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

（一）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是指自1933年至1937年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领导核心的联共布的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193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1937年该计划超额完成。三十年代初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斯大林曾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当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不断得到新技术的装备后又出现缺乏熟练掌握运用新技术的专门人才和管理现代化企业的专门人才，以及一部分领导人轻视人才的新情况。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斯大林强调指出人才和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并于1935年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引起各级领导者对干部问题的重视，从而加快对各类干部的培养。1928年苏联全国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专家仅9万名，而到1937年全国知识分子干部就达960万人，其中技术干部达400万人以上，这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苏联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培养训练经济工作干部，充分发挥现有技术力量的作用，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大胆提拔富有创造性和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扩大技术队伍，普遍提高群众文化教育水平。

（二）在重要工业部门中专家的相对人数超过德国，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达54万人，超过英、法、德、日、意在校大学生人数的总和。在“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推动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应当指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是在苏联严重缺乏技术干部，并且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适应的。1935年9月在各个部门都掀起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有31日顿巴斯煤矿年轻的掘煤工人斯达汉诺夫改进掘煤方法，三个人的一个采煤掘进班在一个工作日6个小时内采煤102吨，超过普通采煤工作日生产定额的13倍传遍全苏联。9月8日斯达汉诺夫又刷新自己的纪录，一个工作日采煤175吨。最高苏维埃政府抓住这一典型，斯达汉诺夫一举成名，到各地作报告，党中央给予他相当优厚的物质奖励和政治待遇。斯达汉诺夫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很快就在全国工业的交通输等行业普遍推行以斯达汉诺夫名字命名，以掌握新技术、改进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人民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忘我工作、主动进取精神的体现，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三）在这一革新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提高82%，大大高于原计划的63%。由于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二五计划也以四年零三个月完成，苏联第二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于1937年4月1日再度提前九个月完成。苏联在二五期间高速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二五计划期间苏联总共有4500个大企业建成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增长120%，其中重工业增长139%、轻工业增和100%。农业总产值增长54%，国民收入增长109%，人民的工资基金增加1.5倍，集体农庄农民收入增长2倍多。到1937年大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1倍，比1913年增加7倍，大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增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获得技术上的重新装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中基本确立，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比1913年仅增长44.3%。到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达1770万吨，钢材为1300万吨，生铁为1450万吨，煤为1.28亿吨，发电量为365亿度。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建成六千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钢铁、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部门。

（四）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苏联的工业水平大幅提升，工业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比一五期间提高许多。在东部地区兴建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重型机械、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在中亚兴建塔什干食品加工和畜产品加工工业基地，在哈萨克斯坦建立机械化采矿基地，在远东地区的阿穆尔河流域兴建共青城飞机制造厂。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已取得彻底胜利，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占到99.8%。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纠正一些偏差，集体农庄向着稳健方向发展，更加注重集体农庄的质量。工业向农业提供更多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全国建立几千个农业拖拉机站，农业机械化的物质保障逐步加强。农村电网逐步建立，二五期间苏联巩固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技术改进，苏联的粮食单产大幅提高，集体农庄章程初步制定，使得集体农庄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由1932年全国平均的21%提升到1937年的63%，农村用电量增加7倍，粮食产量五年平均接近1913年的水平。

（五）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达到9400万吨，比1913年的产量多出14%。大牲畜的数量超过1928年的水平。据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学会推算，按照2011年现价美元计算192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09亿美元，人均为258美元；1937年增长到1228亿美元，人均为792美元。苏联的人均寿命在欧洲部分为61.8岁，亚洲部分为55.4岁，文盲率下降到6.4%以下。到1935年苏联基本实现不用凭借票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1933、1934、1935年苏联连续大幅度调整职工的工资，1937年莫斯科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90卢布（约合140美元），远东地区工人平均月工资也达到65-70卢布（约合95-105美元），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比一五计划时期实际增长45.5%。莫斯科城市规划完成，苏联出现斯大林格勒、共青城、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等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等城市配套设施比较完备，市容整洁优美。苏联在许多新兴的城市中大量兴建工人宿舍楼，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在30年代的工人区里三至六层的楼房林立，暖气、自来水、电力、排水设施齐备。当时大多数新建楼房是几家公用厨房和卫生间的集体单元，苏联人民的住房还是比较紧张的，大城市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左右。

