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影响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公元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这项开创于隋朝，经过历代的完善补充，至明清时代达到鼎盛的制度，历时一千三百年终于落下帷幕。与此同时，在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得科举制度，步入近代后亦相继被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导致了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官员选拔的混乱与失序，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影响之大。

在科举制度还没有诞生之前，选拔官员的方式就是通过推荐或者蒙荫等方法，最早在周代已是如此。但是，在只有统治阶级内部成员才能得到教育的时代，这种推荐制度实际上只是世袭公卿的遮羞布而已，选拔出家族以外的人员的例子少之又少。直到春秋时期，各国才开始破格使用不是贵族的下层士人充任官吏，才逐渐产生官僚制度。

汉朝时，察举制依旧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同时对被举荐者实行策问考试。此时虽然已有了科举考试的雏形，但依旧是以举荐或者直接征辟为主，考试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成了维护门阀政治的存在，是对下层家庭的打压行为。

直到隋朝统一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隋炀帝把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唐朝时，科举制度基本定型，如后世科举具体到固定时间和考试地点以及各级政府的预试等，在唐朝时期已经存在。而且，相较于隋朝，唐朝的科举尤为进步的一步是，唐朝明确规定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不仅仅考察你的文化、还考察你的身体。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有些至今还是现代奥运会里面的一些项目。

宋朝的科举，大体上和唐朝一样，不过相较于唐朝，只是宋朝常考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宋朝重文轻武尤为明显。为了体现重视科举，自宋太宗开始，新科进士放榜之时，会在东华门外通传唱名。上行下效，文人自然受到追捧。所以，在北宋出现“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汉”这种言论，也就不奇怪了。宋朝对科举的重视不单单体现于此。北宋统治者将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同时，录取的人数也大幅增加。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间，进士一科录取近万人，而唐朝近三百年，一共才六千余人。即便后来对人数限制了一科只取四百人，也还是导致后期选官过冗过滥，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此外，宋朝也开始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林苑，称为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蒙古灭金之后并没有实行科举，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才首次开考科举，制度和以前大同小异。但不同的是，元朝时的蒙古人、色盲人的题目与汉人、南人不同，而且一科取进士百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四分之一。榜单分左右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列右榜（元代以右为尊），汉人、南人五十名列左榜。

元朝实行这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保护蒙古等民族的特权地位，汉人、南人的人口总数不知比蒙古人、色目人超出多少倍，但左右两榜录取人数却相等。但是，为了满足名义上的平等，元朝时的真实情况是，一科往往录取不了百人。这是由于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实在难以满足150个乡试名额及50个进士名额，那就只能让汉人、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中空缺同样的数量，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防止汉人、南人占有科举优势。而且，名义上左右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实际上只有右榜蒙古人、色目人的状元才算是真的状元。归根结底，元朝是不重视左榜汉人、南人的状元的。

元朝的科举并未改变元朝官僚机构中绝大部分为蒙古、色目贵族和受提拔的胥吏占有的情况，蒙古、色目贵族多是文化水平浅陋、不识时务、贪婪昏庸之辈。大量的中下级官吏则由州县衙门的刀笔胥吏提升而来，这批人缺乏封建道德和知识教育，专以盘剥敲诈为务。这一点是元朝吏治比其他封建王朝更加腐败黑暗的基本原因。

明朝建立后，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公布《科举成式》，基本制定了明朝此后二百多年的科举成文法规。清朝大体照搬明朝成例，明清科举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一脉相承达五百多年。

自大海航时代以后，新航路的开辟致使西方走上了殖民主义的道路，中华民族日益落后于世界。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不能应对这样的局面。当此时，废除科举的呼声逐渐响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联络各省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由康有为撰写的“公车上书”中的几大主张之一，就有特别指出“八股取士”之戕害人才，主张发展教育、推广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上疏请渐行罢废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清政府举行了清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会试、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至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

抛开科举制度的弊端不谈，一个制度的产生和稳步推行下去，必然是因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与以往的种种制度不同，只要参加考试，任何人都可能凭借自己的学识取得成功。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阶级跨越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科举时代并不是一句空话。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又给予成功者以崇高的荣誉，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的道德力量。科举制度存在，民心就可以归顺。但是，科举制度的诞生，根本所在还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和稳定民心。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明白？科举也罢，高考也罢，古往今来的八股应试，从来不会因为时代的更新而变得先进。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并逐渐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其标准完全由中央确定，采用与否完全由中央把持。

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按自下而上的先后顺序进行，但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官员的方式。同时，科举制度不仅高度满足了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之下，君主能否有效地控制官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科举制度能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久盛不衰，在于它网得天下杰出人才尽入皇帝“彀”中，原本各事其主的英雄都不得不降服于天子的脚下。

历史上关于科举制度的利弊存废的论争时有发生，但科举制度却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驱尽天下人才为中央王朝效命，为皇帝尽忠的有效手段。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就官僚政治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有机结合，提高了官僚阶层的文化构成，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科举制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科举制度的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而言，科举制度的实行突出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文化的传延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是以儒学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至宋代，随着科举的制度化，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儒家经典著作中；至明代，科举作为一项统一的取士制度已进入成熟化阶段。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科举制基本成为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学了解状况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清末废除科举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儒学由此走向衰微。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难逃废除的厄运，也是因为“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的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学兴衰与科举革废相互映照，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制度对与光大我国儒学经典的重要作用。

尽管科举制在清末新政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知道为人才选拔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方法与途径，同时把选官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其实科举制度也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基本上人人都要经历的有中考、高考，就算走向社会，我们可能也还需要经历一些大型考试，如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