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之治 第十五节 疥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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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太康二年，侍御史郭钦的一封奏疏，揭开了这个帝国奢华下的隐患。

“胡人自古就是很麻烦的问题。在曹魏时期，人口过少，以至于西北地区都成为了胡人居住的地方，甚至在京兆、魏郡、弘农这样的内地都出现了大批胡人。尽管现在胡人还服从统治，但数百年后，胡人的骑兵可以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出三日就能抵达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这些地方就全是胡人的地盘了。”

其实从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迁开始，南匈奴依附汉朝后，逐步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代郡等地不断南迁，到西晋初年，并州的平阳、太原、上郡这些地方已经存在着大量南匈奴人，他们的首领刘渊和太原本地的士族打得火热。太原王氏的王浑甚至和刘渊当上了朋友，哪里还用得上数百年？

郭钦进一步建议：“应当乘着灭吴的威势，依仗谋臣良将的策略，用军事手段将北地、西河等地的胡人迁徙出去，并恢复上郡，进一步募集犯死罪的人口加上三河三魏的士家以充实平阳以北的北地、西河诸县被迁徙出去的人口，慢慢恢复到之前华夏对四夷的防备，不让他们进入中原，这是长久的策略。”

数年后，一位担任太子洗马，叫作江统的官员针对这个问题，写出了一篇更加著名的文章——《徙戎论》。

两篇文章大意差不多。

“胡人和华夏生活习俗不同，自古以来，贪婪残暴的他们在弱势的时候臣服，强势的时候就侵扰华夏。所以有道之君都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防备，以使国家安宁。马援、曹操都曾经迁徙胡人到内地作为可用人口，现在已经展示出这样做的弊端了。关中地区，是帝王所居的地方，没听说过胡人应当在这里居住的。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应当乘着兵威将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地的羌人；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全都迁徙出去，给他们发放路费，让他们以部族的形式集体迁徙，尽量减少他们的抵触心理。只要胡人和晋人不居住在一起，就不会产生大祸害。”

无论是郭钦还是江统，都点出了晋王朝面临的现状：胡人不断内迁，已经十分接近中原腹地，应当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长久以来，中原王朝的士大夫们一直探求着和这些“蛮夷”的相处之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华夷之辨”的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文明高度发展的华夏居中，夷、戎、蛮、狄分居四方。这种“五方格局”已经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儒家士大夫们为了维护礼乐有序的华夏文明，避免披发左衽的夷狄文化主导华夏文化，他们对于“蛮夷”的内迁多持排斥态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郭钦和江统进一步提出应当对内迁的胡人采取“迁徙”的手段，区别是，江统的论述是只停留在了纸面的呐喊，而郭钦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案。但无论是郭钦还是江统，他们的主张都没能被采纳。后世经常因此批判晋王朝统治者目光短浅，导致了之后神州陆沉的悲剧。

但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胡人内迁是历史的必然性所造成的。游牧民族本就内部动荡，频频造访的外部天灾更是雪上加霜，为生存发展的需要，他们天然地会寻求更加富庶的土地以求生存，而拥有富足生活资料的中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中原的土地上也同样会经历天灾人祸，这些情况都会带来人口的大量减少，而内迁的胡人可以填上减少的人口，作为这片土地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胡人首领所掌控的军队，也能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所能使用的强大军事力量。

简而言之，中原王朝与胡人之间的交往是历史上的必然，没有任何文明是通过自闭来进行发展的。

胡人内迁直接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许多胡人也接受了华夏文明的教育，在生活方式上也逐渐向华夏文明靠拢，此时中原王朝的北方大地上，已经生活着大量胡人，但他们也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习俗，这便会在许多方面产生冲突。

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受到影响，东汉王朝此起彼伏的羌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羌乱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东汉朝廷采取的高压政策所导致的（详见《太康之治 第五节边患》）。

如果，你是羌人一支部落中的牧民，为了追逐更美好的牧场，你来到了陇西地区。有一天，你骑着马赶着羊到草原上放牧，突然来了一支汉人军队，将你们一家和部落中的其他几百人迁徙到数百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你们举目无亲，身边没有多少熟悉的人，面对着语言不通和汉人官员的压榨，你的内心一定会暗暗埋下仇恨的种子。