（六）二五期间苏联一共建成2730家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大大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虽然条件不能和今天相比，但是相比大萧条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时苏联工人阶级是幸福的。在农村中政府也开始大量兴建民房，或者进行改造加固。苏联从1929年起大批兴建中小学（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派遣大量师资去支援农村教育。到1939年苏联在农村建立大量的新居民点、学校、卫生院、图书室、电影放映点。一五期间苏联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建成——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札波罗日钢铁厂，以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大型设备生产项目。由于苏联技术力量不足，这些企业在一五期间大多没有达到外国设备的设计能力。二五期间苏联继续引进美国和德国的先进工业技术，并且注重消化和吸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挖掘已建企业的潜力，三大钢铁联合企业在二五时期才逐步达到设计标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到1937年完全建成投产。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是大力发展本国装备制造业，用先进的技术装备促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为此苏联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克拉马托尔斯克、新契尔克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新建起重型机械制造厂。

（七）在哈尔科夫建成拖拉机厂和车床厂，扩建高尔基和莫斯科两个汽车制造厂。在远东的兴建共青城，在共青城建立大型的有色金属和特种钢铁冶炼工厂以及飞机制造厂。斯大林宪法和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二五期间，在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方面一切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苏联新宪法。新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基础是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它由全体人民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主生，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联共产党是劳动群众所有团体和国家机构的领导核心。苏联1936年宪法在当时是世界上一切宪法中让绝大数人所享有的最民主的宪法，斯大林宣布：“在苏联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也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结论既符合苏联当时的社会情况，也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1936年的宪法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八）到1936年时斯大林已经基本消灭党内外的政治对手，苏联消灭敌对阶级，形成工农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苏共中央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各地方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要听斯大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占有绝对的优势。斯大林的政令畅通无阻，不忠于斯大林就等于是背叛党和人民。各级干部层层任命，党的干部具有高度的权力和权威，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历史上称为“斯大林模式”。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当时这个模式是最佳的选择，体现苏联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斯大林体制保持思想政治的高度统一和苏联的安定团结，使得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内迅速扭转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苏联当时所处的时代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国防现代化，稳定、速度、效率是压倒一切的。但是斯大林时期以领导人的意志为方向，忽视民主，法制得不到尊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甚至不惜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变为残酷的肃反。这些又都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声望，更损害苏联人民的利益。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破坏力，苏联共产党的僵化也正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从1926年开始到30年代末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是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1926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或接近于战前最高水平（即1913年的水平），但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很不发达，在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为了以新的技术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要求在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使苏联变成一个强大工业国。斯大林认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因此苏联在资金分配上侧重支持重工业。头两个五年计划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84.2%和82.8%，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自的年递增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为28.5%、11.7%、-2.9%，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为19%、14.8%、4.6%。

（二）斯大林一直强调高速度发展工业，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标志之一。苏联在工业化期间工业发展的年平均速度为17～20%，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达到30%。斯大林提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要靠自己，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靠掠夺殖民地来收集追加的资本，靠战争向外国勒索赔款，靠奴役性的借外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采取这些办法，而只能靠自己国内的积累、靠节约。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国内外资本家的剥削，扩大资金积累的源泉，工业化的成就又增加新的积累源泉。国家通过农产品义务交售、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农业税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途径也为工业化积累一部分资金，在苏联工业化时期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26～29%。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强调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当时苏联下大力量开办各种学校培训干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到1940年工业已拥有93万名工程技术干部。

（三）同时用重金聘请外国的专家，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有2万名各国的专家和技工，其中不少是担任过总工程师等职务的第一流技术专家，这对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加快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开展以掌握新技术为特点、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特别是1935年冬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苏联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例1913年为42:58，1926年为38:62，1929年工业比重第一次超过农业,比例为54.5:45.5，到1940年达到85.7:14.3。在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1913年为33:67，1925年为43.4:56.6，1932年为53.4:46.6，到1940年达到61.2:38.8。苏联在30年代末已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不协调，经济效益差，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提高得不快，市场供应紧张，并形成一套管理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

