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边疆之上》前言
作者简介
Carl·Evans,原新赛普洛斯RNN国家新闻网首席新闻主编,在0145与0148年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两度荣获乌鸦座墨丘利奖,在大部队撤退的情况下跟随新赛普洛斯与戈尔纳克联军的残部全程报道了决定圈地战争命运的马丁内斯走廊战役,与大部分当代记者不同,Carl坚持以自己的古董黑白相机拍摄新闻照片。0170年开始,他从RNN停职休假,以两年多的时间专程前往蛮荒的边疆星区,以旅行之中的所见所闻构成了这部描绘整个银河系风貌的游记。
前言
我又一次自梦中惊醒,望向床顶的天花板及其背后浩瀚深邃的群星,一时不知从何言起往昔,回忆稀薄得像是雾气。
窗外磁力车柔和的嗡嗡声让人生厌,气象卫星调控的绵绵细雨在夜间柔顺的洗涮着大街小巷,共和城——新赛普洛斯共和国的政治心脏——像是一位气质优雅贵妇人,无论何时何地,永远维持着光线靓丽的表象。作为一座精神世界的废墟,她非常宏伟壮丽,浸泡在泪水和酒精里,风雨飘摇,行走于珠光宝气的糜烂盛宴之上,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梦。
这座自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城市被大部分人誉为新赛普洛斯人创造力的丰碑。十三个月的磨砺、来自三十二个加盟州的工人在绿洲平原上筑起了这座未来的共和国政治中心。不假思索的说,我以带着眷恋的病态同这座城市坠入欢乐,就像历史上和现在的那些政治老区一样,共和城永远带着那些商业或者工业城市所不能及的慵懒、平和、自信与得体,以及一些言过其实的审慎魅力。曾几何时,我一直这样坚信着。
当我在纸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边疆地的旅程已经化作两个月前的回忆。这两个月中,一些游记的试发行本已经广泛的送到了整个银河,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不曾设想的。大家对于这本书的喜爱想来并非因为它的风格和体裁,无关乎我的笔触或是心态,而是它的内容。坐拥城市中心地带的市民们迷信于我们的社会系统,认为人类——不论是血肉之躯亦或是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族群,仍旧保持着向上、高昂、近乎于傲慢而夸张的活力,但我在边疆的所见所闻,恰恰证实了最坏的猜想:我们仍旧是那个被困在湛蓝星球上的孩子,即使我们的舰船能够深入银河的边缘、我们的双手能够介入基本粒子之间,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知,仍旧被牢牢的禁锢在二十世纪,禁锢在那个最好也是最坏的年月,在一次一次的循环往复中咀嚼那个浮华年代的一切。
我仍然记得,17年前的夜晚,我在共和城的某一间“政客餐厅”里面见了Booker·Hayden,未来的共和国总统——他那时仍然是共和国军情局的负责人,以手腕阴狠老辣在业界出名。他交给了我一箱来自奠基党党员的心意,要求我对财团在瑟尼娅内战中的行为进行报道、调查,我欣然允诺。Oni-II上三个月的游历如同洗礼,我发表了那篇《对康采恩团体在叛乱中行为的报道》。我以一种稚嫩的愿景对这些报道怀有莫大的期许,但是一切都没有变化:经济联合体在那场战争中验证了他们的战争与殖民方式,摧枯拉朽般地掳获经济殖民地的开发特权,代表着企业而非国家力量的殖民船开进国家所不能触及的边疆,代替国家行使权力、开疆拓土。而这一切Booker明明白白,他并不赞同康采恩们的行为,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利欲望放任他们自流,以至于在他还未被刺杀之前的任期内,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都无法逆转这样的浪潮。
在这种短暂、脆弱而稀薄的和平下,我们在各国的核心控制区吮吸着前线工业殖民地送来的露滴,货架上的商品价格被压到了令人可怖的低价,大型商场里满是雇佣兵集团的招聘摊位,我们天真的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和平的时代——与此同时,电视上仍然在报道着经济殖民地发生的暴动、谋杀和战争,可笑的是,越南战争早就是四百年前的古话,那时的记者认为镜头摄入的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但看看我们现在,另一个世界的讯息在超空间网上触手可及,甚至比干净的水更加廉价,但结果不过一潭死水,从来没有人对那里产生的一切感到关心。
就像言辞消失在风中,无物残留。
这并非指责,也并非自夸,而是简单的事实。
而事实往往重如山崩,几乎无法承受。
在我辞去RNN(共和国国家新闻网)的职位之前,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我和同僚们都如流水线机械监工一样审阅前线记者递过来的资料,从里面提炼出有报导价值的地方,在系统上重新发回给他们修改。我们当然知道那是几千光年之外活生生的人和事,但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这可能更像是谈资、工作,还有某些记者需要面对的困境——所有的选项里面偏偏没有“需要关心”这一项。我们是媒体把关人,首要义务是把自身立场与道德捏成适合的形状,填进虚浮的、符合价值诉求的设想模具,这种模具我们一般称之为公关形象。
我必须承认,在这之前,我已经十余年没有在新闻前线拍过一张照片了。圈地战争时代我曾经能让各大媒体用我拍出来的黑白照片覆盖整个头版,但在这篇游记开始的时间点之前,我的镜头很可能连一些资深的摄影迷都比不过。0169年的圣诞夜,我留在办公室里,鬼使神差地拿起了那架为我带来无数奖项的相机,手指抚摸过机体上的铭文:徕卡M15P MoonChrome,产自2027年,来自21世纪的远古礼物。触摸带给我的感觉是陌生的,好像又感受到了那种青涩但充满生命力的悸动,这悸动是一种呜咽着的渴望,在我骨髓里低吟浅唱——我以前从未在这架相机上体验过这种感觉。
我将相机插上转换器,接进湿件,重新观看来自过去的珍藏。距离最后一次使用它已经过去了十年多,但是我还仍然记得最后一批照片拍的是什么:我们受邀前往穆罗梅茨工业集团建立的第一个“模范殖民地”参观报道,红毯、Limo、酒会,非常普遍的一次“官方采访”,我照本宣科地念完了整本问题集,辞藻从舌头上跳出时完全麻木,浑然不知,虚情假意地同殖民地管理层合了几张影,标准假笑和无从指责的站姿,乘坐悬浮车在街头拍了几张照片就当完成了任务。我一张一张的翻看着那些照片,努力抗拒着十多年来坐在主编位置上养成的“价值眼光”和“职业操守”,那些画面里的人乍看之下笑容满面、穿着得体,但在黑白视界下,他们更像一个个木偶,无神的在街上游荡着,那些画面里你找不到生气。我的目光最后定格在一个人的脸上,那人是所有照片中唯一一个另类——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镜头,眼神中传来的只有疲惫与困惑。
我们缘何堕落至此?我想回到那里找到答案。
在圣诞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向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朋友Hubert递交了带薪休假申请,他没有多问什么,只是瞥了我一眼,就给我批下了半年的假期。
“我的朋友,你看上去很糟糕。”他将数据秘钥发给我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你怎么回事,我希望你在。。。做完你想做的事情以后能重新支棱起来。”我只是无声地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感到如释重负,仿佛青年时期第一次踏进赛普洛斯新闻报社的大门,对未来的期望重新涌入心头,让我忍不住的从大理石磨光的地面上跳了起来。
好吧,就让一切回到原点。背起行囊,是时候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