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之王

       《庄子 天下篇》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文化里面英雄的顶峰，就是内圣外王。这是人间之王的最高境界，这虽然不是丁元英心之所属，但他如果能一语穿基督佛道三教，能站到得道的门前，能在古城为芮小丹写个神话，他基本也已经走向了内圣外王。

         只不过，他更像是独立世外的高人，以包容但冰冷的神态注视着人间芸芸众生，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却是大相径庭。他头脑清楚，处事果断，对于各种思想充满了思辨性。

        书中他有这么一段论述：“传统文化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

       

         儒家提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八个步骤，那便是：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论语》云：子不语，乱离怪神。

         儒家讲的就是人间的事，就是怎样做个人的道理。

         无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在儒家看来，人都是可以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达到一定的境界水平的。这就是论语里面说的，有教无类。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和佛家是相通的，那就是：人性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提升和升华的。

         在这里，要格外说明的一句的是：无论佛教的觉悟，还是儒家的内圣外王，都没有提到说要“靠”。

         禅宗直接不立文字，以心印心，哪里还能“靠”；儒家就更直接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可是清华大学的校训。

         再来看道家的说法：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据传是老子的说法，但在道家的典籍里面根本没有这句话。

         而这里的“为”，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为”，是作为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是不有所作为，将自己的道实践出来，那将是天地所难以容忍的。

        《道德经》云：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几于道”，水近乎于道，并没有说水就是道。水善于滋养万物但不与它们争斗，处在众人所不愿意待的地方，所以它近乎于道。

         再看紧接着这句话下面的那句话：“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首先水在，居，心，与，言，政，动，六个方面都几乎完美地发挥了它的作用，然后它“不争”，所有没有忧患。

        讲的是，要善于发挥作用，要“善利万物”，要“事善能”，要“动善时”，“不争”则可以“无忧”。

        也并没有要人，去“靠”。

         在另一本道家典籍，相传为黄石公传给汉相张良的那本《素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

        译：欲始志向坚定，笃实力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深思多谋；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安于忍辱；最优先的要务，莫过于进德修业；最快乐的态度，莫过于乐于好善；最神奇的效验，莫过于用心至诚；最高明的做法，莫过于明察秋毫；最吉祥的想法，莫过于安分知足；最痛苦的缺点，莫过于欲求太多；最悲哀的情形，莫过于心神离散；最麻烦的病态，莫过于反覆无常；最无聊的妄念，莫过于不劳而获；最愚昧的观念，莫过于贪婪卑鄙；最孤独的念头，莫过于目空一切；最危险的举措，莫过于任人而疑；最失败的行径；莫过于自私自利。

        跟道德经一样，这里说到了要善于发挥作用，并且很详细地提供了如何发挥作用的方法；并且要还有如何善于保存自身，减免忧患的方法。

        并没有要人，一味地顺从，一味地无所作为，一味地“靠”。

        张良那可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是汉朝的第一任宰相。他不但非常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还功成身退，堪称践行道家思想的典范。他的作为，甚至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还要大的多。

        道家并不是要人：无为。

         回过头再看丁元英的种种作为：他深思多虑，他安于忍辱，他进德修业，他乐于好善，他用心至诚，他明察秋毫，他安分知足。他几乎做到儒家和道家，对于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所有要求。

         但他却转过头来，毫不客气地批判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看不到那种中国古典文人对于传统的文化的敬仰和膜拜，甚至于连心学的祖师王阳明都被他变幻名字，拿来做个反派小角色。肖亚文说他是神也是魔，因为他傲然独立，似乎并不属于任何流派，又能熟知各个流派的特点，将其随意拿来使用点评。

         在“内圣“方面，他做的很好，甚至可以用超然绝世来形容，但他却一刀砍翻了那个“圣”，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圣”。一方面，因为他看到了群山之外的光景，他看到来古老文明的种种问题，他想要寻求一个得救之道；另一方面，他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的框架，导致他不必为众生，甚至于为身边人背负什么责任，他身上并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责任感。

        因此，他是孤独的。

        再看书中他的另一段言论，那也是他给芮小丹的建议：

         “我给你两建议，一是你不以求职应聘为生，要学位的意义不大，应该什么有用学什么，不影响创作，经营，学个十年八年的，就为有个学习环境。”

