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界冲突

（一）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后初步确定两国边界的走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后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自19世纪末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9年4月23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的7300余公里边界基本确定下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7月25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 ，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

（二）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时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时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这实际上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

（三）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下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代表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

（四）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政权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苏联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处理两国政治关系的协议，同日生效。协定共15条，附声明书7个，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致苏联代表加拉罕函、苏联代表加拉罕复顾维钧外交总长函2封，议定书1项。主要内容有：两缔约国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两国政府允于该协定签字后1个月内举行会议，商定一切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本着平等、相互、公平的原则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1919年与1920年宣言时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概为无效；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的主权；

（五）两国政府互相承担义务，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的各种机关或团体的存在及举动，彼此不做有损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利益的宣传；两国政府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两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的航行问题按照平等、相互的原则，在举行会议中加以规定；两国政府在举行会议中按照该协定规定的原则来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的一切租界等特权及特许，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允诺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两国政府允在举行上述所定会议中订立商约时两国关税税则平等。该协定的签订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苏联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声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由于北京政府内部动荡，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拟议中的中苏会谈未能如期举行，该协定被长期搁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

（六）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边界冲突的隐患。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毛泽东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

（七）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但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这是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八）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时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在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充分表明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

（九）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 。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蒙古、西藏和新疆。”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中方伤亡比对方少，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十一）在1969年3月15日的战斗中中方军队将一辆已经侵入中国境内、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击毁，迫使其乘员弃车，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上校阵亡。1969年3月17日为争夺坦克，双方互对炮击，但均没能将辆坦克拉回。1969年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江。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在3月的冲突中中国部队阵亡29人、伤68人、失踪1人，苏联方面阵亡不详，伤94人。整个事件中国部队共计阵亡71人（包括在4月之后的T～62坦克争夺过程中阵亡的42人），中国政府于1969年5月24日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塔斯提事件又称孙龙珍事件，1969年6月10日中苏边界西部地区的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巴尔鲁克山），苏联边防部队阻挠中国牧民的正常作业而引发冲突，中国牧民孙龙珍（女）被苏军开枪打死。附近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还击，冲突升级。

（十二）1969年6月10日苏军入侵中国塔城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正在放牧的161团职工张成山，已有6个月身孕孙龙珍和战友们赶去营救时被苏军子弹射中牺牲。排长李永强带领塔斯提边防前哨班的战士奋起还击，6名苏军被当场击毙。苏联方面6人死亡，数人负伤，中国军队无一伤亡。随着东部边界的冲突，紧张的局势蔓延到中苏边界的西部区域。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青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1969年时属于抚远县管辖）。苏联方面一只巡逻艇沉没。一人死亡，三人负伤。双方政府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抗议照会，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1969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两个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其中一支巡逻分队28人（包括3名随军记者）被围全部阵亡。中国部队阵亡28人，被俘1人，后被遣返。苏联方面阵亡2人，伤10人。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因为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十三）1969年8月13日中国一支边防巡逻分队进行日常巡逻，行至铁列克提遭遇前苏军数百人的伏击，经过4小时激烈战斗后中方巡逻队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苏军控制铁列克提地区，这就是中苏铁列克提冲突事件。赫鲁晓夫上台后公开否认斯大林的一切成果，提出“和平过渡”，中苏双方开始产生分歧。赫鲁晓夫执政（1953－1964）后期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恶化，撕毁两国签订的协议，中止援助。在共和国困难时期要求中国偿还项目资金，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用的苏造飞机、坦克、枪支弹药、装备、物资。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任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意图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演变成两国的军事对峙和局部军事冲突。他任期间曾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并已挑起边界事件1700余起。1969年3月2日苏联方声称有中国人悄悄潜入珍宝岛，打着维护领土完整的旗号派遣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中方早已知悉苏联的狼子野心，派遣军队在岛上设下埋伏，交火过程中打伤苏军数十人。冲突结束不过半月，3月中旬苏联再次挑衅，这次苏联大张旗鼓，不仅派遣正规军，还携带大量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坦克以及新研制出来的火箭炮。中方军队被迫反击，装备以反坦克炮和无后坐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为主。虽然装备不及苏联，但解放军们顽强拼搏，将损失降到最小，最终成功击退苏军的进攻，掌握珍宝岛的控制权。

