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视角下的十字军东征（一）

君士坦丁堡被威尼斯人和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士兵攻陷不仅仅是西方侵略的问题。拜占庭的弱点和对敌人的误判同样重要。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并非没有根据，拜占庭人只能为事件的结果负责。毕竟，致命的失误是拜占庭宫廷内的一个派系私下将年轻的阿莱克修斯·安格洛斯放走，后者因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纠纷而寻求来自国外的帮助。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令人惊讶的决定。至少从 11 世纪中叶开始，拜占庭很长时间内严重仰赖来自西方的帮助，当时法兰克雇佣兵和其他西方人开始被大规模招募到拜占庭军队中。与此同时，拜占庭开始依赖威尼斯人的海军支持。1095 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决定向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军事援助，这是这种对西方世界仰赖的延伸。毫无疑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拜占庭与西方的关系性质，但具体如何改变还需要一些时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给他儿子约翰的遗嘱中将来自西方的挑战列为拜占庭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他的目标是收复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夺走的土地、恢复拜占庭的传统边界，但多年的征战几乎没有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在他统治的末期，约翰二世·科穆宁改变了策略。他寻求与教皇和德国皇帝以及十字军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他的儿子曼努埃尔·科穆宁 (1143–1180 年在位) 将会承载这一政策变化的全部影响。他即位后几乎立即面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到来。这激起了人们对于西方觊觎君士坦丁堡古老野心的恐惧，但曼努埃尔·科穆宁对十字军领袖——德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完美的处理证实了他父亲调整政策的智慧。此后，曼努埃尔·科穆宁努力争取西方世界去接受拜占庭，但前提条件是满足拜占庭的骄傲感。传统上，拜占庭皇帝认为他们是“family of kings”的宗主，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皇帝。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契约问题。但它被认为可以用来理解拜占庭与西方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以前更直接的影响着拜占庭在黎凡特的利益。尽管对国外充满恐惧，拜占庭外交官员们仍然是他们需要施加影响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敏锐旁观者。他们赞赏封建等级的金字塔秩序赋予拉丁统治者的政治力量。曼努埃尔·科穆宁的核心圈子成员、历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 (John Cinnamus) 正是这样描述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种讽刺，但在科穆宁王朝的这些旁观者看来，这就是西方的秩序的样板。正如拜占庭人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个与拜占庭所谓“family of kings”非常兼容的系统。不同的是教皇的权力，它正受到越来越严密的审视。很明显，教皇权威的特征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权威截然不同。教皇在西方行使的政治特权与拜占庭皇帝在其领土上享有的特权并无二致。在一位拜占庭观察家看来，西方政治体系似乎围绕着教皇而不是任何国家或王室人物。

因此，罗马教皇似乎是将拜占庭纳入拉丁政治框架的关键。曼努埃尔·科穆宁明白，他必须首先结束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分割的宗教分歧。他意识到神学的复杂性，但相信他可以找到令罗马和拜占庭双方都满意的政治解决方案。但他错了。教皇仍然怀疑他的意图。即使充当十字军国家的保护者也没有赢得教皇的认可。总的来说，拜占庭对圣地的兴趣在西方被视为一种无理的入侵。到曼努埃尔·科穆宁统治末期，他与西方强国的和解政策显然没有奏效。拜占庭在拉丁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正如其在1177年被排除在威尼斯和约的框架之外所证明的那样。

曼努埃尔对西方的向往从来不仅仅是现实政治的问题。他是真正被勇敢和慷慨的西方骑士理想所吸引，这是一种吸引军人皇帝的骑士精神。曼努埃尔同样欣赏西方人的军事和商业技能，并希望利用他们来服务于他的帝国。他死后，拜占庭和西方人都记得他是一位欢迎西方人、为他服务并赋予他们权力和责任的统治者，而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指责曼努埃尔将出身贵族的拜占庭人置于这些矮子和野蛮人治下。这是否是真的又是另一回事。除了他的姐夫，安条克的鲍德温，曼努埃尔的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是西方血统的人。然而，在曼努埃尔的统治过程中，它变成了对皇帝的一种指责。在12世纪50年代，一位拜占庭主教可能会惊呼：

我无法相信一个喜欢希腊和热爱自由的人会把一个希腊人和野蛮人放在一起，同样也不会将一个自由人和天生为奴隶的人放在一起。我无法忍受那些使用野蛮人语言的人，也无法忍受那些表面上是上帝仆从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描述的话。他们是那种与野蛮人关系很好的人，他们更喜欢野蛮人而不是希腊人，虽然后者是英雄，是缪斯和赫耳墨斯的所钟爱的人，但在这两者中后者往往是次等的

这名主教正试图为自己叔叔谋取一份闲职，但这些严厉的措辞，批判了科穆宁宫廷偏袒拉丁人的态度。这种氛围正是由还年轻的曼努埃尔所刻意培养的，他热衷于比武，并希望衡量他和法兰克骑士的实力，例如在他统治初期访问过他的宫廷的安条克的雷蒙德。曼努埃尔对途经拜占庭帝国的拉丁人表示热烈欢迎。他本人是一位匈牙利公主的儿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德国人，第二任妻子是十字军国家公主。他的侄女嫁给了德国、匈牙利和十字军国家的统治者。这些王朝婚姻和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多联系，以至于曼努埃尔对联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特别是因为它能够影响“那些来到君士坦丁堡定居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国王和王子”。

拉丁人出现在科穆宁王朝的宫廷中，这向拜占庭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前者是否分裂拜占庭社会的问题。保罗·马达利诺 (Paul Magdalino) 辩称，在曼努埃尔·科穆宁的统治下，从来没有出现任何明显被分为亲拉丁派和反拉丁派的派系分裂，曼努埃尔也没有试图通过在朝廷内扶植亲拉丁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派系而言，这是事实。贯穿拜占庭宫廷政治始终是家族利益的问题，基于家族之间的政治同盟总是在变化。然而，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使拜占庭的政权内部产生分歧，而在12世纪，拉丁人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虽然很容易被简化，但它确实非常复杂。十字军东征活动和东西教会合一的问题使它始终处于公共利益的最前沿。

（节选自米海尔·安高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