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西方伪造“文艺复兴”，掩盖“西学中源”

（一）剖析近代意大利的真实状况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奈尔特指出：“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年）的书《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1860年），在20世纪的世界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但它有一个主要缺陷，即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是不真实的。”

       为什么现代意大利要接受这段伪历史呢？按照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科·鲁比尼的诠释，即：当布克哈特发明“文艺复兴”蓝图的时候，意大利人立马就“认祖归宗、认影为头”，而自我陶醉、自恋虚荣。这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深陷政治祸患与异族统治，因而他们需要一种精神。当然，他们也就不会做认真与系统的历史研究。……巧合的是，布克哈特确定意大利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否极泰来，而走上了统一与发展的道路（1860—1870年间）。……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人需要“文艺复兴”的理念，来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年代里振奋人心；……意大利思想家们正在寻找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于是，就借用“文艺复兴”来弥补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空虚与脆弱。……相对落后的意大利希望从（布克哈特为它设计的）“文艺复兴原型”里，在精神上获得“重生”。……上述心理分析，可归纳为“意大利人文艺复兴的神话”，它反过来表达了意大利创建民族主义哲学的雄心壮志。

       深度推论：在1870年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前，意大利已动乱好几百年了，遑论文化建设！究其祸因乱源，乃与“东学西渐”有关——由于地处丝路终端和东方门户，意大利确实是欧洲第一个接受到来自中国的能量的民族！

       近代世界，中国是主要的技术与知识的传播源；但这些东西都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与负能量）：除非受到“和谐文化”（“道”）的驾驭，否则的话，技术与知识意味着战争升级。幸亏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使欧洲的“海洋性”被提升起来，从而能够向大洋彼岸转嫁祸因、疏解矛盾。

       中国技术与知识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但它在启蒙运动（18世纪）之前几乎全是负能量、破坏性，其宣泄的途径是：一半殖民扩张、灭绝土著，一半欧洲内讧、宗教战争。鉴于意大利的海路被大西洋列强差不多堵死，所以，意大利接受外来技术与知识等于引火烧身、引水入墙——当达芬奇把来自中国的军事技术献给米兰公爵的时候，他本人和其民族的命运均已注定（达芬奇躲避战乱，死于异国）。

       进而言之，欧洲启蒙运动的实质是，由传教士“取经”所导致的“人神决战、人文化成”，它带来了世俗化与文明化。儒家思想不仅被用于打碎神权禁锢，而且为其社会注入了一定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这样，在当时大西洋易于向外侵略、疏解矛盾的条件下，中国技术与知识在西方内部不仅全为“正能量”，而且还被当作“种子科技”，被裂变成破坏世界与自然的炸弹（此乃后话）。

       相比之下，17—18世纪的意大利因其教会势力太强，而无缘于“启蒙”，所以它长期沦为欧洲进步与繁荣的反面。

（二）批判发明文化遗产的恶作剧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保罗·伍德说：

 威尼斯是“海上帝国”，也成了“话语的海洋”。“文艺复兴”就是话语的海洋。但这是正统西方的说法，而“文艺复兴”则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文艺复兴”是一块基石，它承载着西方的经典文化，因而是我们（西方）最重要的基础。……整个西方文化都以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为枢纽。……但是，“文艺复兴”是在19世纪被改写的，其影响变得至为深远。……换言之，“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是指现代意义，即19世纪的现象。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年）用它来标明法国历史上的某个阶段。而布克哈特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中，则对该词进行了明确定义。……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和帕特尔（Walter Pater）的“文艺复兴”，都指是19世纪下半期的思潮。……在英国，有人反对把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捧得过高。……不管怎样，通过“文艺复兴”，我们所认为的“西方经典文化”就形成了。但……它是在不断被修正之后才成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像布克哈特和沃尔夫林这些人物，都不仅是历史传统的缔造者，而且也将“文艺复兴”这个词赋予经典化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受到后现代学术界的深刻批评。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克莱尔·法拉戈谴责：“它是西方中心和霸权主义的性质。如此‘文艺复兴’是建立在与外界隔绝、与时代不符的意大利（西方）自我循环的基础上的。……布克哈特显然是画地自限，掩盖和抹杀欧洲与其余世界的联系……，主观地重构文艺复兴的概念。”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家杰里·布罗顿揭露：