但东汉的官员们也很苦恼：内迁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和这些麻烦的羌人不一样，他们会主动和朝廷交好，朝廷让他们在哪里活动，他们大多数时候也是乖乖听话。更何况，只要朝廷发话，首领们大多能做到要兵出兵，要人出人。

因此对他们，朝廷采取的是较为和缓的安抚政策——养好狗，不仅要拴好，也要好好喂——给部族首领们一定的封赏，也任命匈奴中郎将这样的官职，辅助首领进行管辖和控制。

而要让人口众多、地盘广大的羌人乖乖听话，就必须先花费巨资培养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震慑他们，同时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官吏队伍来进行辅助。

说白了，这只狗还没听话，得先打。

可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因而大多数时候，将羌人强制分而治之，不断分散他们的力量，以求将羌人的力量削弱到一定范围内，成为朝廷不得不为的做法。

到了曹魏时期，对羌人的手段，也用在了南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身上。

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了五部，对听话的部众进行安抚，对不听话的部众进行打击，将南匈奴的力量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而对于鲜卑人，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则派出刺客刺杀了他们的首领轲比能。草原上的鲜卑部众失去了强有力的首领统治，被分散为几个不同的聚落。

本质上，汉魏时期的统治者对胡人采取的是“羁縻”的政策，也就是派出官员协助部落首领对这些胡人进行管辖，同时在需要人口和军队的时候，向这些部落进行征发。

毕竟在当时的汉人统治者眼中，“华夏”相比“蛮夷”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优越，这些“蛮夷”能为“华夏”效力已经是他们的幸运，还想怎么样？

晋王朝贯彻的正是这一思想。而郭钦还是江统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徙戎”的意见：招揽这些胡人不过是引狼入室，没有什么好招安的！

有人就因此而质疑江统：这些胡人之所以作乱，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天灾，部族首领和朝廷对他们的压迫又很严重。在叛乱的首领死去之后，大部分人已经起了投降悔过的念头，希望朝廷能够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为什么要在他们已经极度疲惫和饥饿的时候起迁徙他们的念头呢？这只会把他们逼上绝路，强迫他们谋反，并且迁徙这些胡人的所要花费的钱财更不是国家所能承担的。这种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更大的骚乱，其实并不是好主意。

江统不以为然：这些胡人本就是那种反复无常、阴险狡诈的人，他们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才会选择投降，朝廷正好可以趁着他们遭受灾难的时候驱赶他们。而且无论是安顿他们还是迁徙他们都需要提供粮食，现在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胡人作为迁徙他们的路费，剩下的粮食用来安定关中的人民，不是很好吗？

狗和马吃饱了还相互撕咬，何况是夷狄，哪有不作乱的道理！以我晋朝土地之广大，人民之富足，难道能容得异族居住在国内，过得舒舒服服呢？

江统考虑问题还是有所欠缺。事实上，饱经战乱的中原失去了太多的人口，假如再把这些胡人迁徙出去，中原王朝会出现更多未开垦的荒野。

而要这些在中原已经逐步汉化走上农耕文明道路的胡人再次迁徙到远方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先不说如此庞大的胡人人口对朝廷而言是一笔多么大的开支，一旦在迁徙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足以能够引起更大的骚乱。

人口迁徙放在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大部分的人口迁徙都伴随着鲜血和苦难，苏联对少数族裔的强制迁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千多年前的晋王朝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怎样解决和胡人相处的问题呢？

其实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内迁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将这些胡人进一步内迁，不仅能分化和削弱他们的力量，也能让他们更深刻感受到璀璨的汉文化，在他们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后，他们会发自内心认同汉文化，接受汉文化，这时候，这些胡人实质上已经成为了汉民族的一部分。

血统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如此璀璨的原因，文化才是。

而要采用这样的做法，除开内迁外，其他相关的政策也需要跟上：朝廷需要以怀柔的政策对待胡人，不将他们作为更低一等的民族歧视；同时对这些胡人也要进一步实现教化，让他们接受汉文化的教育，以实现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且一套行之有效，能够得到胡人拥护的管理体制也需要即时跟进。

但这些对于当时的晋王朝来说属于无法做到的范畴，汉魏时期的民族政策仍然在晋王朝得到了延续，但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评价古人，本就是一种很可笑的做法，无论是郭钦、江统还是司马炎，都是他们基于自身的认知，对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决策。

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无法如此超前，但也正因为有他们这些前人为后人铺路，积累经验教训，才会给我们这些后人以启示和感悟。

