿整个时期的经纪人，被苏打绿认作父亲一般的角色，愿意为了苏打绿的专辑卖掉自己的房子。但在苏打绿休团、吴青峰单飞之后，林暐哲反将苏打绿的所有版权攥在手里，限制其演出，最终甚至将吴青峰和谢馨仪告上法庭。这件事对吴青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失去了这个父亲——吴青峰的父亲在10年代初就去世了。）

当然，在《……千与千寻》中，吴青峰仍然做出了和加缪相似的出路，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催眠大师》中对林暐哲的指控，就指控林暐哲催眠了自己，而自己是受害者和失去自我的、可怜的、空有能力的赚钱工具（“他点石成金/他挥手成风/他为他赚来金山和银山”）。但当吴青峰喊出“把我还我”的时候，他依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分——“还”指的是自己的所有权，而被拥有的“我”要怎么还呢？再者，在MV的拍摄花絮中，吴青峰提到，自己并没有发现催眠大师/布尔乔亚本身也是被催眠的，他也仅仅是这场梦的角色，这层关系甚至是MV导演告诉他的。但对于写出《痛快的哀艳》的他来说，本不应该如此。很显然，他很多创作都已经是发泄了，而林暐哲就从那个温柔的父亲（与吴青峰的亲生父亲相反，亲生父亲是一个冷淡的人，但他去世后，吴青峰依然很思念和懊恼）转变为一个暴虐的、“生你不就是为了来养老吗”的父亲了，于是他的写作失去了靠山，失去了布尔乔亚爸爸的庇护，他成为文化布尔乔亚的底气和立场都没有了，常常在小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两种形态之间反复横跳。

在《未了》中，他都表达了一种观点：对重复的生活和无意义的人生，我们需要自己赋予意义。而在《……千与千寻》中也一样，他对于油屋，对于闯入这个世界，并且必须吃下这个世界的食物以“存在出来”，参加劳动以获得人的资格之类的种种被迫的行为，他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千寻”本身就是答案。

宫崎骏认为，人在被剥夺名字之前，有其真正的或真实的名字，而我们正是要通过大家一起编织的线去走出这个迷宫。但正如吴青峰在某音乐节上说的，这是一首关于冒险的歌，“或许我们就是要不停跳下悬崖直到长成翅膀”。

“千”的背后是“千寻”，不只是说小千本叫做“千寻”，而是说，即使小千出去了又如何？千回到了千寻的原路，但她就“是”“千寻”了吗？千寻，不正意味着她永远在寻找的路上吗？千寻永远在冒险的路上，而从没有“出去”这一说，这是看不到死亡的路，正如西西弗斯的山路。

“創作是尋找自己、尋找自己的名字。”吴青峰写道。他把创作当作寻找的路径，用艺术、文字表达自己，“或許到哪天,你會發現自己是什麼,你會發現鍊的不是金,是自己。當你清楚自己是誰,名字已經不重要了,一切如是:就是這樣而已。”“一切如是”，“我=我”是一场绝对的运动，要用尽人一身的力气、激情和理性。即使“一群斯芬克斯飞过将我炼成一个哲人石”（哲人石，也叫点金石，炼金术认为它能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是炼金术的“万有灵药”），但我们非要用“创作”不断认识自己，不仅仅作为哲人石——我们的创作本身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我们就是为此而劳动、创造，我们就是这场创作的冒险本身，而名字再也不重要。（我愿意把这里理解为后弗洛伊德的，毕竟这人看过。）

当然，上述纯属个人意见，而且本人不比吴青峰好，我也就是个孬种。倒不如说我和他差不多遭遇，而他做得比我更好。

面对这第四种“无名”，最好还是有点“名”、前三种“无名”在当下看来，也挺无用的。当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证明我不比吴青峰好呢？因为我念出庄子的这三句话时，总是会长叹一口气，说：“啊，宇宙瞬间爆炸多好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