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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 金先生,一路走好

2023-02-28 17:03 作者:咬文嚼字杂志社  | 我要投稿

◎黄安靖


编者按

 

著名文史专家、《咬文嚼字》顾问金文明先生,已于1月2日驾鹤仙逝,享年87岁。金先生1936年出生,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主要著述有《金石录校证》《语林拾得》《守护语林》《石破天惊逗秋雨》《秋雨梧桐叶落时》等。自1995年创刊起,金先生就担任《咬文嚼字》编委,直到2015年,长达21年。2016年起,金先生担任《咬文嚼字》顾问。金先生长期致力于语文规范化工作,长期参与、支持、关注《咬文嚼字》工作,在本刊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先生的去世,对语文规范化,对《咬文嚼字》,都是巨大损失!本期特辟专栏刊发纪念文章,以表达本刊同仁对金先生的深切哀悼。

 

金先生,一路走好

黄安靖

 

与金文明先生相识,还要追溯到我到《咬文嚼字》杂志社工作之前。大约是1998年10月前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系列学术活动,邀请上海出版界数位名家到所里进行学术讲座。金先生是应邀者之一。(被邀请的还有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郝铭鉴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等。)当时,我是古籍所的研究生,全程参加了整个活动。依稀记得,金先生对《左传》历代注疏做了一个梳理后,重点评析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先生是从“编辑”的角度审视这部著作的。在总体肯定这部著作的价值的同时,他指出了其中的不少疏漏之处。或许,金先生的讲座,对我来说,是入职编辑出版工作前的一堂业务启蒙课。

讲座结束后,我主动向所领导要求:我送金先生出校门。这次讲座虽然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先生,但我对他并不陌生,早已知道他是《咬文嚼字》杂志的编委。途中我做了自我介绍。当听到我的名字时,他哈哈一笑,爽朗地说:“原来你是安靖啊,我对你有印象。在审读《咬文嚼字》时,拜读了你的大作。”当听到“拜读”“大作”时,我诚惶诚恐,十分不安。我还是在校学生,此前刊于《咬文嚼字》杂志上的几篇短文,是“学生习作”,连文章都算不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出版界前辈,一位文史大专家,竟然如此用词,如此客气,大出我的预料!第一次见面时他就亲切地叫我“安靖”,我也顿时感到心中热乎乎的。其实,跟金先生打过交道的年轻人都知道,这就是他,这就是金先生!

1999年7月,我正式进入《咬文嚼字》编辑部工作。此后,我逐步对金文明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原来,金文明先生是《咬文嚼字》创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金先生与郝铭鉴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当时校名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级同班同学,还在同一宿舍睡上下铺。大学毕业后,他们也一直有业务上的交往。1994年9月,郝先生酝酿创办《咬文嚼字》。当年11月,郝先生即邀请金先生参与刊物的筹办,并担任刊物编委。郝先生同时还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的何伟渔先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李玲璞先生,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大)的陈必祥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姚以恩先生,个个都是不同领域的上海知名专家。筹办刊物的困难,大家可想而知。在郝先生的带领下,大家共同努力,所有的困难都被一一克服。没有稿子,五位编委就自己写,金先生用不同的笔名写了多篇文章。没有编辑,五位编委就亲自编,审稿、改稿、读样等,金先生全过程参与。

 

2022年春节前,《咬文嚼字》杂志部分编辑拜访金先生。左三为金先生

 

《咬文嚼字》创刊以后,不管是在担任编委还是顾问期间,金先生几乎参与了编辑部组织的所有重大活动。此外,金先生还一直负责刊物的审读工作。每期刊物在付型前,责任编辑把样稿邮寄(后来快递)给他,让他做最后的把关。金先生拿到样稿后,总是马上看,并且会在当日看完,时间如果不充裕的话,他会看到深夜,甚至看到黎明时分。第二天一早,他就寄回样稿,或在责任编辑上班到办公室时,用电话反馈意见。20多年,似乎从未有过例外。

金先生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地理人物等非常熟悉,并且家里藏书颇丰,曾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他审读稿件,不只是纠正用错的字词、标点符号、语法修辞等,他还会利用自己的藏书,核对刊物中所涉及的引文。各种文史常识错误,更是逃不过他的“法眼”。记得郝铭鉴先生曾说,刊物要金先生看过后他才放心。有时候,金先生发现某处“咬”错了,整篇文章必须撤掉,但已到印前环节,时间往往很紧迫,退给责任编辑处理可能来不及。这时,他多会连夜赶写一篇文章补上,并且连字数也算好,不多不少,刚够版面。直到三四年前,因为身体状况欠佳,金先生才不舍地终止了刊物的审读工作。但我们每年都会去他家里,聆听他的教诲。

在评价《咬文嚼字》杂志在语文规范化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有人曾说:《咬文嚼字》起的是引领作用,解决了许多疑难,很多有争议的问题经他们一讨论,就成了定论。如果这种说法符合事实的话,我要在这里说,这是《咬文嚼字》团队的合力使然。其中,金文明先生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具体的例子很多,且举一例。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大家都很熟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一首入韵的唐人绝句,第一、二、四句的末尾字“回”“衰”“来”应该押韵,但用普通话念,似乎不能完全押起来。于是研究唐诗的人,主张把“衰”的读音shuāi改读成cuī。过去的语文教材,也这样处理,仿佛成为定论。语音是在发展演变的,一首诗中本应押韵的字,后世人们按当时的读音读,可能已不合韵脚了。于是宋人临时修改读音,以便读起来仍然合辙。明清时,此法逐渐被淘汰。主张把《回乡偶书》的“衰”改读成cuī,即源于这种早已被抛弃的读诗之法。金文明先生早在2001年就撰文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写了《“鬓毛衰”的“衰”不读cuī》一文,发表于当年《咬文嚼字》第2期。文中,金先生从诗韵、诗意及文献等角度多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鬓毛衰”的“衰”还是读作今音shuāi为好。自此以后,此观点逐步被社会接受。现在,语文课本也多不再为此字注cuī音了。

金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世长存!《咬文嚼字》编辑团队将踔厉奋发,砥砺前行,把金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

金先生,一路走好!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3期《缅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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