（十四）兵败珍宝岛后中苏关系越发紧张，面对珍宝岛造成的“巨大损失”时莫斯科方面更是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1969年8月13日7-8时苏军先后出动2架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沿边境低空侦察。9时15分中国巡逻组在原副站长裴映章同志的率领下出发巡逻，当他们还未到达边境巡逻线，苏直升机就在头上盘旋。巡逻队向指挥所报告：“认为苏已发现我方行动，请示改变巡逻计划。”指挥部请示新疆军区，军区指示按原计划进行。巡逻组进入边境一线巡逻，苏开枪射击，巡逻组第二次报告苏已开枪。指挥部下令巡逻队继续前进，那是一片开阔地、9时50分敌人轻重机枪一切开火。巡逻组速向中路掩护组无名高地靠拢，与其汇合展开自卫还击。苏发现无名高地掩护人员，苏军步兵装甲车协同，反复冲击无名高地，被击退后改为使用车载火炮远距离射击。12时苏军装甲车开上无名高地，其间中方的掩护组曾经试图接近无名高地增援，但因被苏军火力压制而行动未果。据称苏军是到15时30分才完全占领的无名高地，此前于14时30分停止射击，也就是说至少在12时到14时期间无名高地上仍有剩余的个别战士在做最后的抵抗（据其他分队观察称11时无名高地上就仅剩下中方几个人而已）。战斗中前沿指挥所请求乌鲁木齐军区重火力支援，上级指示：“坚持到晚上九点，炮兵部队就能赶到。”在中方无名高地部队遭到重创后北路掩护组副连长肖发刚带领的预备队发起3次进攻，营政委蒲齐武命令肖副连长一定要炸掉苏军装甲车，肖连长向敌冲击时右腿中弹，苏军火力密集猛烈，中方无法接近苏军。巡逻组和无名高地掩护组的20人，除两名重伤被俘，其余人员全部牺牲。

（十五）其中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像记者温炳林和战士袁国孝受重伤被苏俘到苏境内，记者躺在担架上挣扎着对刚刚苏醒的袁国孝说：“小伙子，要坚强，胜利属于我们。”记者因失血过多，苏方又没有及时抢救而壮烈牺牲。躺在担架上的袁国孝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头上当场昏迷不醒，被苏军抬到火车站时方才苏醒过来。1969年9月上旬苏联总理科希金访越问越南，13日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缓和边境局势双方达成谅解，经过多次交涉后苏方同意9月18日将19名中国军人的遗体就地交还我方。在移交现场上苏方还说在不远的石头山上还有中方两名军人尸体，但中方到现场后只见一具尸体。9月19日苏方将中国军人遗体装入棺材移交中方，中方将遗体转入自备的棺材全部运回，苏方棺材就地烧毁。这些烈士遗体大都安葬在托里县烈士陵园，部分安葬在塔城烈士陵园，9月22日苏方才将袁国孝通过巴克图会晤交回中方。中苏爆发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后外国人就知道了。”

（十六）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与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时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时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突击性临战阶段。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十七）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

（十八）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机场会谈"，双方达成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

（十九）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冠华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时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时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二十）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外交上的主动权。1971年以后毛泽东也清楚看到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过火分析和国内政治需求而坚持不能对苏缓和。1971年9月林彪夺权阴谋失败后飞逃苏联中途摔死更使毛泽东认定苏联是中国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胁。苏联通过林彪事件更认定中国存在“内部危机”，长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泽东，为此继续保持压力。中俄的历史档案都证明双方均无意同对方打大仗，却因苏联总想改变中国政治走向，毛泽东又针锋相对地斗争，两国便陷入长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边界冲突的危机虽得到控制却无法消除。直至中苏两国通过改革都改变原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平等方式相处。1986年苏联领导人又公开同意边界可按国际惯例以主航道划线，军事紧张局势便自然得到缓解。

（二十一）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边界问题也通过协商得到解决。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都公开认为过去关系来华各自都有责任，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总结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国被沙俄占去大片领土以及苏联对华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当年激起中国领导人对苏强烈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中苏边界冲突导致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瓦解。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局面时中共中央开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毛泽东打破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此次的外交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最后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通过划分三个世界来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珍宝岛战役

