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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个多极世界的争霸舞台，齐、楚、秦、晋四大国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始终左右着历史发展的走势。

为了对抗楚国北上争霸的雄心，缓解自己的战略压力，晋国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扶植这个东南小邦成为楚国的劲敌。正是这次出访为吴国走向鼎盛开启了大门。

崛起东南

命运的安排有时真是难以预料。

当年吴太伯一族遗下的两支血脉，在进入春秋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以后不约而同地遭遇了伴虎而眠的忧患。

留在中原的那一支，也就是由虞仲建立的北虞国邻近北方霸主晋国——就像今天的墨西哥人所说的那样：“墨西哥的悲哀是距上帝太远，离美国人太近”——最终在晋献公“假途灭虢”的阴险算计下，被晋国彻底吞并。

另一支前往蛮夷的族人，也就是由周章的后代在苏吴建立的吴国紧邻着南方霸主楚国，它不但没有被吞并，反而在北虞国灭亡的二世之后迅速崛起，并一度取代了楚国南方霸主的地位。

吴国的崛起并非出于天命的眷顾，而是由晋楚争霸的国际格局促成的。

谈及吴国的崛起，司马迁这样说道：

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5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乗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

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舞台基本就是晋、楚、齐、秦四大国的博弈场。

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实力下滑非常严重；

而秦国又僻处西方，在问鼎中原的竞争中处于天然的地缘劣势。

故而自楚成王和晋文公的时代开始，中原政治的主旋律便是晋、楚争霸。

对于晋、楚两个超级大国来说，要想在双方的正面交锋中独立击垮势均力敌的对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寻找盟友，远交近攻便成了两国的必然选择。

由于秦国自秦穆公在位时便积极攻略中原，但它的东进势头却常常受到晋国的强力遏制（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一生都梦想着东进问鼎中原的秦穆公，为什么最后却偏霸西方？》），这使得秦、晋矛盾直线上升，秦国转而与楚国结成同盟，对晋国的侧后方形成巨大的威胁。

为了缓解自身的战略压力，将楚国拖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晋国于是想到了扶植楚国的附属国吴国。

申公巫臣受晋景公的委托出使吴国，策反它成为攻楚的急先锋，便是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发生的。

晋景公最初的打算当是扶植吴国，让它在南方成为牵制楚国的一枚棋子。

但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蛮夷小邦却出人意料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蹿升，不但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南方霸主楚国击垮，而且一度北上中原，对晋国的霸权构成严峻挑战，晋景公倘若泉下有知，不晓得会不会为当初的决策后悔呢？

吴国的勃兴乍一看似乎蹊跷费解。

因为司马迁说，在申公巫臣出使之后，“吴于是始通于中国”。

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吴国是在公元前585年之后才与中原诸侯建立起交流的渠道，并由此获得诸如车战等先进中原文明的输入的。

但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吴国崛起之时的诸多表现就能发现，真实的历史恐怕不是这样的。

在申公巫臣出使的时候，吴国因为附属于楚国，在军事上受到楚国的限制，在外交上不能独立地与中原诸侯建立联系，这应该都是事实。

因此申公巫臣才会将自己的儿子屈庸留在吴国做外交官，帮助吴国建立起与中原各国的外交关系，司马迁说的“通于中国”，应该是指与中原诸国的正式建交。

抛开官方的正式交流，我们不可忽视的另外一点是，这一时期吴国对中原的礼乐文化其实已经相当熟悉，在与中原各国的交流中完全看不出这个蛮夷之邦与华夏诸侯存在文化上的隔阂与差异。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的少子季札的北方之行。

当他来到出访的第一站鲁国的时候，这个素以周公封国、礼乐之邦自居的老牌诸侯向他展示了全套周朝礼乐，而季札对博大精深的《风》、《雅》、《颂》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谈，作出大致得体的评点。

这同当年楚国刚刚涉足中原政治的时候，蛮横地宣称要靠手里的“敝甲”要挟周天子授予它尊号的荒唐行径实在有天渊之别。

当然，我们不必拿季札的彬彬有礼去嘲笑楚国对中原文明的无知。

因为倘若没有楚国曾经的辟路褴褛，绝不会有季札今天的自信从容。

从公元前704年楚武王芈熊召集沈鹿之会到公元前597年楚庄王饮马黄河，楚国为了挺进中原、融入华夏文明的怀抱已经苦苦奋斗了一个世纪。

到吴王寿梦在位时期，楚国早已褪去了蛮夷之国的底色，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份子。

正是楚国的文化转型为附属国吴国的迅速融入中原做好了历史性的铺垫。

对吴国来说，要想脱离楚国的控制而独立，它必须取得中原诸侯尤其是晋国的支持。

而要想顺利地争取到外援，在心理上拉近与中原诸侯的距离，增强双方的文化认同感就势在必行。

吴王寿梦去世之前执意要将王位传与少子季札应当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季札拒绝嗣位，坚持要让与长兄诸樊也应该是出于这种考虑。

从寿梦的角度看，选择一位熟悉中原礼义文化的接班人来执掌吴国有利于吴国今后对外交往的开展。

但从季札的角度看，以少子的身份继承王位，这种行为本身就破坏了西周以来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是越礼之举。

在国力不张的情况下，恪守周礼才是赢得列强尊重的正道。就像季札对郑国大臣子产分析的那样：对于在晋、楚两大国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郑国来说，

“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史记·吴太伯世家》

因此，在公元前544年的那次出访中，身为下国使者的季札遍访鲁国、齐国、卫国、郑国、晋国等中原诸侯。

所到之处，他的言谈举止无不恪守周礼的规定，因而博得中原诸侯的普遍好评，中原政坛的精英如晏子和子产甚至对他一见如故。

正是吴国苦心孤诣地在中原诸侯面前树立的良好形象为它吸引到了许多当世第一流的人才。

齐国人孙武、楚国人伍子胥和伯嚭先后投奔吴国，成为了吴国腾飞的助推器。

这个曾经让人不屑一顾的东南小国即将拉开灭楚弱齐，争霸中原的辉煌大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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