 文艺复兴的经典定义的弊端之一是，它吹捧西方的独特成就，而否定其余世界的进步因素。19世纪发生这件事并非巧合。有目共睹的是，那是一个西方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米什莱和布克哈特所发明的“文艺复兴”，是由高大上的白种人承担的，深信其文化之优势。在这方面，“文艺复兴之士”的思想与作为，酷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冒险家和殖民者之实现伟大理想。但是，这些“历史发明者”所描述的15—16世纪的意大利，却是他们自己的世界（19世纪的西方）。……米什莱、布克哈特和华特·佩特（Pater Walter）创造了“19世纪文艺复兴”的架构，……支撑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当时，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正在积极诉诸暴力。像华特·佩特这样的人设计了这般文艺复兴的愿景，即它以西方“神圣起源”来为欧洲宰制其余世界提供合法性。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戈斯曼表示：“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的自由解放和个人主义，但实践起来则是帝国主义和无情侵略。”亦即汤因比所言：“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在实践中所表现的，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与穷兵黩武。”

（三）权威学术机构的检讨和反省

       哈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在2013年6月，以“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主题，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其摘要如下：

 博佐尼和佩恩主编的《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检查了对“复兴创意”的批评，指出这一“19世纪重塑的礼物”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复兴”是介于历史怀旧与19世纪的评论的产物，席卷了整个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音乐、艺术、建筑和收藏（博物馆）。它以下列（19世纪）重要人物的作品为标志，即：安格尔（Ingres, 画家）、福斯特（EM Forster, 文学家）、吉穆勒（Geymüller, 美术史学家）、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 雕塑家）、儒勒·米什莱（Michelet,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 历史学家）、理查森（HH Richardson, 建造师）、里尔克（Rilke, 诗人）、卡尔杜奇 （Carducci, 诗人）和桑克蒂斯（De Sanctis, 文学评论家）。尽管这些人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黄金时代，但它却是现代典范。……其他批评者则把“文艺复兴”当作反面教材，即：艺术的复兴伴随着社会颓废、道德沦丧和政治败坏。（西方文明）凯旋主义的模式遭遇了挑战……（该书）涵容一些多维性见解，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9世纪的现代性两者的关联，进行了评论与修正……。

       罗马大学教授丹尼尔·佩斯科为《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写了书评，其大意是：

 这项研究揭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在19世纪被更新了，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作为一种（19世纪的）泛欧现象的重塑（reshaping）。该书并且分析了“文艺复兴”是怎样活跃在19世纪,……其内容囊括从文学、装饰、视觉艺术、室内设计、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自从“19世纪之复兴”以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就被认为是一种远远超出意大利国界的泛西方现象。……这些研究高度批判性地对待布克哈特于1858—1859年所作的如此定义，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现代人的母体与家园”。……按照米什莱，历史学家应被赋予两个不同时代的调停者的角色，否则的话，过去与现代则全无意义〔引者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学家使出浑身解数，来调和14—16世纪意大利的“历史”与19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两者的差别〕 。阿林娜·佩恩（Alina A. Payne, 哈佛大学教授）调查了20世纪有关“文艺复兴建筑”。……她对照了19—20世纪的哥特风格……，观察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与19世纪建筑之间的关联〔引者按：19世纪的西方建筑发端于1760年代，英国贵族霍勒斯·沃波尔把中国风建筑改建成“哥特式”，后者盛行于19世纪，并且衍生出西方“古典建筑”。这就是说，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实际上是19世纪搞出来的〕。总之，从历史研究中，产生对“文艺复兴”的记忆；但这是选择性、创造性和操纵性的，由现代学者的态度和解释来表达……。为了调和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提出“长时段”（ longue duree ）的方法，用它来解释“文艺复兴”的特征和概念；但这仅限于正面意义——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现代性，包括国家、艺术、文学和哲学。……像“文艺复兴知性”这样的概念则是新人文主义的人造物，或是现代学者提出的基于想象的诗学，来作为历史记忆的沉淀……。由此可见，《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项目中的“文艺复兴”，与布劳岱尔“长时段”的历史模式乃截然不同。

