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鸢剧情推测】广陵王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从《诗经》诠释史说开去：代号鸢部分引用诗句的意蕴
关于up提到的袁基引用《柏舟》这个情节，的确可以解读为不是单纯的男欢女爱，而是有政治寓意的。
我码这篇文章花了差不多一小时，中间是对《诗》诠释史的科普，想要直接看代号鸢中的引用解读可以拉到最下面。
要讲《柏舟》的政治寓意首先得从《诗经》本身说起。
我们目前提到“诗经”这个名称，是有一个“经”的后缀的，这不单单是因为现代汉语偏爱双音节词汇或者原本其名就如此。一开始我们所指的这个“诗经”，名字其实就是“诗”，“经”这个后缀是后来加的，与汉武帝设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尊儒家典籍不无关系。而“诗”的政治诠释则更早，侯外庐先生就指出，“东迁以后………春秋时代的西周文物，已经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思想文物，而仅仅作为形式的具文，作为古训教条，以备贵族背诵……”《诗》在那时候就已经被频频为社交（这里的社交，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贵族宴会、私交等等）辞令引用，包括季札观乐这个事件。这是由于《诗》之义类具有约定性，使得用诗被人们上升为个人品格、社会意志、政治伦理的解读。而又因为古人对于原创内容非常看重，认为唯有圣人才有“著作”的能力，连孔子（孔子在本身生活的那个年代，并没有被奉为圣人，孔子的崇拜是在汉代开始并逐渐达到顶峰的）都说自己“述而不作”，这也就让人们更倾向于用上古经典来阐释自己言论的合理性。
至汉，景文两帝开始设立博士研究儒家典籍，汉武帝独尊儒术，更是推动了《诗》向政治、经学的转身。
司马迁写《史记》乍一看同《诗》毫无关系，但他在《史记》中引用了不少《诗》的内容作为史料补充，《诗》以一种周代历史实录的面目进入到汉代学者眼中，借诗言史、美刺政治的思想也开始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司马迁以史实的方式指出，《诗》是由孔子增删修订的，也就是说，孔子在《诗》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定本作用。这个说法学界有争议，因为论语中已经提到孔子言《诗》时提法为“诗三百”，说明那时候《诗》的通行版本基本上已经固定为这个数字了。孔子删诗的事实姑且不论，我们主要是可以从司马迁的这个提法，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话语需求。将儒家的孔子定义为人们广泛认可的《诗》的修订者，那么尊崇儒家的汉武帝，就增强了自己的话语权力。
到魏晋时期，也就是代号鸢的那个历史时期，由于各地起义、军阀混战，强汉的统一的国家政治思想与伦理逐渐消解，人们都开始怀疑忠于一个王朝的理由了，那么汉代对《诗》经学的诠释就更加站不住脚。这个时期学者们试图合时宜地转变孔子形象、继续维护其权威，将神秘化的孔子重新转变为一个具体化、人格化的孔子。与之同时，文人们认为有必要将《诗》从夸大化的社会功用中解放出来，重构其语义系统，回归到情理、情性中去。
诠释史的科普就先到这里，还有很多细节等我日后有空评论补充吧，我得赶紧写完这个然后去写正经的论文作业（捂脸）
也正是因为汉末乱世引发的文化冲击，《诗》从经学中被解放，文人们努力还原其原本的使用意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代号鸢中男主们频频引用《诗》中章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意，下面简单讲几处我记得的。
首先是《柏舟》。代号鸢其实引了《诗》的两首《柏舟》，刘辩的“之死矢靡它”是《诗经•鄘风•柏舟》，而袁基的也是《诗经•邶风•柏舟》。其中，前者的原文较短，所以我贴在下面：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首诗讲的是一个少女看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年，但她的情感被母亲所不许，于是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之死矢靡它”，除非死了，否则非他不可。我们可以看到，从剧情来说，刘辩的母亲何太后也的确对主控有些不满，儿子很喜欢她，但何太后认为她撑起广陵王的身份四处奔走为了事业毫无意义，不如直接嫁入刘辩的后宫。这和鄘风柏舟的诗句含义有着微妙的重合，母亲并不认可孩子的选择，但孩子誓死也要守护这份感情。鄘风柏舟中没有提到母亲在孩子发誓“之死矢靡它”之后的反应，但代号鸢剧情中，何太后见刘辩这么坚决，给出的反应是催主控别挣扎在广陵王那个身份了，直接嫁了满足他儿子的执念。这个做法还是有点“不认可”的意思，因为刘辩爱的是就是那个以女子身份而不服输，承担起一个男子也不一定承担得起来的身份，为了天下事业努力奔走的广陵王，而母亲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眼光，认为女子直接嫁人比较要紧。
而袁基剧情引用的《诗经•邶风•柏舟》，则不像上一首那样普遍被承认为是爱情诗，在邶风柏舟的诠释史中，认为这首诗为政治隐喻诗的不在少数。这是由于，邶风柏舟的语言比起鄘风柏舟更加温和，鄘风柏舟直接不管不顾地喊出了“之死矢靡它”的爱情宣言，很难再作政治解；而邶风柏舟则更接近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教要求，有幽怨之音，无激愤之语。再加上中国古代君臣-夫妇一体的独特文化象征结构，这首诗的许多引用都是政治意味的，即“仁人不遇”和“一心向主”。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古诗的“双重性别”，作诗者、引用者如果是男性，那么除了字面上的哀叹爱情，人们还会自动地将其与男性身份代表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从作者本义上，这在中国诗歌创作史的确很普遍，比如屈原带头用香草美人意象哀叹士不遇。在接受史上就是刚才所说的。而且我们在前文也说过，汉代开始主流带头对《诗》进行政治诠释，虽然随着汉末社会崩解，这个诠释也随之不再稳固，但文化心理不是一段时间就能彻底消失的。也就是说，认为邶风柏舟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是有充分的文化心理凭借的，而不是胡乱解读。袁基作为世家长子，自幼接触这些正统解读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他本人的性子也更像邶风柏舟那种相对温和敦厚的风格，沉得住气，和刘辩那种被压抑而导致触底反弹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不会那样激烈地张扬我就是爱情，我纯粹地爱你云云。他会走一步想十步，广陵王既是他钟情的爱人，又是他看中的明主，而且他相信广陵王的聪慧，能够解读他曲折的心意，那么选择邶风柏舟去表达这双重含义，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且柏舟前面的剧情，有广陵王因为汉室衰微被嘲讽，袁基为其解围的情节，所以将“我心匪石”理解成坚定的支持，也是合理的。
两首《柏舟》，分别和两个男主不同的性格、处境契合，真的非常有意思。
先写这么多吧，我真的要写论文作业去了………（哭哭）有空我会回来补充的。大家也可以在这条下面留言相关问题，我有空会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