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道历险记》 第五章（三）

        最终，博蒙特先于圣马丁去世。若干年后，圣马丁也辞世了，有人想把他著名的胃制成标本放到博物馆展示。圣马丁的家人给他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你若敢来，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以今天的标准评价，威廉·博蒙特身上有令人讨厌的占有欲和优越感，我并不认为这说明他道德上有缺陷（况且他还在日记中声称自己坚持遵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道德完善计划”）。我把这看作十九世纪阶级对立和医学伦理学不完善的产物，当时的医疗机构对知情同意和被试对象的权利并不关心。与博蒙特同时代的人不会想着去谴责他利用穷人推动科学知识和自己职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圣马丁得到了补偿，整件事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人们只评价博蒙特对生理学的贡献，他到今天依然是医学史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

        在博蒙特和圣马丁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博蒙特对研究的痴迷。他拿出几千美元，耗费数十年光阴研究胃液；他以科学之名，亲自去尝其他人胃里半消化的鸡肉（“味淡略甜”）；他对自己的研究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如为他作传的杰西·迈尔评价的那样）“难以理解其他人为什么对他的课题不抱有同等强烈的兴趣”。然而，博蒙特的研究著作《关于胃液和消化生理学的实验和观察》在美国销售惨淡，英国出版商对这本书也缺乏兴趣（一封措辞冰冷的拒信这么说：“我已退还博蒙特的书稿，我不感兴趣，不愿出版。”），现实给了博蒙特沉重的打击。在贝克尔医学图书馆收藏的威廉·博蒙特的文稿中，有几封他写给海军部长和战争部长的信，信中敦促他们购买一百本自己的书（显然海军中有些人心肠比较软，买了十二本）。博蒙特的一些朋友当时已经身居高位，他给这些朋友每人寄了一本带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书。想象一下吧，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某天靠在他华丽的皮革软垫椅上，随意地翻开博蒙特的书，读到如下语句：“上午九点，我把一块来自一口老猪的肋排放到了瓶子里，并加了当天早上取出的胃液。”那些大使、首席大法官、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不得不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为一本有关胃分泌物的书写一封感谢信（“确实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作品。”“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拜读。”）。

        痴迷使人盲目，格外的痴迷使博蒙特格外盲目。他夸大了胃酸的作用，忽视了胃蛋白酶和小肠中的胰酶在消化过程的地位。但在现实中，数以万计的胃反流患者靠用药减少胃酸的分泌，却依然可以凭剩下的一点胃酸分泌功能正常生活。实际上，胃酸的主要作用是杀菌，而博蒙特压根没想到这个功能。他耗费数十年做的研究教会了我们什么呢？消化是化学的，不是机械的。但欧洲的科学家在他两百年之前就已经用动物证明过了，蛋白质比蔬菜更好消化，胃液发挥作用并不需要身体赋予的“生命力”。简言之，博蒙特没告诉我们什么新东西。

        我书架上有一本关于唾液的书，厚达241页。这本书是作者埃里卡·西尔莱蒂送给我的，上面还有她的亲笔签名。她为自己这本书感到骄傲，就如同当年博蒙特为他的书骄傲。西尔莱蒂同样也承受着外行人对消化科学的不理解：那些冷言冷语，那些无言的嘲弄；人们对于此类研究的不理解，父母们因为孩子不去做外科医生或神经科学研究这种“体面”工作而表现出的失望；以及难以获得的赞助。

        听到我想去参观她的唾液实验室，西尔莱蒂博士很高兴，很少有人要求去她的实验室参观。我确实对唾液很感兴趣，但我对西尔莱蒂的痴迷和这种特质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更感兴趣。公平地说，我认为一定程度的痴迷的做好研究很有必要，也是科学突破的必要条件。其实我对博蒙特的研究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因为他的试验方法并不规范，对圣马丁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心。但如果我有机会去博蒙特的实验室看看，和他本人交流一下，我想这些负面印象会烟消云散，我会为他的创造力和献身精神所折服，从而心生敬佩。我还是会同情圣马丁，但不是因为博蒙特对他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出身和生长环境使他没有机会成为威廉·博蒙特。

        不过，圣马丁能满足于与家人共处陋室也许反而是件好事，这样他就不用像博蒙特一样在实验室累死累活，却还不被同事们理解了。人各有志嘛。博蒙特永远都是事业为先，而且像所有的实验人员一样，凡事一丝不苟、严格把控。然而人的特性就是混乱而不可预测，不像科学一样可以精密控制。所以对博蒙特来说，圣马丁是他研究中最麻烦的部分。

        下面是博蒙特对唾液的看法：“在我看来，唾液的唯一用处是润滑，让食团可以平顺的通过（食道）。”尽管博蒙特在很多事情上是对的，但关于唾液，他可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