（四）“文艺复兴”被定性为伪历史

       美国文艺复兴协会刊文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另一种发明，发明了一个浪漫而又令人回味的传统，我们却都很容易认为这是真的。”

       《意大利文学研究百科全书》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布克哈特在概念上重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亦即，重新发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来作为现代世界的起源。……布克哈特所发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历史文化范式……。”

伦敦大学教授希拉里·弗雷泽说：

 ……如果现实主义重生的起源是19世纪的发明，那么，文艺复兴本身则也是19是世纪的杜撰。今天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是19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和艺术的铸型。（换句话说）文艺复兴作为一种历史构建，是19世纪的发明，它反映了19世纪的利益、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历史学家们经常批评，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虚构；即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画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我们所继承的“文艺复兴”的遗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19世纪潮流的典型。

       纽约大学教授马修·海斯感叹：

 现在依然主导人们意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学者谱写的版本，它是一项经过大量研究后的发明。……那个时代，我们不得不称为“虚伪的时代”或“欺诈的时代”，至少在艺术上是这样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桩悬案，这是巨大的！然而当它被解答的时候，我们将不在人世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生产的巅峰和它成为现代文化的摇篮吗？这一历史观念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制定的。……最具历史开拓性的莫过于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1860年）。……布克哈特的美学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拼凑碎片的智力工具，从而为通过想象修复历史艺术，提供了一个模式。……俨然是“19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景象，由它转化成的历史概念，久而久之，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如何在19世纪涌现的？时代赋予一个新生的艺术史专业的重要性，由它来定义历史的特征。……“修复”岂不是助长在学术上对“文艺复兴”的各种发明吗？……决定修复“文艺复兴”艺术品的因素，通常与实际情况相分离，而主要则是赞助商和修复者的意图和偏好。……后来添加的新材料被大量使用。……布克哈特对艺术历史猜想性的描述，为修复理念提供了指导。完全受损的旧物，成为一种复兴过去的契机。……这种策略在广泛的重建中特别有用，比如巴尔第圣堂 （Bardi Chapel），修复者把据说是乔托的画“还原”。

（五）应该废止“文艺复兴”的历史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威廉·卡费罗提出，“文艺复兴”的概念使西方历史陷于自相矛盾：一方面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古典文艺，它们被置于意大利；一方面是“现代早期”——民族国家和物质文明，发生在其余欧洲。没有经济与政治基础的意大利怎么会凸显人文和文艺呢？卡费罗这样写道：

 “现代早期”这个词总不能被一致性地运用，而历史学家们则把它与“文艺复兴”并列……。他们把“文艺复兴”应用于意大利，而把“现代早期”则放在其他欧洲国家。人文、知识和艺术思潮被归于文艺复兴的范畴，而政治——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则被算作“现代早期”。这样就陷入了混乱。如果修正历史，似乎就会威胁到“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可行的历史存在。1978年，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威廉·布乌斯马（William Bouwsma）判断“文艺复兴”，发现濒临“崩溃点”；……因为如果承认“意大利文艺复兴”，这就否认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使现代性变得不可理解。布乌斯马特别提到了福柯的影响、以及后者对正统的历史范畴与模式的否定。最后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嵌入真实历史之中“西方中心论私货”）文艺复兴成为一种过时的沙文主义历史模式的基调；“西方单线进化”的宏大叙事，其目的是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取消文艺复兴的理由：一是时间颠倒，一是虚假古典。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指出：