         在90年代，他一语抛出文凭无用的观念，再看今天的社会，确实一语中的。“应该什么有用学什么“，这句话就大有讲究了。

        《论语 为政篇》云：子曰，君子不器。

       《易经 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意思是君子不应该执着于具体的作用，君子不应该成为能够解决某类问题的存在，像一个器物一样。

         “什么有用学什么“，这是与儒家教育理念所完全南辕北辙的学习理念。

         这其实是德国，也就是普鲁士教育理念。

         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是领头羊，法国紧随其后，而德国那时候还几乎是农业社会。

         威廉·馮·洪堡是德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是德国洪堡大学的创世人，是德国现代化教育改革的推动者。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德国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学教育体系，甚至于就没有强大的德国。

         他提出市民教育的理念，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好的市民，“有些知识应该是普及的，有些巩固思想和性格的教育应该是每个人都获得的。不论其职业，只有一个良好的、正直的、启明的人和市民，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手工业者、商人、士兵和企业家。只有通过给予他必要的学校教育他才会轻松地学习他的职业必要得专门知识，而且会具有更改他的职业的自由。“

         正是在他这种普世教育理念，德国设立大量学校，将本来近乎文盲的农户培养成了市民，将农民培养成了产业工人，进而直接将德国从一个当时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位置。

         但这种普世教育，必然不像是英国那种贵族教育；所使用的方式正是在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填鸭式教育“。

         由农户到产业工人，需要就是给他们灌输知识；就此批量生产产业工人是一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当时的德国尤其如此。借助于此，大量的工厂拔地而起，德意志产品远销海外，为德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

         这就是“什么有用学什么“。

         这也不是没有弊端的，翻翻德国近现代历史，他们犯的每个错误，都跟这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德国人也在不断地调整并改善着自己的教育体系，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教育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回到书中，丁元英其实是想让芮小丹做个作家，做个以文传道的作家。

         可就像上面分析的那样，他自己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儒道两家的格言，却反而推崇西方的教育理念。

        因此，他是矛盾的。

        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认为基督教的至高境界，应该和佛道相通。他说：“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儒释道三家，有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人性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提升和升华的。简而言之，人性是可靠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帝国，其实是人治的社会。

        而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他们靠的是人与神签订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我们每个人背负着原罪，在末日审判时，上帝将由我们的德行来评判我们能否有资格进入天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神签订的“约”。

        因此西方社会，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强者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让弱者签订不平的条约，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合约签订了就必须要履行，不管这合约是怎样的肮脏和丑陋。

         2011年法国有部电影《穿越之旅》，讲的是一对儿黑人兄弟穿越到过去，见证了其祖父获得黑奴自由证书的过程。电影中，那张自由证书是他们的传家宝。

        一个人，被别人拿张纸来证明他是自由的了。这件事本身就无比的荒谬，然而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张纸就是一个“约“。

        在基督教的文明里，人性是不可靠的，合约才可靠。

        美国国父华盛顿，把美国总统的任期定为了两届，而且还对总统做出了很多限制条款；他本人自然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并不能指望后来者也像他一样。

        况且，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靠一个人的道德来确保他能履行职责。

        这就是西方的“约“。

         所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人性的判断，以及力量的获取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甚至于很多地方是完全相反的。

        这才有了西方社会重视社会公德，而东方社会重视个人私德，这样的现象和说法。

        抛开上帝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单就人性还是约定这两者而言，基督教和儒释道是两座完全不同的高山，我们越走到近处越能发现他们的不同。

        因此，又怎么能够抬手间将佛道高山的顶端，一把加到基督教的顶上。

     

        孤独而矛盾丁元英，究竟想让芮小丹写什么书，传什么道；他又能如何去打破在儒释道三家并不存在的，但却又是无处不见的“靠“的文化。

        集众家之所长，很难，但他做到了；自成一家，立德立功立言，传于后世，更难，他没做到。

        因此，他只是人间之王。

      

        最后，再探讨一个问题。

        就像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对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面对已知的和未知的，面对人的理性和感性，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文明的长处嫁接在另一个文明的短处上。探索得救之道，这是每个人，每个文明，每个文化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有些文化会更迫切些。

        在历史长河里，某个时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就是对这个文化决定性的判定，世事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如此，文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