（一）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县（今虎林市）珍宝岛乡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为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中国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进行打鱼等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中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武装入侵活动，苏联却置若罔闻。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密切，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 但在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所有专家，中止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一倍半。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且多半是由苏联挑起。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部队大批武装人员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和撞死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渔民9人。

（二）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中苏交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1966年1月苏蒙签订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军事威胁。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则可攻击中国全境，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1966年3月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毛泽东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进东三省和新疆，从外蒙古打进北京。”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领导人的刺激尤甚，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珍宝岛地区反干涉的方案。

（三）1968年12月27日苏军75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分乘7辆装甲车、卡车和吉普车侵入珍宝岛，打伤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1月4日中国军队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中国军队人员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中国2名渔民。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军队边防人员，围攻、毒打中国军人，打伤20余人，其中重伤9人。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并打死、打伤6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顶住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其进攻。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中国边防部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当时在两国发生冲突的珍宝岛地区中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

（四）尽管中国方面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是中共中央进行边防斗争的决心却坚定不移。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时全国开展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据当时宣称有1.5亿人以上，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战备状态。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中（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1968年开始中方准备在中苏东部边界进行武装行动，1969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珍宝岛反击战”，为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定基调。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列开战斗队形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并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一个小组侧后穿插。入侵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1个多小时激战后中国边防部队击退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1969年3月15日凌晨苏军边防军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某部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登岛与入侵苏军形成对峙。

（五）8时许苏军发起攻击，冷营长沉着指挥，坚守有利地形，指挥部分兵力分割苏军，经一个小时激战后打退苏军的进攻。 9时46分苏联边防军在炮火掩护下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接近，从南北两侧发起攻击，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叉，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坚守在2号阵地上的无坐力炮班长杨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苏军，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使其一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坏。杨林带两个炮班机动射击，他连续击中3辆装甲车，但他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而壮烈牺牲。13时35分苏军边防军纵深炮火猛烈袭击中国防御阵地，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炮击2小时后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割其步兵与装甲、坦克联系与苏军近战，减弱其火力，粉碎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次日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共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保卫珍宝岛，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德莫克拉特·弗拉基米罗维奇上校阵亡。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向岛上铺设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并拖回被中国边防部队击坏而滞留在江叉的一辆T-62主战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击毙苏军边防部队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被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六）1969年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较为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江。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在珍宝岛冲突中双方都动用正规军，尤其是苏方甚至动用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1969年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1969年3月2日的自卫反击作战击毙苏军31人、打伤14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战斗中中国军人牺牲20人、伤35人，另有1名通讯员失踪。1969年3月15日的激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抗击苏军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的轮番攻击，激战9个多小时，历经6次较大规模的炮战，粉碎苏军3次冲击。共击毁苏军坦克1辆、装甲车8辆，击伤坦克、装甲车5辆，击毙苏联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杨辛中校等60余人，打伤80余人。中国军队牺牲12人，负伤27人。1969年3月17日至4月2日争夺苏军T-62坦克的作战行动，中国军队发射炮弹1900余发，击毁、击伤敌坦克各1辆，打死、打伤苏军步兵30余人。整个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军毙伤苏军230人（苏联公布的苏军伤亡数字为152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中国军队阵亡71人（统计至1969年11月为止），68人现安葬于宝清县珍宝岛烈士陵园，齐齐哈尔的西满烈士陵园里有2位，十八站烈士陵园有1位。

