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济贫法

（一）圈地运动以后英国偷盗者、流氓人、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1601年英王室通过一个新法案，即《伊丽莎白济贫法》。作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济贫法，它不仅是这一法律制度的发端，而且为这一法律制度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根据《伊丽莎白济贫法》，治安法官有权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以及核发济贫费。救济办法因人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的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此后英国政府又在这部法律规定的原则基础上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法律。1662年斯图亚特王朝通过《住所法》，这部法律规定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获得救济，1723年又进一步规定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

（二）由于在执行中问题多多，1782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规定，除了年老及丧失劳动力外的人必须集中起来接受救济，对有劳动能力的人仍采用把原料发给他们，让他们在家做工的办法进行救济。1793年对法战争开始后各地发生抢粮事件，于是伯克郡济贫官员于1795年5月在斯皮纳姆兰村开会，决定向收入低于公认最低生活标准的工人提供补助，允许他们在家得到救济，即所谓“斯皮纳姆兰制”。此后这一制度在英国各郡广泛采用，成为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但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大规模使用机器，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造成大量无业流民。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旧的济贫法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834年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这是1601年以后最重要的济贫法，史称新济贫法。该法取消“斯皮纳姆兰制”的家内救济，改为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的贫民。但是所内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劳动极其繁重，贫民望而却步，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

（三）有人这样描述济贫院的基本情况，在砖铺的地面上到处是贫困的妇女以及满脸脏物和到处乱爬的孩子，老年妇女躺在床上气喘吁吁无法动弹，或围坐在火炉旁大声咳着，老年男子弓着背忙着活计来苟延残喘。政府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减少受救济的人口和济贫的支出，可以说这部新的法律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在管理上中央设置三人委员会，在地方各教区联合区组成济贫委员会,管理济贫事宜。1847年中央的三人委员会改为济贫法部，1871年济贫事务改由地方政府部管理，但习艺所的惩治原则一直未变。20世纪以来济贫法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待到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的《国民救助法》通过后卫生部主管的社会保险已完全代替济贫，济贫法失去作用。苏格兰的济贫制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似，但在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合并后由议会通过专门适用于苏格兰的法律，这里没有像英格兰和威尔士那样的教区联合区和济贫委员会的组织，而且在1921年以前没有救济有劳动力的失业者的法律。

爱尔兰大饥荒

（一）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0年间的饥荒。在这5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外也包括约一百万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菌（致病疫霉菌）的卵菌造成马铃薯腐烂而失收，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这次灾害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失收严重地打击贫苦农民的生计。大饥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饥荒后两部分。在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时期大不列颠仍从美洲进口大量粮产，其中一部分甚至经过爱尔兰的港口转运，但饥饿的爱尔兰人却买不起这些粮食，英国政府提供的协助也十分稀少，最终造成高比例的爱尔兰人饿死。马铃薯是19世纪爱尔兰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农作物，而作为地主的英国人却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灾害以及政治压迫迫使人们揭竿而起，但最终失败。一百余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的惨剧激起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在它的指引下爱尔兰自由邦于1922年建立。

（二）19世纪初走遍爱尔兰的游客们惊恐地发现这里居然如此贫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处于欧洲最底层，人们把这种落后状况时而归咎于宗教，时而归咎于动荡的政治形势、人口激增或缺乏敢作敢为的精神，而比较有同情心的人们则认为这是由地主们的专横暴虐以及英国政府的管理不力造成的。18世纪末爱尔兰岛已完全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爱尔兰人发动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英国当局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于1801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案”，正式将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爱尔兰从此彻底丧失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合并以后新教被宣布为爱尔兰国教，而天主教徒则被剥夺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更加激烈，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断高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芬尼亚党人”的武装起义、“青年爱尔兰运动”都一次次地动摇英国的统治基础。从某些方面来看爱尔兰是在英国干涉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为了不阻碍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再打算对这个国家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见的对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1845年关键的出口领域同一种发育不良的农作物——马铃薯——依存经济紧紧相连，而当真菌突然出现时国家便任由其摆布。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3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1845年收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是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四）184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最悲观的预测，300万人到400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一次与184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

（五）英国经济学家吉芬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吉芬商品是一种商品，当价格在一定幅度内上升时需求量本应下降，却反而增加。爱尔兰1845年饥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马铃薯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一个较大比重，马铃薯价格的上升更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商品的购买而放弃正常商品，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这样发生在马铃薯需求上的收入效应作用大于替代作用，从而造成马铃薯的需求量随着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致病疫霉的卵菌造成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歉收严重地打击贫苦农民的生计。

