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思 | 盐的真正味道
◎宗守云
孟渐新在《巨蟹座的记忆谜题》（《新民周刊》2023年第25期）中写道：
（1）当Jessica在深夜被巨大的声响惊醒，在录音间与青年一遍遍描述她所听到的声音时，忽想起禅家有个说法：我们无法知道“盐”的真正味道。每个人只是尝到了当下的那个咸味，但它的味道是否与其他人的一样，我们无从知晓。那些“自知”的过程一旦要同另一个人描述，“走形”是必然。而影片妙的是用“寻音”的方式，向观众形象地展示了：言说者与反馈者对于那一个“音”的描述与重建——还有什么能比“寻音”更简洁又形象地勾勒出来这种对错之间呢？在那一刻，我不禁为导演暗暗击节，恍惚间似还能一窥佛国经卷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虚影。
我们无法知道盐的真正味道，是因为每个人尝到的咸味各不相同，当我们说到“咸”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在理解时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这就是词义的差异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差异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是客观世界的差异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主观认识的差异性。正如亦舒在《世上总有些人是谈不来的》中所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差异性。如果都是同质化的，那么，世界该是多么无趣、乏味啊。”语言也是如此。字义、词义、句义都存在着差异性，其中词义的差异性尤为显著。20世纪唯美学派的代表人物K. Vossler认为，语言是个人的精神创造，因此每个人都在词中赋予别人不可能赋予的内容；德国语言学家S. Kronasir指出，“狮子”一词，对于儿童、猎人、动物学家，是截然不同的（王希杰《论同义手段》，《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词义的差异反映了说话人或写作者（说写者）的个性差异，不同的说写者，对词义有不同的认识。鲁迅的小说《药》中华大妈听到“痨病”，就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其他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说明大家对“痨病”词义有不同的认识。鲁迅的另一篇小说《阿Q正传》中阿Q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其他人也不会有这些忌讳，也说明大家对这些词的词义理解存在差异。
词义的差异性可以反映语境中交际双方对同一词语的不同认识或不同态度。例如：
（2）我到巴兰河景区时是午后三时，太阳已向西了。在一座挂着红灯笼的山庄停下车，我跟庄主说想租个橡皮艇漂流巴兰河，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他瞪着我说：“兄弟这是啥时候啊，都快下霜了，还上水里整啥浪漫！”
我说那你还守着这山庄干吗？
他又瞪了我一眼，说：“收秋啊。”
我以为他在附近种植了庄稼，再交流才明白，这两年因疫情，山庄一关再关，游客锐减，生意难做，就巴望着中秋和国庆假日时，来看五花山的人带来个小高潮，收个游客的秋。（迟子建《白釉黑花罐与碑桥》，《钟山》2022年第3期）
（3）我在臭西坑上看见过白天鹅，小葵却不信。她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鹅这回事，天鹅是癞蛤蟆想出来的。那时候的小葵就很有惊人的想法。（尹学芸《铁戒指》，《十月》2023年第3期）
例（2）“我”和庄主对“收秋”的理解是不同的，“我”理解为本义，庄主说的是比喻义。例（3）“我”和小葵对“天鹅”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亲眼见过天鹅，而小葵认为天鹅是想象出来的事物。
词义的差异性也为说写者的能动创造提供了空间。例如：
（4）教授们多半穿着粗布大褂。有极不讲究的，像是化学系的先生曾昭抡，半趿着一双鞋，脚指头和后跟都露着，被学生们戏称作“空前绝后”。（葛亮《瓦猫》，《当代》2021年第1期）
（5）我找了个倒霉博士，当然是跟我倒霉了，但我有言在先，明确告诉博士我们的“刑期”是一年。我把结婚称为“判刑”，博士认为是玩笑，的确这听起来像是玩笑。博士说就算我真这么想他也会征服我，这就不赖我了。（宁肯《小说家客栈》，《湘江文艺》2021年第5期）
例（4）学生们为“空前绝后”这个词赋予了新的词义，例（5）“我”把结婚称为“判刑”，把婚姻存续时期称为“刑期”，都反映了说写者对词义的创新。
词义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大家对同一词语理解各不相同，那么他们是怎样相互理解并有效沟通的？其实，在词义的差异性背后，还有词义的概括性在起作用。对同一个词语来说，人们头脑中都有关于这个词语的概括的、一般的认识，这就是词义的概括性。词义的概括性是抽象的、一般的，是社会成员共同交际的基础。而词义的差异性是具体的、个别的，是不同个体具体经验的体现。词义的概括性保证了社会成员的有效交际，而词义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个体的不同体验，两者共同作用，促成了语言的高效运作。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10期《语言哲思》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