（七）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苏联还与美国联系，试探性的提出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苏联同时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并且妄图在共产主义大会上驱逐中国共产党并孤立中国。1969年6月后苏联继续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冲突不断。1969年8月13日出动上百名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侵入中国新疆边境，制造铁列克提事件，导致中方38名士兵牺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1969年5月24日的声明中指出：“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而今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来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声明再次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全盘主张。中国政府认为应当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另订平等的新约代替不平等的旧约，而不是就“核定中苏两国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鉴于苏联不断挑起边界冲突时该声明指出：“为了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中苏边界上的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小战、大战、核战是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建议：“双方保证维持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段，双方边防人员不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双方保证避免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八）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当局为了使边界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仍采取一系列步骤：在舆论上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苏联所谓的“柳条边”是清朝地方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猎、放牧、采人参，苏联政府随意举出此例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边界实是缺乏历史常识；在军事上继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派兵遣将，由1964年的70万人增加为114万人。其中战略导弹基地为33个，约10万人；陆军师64个，约80万人；空军飞机3400余架，约12万人；海军舰艇800余艘，约12万人。苏军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1969年6月曾在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等4个军区的范围内进行方面军规模的演习来炫耀武力，进行侵华战争准备；在边境冲突上将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6月10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先后侵入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强行驱赶中国牧民的羊群，野蛮殴打、捆绑中国牧民，开枪打死怀孕牧工孙龙珍，中国边防部队在对其发出多次警告而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九）8月13日苏军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和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侵入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副连长杨政林指挥巡逻分队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4小时，虽然打垮苏军的3次冲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阵亡。在这次事件中苏军还打死中国民兵3人，打伤前往增援的中国边防战士12人。在苏联军方中以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使用核武器，达到所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目的。苏联政府本来自恃依靠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苏军在中苏边境打几仗就可以威慑中国政府接受它的领土要求，没想到中国并未屈服。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便玩起另一手：试探从外交上取得进展。从1969年3月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国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急于同毛泽东通电话。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也几次找中国外交部，声称：“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中国鉴于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移动，并侦知苏军后方在催他们的前沿加紧准备行动，判断苏军有可能强占珍宝岛，其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因此中国政府确定：“着即加强中方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面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外交部所拟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后他指示道：“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十）由于苏联方面言行不一，缺乏解决中苏争端的诚意，虽有外交接触与磋商，实际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为了结束敌对态势，实现睦邻友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关注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举动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化解争端，随时准备与苏联就一切问题进行谈判。1969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前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经北京时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同意这一要求。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进行3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一些谅解，主要是：举行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要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副部长伊利切夫。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对于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出尔反尔、拒绝履行，一口咬定中苏边界不存在争议地区，不同意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反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甚至根本否认周恩来与柯西金经过会谈对这些问题所达成的明确的谅解。由于苏方代表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一客观事实，谈判未能取得进展。

（十一）自1978年7月以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处于休会状态，这样长达9年时间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结果，这是继1964年之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第二次失败。在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期间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继续不断地制造边界武装骚扰事件，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和伤害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1978年5月9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18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30名苏军登上中国江岸，还打伤中国居民。1979年6月30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新疆领空，1979年7月16日苏联军人在新疆塔城县铁尔沙地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对这些事件时中国外交部分别发表声明和向苏联使馆送达照会，表示强烈抗议等严正态度并进行交涉。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这一基本战略态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始终未变，鉴于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顽固态度和在中国边境一再制造争端的事实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对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2004年中俄也达成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时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这个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确认，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

（十二）在国防建设上珍宝岛作战也产生诸多影响，珍宝岛事件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苏联的战争企图，此后中俄两国的态度都发生转变。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中俄双方不断加深联系，现互为战略伙伴关系，此举不仅促进双边关系良好发展，更为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为造福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远远超出两国国家关系的范畴，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世界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邻国、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坚持睦邻友好、战略协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俄关系的升温，中俄边界勘定、中俄东马格拉2.16边境冲突事件进行低调处理，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珍宝岛作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如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这刺激中国坦克和反坦克技术的大发展。中国开始进行重点进行打坦克的训练，军工部门则组织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火箭筒、105毫米无后坐力炮等一系列应急装备首先投产，其后一直到80年代。红箭-73反坦克导弹、86式100毫米反坦克炮等都能够有效对付苏军T-62坦克，基本解决当时的战备需要。

（十三）中国军队在冲突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在事后得到较好的解决，尤其是当时非常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手段，而经过多年的奋起直追，中国的反坦克装备和技术储备已位于世界前列。对于世界而言珍宝岛事件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的战略盟友，成为中美关系转变的拐点，促进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加重，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中美苏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世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全球格局多极化时期中俄如今已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为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珍宝岛作战胜利证明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反侵略战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面对强敌的战争威胁时敢不敢奋起抵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抉择问题。珍宝岛战斗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和平环境下仍然保持战斗队的优良传统，显示这支军队足以抗击任何入侵之敌的决心和能力，如建国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越西沙之战、中俄东马格拉2.16边境冲突事件。中国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不屈不挠的新中国，面对强权毫不低头。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也让世界意识到仅靠战争手段很难征服中国，直接遏制阴谋家的战争企图，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中美建交

