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

Ⅰ. 枫丹科学院，停滞于一片废土上

无论是直觉还是什么，克洛妮艾都精准地把握/感受到了“意识形态正作用着”的现象。

在我关于现代认识论的论文中，在关于阿尔都塞的超定辩证法的部分，概述：“癔症化的质询着意识形态机器的主体，通过冲突性的、物质性的‘重复’可以隐匿相对精神性的自己，把自己排除等级制的可把握范围，从而更无法获得关于‘对抗着的两个等级制的共同前提’的反映，通过对该‘隐形的中介’的无意识地认同（不能知道前提是什么，但相信存在前提使二者具有关系性，‘我’失败于到场），臣服于向自己提供值得信服的答案的主人话语，完成意识形态缝合，生产自己对现状的认可，使自己被征召为一个主体”，对应能指链I(A)←m←s(A)←A→d→(＄<>D)→Castration。当原本常见之事物突然被大肆宣传时，就要尤为留意这一点。

学过高中化学就知道，催化剂是加速反应与造成表象的关键性要素。虽然不是反应场域中表象性地参与了反应的“本体”，但其中介性却也可以作为一个“次级本体”。基于其这样的性质，多种反应在被不通门道的“常人”观测时，在冲突中，其就容易成为上文提到的“隐形中介”，即作为第三个秩序的“事情的表象本身”，使意识形态转喻性地缝合，使人们对事情的情况、过程与性质产生误解。但这是一种前现代的残余的结果，现代性自黑格尔加入了“量的逻辑”后，这样一种“假装自己不是质的质”就能被合理化了，而前现代主体对此是尚未把握到或不能理解的。这里当然是在借被忽略的催化剂的这般效应隐喻着什么。

譬如，我吃饭和你睡觉有什么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答案有两个：①没关系，一码归一码；②有关系，你睡觉了我才能吃饭，或者反过来。关于前者，二者还在二元化的状态中，是一种过于压抑的隐喻，把谓词改成烈度更大的对抗之物就明白了，比如“我拿刀和你拿枪有什么关系”，否则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会反映为一个问题意识。关于后者，答案对了但解释错了，这是一种转喻，真相还没找到，哪怕感受确实如此。去意识形态化的答案是：有关系，我们的行为具有共时性，我们具有主体性，身体都在机械性地运转，我们的行为都受各自所在的象征秩序支配，诸如此类，所以我“是”你，这是一种隐喻。

非常好，这里的记者精神可算是一种观念论衍生的精神，是对“存在即合理”的化用。和单纯记录所谓客观事实不同，“价值”是具有主观性的可解释的东西，那么就有了“一千个哈姆雷特”，强调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价值是实现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性”与解释学的“视域融合”重要过程。这当然是改良性的，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也很契合枫丹“公平”的现象学底色。虽然说这话的她本身不一定有这种精神。

正如老E在哲学和科学谁更接近“宗教信仰”？中所述的那样，如果说“智者”是在反思上更具有严密性的，而“愚人”是在反思上喜欢“差不多得了”的人，那么前者恰恰是因其超越且拒斥了后者而显得无用，后者内部存在的裂隙使得物质性的力量能够置入，进而偶然地获得了自己所不了解的权力。但要注意智愚的对立的相互转化。

这里有一个辨证结构，对应枫丹的人性是观念论的，系统内置的不一致性表征为主体有意识的对系统的否定性，而这种例外性又反过来使得“喜剧舞台”得以存在。这并不是什么自视清高，把握这样的枫丹人性的核心就在于捕捉到这样的否定性或差异性。

这个装置拥有收放能量的“视野”，不难联想到萨特的凝视论，“他人在自我的凝视中到场，自我在他人的凝视中成为可能”。继而延展到凝视与沉默的关系，“凝视是将主体性置入他者，沉默是被他者的主体性置入”。于是可回答艾尔海森的问题，“欲答永恒之疑问，唯有永恒之沉默”的意思是“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所以我当时会说这可以解读为有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虽然也不排除艾尔海森的本意是现象学式的对“语言”这个先验基底的否定。其“永恒”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主体性是先于此世的时间性的，这种主体性和尼采所说的“没有从世界之外投向内部的视线”并不矛盾，上帝只是能指链上的主体，而不是本体论上的主体。这种主体性对应的应该是时间性中的“未来”对“历史”的决定论。不知道枫丹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如散兵的阶次超越了整个须弥一般，打破我的“阶次论”，超越枫丹生存论的神性抵达符号学的阶次，因为目前来看，这种“视野”仍然是主体主义的，是对人之视域的机械化的固定化。