苏联模式

（一）苏联模式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这一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苏联领导集团在对该模式进行改革过程中出现重大偏差，这最终导致苏联社会制度的转轨。其采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的关键要害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基本原则，以长官意志取代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出现于斯大林时期，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官僚主义专政的官僚独裁的形成，这也成了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所谓苏联模式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炉之后去斯大林化，削弱集体化，国有企业趋于利润化，破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最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鸟笼经济。对于苏联模式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总的来看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二是具体体制、机制的层面。社会基本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区别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最基本方面，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内在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的最一般反映，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等领域。而具体体制、机制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为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服务的，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基本制度居于主要的方面，并占据主导地位，而体制、机制与政策居于次要方面，并处于从属地位。从状态上看基本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体制与机制则是灵活易变的，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更新。

（二）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看，在经济领域苏联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领域苏联确立并坚持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而在赫鲁晓夫进行去斯大林化之后苏联以工人阶级的主体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跟社会主义相悖的路线，苏联模式的成熟在这时开始。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反映苏联模式的本质，贯穿于苏联模式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带有稳定性、根本性的特点，这是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之与苏联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严酷环境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这个意义说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该模式的本质特征，在概括苏联模式的特征时有人根本否定苏联模式的这个基本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当他还在苏共总书记任上时他就把苏联模式概括为“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严重变形的社会主义”、“曲解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认为苏联过去搞的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还把苏联模式看成障碍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源。

（三）苏联解体后他依然认为：“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所谓的“极权主义”具体表现的还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他们一改往日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改变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赫鲁晓夫通过把“集体农庄”的经济改革，原来的“义务交售制”改成收购制，允许集体农庄进行拥有土地。又进行比在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的“个人崇拜”，严重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走向跟社会主义相悖的修正主义道路，这种所谓极权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修正主义，苏联的新权贵、新官僚成了苏联的统治阶级，一般称为“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模式在赫鲁晓夫改革之后官僚统治的极权性，体现在苏联社会中存在异化与垄断，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本就在复辟之中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异化。经济上国有企业主导，但并非公有制。公有制并不等于国有企业，而在官僚主义集团专政下的国有企业就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在一定阶级统治下有不同的属性，生产资料应当去除资本属性。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在工业部门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废除适应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经营、管理方针，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针，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使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

（四）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集团就作出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嚷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1961年12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物质刺激形式，对经济工作进行卢布监督，提高赢利率应当成为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要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等等。1962年9月苏联《真理报》抛出苏联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两篇鼓吹利润挂帅的文章，鼓吹利润应当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加以肯定和推广。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承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衣钵，于1965年明令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并制定具体贯彻新体制的《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在工业中业已复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既保证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各企业实行严密控制，同时又赋予苏修集团任命的企业经理在企业中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广泛权力，从而使苏联的国营企业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苏联的企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理、厂长等对企业负全部责任，可不经委托即以企业名义办事，对企业职工发布命令；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买卖生产资料；有权确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任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自行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等等。

（五）总之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运用连同分配、人事大权完全操纵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在企业的代理人手中，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被剥夺领导和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后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这类现象仅从苏联报刊上透露出来的便已十分怵目惊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车修理厂的经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下子就解雇该厂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罗涅日汽车联合企业的经理自1970年到1972年就解雇530人，实际上更换全部工作人员。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连苏联报刊也供认不讳。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的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是由苏联领导集团明文规定并在全国推广，其谢基诺经验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剥削和增加劳动强度，在几年内就解雇1300名工人，裁减工人后节约下的工资基金大部分落到经理、厂长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292个实行谢基诺经验的企业到1973年7月1日止就已经解雇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之际谢基诺经验的创始人以及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却获得巨额的国家奖金和勋章。

（六）六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取消对自留地的限制，1964年10月通过《关于取消对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个人副业的无根据限制》的专门决议。1969年颁布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对个人副业的范围重新做了规定，将农户的宅旁园地的限额扩大到半公顷、羊10只、猪两头、家禽不限，此外居住在农村的工人、职员、退休者也可获得宅旁园地。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国家和集体农庄为发展私人副业创造各种条件，同时还降低个人副业收入的税率。为了给个人副业生产创造更方便的销售条件，1965年还颁布《集体农庄市场示范条例》，规定无论是集体农庄还是个人都可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其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国家不加干涉。为了发展农庄市场，由政府拨款在城市兴建库房、提供冷藏设备等。苏联在对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部门的国营企业推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同时决定对国营农场分期分批地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1967年先在400个国营农场试点，以后逐步扩大，到1975年所有国营农场部已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完全经济核算制的最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国营农场保证用自有资金支付一切生产费用，实行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进行生产性基本投资、形成基础畜群、增加自有流动资金等），建立各种经济刺激基金以及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这就是说国营农场不仅要用自己的收入来抵补日常开支，而且要用所获得的利润自己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条件同集体农庄基本上一样。