（一）1972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谈判，使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从而结束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住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1971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就美方提出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给美国政府一个答复：“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时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尼克松总统于同年5月中答复说：“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赴华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

（二）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讨论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7月16日发表《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基辛格秘密访华指的是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道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的一次秘密访问。1971年中美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中美两国都需要加强两国的沟通和交流。但是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分属于两大社会阵营等原因，中美的交往不能贸然进行，要有所准备和铺垫。所以为了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的就是为尼克松访华探路，准备前提条件。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二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三）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他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请叶海亚·汗作中介人提供协助，叶海亚·汗欣然表示同意。不久叶海亚·汗到中国访问，11月10日他同周总理单独会见时传达尼克松口信，说尼克松要走向同中国和好，愿意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美国希望在高一级进行秘密对话，并准备派一名高级使节人士和墨菲、杜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主要顾问基辛格前往，他迫切等待中国的答复。周总理于11月14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中国商谈，时机可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叶海亚·汗回国后即派专人将周总理的答复口信（无头衔、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派专人送给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嘱其口头转达给基辛格。不久基辛格答复，美国同意接受邀请，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存在于美中之间的名种各样的问题。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7月1日开始他的“波罗”行动。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四）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三天，到曼谷停留一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了不使印度不高兴，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两天。但为了秘密访华他在8日晚宴上，伪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特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摆脱记者的追逐。”基辛格在九日凌晨四时半同章文晋等陪同乘巴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当天12时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总理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来华，11日12时离京，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时间非常紧张。9日16时周总理去钓鱼台五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去时基辛格已率美方全部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基辛格见到周总理顿时有点紧张、拘束，周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后就入座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章文晋等，美方参加的有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斯迈泽（主管印支事务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等。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周总理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总理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继而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五）然后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周总理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给了他们两个任务：一是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谈了：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他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及夫人急忙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结束20多年的隔绝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

（六）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着重讨论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后终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联合公报在阐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还认为大国相互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于台湾问题时中方在《联合公报》中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七）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时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联合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并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艘大船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各自转个180度大弯，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启发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意义重大，这使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加强，关系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使中国不再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不利局面，在实际上结束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决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八十年代末苏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影响。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日益重要。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大，从美方来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冷战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契机。1966年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时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接受这一条件。1966年7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九）1966年3月威廉·富布赖特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在中国方面苏联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担心增大，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公开把苏联视为比美国更大的威胁。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并在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达到顶点， 两国都在共同的边境地区大量陈兵。尼克松注意到这一点，他把中苏分裂看做是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之一。当尼克松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压力实行美国逐步从越南脱身的计划时中美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减轻了，实际上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越南后的亚洲》的文章，他强调：“将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可能是很有限的，美国不应当把中国永远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接受亨利·基辛格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二战后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由美、苏、中、日、西欧五种力量组成的多极结构，美国应在这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中利用中苏分裂，并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十）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在宣誓就职仅仅12天之后就要求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同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某些对华贸易管制，并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不久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970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宣布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中国领导人注意到这些迹象。此时中苏之间的严重对抗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中国因此面临着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重大的战略决定：尝试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对于中国来说更危险的敌人——苏联。1970年10月1日中国向美国发出一个和解信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安排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并表示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抓住时机，作出决策。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10~17日访华，以此表示中国对同美国交往的诚意，也因此打开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推动世界形势的发展。乒乓外交是指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此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十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政策，两国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越南战争泥淖的困境，改变当时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谋求发展对华关系。1969年8月尼克松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要与中国和解，同年年底中国方面作出相应反应，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松动。1971年春正当两国领导人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酝酿美国领导人访华的时候，3月底、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作出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先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中国，打开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在第三十一届乒乓球赛举行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在比赛结束之后希望到中国访问。消息传回北京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1971年4月6日比赛已接近尾声，毛泽东主席断然改变原意、作出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团长和运动员科恩、雷塞克等人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对访问作了具体安排，指出这次访问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十二）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等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同美国代表团进行长时间谈话，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举行友谊比赛。美国朋友还游览长城，参观清华大学等地。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首脑发出访华邀请，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启程来华，21日到达北京，成为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在任总统。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在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之后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抵达北京，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意见。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成为第一位访美的新中国领导人，此前已经有14位美国领导人访问过中国。访问的7天中邓小平在美国多个城市掀起“邓旋风”，推动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乒乓外交”的历史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它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乒乓球协会就邀请中国参加名古屋世乒赛同中国乒乓球协会达成一个会谈纪要，其中包括日方从一开始就主动提出的承诺，即遵守周恩来总理1958年7月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也就是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关系的恢复。纪要签署后的第2天（即1971年2月2日）的《朝日新闻》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方面承认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