 从教育、哲学和美学思想说起，我们通常把它们与“文艺复兴”捆绑在一起，置于“科学革命”之前，而促进了后者。我们必须确定“文艺复兴”何时开始。……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们将从我们的历史词汇中删除“文艺复兴”一词。它是在1855年被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发明的，他强调恢复古代知识、古典文献和“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遗产，使之“重生”……。米什莱是极具天赋的作家，但是，他像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通过反思自己的时代来获得灵感，再借用历史来诠释现代，而非过去。是在1855年，文艺复兴才真正开始的！越来越多的男孩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提供“古籍”，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和好版本。它们所展示的历史故事和人物，都是19世纪学者的自我灵感和艺术主题。……米什莱的理论成了教科书上的正统学说，由历史学家和他的继承者进行阐述。……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老师，在黑板上用他那缓慢而圆润的笔迹写下：“1494年：现代历史开始”……。然而，批评家们一直在抨击这一强大的正统说教；他们揭示，意大利的少数民族的奇异品味都被用来冒充“古代审美”……。很多现代的佛罗伦萨艺术家都认为他们这座城市的“古典”都不是真的。……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关于“文艺复兴”的一切，几乎都是错误的或误导性的。

图 迈克尔·爱德华兹：文艺复兴是在其“古典面孔”之下活跃在东方影响之中，以致它的真实来源几乎总是无法被认清。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坚信“东方的文艺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的观念，并且提出：“我应该看到中国取代希腊作为（西方）古代的实体。”（I should like to see China replace Greece as the body of antiquity）。

（六）现代西方文明来自中国历史

       阿梅斯托还说，“现代文明的开端”，在欧洲则轮不到意大利，在世界则轮不到欧洲。他写道：

  为了确定谁是“第一个现代国家”，西方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或尼德兰，甚至立陶宛？然而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展示出近代化的关键要素！——国家主权、中央政府、集中任命的管理层、一致性的行政制度、统一的法律/货币/度量衡、捷便的内部交通和由“学优则仕、选贤任能”所构成的文官政体，它使贵族专权和封建割据成为不可能。省级长官代表皇帝来伸张正义，行使法律，收集赋税和监督治安；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被甄选，其内容是儒家经典和策论时政，德行与能力尤为升迁的标准。……归根结蒂，促成人类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首创因素，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加速和扩大交流的纸与印刷均为中国的发明。火药亦然，若非如此，就不会有“军事革命”；后者形成了基于热兵器的武装力量，一改游民部落欺凌定居文明的老黄历。……若非如此，也就不会有近代民族国家，后者诞生于军事革命。……工业化必须使用鼓风炉和煤，两者都源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纸币，这又是西方从中国借鉴的。征服海洋所依靠的是中国的导航仪和造船术。科学实证，这个西方人祝贺他们所具有的冲击世界的伟大思想，在中国尤为久远。像科学一样，金融、商业、交通和战争——它们革命性地盛行于现代——都应归功于中国的技术和思想。西方的全球霸权的兴起正是这样的结果，即中华文明及其发明的长期积累和深远影响。

       西方中心论用“文艺复兴”作为伪史支点，来建立纵向单线的西方谱系，从而抹杀多元中介的中国真源。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沙希德·阿拉姆写道：

 为了宣扬西方“优越性”，西方中心论创造了“优异历史”。它通过滥用“希腊、罗马”，来赋予西方文明的深远性。……它定义“古典复兴”，并把它置于北意大利，在那儿完成欧美文明与“古希腊”（科学、哲学和文学）的衔接。由此，西方中心论构建了始于“古希腊”的欧洲历史……。然而在18世纪，一些欧洲思想家追随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足迹，高举理性的旗帜……。西方经济学的灵感来自中国，魁奈是其先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概念，直接来自中国的“无为”。而被公认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则是魁奈的信徒。很少有人知道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学术语言，是中国人发明的（表意文字）。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机械定义了现代性；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引领西方走上现代社会的机械，都是中国源自，诸如：水车、风车、船帆、星盘、浑仪、铁犁、水泵、船舵、指南针、印刷术、播种机、割草机、脱粒机、枪和炮、钟的内部机械装置……。然而到了该世纪末，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欧洲却忘记了中国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