（六）灾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后两部分。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大英帝国凭借对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实现自身的繁荣，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由于地缘政治关系而首当其冲，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这使得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输出国外。同时爱尔兰土地兼并的严重问题使得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由于佃农们获得的土地面积极小，因此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自从合并以后爱尔兰繁荣的工商业受到在更优越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且可以自由输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再加上残酷的殖民掠夺使得农民极端贫困，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们靠马铃薯维持生活，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底层农民长期被社会抛弃。这两方面问题日后将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的全面爆发。英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

（七）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甚至就在大饥荒四年前英国为打开z国的大门不惜费尽心机、劳师动众，从印度派军舰发动y片战争，而且此时英国正全力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谷物法》，破坏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爱尔兰的农业经济。

（八）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饥荒的发展。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饥荒中爱尔兰政府把港口封闭，全部粮食价格大降以自救。在大饥荒发生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1846年末开始移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之后的10年间180万人离开爱尔兰，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饥荒期间移民的，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说是逃难，他们的经历苦不堪言。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1845年前发生的，但是饥荒的冲击培养现有的历史力量，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一）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年12月29日—1898年5月19日）是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格莱斯顿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偶像，始终被学者排名为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一。1809年12月29日格莱斯顿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约翰·格莱斯顿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奴隶贸易，成为利物浦的大富商。约翰·格莱斯顿本是自由主义者，后来加入保守的托利党，1846年受封为男爵。格莱斯顿幼时随从牧师学习，13岁入伊顿公学，17岁进牛津大学，1831年10月21岁时结束学业。在牛津大学里他利用学习之余参加牛津协会的各种讨论会，连续任该会主席和秘书等职，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在他参加的许多辩论会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对辉格党议会改革案的演讲，他对这个法案的原则作了三刻钟可怕的抨击，使听众大为震动。由于他对议会改革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得到托利党主要当权人之一纽卡斯尔公爵五世公爵的赏识。1832年12月他在纽卡斯尔公爵的支持下当选为纽瓦克的议员，1833年1月参加选举改革以后的第一届议会，从此以后格莱斯顿开始他的长达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在父亲的熏陶下格莱斯顿早年曾经一度是一名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他反对议会改革，反对辉格党提出的给予犹太人以议会选举的选举权和大学向“非国教徒”开放等自由主义改革。赞同托利党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的决议，支持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谷物法，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中竭力维护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统治地位。

（二）1840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h战争的外交政策。当时英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强盛起来，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在执政的托利党中出现一批以皮尔为首的温和托利党人，他们主张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统治的条件下重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若干自由主义改革。1845年他加入罗伯特·皮尔内阁，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贸易大臣，支持皮尔政府在税收方面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他主要插手修改关税的准备工作，通过修改关税让1200种纳税商品出口税取消，原料和粮食的进口税降低。1846年他和皮尔不顾本党大多数的反对，联合辉格党以357票对104票取消谷物法。他这一行动赢得自由贸易派的赞扬，却触怒纽卡斯尔公爵，剥夺他在纽瓦克的议员资格。皮尔因宣布爱尔兰为戒严区遭到托利党的反对而辞职，格莱斯顿也随之退出政府。1847年格莱斯顿当选为牛津大学的议员，但是没有参加罗素的辉格党内阁（1846—1852）。他虽然表面上仍是一个托利党党员，在思想上却发生巨大的变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访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监狱。在那里他看到炮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残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争志士的野蛮行为，认为这一罪行违背正义与公道，是对欧洲文明的污辱。

（三）回国后发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揭露和斥责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国内博得好评，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威廉”。1852年德比伯爵和迪斯雷里托利党政府提出一个有利于大地主的财政预算方案引起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导致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格莱斯顿站在政府的反对派一边，把迪斯雷里的财政预算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迪斯累里政府因之倒台。这一行动清楚地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表示，他与托利党的距离越来越远。1859年他决定加入由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自由党，任帕麦斯顿自由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正式与托利党决裂。1853年进入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内阁，任财政大臣，1859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辉格党，在帕默斯顿内阁中任财政大臣，力主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自此到1874年期间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以外格莱斯顿一直任政府的财政大臣。这一时期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资产阶级感觉自身势力稳固而选择自由主义治国方法，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标榜自由主义统治。莱斯顿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竭力维护工业资本利益。