一颗隐患已经埋下，但司马炎值得庆幸的是，一项原本会成为隐患的政策，得到了及时的制止。

随着吴国的平定，司马炎准备颁布罢州郡兵的诏令，在大郡设置一百名武官，小郡设置五十名武官，其余全部裁撤，由分封的各王国利用自己的武备形成军事力量，希望能因此减轻国家的负担。

但朝廷内外的劝谏让司马炎很快发现了问题。已经投降晋王朝，仍然继续担任交州牧的陶璜就提出：交州地处偏远，靠近林邑国，且领地上有许多贼寇。他四处征战，手下已经死伤甚众，原本的七千多人仅剩下两千四百多人。一旦交州与邻近的广州与宁州（原本的南中）裁撤掉州郡兵，则军事力量会变得更加薄弱，对晋王朝财政提供支持的商旅贸易也会因此大受影响。

除开交州，边境的幽州正在遭受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廆的侵扰，凉州、冀州、秦州也需要防备胡人的袭击，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以供使用。

一旦真正罢州郡兵，这个刚结束战乱的国家又将很快淹没在战火之中。司马炎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各地的州郡兵，仍然得以保留和恢复。

其实，除开罢州郡兵的政策，其他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也困扰着晋王朝：例如实行了许多年的九品官人法。

就在平定吴国的当年，尚书左仆射刘毅就对这套制度提出了批评：原本这套制度是为了国家能选拔出可用的人才，但品评人才的中正官被世家所掌控，也没有对中正官进行监督的官员，以至于中正官实际掌控的权力非常之大，造成人才的品评已经脱离实际，这套制度应当得以废除。

但司马炎并不这么认为：这套制度本质上是维护晋王朝上流阶层社会利益的制度，在没有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出现之前，贸然取消这样一套制度是很危险的行为。

不过，一旦选官的话语权都交由世家掌控，对皇权而言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司马炎也想在选官上展示皇权的力量，在不打破现有制度的前提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卖官。

卖官在表面上是一个皇帝的品德问题，实质上是皇权对选官话语权的争夺。皇帝通过卖官，能够对一部分职务的任免行使权力，是对皇权在选官上的掌控力度的一次试探。

当然，司马炎也没敢做的太过分，只卖了直属皇帝之下的门下省的官职，也就是侍中、散骑常侍这样的兼职。官员们要想晋升，还是需要走正常的晋升渠道。

卖官所得的钱财，进了司马炎的腰包，用以支持司马炎日渐庞大的后宫开支：在平定吴国接受了孙皓的后宫之后，司马炎后宫中的女人已经数不胜数，乃至于妃子们为了争宠，都竞相在门口插上竹枝，在地上洒下盐水，以求司马炎的羊车能停在她们的宫前。

但毕竟卖官是一件值得批判的事情，司马炎就此撞了一颗钉子：刘毅。

这天，司马炎问刘毅：“卿认为朕能跟汉朝的哪位皇帝相比啊？”

刘毅不假思索：“桓帝和灵帝！”

汉桓帝和汉灵帝正是导致东汉急剧衰败的两位皇帝，刘毅一点没给司马炎留面子。

但，司马炎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他也没生气，而是直接问刘毅：“朕虽然道德比不上那些上古的三皇五帝，但也算勤于政事，并统一了天下，卿把朕跟桓帝灵帝相比，是不是过分了？”

刘毅直接噎死了司马炎：“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好歹入了国库，您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现在来看，您还不如桓帝灵帝呢！”

但司马炎仍然没有追究刘毅，在他看来，无论是胡人问题、还是罢州郡兵问题，乃至选官问题，都不是这个王朝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他对于这些问题，始终展示着自己宽仁的态度。但只有一个问题除外，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

这就是自己的继承人问题。

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这个王朝平稳过渡传承下去，稳定交到自己的儿子司马衷手中。

因此，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司马攸。

对司马炎而言，自己的亲人也很可能成为自己在朝廷上最危险的敌人。

手足相争，又一次将上演。

参考资料：

1.（唐）房玄龄等，《晋书》。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5.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

6.汪高鑫，《<徙戎论>的夷夏之辨》。

7.胡鸿，《郭钦<徙戎论>发覆》

8.孙艳京，《浅谈江统<徙戎论>》

9.时国强《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10.知乎用户戴万琦，《关于晋武帝“去州郡兵”一事的几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