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大纲》4.4.5.1 可能与现实的一般涵义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第五节 可能与现实
1、可能与现实的一般涵义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或现象，有些是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有些是要等到将来才出现而现在还不存在的，有些则是当前存在着的。现实这个范畴，就是标志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或现象的哲学范畴。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等等，都是我们面前存在着的现实。
在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或现象中，有的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新生事物，这是生长着的现实；有的则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违反的，丧失了发展前途的腐朽事物，这是衰亡着的现实。前者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发展；后者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灭亡。
可能是同现实相对立的范畴。可能不是指当前已经实际存在着的事物，而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一切现存事物归根到底总是要转化为自己的片立面，变成别种事物的。但是，只要这种转化还没有实现，那末别种事物的出现就还不是现实，而只是可能。
事物的可能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决定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在每一具体场合下，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不外是甲方战胜乙方，或者乙方战胜甲方。因此，事物的发展就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贯串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可能和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多种矛盾、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又可以互相转化的话，则事物的发展将具有多种可能，不过必须指出，所谓具有两种可能或多种可能，是就一定的具体场合来说的。如果说的是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或最终的结果，那就不是有两种可能或多种可能，而是只有一种可能，因为归根到底，一定是矛盾的新的一方战胜旧的一方，而不是旧的一方战胜新的一方。在这种情形下，可能性就同必然性重合起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还没有实现的必然性。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的具体场合来说虽然既具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可能，也具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但是就发展的总的趋势和最终结果来看，却只有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可能。由此可见，可能的内在根据就是现实中的矛盾。
把可能同现实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政策，革命工作人员制定工作计划，都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能从可能出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1]毛泽东同志也是一贯强调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2]。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去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但是问题在于，可能毕竟只是可能，是尚未实现的东西，它不能作为我们当前活动的立足点。而且，为了要正确地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也只有从现实出发，对现实的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做到，否则不过是主观猜测而已。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就是当时我党我军所面临的现实。毛泽东同志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正确地规定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了当时基本上只能实行运动战，而不能实行阵地战。他说：“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3]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数量很小、技术装备很差的红军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当时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硬要实行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及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4]，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除了必须把可能同现实区别开来以外，还必须把可能同不可能区别开来。可能是由现实中的矛盾决定的，现实中的矛盾就是可能的内在根据。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就有什么样的可能。如果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矛盾，那么为这种矛盾所决定的可能也就不存在，这就叫做不可能。例如受了精的鸡蛋变成小鸡是可能的，但是石头变成小鸡却是不可能的。同样，事物的性质是由它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它的矛盾的特殊性没有改变以前，也就是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要改变它的性质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帝国主义的本性是由它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只要这些矛盾还没有解决，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要改变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能的。把可能同不可能区别开来，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必须既立足于现实，又估计到未来的种种可能，并为实现那种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利于人民的可能而斗争。只有正确地估计了可能，才能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如果把可能误认为不可能，就会把那些可以办到的好事情说成办不到的，或者把那些可能发生的坏事情说成不会发生的，就会放松了当前应有的努力。反之，如果把不可能误认为可能，就会把那些虽然美好但是办不到的事情说成办得到的，或者把那些本来不会发生的坏事情说成会发生的。按着这样的想法去办事就会使我们白费气力。
以上说的可能都是指现实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的，是在下一阶段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这种可能是决定我们当前奋斗目标的客观依据。同现实的可能性相对立的，还有抽象的可能。
所谓抽象的可能，就是在事物发展的下一阶段不会变成现实的那种可能。抽象的可能同不可能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而是有某种根据的；但是，它又不同于现实的可能。一般说来，由下列几种情形决定的可能是抽象的可能：（1）有根据，但根据还没有展开，还没有达到足以解决矛盾的程度。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存在，但这个矛盾还没有展开（其标志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还只是抽象的可能。（2）有根据，也已经展开，但这个根据本身并不是现实的主要矛盾。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存在着并且展开了的，但是它并不是旧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为它所决定的可能，即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实现资本主义两种可能，对旧中国说来都还只是抽象的可能。（3）有根据，也已经展开，但是缺乏一定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也就是包含着危机的可能。但是只有当货币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劳动力本身也变成了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的时候，危机才成为现实的可能；而在此前的几千年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危机只是抽象的可能。
抽象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实践活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抽象的可能并不是绝对不能变为现实，而只是不能在现阶段直接变为现实。我们在实践中往往不仅需要估计到现阶段的可能，而且需要估计到下一个阶段甚至下几个阶段的可能。认识抽象的可能，对于我们作比较长远的预见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把抽象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混为一谈。如果把抽象的可能当成了现实的可能，把它提到当前的日程上来，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那就同把不可能当作可能一样错误。如果把现实的可能当成了抽象的可能，把它仅仅作为将来的奋斗目标，不在现阶段促其实现，那就同把可能当作不可能同样错误。
上面说到的抽象的可能是客观的。此外，还有一种主观虚构的抽象的可能。这种“可能”在现实中毫无根据，不过是人们把各种事物的各种因素在想象中任意拼凑起来，造成假根据，从而虚构出来的“可能”。例如狐狸变成人，帝国主义头子变成和平战士等等，就属于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实际上等于不可能。如果把这种“可能”当成客观的可能，一定会给革命实践造成危害。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叛徒行径作辩护，为了欺骗本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在可能和现实的问题上玩弄了种种诡辩的手法。（1）他们故意歪曲现实的本来面貌。例如，明明是由于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他们却硬说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明明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还 远远没有结束，他们却硬说“殖民主义帝国已经崩溃”[5]，“殖民主义的根子已经拔除”[6]，“现在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已进入了完成阶段”[7]。（2）他们故意把可能的说成不可能的，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的。例如，历史和现实证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依靠劣势装备打败凶恶的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却硬说这是不可能的，硬说民族解放战争只是“死尸运动”，只能在“死后”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革命人民不通过革命战争而取得政权是不可能的，他们却大肆宣扬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是可能的。（3）他们还虚构一些极其荒唐的抽象的“可能”。例如，他们硬说帝国主义的头子“可能”不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等等。但是，修正主义者玩弄的这些诡辩手法并没有能够欺骗本国和世界人民，相反，只是更加暴露了他们丑恶的叛徒嘴脸。
注：
[1]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页。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
[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6页。
[5] 赫鲁晓夫1960年10月20日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6] 赫鲁晓夫1960年3月5日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7] 赫鲁晓夫答记者问。〔苏〕《消息报》1963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