（七）经济核算制是指经济单位在独立经营的基础上实行经济核算，以收抵支并取得赢利的经营管理制度。在完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国家对农场下达的计划指标大大减少，国营农场经营自主权大大扩大。在生产方面国家只下达各种主要农产品交售量任务，至于播种面积和结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牲畜头数和产品率以及各种农艺措施均由国营农场因地制宜地自行安排。在劳动方面国家只下达工资基金总额，农场经理可以自行确定工作人员人数、企业管理结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确定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和行政管理费预算。在财务方面国家只下达利润总额、预算拨款、农业用固定生产基金付费三项指标，具体财务计划由农场自行制订，超产自卖且利润归自己。在基本投资方面国家下达集中基本投资总额（包括建筑安装工程量）和靠集中基本投资实现的固定基金投产额两项指标，至于集中基本投资的部门、方向、项目的计划以及新建生产能力，住宅、文化、生活项目的投产计划都直接由国营农场规定，此外农场还可以用巩固和扩大农场基金的资金进行非集中基本投资。在物资技术供应方面国家只规定由上级组织分配的生产资料供应量，这些供应量根据国营农场自己申请的需要量以及国家的可能来确定。关于苏联农业有必要提到私人畜牧业及个人副业、自留地等等，早在1953年赫鲁晓夫便鼓吹私人畜牧业，1958年由义务交售制变为合同收购制，1961年便发生农业危机，向美国进口粮食。1963年全国经营私人副业的工农群众已超过1000万人，然而就在1963年却发生灾难性的谷物减产3270万吨事件。

（八）在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农业改革后（包括放开自留地的限制）造成严重后果，私人经济发展的同时1970年国营农庄的企业化已经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数量十分可观。苏联农业产量此起彼伏，在1971年粮食减产500万吨，1972年减产1300万吨，被迫卖金购粮，这是轻信私人副业和自留地的后果之一。政治领域（特别是苏修时期）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其中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或个人。这种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集中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而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个人的领导体制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的过度集权的严重局面。其结果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受到削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不能按期召开，党内民主受到限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被削弱，形成由总书记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专权的局面。苏联模式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此前尝试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大致从1928年开始废止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后来称之为的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形成过程中当时执政党高层发生激烈斗争，结果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获胜，随后展开三大运动，即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运动。

（九）这三大运动的前一项是目标，后两项是配套措施。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代领导人认定只有建立大工业才能为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奠定物质基础，斯大林也是抱着这种信念搞工业化运动的，所以它的特点是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采取行政手段。搞工业化需要资金和技术这个难题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自力更生都是必须面对的，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一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资金，二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当时苏联要采用前者势必费时费日，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所以资金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因为随着工业化运动展开，大量投资用于重工业。消费品生产不足，无法从农民那里换到粮食，要安排相应的轻工业生产又要占用资金，只能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这样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全国农业经济纳入计划体系，以便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得到所需粮食和农产品。于是在1929～1932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的特点是时间短；行政命令开路；消灭富农。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体制下国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抬高工业品价格，以此达到积累资金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严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资匮乏，城乡关系、党群关系出现紧张，有呼声主张对现有工业化运动进行调整。

（十）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不愿意放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方针与做法，于是发动大清洗运动对于党内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进行镇压。结果是反对的声音被压制下去，工业化继续保持原有高速度，可是对执政党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相对的也镇压不少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与走资派，同时大清洗也使苏联的工人和底层农民地位提升起来。以上三大运动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彼此存在紧密内在联系，最终形成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不变质，斯大林死后正好验证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为了社会主义进行的唯一正确的标准模式，把苏联模式具有的特点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与特点。

（十一）进而上升为理论原则，以此来达到统一思想，维护现有模式的目的。同时在实践中不仅压制国内改革要求，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改革举动进行围攻，不容许对苏联模式进行怀疑，更不容许改动。把现有模式神圣化的做法极其有害，大大增加日后改革的难度与阻力。但同时此做法则是为了防止苏联走向与社会主义相悖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将此做法也有相对进步意义。仅就苏联模式内涵本身而言那可以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党政不分。苏联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

（十二）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试图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结果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苏联模式的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时期，一个是以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为基础的赫鲁晓夫背离社会主义路线走向与社会主义相悖路线。

