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认同仅仅是建构的？爱欲到底干了什么？《（我无法）享乐：拉康理论和

力量和形式

显然，所有同一性形成的基础——包括试图通过民族认同形成的——都具有话语、符号的性质：它依赖着差异。用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的话说“同一性的构成是通过刻画边界来实现的，这些边界用来区分‘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者’、‘国内’和‘国外’”。同一性从来不是完全肯定性的（fully positive）。当遇见民族主义时更是如此：“民族认同是一种卓越的认同形式，其特点是划定界限，以区分集体自身和他者”民族主义解释了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定政治、社会和文化边界对于建构个体和集体的同一性重要性。除了民族构建，国际政治和欧盟等超国家实体（supra-national entities）的构建也是如此。

无疑，民族是有着特定历史和符号可能性条件的话语建构。然而在多大的程度上，这是对于民族认同之普遍本质的充分解释？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到底社会变迁或者被改造过了的意识本身能否充分解释人们对于他们的想象力的创造物的执着——或者，再一次重提本书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将（民族）认同定位在什么层面？认同过程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同一性的构建仅仅是符号游戏吗？认同过程中主体发生的转变是否完全是认知性质的（cognitive nature）？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解释某些认同的普遍性和长期的稳定性（long-term fixity）？

通过关注弗洛伊德对于认同和群体形成的评论，可以阐明这些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从形式到力量的转变。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论述有着自身历史性的印记。这提醒着我们，要注意在讨论同一性和认同时经常被排除（forecolsed）或淡化（downplayed）的东西。我们要想到的是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洞见，即集体认同的形成之关键在于情感的爱欲联系。正如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Group Psychology）中指出的那样：“一个群体显然是由某种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但还有什么力量能比联系起来了所有事物的爱欲（Eros）更合适呢？”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认同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象征意义和话语的整全（fullness），还在乎“群体的爱欲组织”。此外，按照弗洛伊德提出的二元性（duality），每一个激烈的情感投注都牵连着一个更为邪恶的维度，即仇恨（hatred）和攻击性（aggressiveness）：“只要还有其他人可以接受他们的攻击性显现出来，就总是有可能把相当多的人结合在一起在爱（love）中（换句话说，创造一种爱欲投注的共同的‘认同’）”。因此，在政治中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语言的或者符号的差异：“在象征的层面上，可以由对于抽象的差异的体会，但是没有‘真正的’理由和他人对立”。精神分析认为，只有我们意识到政治话语的（爱欲和其他）投注和享乐的真实性，才能够解释政治对立的持续存在。这里——从形式到力量的过程中——这对同一性/差异呈现出第二个更为邪恶的维度。差异变成了对立：对立的力量威胁着或者被理解为威胁着我的同一性，但是同时成为了一种存在，它的积极排斥（active exclusion）维持着我的一致性”。

杰德勒.德兰迪（Gerard Delanty）已经很好地描述过这一过程出现的危险：“在形成‘我们’和‘他们’的过程中，通过将他者性（otherness）强加于人来实现认同。‘我们’的纯洁性和稳定性首先在命名（naming）中得到保证，然后再妖魔化得到保证，最后在清除（cleansing）他者性中得到保证。”然而，他将其局限于和（排斥性的）差异的否定相联系的“病态”（pathological）同一性模式，这是错误的。马克森（Marcussen）在最近一篇关于欧洲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同一性的文章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体意识除了由一些共同的观念所界定之外，还因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意识而更加突出。”这些社会群体要么被描述为友好的外群体（out-groups），要么被描述为体现敌人功能的外群体。

但是，这些论述没有充分考虑认同的矛盾特性、同一性在构成上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以及同一/差异这一对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纯粹形式/符号维度和更实在/情感维度）。首先，任何一种积极的认同感都不可能脱离其可能性的条件——差异。差异不仅仅是对于认同感的强调，也不会脱离认同感而存在。如果它存在，那么是因为它对认同的形成极为重要。同一和差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认同行为固有的模糊性而得以维系。区分积极的（良性的）差异和消极的、排斥的（恶性的）差异是不可能的，这暗示着有可能培养前者并同时废除后者。正如纽曼（Neumann）说的那样，“交融（integration）与排斥（exclusion）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这里的问题在于不是排斥发生了，而是其如何发生的。”即使这一点不明显，但也要知晓在否定性潜伏的地方，肯定性也会不断转化为否定性（反之亦然 ）。即使是相对稳定的认同形式，在遭遇错误（dislocatory）事件，进入危机状态或者“紧要关头”（critical juncture）时，也往往会失去稳定和整全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谴责别人，甚至是先前友好的外群体，来试图保存自己的霸权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替罪羊（scapegoating）——作为排斥和妖魔化的差异类型——始终是任何认同主张的核心所铭刻的现实可能性。弗洛伊德的观点指出了标准建构论之外的一个关键维度（这一维度在认同中是建构性的）即，激情、情感依恋和爱欲投注的维度，而这一维度的前提是身体能量的调动（mobilization），即爱欲作为一种“数量量级”（quantitative magn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