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万人集体“性侵”，网飞纪录片揭N号房霸凌丑闻！
昨天，在河北唐山，几名男子因搭讪不成，暴打两名女性。
小时候，家长们告诫女孩子，不要走夜路、不能穿裙子，到人多的地方求助。
但是，这件事告诉我们：即使置身于人群之中，穿着正常的衣服，没有走夜路，女性仍然会遭遇毫无缘由的暴力。
就像是曾经震惊世界的韩国N号房事件一样。
反过来说，难道那些要求就是理所应当的吗？是什么让女性不能穿裙子？是什么让女性走夜路？
2022年5月18日，崔镇成导演的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以下简称《N号房》）在网飞上线，算是首部梳理整个案件的影视作品。
“N号房”，有多恐怖？
《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2022）
01受害者
POST WAVE FILM
10、9、8、7、6、5、4……
10秒倒计时内，女子中学三年级的朴素拉必须自拍裸照，上传至Telegram聊天群。
若不照做，朴素拉的亲朋便会立即收到她的大尺度私密照。
这个群由名为嘎嘎（godgod）的神秘群主管理，刚刚进群的朴素拉被称为“奴隶”，在嘎嘎的威胁中，朴素拉不断上传裸照，整个群因为这场“奴隶直播秀”而沸腾。
这是N号房的其中一个“房间”。
另一个房间流传着一个视频，视频中，两个年幼的女孩趴跪在地，舔舐公共厕所的地板瓷砖，明明不愿意，她们却全程露出笑脸。
N号房中被命令做这件事的女孩，多达10余人。
你以为这就是极限？
远远不止。
此外，她们被规定大声朗诵“XXX（女孩姓名）是嘎嘎的奴隶”。
然而，这依然不是极限。
N号房案件的博士房中，等待女孩们的，是更变态的命令。
N号房的受害者超过100人，均为年轻女性，其中未成年20余人，年龄最小的还在读小学，仅11岁，但据嘎嘎在房间中透露，他手上还握有8岁女童的裸露视频。
从这些手段和女孩们的年龄可以看出，N号房追求的不仅仅是性欲，更多是对女性群体和身份的绝对操纵欲，这两种欲望彼此交叠，形成一种触目惊心的剥削——对女性的性剥削。
受害者被迫接受这种性剥削，无法说服自己无视或者摆脱它，表面是因为她们怯弱，实际上是因为她们潜意识里都知道，撇开法律，韩国社会乃至东亚的传统文化并不会保护女性“性受害者”。
受害者担心自己会社死。
女性担心自己会社死。
在N号房事件中，这种社死的本质，是“受害者有罪论”。
法律上，受害者自然无罪并受保护，但在东亚文化迂腐的部分中，受害者从此失去了清白。
“人们看待受害者的眼光，也是构成犯罪的要素之一。”
所以女孩们宁愿将自己圈禁在N号房升级的伤害中，也不愿让自己暴露在社会那“降级”的耻辱中。
02施害者
POST WAVE FILM
韩国仁川，下午5点左右。
一个25岁的青年正在父亲的帮助下学骑自行车。
学完回家的路上，道路四方逐渐有人聚过来，他们不动声色地靠近青年，将其擒住。
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就此被捕。
博士房共有70到80个群组，赵主彬依靠其中的付费群组获利超过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
《N号房》并未将重点放在对女性伤害的深度探问上，而是如一部主打技术和情节的犯罪类型片，侧重呈现侦缉案犯的过程。
除了赵主彬，被捕的还有N号房创始人“嘎嘎”文亨旭、运营人之一兔子（网名）等。
N号房案件的施害者同样偏年轻化，其中甚至有高中模范生、19岁的陆军士兵，以及……12岁的刑事未成年人。
从赵主彬和文亨旭身上，大致可以勾勒全部犯案者的社会特征。
赵主彬
文亨旭
外形上，他们并无穷凶极恶之貌，不过是会淹没于人潮的普通面相，生活上，他们大都宅居，偏内向，缺乏社会交流。
但在隐藏的罪恶领域，他们往往充满骄傲狂悖的意志和冷静的逻辑思维。
比如他们会发动针对报导N号房事件的记者的人肉搜索；电视台播出相关节目后，他们会公然挑衅节目制作人，扬言将命令“奴隶”到电视台大楼自杀；赵主彬甚至为受害者设计专属的拍照手势，以形成某种宗教般的仪式标签。
作案时，他们充分发挥特属于网络时代的“智慧”。