（十三）苏联模式出现于斯大林时期，发展于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进行经济改革，改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私有制改革。公有资产逐渐落到少数人手里，国家不在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行成苏联上层官僚权贵专政的局面。把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主义扩大化，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一句空话，政府失去群众的监督。政府直接对于经济进行干预，民主集中制变成扭曲的官僚独裁，所以这时的苏联已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而是走向由官僚权贵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曾经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推动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确保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发展，为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主要体现在苏联模式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物质和人员保障；促进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一制度从长远上来看弊大于利，直接导致苏联后来的贫穷和落后，是苏联发展路上的很大障碍，与日后苏联的解体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制度在斯大林时期产生，在赫鲁晓夫及其后苏共领导人时期弊端明显暴露。

（十四）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执法几乎得不到监督，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农民阶层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农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毁灭性打击。一味地追求重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等部门的发展。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规律，限制自由贸易，严重偏离列宁最初的建设思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并不利，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崭新课题。1936年斯大林宪法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尽管还是比较初级的社会主义。可是毕竟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普遍就业和社会保障，实现普及教育和免费医疗，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等等。无论同苏联历史上比较还是与同时期西方国家比较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苏联模式在一段时间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在国际体系中落后国家没有条件同先进国家展开平等竞争，必须要由国家出手，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和付出更多的努力。苏联奋起直追，不顾其他采取强力推进，发扬拼命三郎狠劲。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国工业生产规模跻身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独立而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为日后卫国战争胜利和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基础，这种做法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十五）苏联谋求国际权势的方式不同于德国和日本，后者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谋求权势，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而苏联则是自动脱离现行国际体系，努力自成体系，以此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退出战争，没收外国资本，不承认临时政府和沙皇政府的债务。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同外国经济联系有限，只是互通有无。二战结束后爆发冷战，苏联率领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对抗。苏联在谋求国际权势的过程中同情弱小国家，支持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对于终结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日益突出。苏联模式的实质与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它在兴起之时就滋生出相应的问题。诸如政治上缺乏民主，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崇拜；经济上管理过于严格，经济总体效益差；文化上限制过多，造成思想僵化。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二战前那段时期国家为了应对外部危机算是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可是当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安全问题已经有了保障，继续实行过去的体制的话其合理性越来越少。一个国家有权力要求国民在特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实行高度集中体制，便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特殊需要。可是在条件变化时国家应该适时放弃这种权力，实行一种适合正常条件的体制，这也导致苏联模式的功效呈现出递减趋势，以至于最终无法使用。

苏联肃反运动

（一）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或译为大整肃、大肃反，是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运动。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直接触发大肃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还有经济学家康得拉季耶夫和恰亚诺夫、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作家巴别尔、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沙赫特案件、工业党审判、莫斯科大审判等）、关押和死刑，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同时也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

（二）在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若干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人们对民主的追求。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的话严惩不贷。揭发、告密的例子也很多，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就是由于一个与他闹矛盾的女人告密诬陷而被处决，当然还有政治原因。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时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但具体实行时往往达不到领袖是一个集体的要求。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维尔·耶努吉泽，但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

（三）他从学术上论证一个前提，即在反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苏联内部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斯大林借肃反打击政敌巩固权力，斯大林个人性格独断、猜疑、冷酷。列宁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在中译为“契卡”），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而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亚戈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

（四）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并起妨碍作用。联共在十七大形成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1961名代表，代表着1874488党员和935298万候补党员。联共总书记斯大林作了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通过新的党章。大会总结党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已获得决定意义胜利的事实，指出党的总路线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所以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

（五）然而1956年以后关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最可靠的说法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对国家情况特别是对农业担忧的代表们出席这次会议，在举行秘密投票时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数之多，超过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说斯大林根本没有当选，只是在最后决定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时他才勉强当上中央委员。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最受代表欢迎的中央领导人是基洛夫，在他发言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向他鼓掌欢呼，掌声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1962年苏联史学界也披露这件事。基洛夫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在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书记处，任中央书记。1934年12月1日傍晚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后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他的帽子被掀落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被开除党籍，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

（六）此人以前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保安人员扣留过，并从他身上发现过武器，但两次都被释放。当他向基洛夫开枪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地落在基洛夫后面，基洛夫喜欢在斯莫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地研究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之令释放他，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耶夫带着武器潜入斯莫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被当场抓获，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上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后来两个押送警卫队长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也被杀掉。