两条谬误之路：存在者不存在，不存在者存在。

前者是一阶意识形态化的。后者指的是视差存在，以及突破一阶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自否定性。但这句话他同时也得说给他自己，否定性是发展所必须的一个要素。

这是男性性与女性性的差异的表征，在拉康的第四张图中。男性性是笔直地从享乐走向阉割，也就是服从于象征秩序。女性性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认同了象征秩序的残缺甚至不存在，它们会向下通过幻想与意义，把握象征秩序，沿着秩序的欲望回到对秩序的裂隙性的感受中，完成一个反思的享乐的循环。简单来说就是女性性会反思例外，而男性性总是预设一些理所应当的东西出来。男性性和女性性不是男性和女性。

这一幕不禁让我想起武安市发改局的马科长，嘲笑他的非常多，但目前也已有“嘲笑，理解，成为”之趋势。这种“失语”和一些领导的“关键的问题是找到问题的关键”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在转喻，而后者是在重复，重复的作用如我上文所述，是自我的一阶意识形态化。

辩证法的要点是把握到差异性与否定性，而不是什么都加在一起的整体性。

语言游戏，或者修辞学，有其合理性，并非诡辩或粉饰，而是更清晰地将事物在自身先验基底中的位置或形象描绘出来，哪怕这种努力会不停失败。批判语言游戏也不该是拒绝思考的惰性所配做的，正如夜兰的“哪怕无法改变事实，我也绝不能待在迷雾中”。

上述的修辞尝试，展现的是思考者的反思阶次所在，展现是的症结所在。如上文的纳克的言下之意所述，她欠缺自否定性，或者说是相关的社会关系。

对于记者，塔勒布也有一句箴言，在《智慧与魔咒》的第175页：“记者与箴言家的思路正好相反：我提出‘你需要技能才能赢得宝马车，需要技能和魔鬼般的运气才能变成沃伦·巴菲特’；记者们对此的总结是，‘塔勒布认为巴菲特不具有任何技能’”。

这样的记者，和质询秩序的癔症主体颇为相似。

实证的考据在解释过程中会显得无力，正因存在许多尚未或不可文本化的，乃至尚未涌现出来的规定性在制约着人们对判断的认同，更何况“未来决定过去”这一回溯性的命题本身就是不可实证的。

一方面，在认识论上，实话之“实”的“是”的可能性取决于秩序，因为意义取决于秩序，而秩序是存在匮乏的，而如果要自主建构赋予意义，那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与秩序的博弈中。另一方面，也是对前者的顺承，“你能说的都是被允许说的”，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最糟糕的代价是符号性死亡。但这种糟糕不一定是必须得避免的，如果其恰是齐泽克的第二种死亡驱力的话，那么不要向秩序的欲望让步，向死而生即可。如荀爽，此世所需的恰是敢于撞南墙之人，这种行动无论成败，其重要的意义都是将秩序的症结点显示出来。

我有幸接触过这样的人，是个不是很聪明的喜欢实用与投机的女生。她在一个我没用过的社区和不知道谁吵起来了，因为我之前也和她有过过节，于是她想象那个人就是我，并且在找我对峙时想尽办法把我和他同一化。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无稽之谈，我是无意识地梦游般地绕过了我的自我对她做了那些事也说不定，但对她来说，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倾泻口，男性性地主动把自己阉割掉。

但我毕竟没干涉她的权力，荀爽的老婆有烈度更大的案例，她作为双向情感障碍和癔症化的主体，会选择性地压抑或遗忘掉部分记忆，以及有目的地更改记忆的部分细节与意义，虽然我不是当事人。

而在普遍癔症化主体的现代性的当下······后面顿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