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童年》【美】尼尔·波兹曼 （二）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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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200年。在16、17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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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
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
W·K·乔丹（W.K.Jordan）做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
虽然法国在识字教育方面的成就（即学校的发展）落在了英国后面，但是到了1627年，法国大约有4万儿童在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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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
正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男生”（schoolboy）成为“儿童”的同义词。
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是这样说的： “尽管在传统的（学徒）制度下，“童年”实际上在7岁就结束了……但是有组织的正式教育的结果是延长了儿童不必承担成人世界的要求和责任的时间。其实，童年远不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生物需求；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而且变得日益重要。”
这里所说的是：童年已经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婴儿期在掌握语言技能之后就结束了。童年是以学习阅读开始的。
教育和实足年龄之间的联系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初次为学生分班、分年级的尝试，是基于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实足年龄。根据年龄来划分是后来的事。阿里耶斯解释说，学校按学生的阅读能力的不同等级进行分班，使人们“认识到儿童、青年的特殊天性，同时也认识到在儿童和青年这两种分类中，仍有各种类别存在”。
阿里耶斯在此处表达的是前面已经暗示过的一种社会观念：当一个群体，任何群体，是以某个单一特征为基础而形成时，它带有的其他特征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注意。起先只是必须学会阅读的一类人，结果却成为被认为在多方面都很独特的一类人。由于童年本身成为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分类，童年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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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一切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在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儿童的服装变得与成人不同。到了16世纪末，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儿童服装上的不同，以及成人所感知的儿童在生理特征上的不同，在16世纪及以后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好的证明，即儿童不再被描绘成微型的成人。
儿童的语言也开始与成人话语有所区别。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儿童专用的混杂语和俚语在17世纪前并不为人所知。后来，它的发展非常迅速且日益丰富。有关儿科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现。由托马斯·雷纳（Thomas Raynald）撰写的一本儿科学的书非常受欢迎，在1600年以前就已经印刷出版了7个版本，而且继续出版到1676年。
甚至连给孩子起名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也经历了变化，这反映出儿童新的社会地位。在中世纪，父母给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后加以区分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到了17世纪，这种习俗已经消失，父母通常给每个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名字，往往以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来决定。
儿童文学有些落后，到1744年才开始出现。那一年，伦敦出版商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印刷出版了《巨人杀手杰克》（Jack the Giant Killer）的故事。到1780年，许多职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青少年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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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童年的形态变得具体起来以后，现代家庭的形式也渐渐开始成形。创造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事件，阿里耶斯强调说，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发明和扩展。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这导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
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以及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爱森斯坦为这种演变又加上了一条理由：“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文学像潮水一样侵入了家庭这方净土……‘家庭’一时间又被赋予各种新的教育和宗教功能。”
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题材的书籍应有尽有，不只在学校而且在市场上，家长被迫承担教育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并一心一意把孩子培养成为敬畏上帝、有文化的成人。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但是，家庭中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影响了童年概念的形成，这也不应该被忽视。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英国，一个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钱，而且愿意花钱。根据杜布莱（F.R.H.Du Boulay）的说法，中产阶级是这样花钱的：“他们投资买较大的房子，有额外的房间可使自己不受干扰，他们还投资为自己和家人画像，投资在孩子的教育和服装上。多余的钱使他们能够把孩子当作炫耀性消费的对象。”
所有这些发展都只是一个新兴阶级出现的外部迹象。他们说话与成人不同，每天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穿着不同，学习的内容不同，而最终连思考的东西也不同。所发生的这一切，即根本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凭借印刷和服务于印刷的事物及学校，成人发现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符号环境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因此他们能够并且要求为儿童成为成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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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
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
正因如此，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长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
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
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
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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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
诺贝特·埃利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连，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埃利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
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正因为如此，到16世纪末，学校老师已经拒绝让儿童接触某些“不体面的书”，并对说脏话的儿童进行惩罚。此外，他们阻止儿童进行赌博，而中世纪的年轻人最喜欢以赌博消磨时间。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儿童了解成人公开行为的秘密，有关行为举止的书变得很常见。
在童年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述，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教育，需要以成人的方式接受训练。学校的书本向他们揭示了知识的秘密，而礼仪书则揭示了公众举止的秘密。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做准备。
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