（七）基洛夫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在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批准的情况下对苏联刑法作了修改，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的犯人，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十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内务人民委员会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后立即予以执行。以上条文在西方被称为“基洛夫法”，它的出现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法律依据，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肃反运动开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1922年到1938年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所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联盟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苏维埃（民族院）组成。

（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负责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苏联1924年宪法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苏联的最高立法执行机关，1924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分为民族苏维埃（民族院）和联盟苏维埃（联盟院）。民族苏维埃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按第一加盟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在自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中选举之，其总名额为414人。联盟苏维埃则由每一加盟及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选派代表五人，苏俄各自治州中每州选派代表一人产生，最后由苏维埃大会选举产生。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召集，每年举行三次。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如苏俄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乌克兰的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1936年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将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分散到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1938年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结束，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代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21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联盟苏维埃主席团和民族苏维埃主席团，每个组成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最初四名）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依据苏联1924年宪法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有召集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法典、法令、决定及指令；选举人民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法令、法典和决定。

（九）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斯大林时代的警察机构，1946年改称内务部，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首脑为内务人民委员，1946年改称内务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组织架构还有古拉格等。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除担任常规警察的角色外其属下部门也负责其他事务，如交通管制、消防、国境警备和国家档案管理等。更广为人们所知的是其在大清洗期间执行过大量的处决，负责运作的古拉格劳动惩戒营，将本国个别少数民族和原富农的平民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边境，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政治暗杀和操纵颠覆外国政府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秘密警察机构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分子特别委员会，俄语简称为契卡。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苏俄政权，出于当时国内形势下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赋予其极大权力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次年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格别乌”。1934年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统一所有安保警卫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更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之中，至此内务人民委员会统揽国内安全、警务和狱政工作。

（十）在契卡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它的权力依然很大，它与MI6和CIA不同的是它凌驾于苏联党、政、军之上，有权逮捕任何阶级敌人。它不仅与外国间谍作斗争，而且对国内民众采取管制政策，它们渗透在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随时发现并逮捕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维护国内政治秩序的一把利剑。1946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分割为由贝利亚任部长的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随着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国家安全部不复存在。次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成立），接过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称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1923年7月至1934年7月苏联的情报机构，它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改组而来。1934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古拉格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1956年赫鲁晓夫在CPSU的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使当局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同时意味着古拉格在不久后将彻底消失，1960年1月25日古拉格则于1960年被其主管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式撤销。古拉格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随着地点的不同时期的变更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同时为时局所左右。

（十一）然而从始至终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面临着食物供给不足，御寒衣物匮乏，拥挤和缺乏医疗保障的困难。然而同时囚犯们又被迫使进行大量的劳动，加之落后的工具，补给的匮乏，因此决大多数情况下古拉格的劳动效率远远低于前苏联工业城镇内工人们的劳动效率。然而这一点相应地被古拉格庞大的规模，较多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监督部门不时制定的的超劳动时间所弥补。前苏联劳动改造的管理部门对于保持古拉格内的囚犯的状态和数量使之能够进行上级下派的工业建设等任务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除了对拒绝劳动的囚犯（此类情况多数是因为囚犯过度虚弱而无法完成任务）施用大量的刑罚之外他们同时对工作积极分子予以表彰以及奖励，旨在激励其他囚犯效仿并以此增加产出数量。奖励的方式因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最为常见的为从1930年开始颁发的“代金券”和1950年开始的“额外劳动补贴”，更多的则是对有突出贡献的囚犯（即完成任务和超额完成任务）予以减刑，对于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更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相应的特权。为了激发囚犯的工作热情，所有的集中营都会有自己的激发工作热情的方法，尽管作者不同但内容却又十分相同地分成了强制和诱导两个部分，并且全部与囚犯的饮食分配相关联一集中营中犯人补给获得的数量和犯人获得劳动任务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的计划对于激发犯人们的工作热情的却起到了很大的效用，然而后期却适得其反，前期过分的劳作使得他们 更及疲劳，加速了工作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古拉格的人力优势丧失，上级下发的任务也就无法完成了。