（四）在托利党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万难，为资产阶级制定自由贸易预算方案，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实力雄厚的工业成功地击败整个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夺取世界工业霸权，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莱斯顿是自己利益最强有力的表达者。1867年自由党两巨头之一的帕麦斯顿病死，另一领袖约翰·罗素伯爵声明退出政治舞台隐居，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立该党的领袖。1868—1874年格莱斯顿第一次领导自由党组织政府，进行各项改革。针对英国的一切学校控制在教会手中和大部分学龄儿童得不到任何识字教育的情况，他在1870年实行国民教育改革，举办政府资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学校，为支持工业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一个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节约开支的廉价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1871—1872年他又通过陆军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创设监督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内政部等措施来加强军事官僚机器，使英国在建立欧洲大陆型的集权官僚制道路上迈出很重要的一步。格莱斯顿在首任内阁中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自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五）这一时期正是他统治的黄金时代，为此英国政府被欧洲各国统治者奉为典范。为了拉拢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他在1871年颁布职工会合法化的法令，1872年实行不记名投票选举。但是1871年颁布禁止工人在罢工时设置纠察队的法令后很多罢工的领导者被捕，甚至有7个妇女因为看到罢工破坏者的时候用手指指了他们一下、喊了一声“啊”就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判处徒刑，这些事件大大损害格莱斯顿政府在工人中的声誉。文官制度改革以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为建立标志，文官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官吏的素质和办事效率，保证国有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官吏任用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和舞弊现象，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提出官吏任用改革的要求，经过艰难的争取后到1855年初步开始改革。首先是在任用文官时采用在候选人中通过考试录用的办法，到1870年枢密院发表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命令规定除外交部和内务部及某些高级文官外大部分文官的录用均以公开考试和竞争来选拔，此后对这一制度经过不断修正补充，逐渐形成通过公开考试竞争的方法选拔文官的制度。

（六）通常以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作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它的形成和建立部分满足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国家机器适应和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愿望，所以很快为资本主义各国所采用。加拿大和美国在英国的影响下分别于1882年和1883年建立自己的文官制度，德国、法国、日本长期保留封建官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确立现代文官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文官制度的同时第三世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仿效或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制定本国的文官制度。文官的任用有两层含义，一是将非文官录用为文官，二是录用的同时或录用后授予其一定的职务。主要有4种形式，即选任制、考任制、委任制、聘任制，每个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往往采用1种或同时采用几种形式。权利方面主要有身份保障权和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义务方面主要有执行职务、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对国家忠实、遵守法令、保持“政治中立”等项义务。将各种职位制出职级规范，作为考试、任用、升迁、工资、考核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美国的职务分类，二是英国的品位分类。前者以“事”为中心，后者以“人”为中心。定期对文官的考勤和工作成绩进行评定，成绩优秀者奖励，工作成绩不良者给予教育、训诫或调动工作、降低职务，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和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各国都规定文官享有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

（七）培训进修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文官的素质和能力，各国都有专门人事机构，负责管理人事行政事宜，分为部外制、部内制和折衷制3种类型。各国都设有统一管理文官的机构，文官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此外各国法律按一定的标准将所有文官职位进行统一划分和归类，并据此作出对特定职位的要求与待遇，这是对文官进行科学、统一管理的基础。现代西方文官制度要在法律规定的知识、专业、道德和才能的统一标准下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任用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录用后进行培训，以确保文官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现代文官作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依法办事，廉洁奉公，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不得经商和兼职，保持文官应有的形象等。可见文官制度体现资产阶级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起到较大的作用。1876年4月在巴尔干发生保加利亚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土耳其政府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遭到全欧洲民主人士的谴责，但是迪斯累里保守党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其罪行。格莱斯顿认为这是他反对政府的好机会，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热心保护人，利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国会演说等一切机会指责土耳其统治者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动政策，因而获得巴尔干斯拉夫之友的声誉。