第4章 童年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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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最终导致童年概念土崩瓦解的符号世界的种种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17世纪以来童年的演变过程。
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如果我们还记得童年概念的诞生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以及支持它成长的种种影响，那么我们也许会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不用说由于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感到失落。
例如，18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始终是童年的劲敌。直到17世纪末，英国的识字、学校教育和童年的概念都发展得非常迅速。但由于大型工业城市的兴起，工厂和煤矿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儿童的特殊天性不得不退居于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利用价值之后。
整个18世纪和部分19世纪，英国社会对待穷人的孩子尤其残酷无情，穷人的孩子充当了英国这部大工业机器的燃料。
“我在高伯（Gauber Pit）井下控制风门，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四点，有时三点半我就去上班，直到五点或五点半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这是19世纪中叶年仅8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中的一天。萨拉以及其他儿童揭示的残酷现象最终导致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儿童，即10岁以下的儿童。
在1761年进行的一次审讯中，安·马丁因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随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乞讨而被判有罪。她只被判在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服两年的刑。如果孩子是她自己的，很可能她根本不会被判有罪。她的罪行，看上去只是由于损坏了别人财产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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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
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对萨拉·古德个人而言，这个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或些许安慰。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有关童年的想法和前提一旦被引进，从此便在英国扎根，从未离开过。
童年并不是那种可以永远隐瞒、不让社会各阶层知道的一个概念。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17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大陆。在18和19世纪，它又从欧洲重新穿越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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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
可是在18、19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人经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塞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也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不仅把孩子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
在18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是新鲜的，甚至是激进的。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这么说，是指18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a tabula rasa）。由此，洛克推进了童年的理论。所以，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校长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
关于童年的概念，18世纪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性影响人物，当然非卢梭莫属。尽管我相信卢梭心里并不清楚地明白童年为何会出现、它如何被保存下来（而洛克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对童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
首先，他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就跟洛克大相径庭，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始终是潜在的公民或者商人。卢梭的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到，因为在卢梭写作的时代，法国对童年的魅力和价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卢梭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天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今天。
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卢梭非常重视这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无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包括他的学术继承人。
卢梭执着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他的态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美德，比如自发性、纯洁、力量和欢乐，可以看作值得培养和赞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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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就包含了两组知识旋律。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
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对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被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
以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之间的联系。的确，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这个进程没有“自然”或生物性可言。这是个符号发展的过程：有秩序的、分阶段的、和语言息息相关的。对于洛克和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来说，不识字和童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成年被定义为具备完全的语言能力。
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
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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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改造的观点仍保持完好无损，而如何进行教育才不会破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所描绘的童年美德，则产生了许多问题。
因此，在19世纪末，万事俱备，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研究最终建立了20世纪有关童年问题的一切讨论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最有影响的书都是在1899年出版的。两本书都各抒己见，促使有思想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
当然，我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研究都太有名了，因此无须做什么解释。但下述观点是必须要说明的：他们两个人结合起来，代表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童年旅程的综合和总结。
从一个科学的框架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虽然是从哲学的框架出发的——杜威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假如我们认同童年真正的本能和需求，”他写道，“只需（要求他们）有最全面的主张和成长……待时机一到，成人生活的纪律和文化自然会出现在成长起来的儿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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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
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20世纪所做的有关童年心理的研究，例如，让·皮亚杰、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卡伦·霍妮、杰罗姆·布鲁纳或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都不过是对童年的基本范例的评论而已。
没有人怀疑儿童与成人不同。没有人怀疑儿童必须努力达到成年。没有人怀疑儿童成长的责任在于成人。实际上，没有人怀疑在照料孩子方面，成人表现得最出色、最文明。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