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官秉笔所录为谁而想到的

中国古代的历史，我大概分为几个阶段，具有最为典型特征的是前秦时期的【诸侯官方史官正史】和【先贤记录的百家历史记录】这些都是以自我的三观体系为视角对历史进行记录，解读，甚至加以创作的，世界上的历史记录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历史记录算是非常严谨而且立体的记录，史官此时都已秉笔直书为多，这是自古以来（尤其是周朝以礼治国的思想体系）的传统，汉继秦制，史官此时还是延续很多先秦体系的三观，三国两晋南北朝，各国虽然打作一团，攻伐无度，如同崔浩这样的执事就会秉公直言还是很多，然而胡夷在对史官的理解和直书不能容忍，史官因笔获罪越来越多，导致文字狱早期现象的出现。其实早在秦汉就已经有很多文史记录者因言获罪，这给历史记录的社会风气带入歧途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甚至压迫，一切也就越来越变成为当朝政治需要服务的雏形出现。到了隋唐，杨广被史官的记录可谓是遗臭万年，而其实杨广除了太过于奢侈浪费，浪费民力，在征伐用兵上和用人等制度上有严重问题，杨广不算是什么帝王的罪大恶极，之所以被如此恶评，一方面是确实是存在二世而亡的罪魁祸首，责任人，而导致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由丰衣足食到民不聊生的人，所以史官记录多以恶评抨击为主，李世民的经历和性格类似杨广，但是好处在于优点特别突出，能征惯战，用人不拘一格，胸怀大志并有天下，只是在外在行为上，非常类似杨广，尤其是弑父杀兄，霸占儿媳等等，得位不正，必被史官所恶，记录必以恶评附加，所以太宗李世民开始思考如何大面积和大规模修改官方和民间的历史记录，并且开始实施，最终的结果就是史官在这个以胡汉融合形成的国家，放弃了傲骨风姿，三观要求，开始为政治服务，所以自此官方历史多以服务当朝政治统治者为多记录，到了后面的朝代，就很难以两周秦汉为标榜。

所以我解读中国的历史阶段也是如此分，以三观体系和帝王信仰划分，

夏商之前算一个阶段，

两周秦汉算一个阶段，这是以周礼和儒家思想体系为根基的阶段，帝王地位都是天命神授，得到帝王位置也是传统并且得位必须符合天命。

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禅位成为被人创造和惯用，天命神授变成了天命可夺，这是价值观（三观）体系的大颠覆，自此天下大乱，几百年的纷争和烽火狼烟，并且影响未来整个历史演化过程，坏处是汉文化被打击很大，人民生灵涂炭，好处是民族融合带来了胡汉一家，农耕和游牧融合，另一种方式解决了分歧和问题，任何形成了一个由六镇族系为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国家周隋唐。

隋唐阶段虽然是胡汉血统，然而文化认同传承和发扬的文化体系都是汉文化的再崛起，大唐疆域辽阔万国来朝，是汉文明的又一高峰，体现的大一统的文明精华。

大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后来的五代十国，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又变成了如五胡入华时期的问题，内部分裂征伐，外部的由未被融合的残余胡系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强大起来，如由被慕容鲜卑击败蛰伏于东北长白山和朝鲜等地的原宇文鲜卑，分化成为几大部分，包括契丹（辽），库莫奚还有后来的女真等，都是其为主体不断融合和分化衍生出来的。而被后期完全汉化的北魏先祖打到无处藏身的柔然室韦，逐渐演化形成新的民族体系，也就是蒙古的形成。契丹强大后，占据燕云十六州，拥有广大辽阔的农耕游牧区域，官吏管理上也分为南北，汉官和契丹官体系，一方面融合一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所以，我们理解辽金夏宋的历史，不能仅仅只去认为只有大宋是汉文化，包括蒙古，也都是我们的历史范畴，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大融合的过程，即使是远在大草原以北，生活水平特别低下，战斗力也远远不及北魏的柔然，被北魏拓跋焘打到生活不能自理，称之为蠕蠕，一直被打，一直惨败，一直没有完全消失的民族，北方草原被忽视后，依附契丹慢慢成长起来。此时的帝位天授体系再次被质疑，因为大宋得位不正，所以在治理上就严重畸形，最后导致国家的畸形发展，被蠕蠕后人蒙古灭国，崖山⛰️投海者，汉族的精英和传承折损大半，这个阶段属于还是如同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民族融合，天命神授不在，地域割裂，国家不完整统一，南越也在这个时候丢了。大宋其实对标的就是东晋，东晋有北府兵，南宋有包括岳家军在内的多支劲旅，只是因为南宋没有宋武帝刘裕，历史不可能出现简单的复制，而霸王在世一般的人物也不可能百年一见。