文亨旭利用多部旧手机，连接住地附近的多个无密码WiFi，从而形成用户名模糊的网状定位，再以信号延长器将这种定位移送到其它地方，如果没有黑客帮助，警方很难锁定其准确位置。
赵主彬则在博士房的经济交易上心思缜密。
韩国警方称，赵主彬的行为一旦产生金钱交易便构成犯罪，于是，赵主彬最初以虚拟货币“最佳货币”同会员交易，最佳货币暴露后，他又续上门罗币、比特币、以太坊等多种交易方式。
这些虚拟交易如何变现？
赵主彬借鉴自己在电话、毒品、枪械诈骗上的经验，发展出金某、李某、布达等专门洗钱的下线，让他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上演“谍影重重”，直至通过指定地点将现金送到自己手中。
同时，为迷惑警方，他在自己身上挂满“侦探、黑帮、暗网、贩毒、高利贷、柬埔寨、中国”等诸多标签，意图打造完美的数字性犯罪。
由此，我们可以推证出一个可怕事实——
尽管文亨旭在归案时声称一切是因为“性观念偏差”，但实际上，N号房的建立是因为金钱利益。
性观念偏差对常人而言，尚需在头脑中反应一下，若因此衍生出刷新三观的变态事件，或许可归结为“怪胎之罪”，但金钱利益稀松、平常，证明普通人的犯罪阀门一旦被打开，不但难以防备，而且可能“比怪胎更怪胎”。
恰好，网络作为新时代的一道天然屏障，又往往将受害者暴露在外，而将施害者隐入迷雾之中。
03支持者
POST WAVE FILM
：真好笑 我们去强奸她
：她一定超期待 她一脸喜欢被强奸的样子
：我想看她舔马桶
：我们一起去她家 让她跪着大哭
：如果要强奸她 那我先上
……
N号房用户多达26万人，污言秽语和腥臭欲望诞生在他们的思想中。
N号房由此形成一种男性凝视的生态，这26万人就是施害者和这种生态的支持者。
然而，他们不是唯一的支持者——媒体揭露N号房事件后，其中一个效应便是，更多男性借机加入了N号房。
猎奇也好，满足私欲也罢，以男性为主导的韩国社会第一反应并非杜绝事件发生和保护受害者隐私，而是冷漠或窥探；至于对事件后续的跟踪、案犯的逮捕及审理、推动相关法案，内驱力也并非对女性的主动尊重，而是21世纪必须构建文明社会的被动需求。
此时再来看受害者的支持者。
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这一点纪录片没有涉及，暂且不表。片中，受害者的支持者主要有《韩民族报》、韩国JTBC电视台、SBS电视台、首尔及地方警察厅、大学生调查团火花团等。
其中，火花团由两名大学女生组成，她们不但提供了最早的N号房线索，且已出版纪实书籍《N号房追踪记》；三家韩国媒体则负责向社会披露案件，引发舆论及警方关注；警察厅自然承担最终的案件侦破工作。
这些支持者有男有女，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了影片结尾男女之间的区别。
“如果回到最初，你会如何对待这一案件？”
女性记者希望自己更早、更细地报导，火花团两名女生则想回到两名主犯出生前，引领他们成为好人。
但男性记者的答案是，不一定还会报导N号房事件。
男记者的答案并无恶意，他的意思不是选择加入N号房，而是他可能不太愿意再经历如此艰难、惊险的工作过程，毕竟他和自己的家人曾被人肉过。
然而差别也已经出来了——面对女性的受难，女性始终愿意共情、帮助、支持女性，男性却很可能在权衡利弊后选择回避。
这种回避看似中性，无褒无贬，但本质上，他们在回避的过程中已经暗暗转换了立场，从“受害人的支持者”变成了“施害人的支持者”。
韩国影视中，常有这种将男性从“支持女性的假象”中剥离的辩证表达。
举一个相对温和的例子。
2019年现象级韩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表面上，孔刘饰演的郑大贤非常爱、也非常尊重妻子金智英（郑有美 饰）。
金智英提出要出去工作、融入社会时，郑大贤并未反对，甚至支持。
但当金智英最终因各方面压力决定放弃工作，继续做家庭主妇、照顾小孩时，郑大贤发自内心地……松了一口气。
就是这口气，揭掉了韩国男人的假面。
作者丨县豪
编辑丨飞檐 排版丨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