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的幻觉：以考古为名义的现代推理

微信读书给我推了一本被专业领域的学者高度赞誉的书，今天B站又给我推了一个知名的知识类up主的高流量视频。

我突然发现，这两类文化产品的思维逻辑，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up主那个从老子的“统治阶级的道”，经过杨朱的“贵族阶级的道”，最后再到庄子的“平民的道”。简直于李硕分析商人殉的“认知前置”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都公用了一种社会或者说人的“共时性本质”。
如果我们要描述这个共时性本质，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底层，它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
中层，它来源于原子机械论的形式演化的“真理——确定”的唯一性。
上层，他来源于政治—经济结构通过“真理—确定”下的线性——也就是形式逻辑的进化论式的反溯，来达到“理性—客观化”的——定义化裁决。
拿李硕对商人殉的分析来说。
考古资料可能存在的无法通约的“解读分歧”，就被它轻松的基于“统治阶级”的——本性给抹杀了？
人殉在神话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中，有大量的证据并不能简单的“赴会”给基于国家利益的“祭神”逻辑。
稍微有些神话学的知识，也不会这么愚蠢的将19世纪的“原始宗教”的理念，就这么毫无审查的，用到了对殷商祭祀文化的“属性裁决”中。
死亡在早期人类那里，其认知体验上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现代语义下的“恐惧”、“本能”、“生存利益”“统治手段”等等定义的约束。
人类学有太多的证据，证明死亡——不管是从“杀戮”还是从“肢解尸体”的角度，都并不能与“战争”、“统治”、“压迫”、“奴隶”等这些隶属于“原始国家——宗教”这样的19世纪分析史前文化的概念形成简单的线性联系。
杀戮在大量的人类学考察中，都指向了一种紧张的“认知”而不是生存挑战。
食人族会肢解父辈的尸体，并且吃掉他们，表面上是为了能够帮助他们的父辈的灵魂得到解放。
而相关的田野考察，却更清楚的指向了一个对“死亡”作为一个“现象”的认知标注。
死亡，在万物有灵的的生生不息的概念下，是从来不存在的，在熊、蛇、公牛……等等早期崇拜中，大母神以“重生”的意志统御了这些形象。
宾我——也就是对象化认知——极其薄弱的结果，就是个体的“死亡”无法得到回溯。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人类会关注死亡的过程，并用“食人”，“肢解尸体”、“殉葬”（大量的殉葬甚至是自愿的），来参与这个过程。却在这个过程结束后，高度的忽略“遗体”。
人的遗体会被丢弃与“垃圾堆”，会和其他大量的生活垃圾混同的唯一原因，仅仅是死亡并不能超越重生而成为一个“外部对象式的祭品”。
尽管殷商已经远离了这个早期的“史前时代”，但神灵崇拜对“认知实践”的追求，绝不可能就此消失。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之所以没有走向“宗教化”，正好证明了“宗教化”和早期神话意义上的神灵崇拜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殷商到底如何对待“人殉”，根本不可能通过“阿兹特克”和“尸体”这两个条件，来得到解读。
一方面“人殉”在中南美洲的文化考察本身就是偏执的，另一方面，就算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动用了“战争—统治—殉葬”的逻辑，也不能依此为理由来通用化“殉葬”的所谓历史效用。
既然史前文化的考察已经证明了“人殉”在认知体验上的“多义性”，我们有什么理由来仅仅通过“物质遗迹”和某个地区的现象解释来倒推其所有地区的历史效用？？？
仅仅因为19世纪的社会历史学为神话时代创造了一个线性演化的共时性定义——原始宗教吗？？？
我再说一遍，原始宗教这个称呼是19世纪的哲学理念在进化论的思想意义上，借助希腊哲学的“共时化溯源”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对神话时代的“前置设定”。
我没有看到任何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的证据，可以清晰的支持这个“前置设定”是唯一的。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专家”们，一旦离开“文献学”，走入到没有文献支持的，只能依赖与考古证据的“史前史”，表现出来的视域的狭窄，是让人不能不唏嘘的。
考古证据是一个必须进行最大化可能性“解读”的资料。
凭借着一种“前置定义”，希望解读成为一个“柯南式的现代推理”如果不是一种视域狭窄的傲慢，我又能说它是什么呢？
但……我却并不意外它的“流行”和（包括专业领域）的“受欢迎”。
这就像穿越小说一般。
“我”可以带着现代思想的“先进性”回到对过去的任意妄为之中，这在智识上难道不是值得追求的高级快感吗？
实际上，从这点上来说我甚至更欣赏B站的那个up主。
毕竟他还能诚实的在自己的视频开头，标注一个“免责声明”。
更重要的是，某个对“道”的现代语义的“统治”、“规则”、“平民”的分类性解读并不没有统御它的“体验性陈述”，实际上视频到了后半部分，up主更像表达的那个对“平凡自主”的向往，早已可以让我们忘记这些分类的“价值”。
相反，李硕的那本“类学术形态”的流行读物，却从头到尾都受益于这种分类的“真理性裁决”。
于是，这本在豆瓣上高达9分的“书”，对我来说，从头到尾就只能是一种认知傲慢上的——“线性幻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