蒙元，大明，后金大清时期，形式上都是大一统的，分裂阶段也都不长，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在大清朝就已经形成了满蒙一家体系，皇太极的帝王之位来自于所谓的天命神授，蒙古送来了传国玉玺，这其实也就是两家为了得到支持而做的统一前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不管怎样，符合汉文化的天命神授，满清入关后，满蒙一家的政策是一直执行下去的，所以有人质疑，为什么说蒙古是我们汉民族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即使现在有蒙古国，外蒙古也是从我们国家分裂出去的，不是有历史传承的单一民族国家，我们即使今天承认和尊重蒙古作为国家的国际地位，然在解读历史上，也要说清楚，这种是属于分裂后形成的，他们不能代表全部完全的蒙古，只是一个派系与当时的大苏子勾结，我们在军阀时期处理上失去了先机，无法阻止。大清在康雍乾时期打击消灭过一个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势力，准嘎尔，非常强悍，威胁大清西部大片疆域，并没有势力可以阻止他们，康雍乾三朝最后彻底消灭了他们，我们收复和安定了新藏两省之域，但是也给莫斯科大公国成为沙俄以后，占据整个大片西北部地域创造条件，这是形成如今的北极熊的一个历史进程。

蒙元，大明和满清三朝的特点就是【天命神授】这一传统思想体系结构得以形式上的承认，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形成，两个少数民族，一个被多少影响形成了一点畸形化的汉民族国家，将文字狱和对历史文化的记录打击空前，可以说，遗留下来的文化内容，很多是在高压体系下形成的，所以元曲，明清的小说，都是有其历史背景原因的，曲艺对文化的传承帮助很大，也由此得到了继承发展了宋词和汉赋唐诗，还将此进行演绎，成为更容易被人接纳和传播的手段，以古喻今，以隐晦的写作，甚至谶纬来进行思想的传播成为一种方式，而小说又是通过大量文字进行系统性的进行文化创新，所以曲艺和小说的大面积形成创作，是我们文化思想体系的一次大高峰，而正史记录已经完全因为官办和当朝要进行查阅，不得不服从于当朝政治，也就会改变秉笔直书的坚持以自我三观立场解读，为政治服务了。这是常态，而两周秦汉建立的礼教治国体系思想是我们先哲辈出的年代，百家思想，皆从礼教治国演化发展而来，三观体系也是维系在传统的周礼思想根基之上，史官为礼服务，而不为诸侯服务的思想还存在于心。儒从礼来，孔子可以教育出七十二先贤，也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土壤环境，自己对于周礼的解读和体系进行总结概括，继承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所以我们的文化和思想哲学体系，三观体系都是有传承的，如今，我们要如何选择做中国人，做什么样的中国人，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先贤，我们的民族，如果西化严重，三观体系完全脱离汉文明体系，很多人抨击儒学，咒骂孔子，这就是否定我们的文化根基，历史都是糟粕和精华，现代社会的思想体系涉及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不能选择完全否是一方的方式进行理解，而且还要以我为主，有选择有有条件有目的的融合西方文化，达到继承发展东方文化的目的，最终我们要做要走的还是东方的未来之路，我们的根基还是在东方文明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华夏儿女，中华民族的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