（十二）古拉格中的情况在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变得更加恶劣，任务成倍地增加，食物成倍地减少，医疗保障骤减到零。以上的因素使得古拉格的人数出现历史上最大程度的减少，直到卫国战争的最后阶段集中营中的生活条件才有了缓慢的提升。考虑到古拉格整体的情况和它们对于囚犯们的影响，一共可以将古拉格内的囚犯分成三种：第一种被当作劳工的囚犯，为触犯苏联国内法律的普通苏联公民或外国人；第二种是特别刑事犯；第三种被当作劳工的第二种囚犯，即神论者和政治异己分子。在古拉格的早期时代集中营位置的选取主要以隔离犯人的目的为参考，由于政治因素让偏远地区很适合作为集中营地点的修道院和东正教堂被排除在外。1918年沙俄十月革命结束之后白海上的索罗温斯基岛成为第一个古拉格集中营的地址，因而成为继古拉格之前为大众所接受的前苏联集中营的代名词之一，同样被前苏联对外宣传为阶级敌人的再教育基地。开始的时候这里的犯人可以享受到相对的自由，甚至前苏联的报社被批准进入采访并作出相关的报道与研究（这所集中营内有自己的农业部门），然而在随后的时代中这所集中营被改造成纯粹的”古拉格”式的集中营。当古拉格被苏联领导人当作超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的时候，他们便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建起大量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总是会被建立在苏联的五年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和工业建设发展区域内，同时也包括大工业城市内的重要设施，如莫斯科著名的地下铁路枢纽和莫斯科州立大学的新校区全部是由这些劳工建成的。

（十三）包括苏联工业化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间的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设施的建设任务大部分有古拉格内的犯人完成，他们所涉及到的领域是俄罗斯历史上所有部门所不能及的。还有部分的古拉格营区坐落在终年冻土的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北部，即散落在克利马河缘的Wevvostlag集中营区和靠近诺罗里斯克河的”Norillag”以及在哈萨克斯坦阶梯平原的steplag。以上的地区没有洲际公路，完全与外界隔绝，没有食物供给（实际上这些地方的道路是由其他地方分配到修路任务的集中营中的犯人完成的），然而矿藏丰富。前苏联的集中营渐渐被播撒扫整个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疆域内，包括欧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苏联外部也有类似的古拉格式集中营存在，如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蒙古的劳改营，全部划归古拉格的治理范围之内。并不是所有的古拉格集中营都是堡垒化的外形和监狱类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在远东地区的古拉格并没有严格的措施来防止犯人的逃跑，西伯利亚寒冷肃杀的气候和绵延千里的荒原使得逃跑的一切生存几率都降到最低，同时还有见劳改营军警配备的军犬。尽管从1920年至1930年西伯利亚地区的原著部落尽最大可能帮助古拉格中的囚犯出逃，他们很快地被苏军发现并毫不留情地被当作炮灰。同样因为丰厚的回报在1930年后的部族开始协助古拉格的管理人员抓捕逃亡中的犯人，营区中的看守同样受到来自上级的威逼利诱，如果在看守的监视下有一名犯人逃走，这名看守同样要穿上古拉格服刑人员的制服；如果击毙逃跑中的犯人，看守可以得到相当于两个星期工资的奖赏。

（十四）根据俄罗斯当局解密的文件，苏联曾经存在过最多476座独立的集中营，每一个都由最多上千个更小的惩戒营体构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那些散落在北极圈周围的集中营，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便有了近当代俄罗斯“北极圈工业城市；例如瓦图加、科利马和马加丹都是数十年前集中营的所在地并为曾经的监禁者所建立。虽然古拉格最初仅仅是一个行使政府职能的行动分支的首写名缩写，它却相当惊人地涵盖前苏联所有的服刑机构，包括特殊劳工营、惩戒营、关押罪犯和政治犯的监狱以及流放地的聚居区等多种不同的地点机构。更为广义的是“古拉格”在一些国家地区已经取代“绞肉机”，成为形容前苏联专制压迫性政府系统的代名词、主观意义上它包括前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对基层民众毫不留情的隔离、审查、逮捕、流放、强制劳动，并最终导致大量前苏联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的流水线性程序。大多数外国作家则将古拉格当作高度概括前苏联历史上所有的战俘营和劳改营的工具，有时候古拉格被用在和前苏联集中营体系无关的方面。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修改。

（十五）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和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自己。斯大林指挥内务人民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十六）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但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1月18日联共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由此开始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无数冤案。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