（十三）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推动中美这两个冷战对手走到一起，1971年7月8日亨利·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一个新的篇章。经过中美双方的频繁磋商和精心设计后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实现其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尼克松在次日与周恩来会晤时私下保证美国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支持任何可通过谈判达成的“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著名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尼克松访华也标志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失败，中美两国关系的和解极大地缓解来自北方的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推动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从此中美两国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通向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在中美高层官员的互访基础上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得以开启，但两国的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仍然受到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毛泽东时代后期相对封闭政策的阻碍，此时两国关系的核心可以说是联合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时曾许诺如果他能得到连任，他将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十四）然而，无论是尼克松还是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们都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也追求同苏联的缓和。尼克松在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忙于同苏联达成关于核裁军的各种条约和协定，美苏之间开始另一个缓和阶段，这些引起中国的担忧。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状况都阻碍中美建交的进程，到1976年中国的周恩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在美国的水门事件之后接任尼克松的福特总统也面临着新的大选，当两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了。中美两国在共同努力下克服巨大障碍并达成妥协，于1978年12月1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基础，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日趋成熟。中美建交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结束长期的对峙，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提高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中美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3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卓有成效，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

（十五）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的决议，该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主要内容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提案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发起，故又称为两阿提案。1971年7月15日17个成员国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加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并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依法所应占有的席位自从1949年以来就被系统操纵的排除在联合国以外。”1971年9月25日23个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决议草案A/L.630以及附加文件1、2号，这23个国家中包括15日提议将该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17个国家。1971年9月29日22个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另一项决议草案A/L.632以及附加文件1、2号，该决议草案提议：任何试图剥夺“中华民国”代表权的提案都是涉及联合国宪章18条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三分之二的会员国赞成方可通过。 A/L.632草案及附加文件1、2号在1971年10月25日的表决过程中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而未获通过。1971年10月25日美国提议：“将决议草案中‘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作为另一项议案另行表决，这一提议如果获得足够的赞成票，将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同时中国台湾地区仍然保持其联合国普通会员国的席位。”这一提议在表决中以61票反对、51票赞成、16票弃权的结果未获通过。

（十六）中国台湾地区代表发言时表示：拒绝A/L.632草案及其1、2号附加文件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开除会员国有关规定的行为，中国台湾地区代表团决定就此退出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19日至10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期间有70多国参与关于中国代表权辩论的发言，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26日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赞成票：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不丹、博茨瓦纳、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加拿大、锡兰（斯里兰卡）、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刚果、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瑞典、叙利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国、坦桑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十七）反对票：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中非、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达荷美（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加蓬、冈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象牙海岸（科特迪瓦）、日本、高棉共和国（柬埔寨）、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耳他、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巴拉圭、菲律宾、沙特、南非、斯威士兰、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乌拉圭、委内瑞拉。弃权票：阿根廷、巴林、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斐济、希腊、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黎巴嫩、卢森堡、毛里求斯、巴拿马、卡塔尔、西班牙、泰国。未投票：阿曼、马尔代夫、中国（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台湾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是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的决议，当时代表中国的台湾的所谓中国台湾地区代表在表决结果揭晓前即步出会场，此决议案影响海峡两岸政府在联合国的席次地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主张的“一个中国”依据，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争取再加入联合国的主要争论点。这一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十八）随后联合国相关专门机构以正式决议等方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如1972年5月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第25.1号决议。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时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新华社的《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大意义》一文中说道：“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绝非偶然，这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非法剥夺22年，然而这22年又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22年。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独立并加入联合国，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时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这股正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美国在26届联大上顽固地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基辛格博士1971年7月秘密访华，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行动有力地促进恢复中国代表权斗争的胜利。联合国需要中国，联合国是以自己的普遍性而自豪的，然而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不在联合国里，联合国有什么普遍性可言？世界面临着众多的问题需要联合国发挥作用，如果联合国缺少中国这一块，显然在应对世界上大的问题时缺少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