（十七）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一次审查，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1936年7月29日联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十八）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一份电报内容：“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至24日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至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肃反运动中曾在莫斯科进行过三次审判，受审的主要角色都是党和政府前领导人。这三次审判被后人称为莫斯科大审判。

（十九）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加上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后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在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在第一次莫斯科审讯过程中负责大肃反运动的、以亚戈达为首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犯了一些技术错误，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一个代表曾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塞多夫在丹麦哥本哈根布利斯托尔旅馆会见。

（二十）16名被告被处决的一个星期后丹麦《社会民主报》指出那座旅馆在他们会见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时还在柏林技术学院参加考试。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指示政治局委员称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亚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主持大肃反运动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黑暗的时期，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在二十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并恢复党籍，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

（二十一）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指出党内还有着日、德和托派奸细，莫洛托夫指出军队内部有人民公敌。叶若夫作了关于间谍活动的专门报告，1937年2月23日联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芬妮·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被迫承认这些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亚戈达也在其中。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二十二）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二十三）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后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出席联共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二十四）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多少人、流放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戈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1937年6月11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是反苏军事中心。1945年战胜国缴获大量德国文件，方才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中最有才干和威望的元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苏联大肃反内幕便伪造一份文件，试图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二十五）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开始互派军官去上军事训练课，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军事家当时也被派往德国。在柏林军事学院图哈切夫斯基的一个同事德国人后来当上德国将军，1937年海德里希伪造一封图哈切夫斯基给那位德国军官的信，信的内容是计划推翻斯大林。德国的盖世太保将这封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获得的情报最后到了捷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将此信转交给斯大林。在审讯图哈切夫斯时这封信只字未提，而是在事后才作为档案里的佐证。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接着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军队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浪潮中红军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马尔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杀，而被逮捕的图等许多人则在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曾于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科尔克、驻英国武官普特纳以及其他高级军官。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其中3名遭镇压，海陆空三军有3.5万名军人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二十六）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2.08万人，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二十七）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和15.52万人之间，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256.1万人，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民众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

（二十八）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二十九）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叶若夫大肆逮捕和处决他认为是敌人的人，以至于他的侦察员的文件袋中藏有卡冈诺维奇、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证据，在中央内暂未算作敌人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本人。此事被贝利亚知道，他虽是叶若夫的副手，但此时却立刻从梯比利斯（今第比利斯）飞向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叶若夫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1938年12月叶若夫本人也被处决，他的职务由贝利亚继任。这时大肃反运动已经扩大到漫无边际的地步，连加里宁、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兄弟都遭到逮捕或处决。1937年大清洗高潮期间斯大林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弟弟亚历山大曾是斯大林亲密战友，被逮捕并于1941年枪毙，他的妻子玛丽亚和他的妹妹玛丽科后来也被当局枪毙。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一些错误做法。

（三十）1939年初联共中央已对肃反的严重后果有所觉察，1月联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过分警惕，要接受无辜者的申诉，此后肃反运动有所缓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则把肃反的矛头对准内务人民委员会内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毁谤者和说谎者，这些人大多是人人痛恨的秘密警察，这样肃反运动变成清洗清洗者运动，不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1939年3月联共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良好的结果。” 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三十一）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透露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清洗的一些情况，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在大肃反运动和战后清洗中所死去的著名人物，生动地描述斯大林的粗暴以及大肃反的总的机制。但他把这一切归于斯大林的性格上的缺陷和不相信人的变态心理，后来甚至归于贝利亚的残暴。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弄得人人自危，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这场运动最终确立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三十二）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让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这场运动间接加速苏联在战争前期的接连失利，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一大批职业革命家，列宁遗嘱中提到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三十三）1936年至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120万人）被逮捕，如参加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库恩·贝拉、十月革命时期以军事人民委员兼总司令身份率军进攻俄军大本营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布勃诺夫等等均遭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只有柯伦泰和斯大林两个人活下来。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1939年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大肃反运动使苏联丧失大批专家和学者，在大肃反运动中遭到清洗的不仅包括党和军队的干部，而且还包括工业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厂长等。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50%至75%的人遭到清洗，工业界中军事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所遭受的打击特别惨重。

（三十四）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等都被处决或逮捕。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大肃反使党内、政府内、军内和经济部门出现许多空缺的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名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名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名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惨重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海德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目前并无确切答案。

（三十五）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zg，作战。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沙波什尼科夫幸存并晋升为元帅），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接下来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人几乎流尽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