（八）1876年以后迪斯累里政府因为发动殖民战争而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税，失去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又给格莱斯顿以可乘之机。1880年大选中他作为中罗狄安候选人旅游全国各地到处演说，反对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赢得人们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国民主主义的首领。大选将要来临的前夕他向选民提出“你赞助还是谴责迪斯累里的国外政策”这样一个蛊惑性的问题，使自由党在竞选中赢得不少选票。由于格莱斯顿把自己装扮成反对迪斯累里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选结果是自由党以压倒多数战胜保守党，他再度组织政府。格莱斯顿就职后全部继承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但他的外交本不擅长，不久就把形势搞的一团糟。1880年他结束英阿战争，宣布阿富汗为英国保护国。1882年拒绝接受女王授予伯爵爵位，同年他出尔反尔发动英埃战争，派加尼特·约瑟夫·沃尔斯利率领英军强占埃及。1884年他进行第三次议会改革，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英国军队在马朱巴山被布尔人击溃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1885年解救在喀土穆的查理·乔治·戈登将军失败使他遭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斥责，格莱斯顿对外侵略的失败被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看作是英格兰的奇耻大辱，讥讽他是一个坐在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兰人。格莱斯顿二任内阁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样赫赫有功，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伟大形象日益消失。

（九）1886年格莱斯顿第三次组阁时一直关注爱尔兰问题，曾说：“我的任务是绥靖爱尔兰。”此后他把解决爱尔兰问题越来越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一方面要无情地镇压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实行温和改革以缓和革命。在1868年大选期间为了争取选票，格莱斯顿曾为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公社社员起义进行辩护，批评保守党镇压爱尔兰人的政策，并向选民保证要解决爱尔兰问题。他上台以后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展开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的革命者。芬尼亚运动是芬尼亚社社员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运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出现的和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的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脱离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返劫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8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该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格莱斯顿蛮横地拒绝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充分暴露他在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和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是一丘之貉。

（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爱尔兰又掀起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潮，旧日因参加芬尼亚社而被捕的达维特从流放地回到爱尔兰组织“土地同盟”发动农民进行抵制斗争，与此同时以帕涅尔为首的爱尔兰自治党也展开温和的自治运动。面对爱尔兰的解放运动时格莱斯顿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颁布高压法，逮捕帕涅尔和达维特等1000多名“土地同盟”盟员；另一方面颁布“土地条例”，缓和农民的对抗情绪。后来又与狱中的帕涅尔谈判，以制止农民的“恐怖行为”为条件释放帕涅尔和土地同盟的领袖。当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分子刺杀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温狄士及其助手波尔克时他就利用这次恐怖行为颁布为期三年的“防止罪行法”，大批逮捕爱尔兰人，以达到他镇压“土地同盟”运动的目的。格莱斯顿在二任内阁中对爱尔兰采取的这种时而镇压时而安抚的政策，不仅没有平息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而导致自己的垮台。1885年6月在英国议会里讨论预算问题时巴涅尔和爱尔兰议员们联合保守党一起投票推翻格莱斯顿第二届政府，巴涅尔的行动使格莱斯顿看到爱尔兰自治党在议会中是一支能够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只有允许爱尔兰享有有限的自治权才能保持大不列颠帝国对它的统治，并以自治法案作为与保守党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致力于争取实现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斗争。1886年格莱斯顿第三次组阁，于4月8日提出第一个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时爱尔兰可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但是外交、军事、关税仍掌握在不列颠内阁手中。

（十一）法案提出后他在下院发表极为动听的演说，呼吁各方同意这一法案，不料遭到自由党内部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自由党合并派的反对。1886年6月他们和保守党一致投票反对自治法案，格莱斯顿政权只维持几个月就倒台。1892年83岁的格莱斯顿第四次组织政府，于1893年2月13日提出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法案，从当时下院的力量对比来看自治法案是很难被通过的。由于他力排众议，经过长时期辩论后法案于9月1日以301票对267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当这个难产儿被送交上院时上院的议员经过四天的辩论，以419票对41票的悬殊票数予以否决。这时格莱斯顿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坛上已经日暮途穷，再也没有能力控制议会。此外他还反对大量增加海军经费，最后一次演说就向女王呈递辞职书，退出政治舞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在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和国内垄断组织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颠帝国存在的生命线，他们害怕爱尔兰自治将会在别的殖民地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英帝国的瓦解，资产阶级坚决反对自治方案，因此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遭到失败是必然的。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以我所经过的半个世纪为满意，我并不羡慕我的继任者”。最后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终究不能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抱着终身的遗憾于1898年5月离开人世，葬于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墓地。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一）阿瑟·詹姆斯·贝尔福（1848年－1930年）是第一代贝尔福伯爵，1902年至1905年出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外甥。巴尔福刚刚接替索尔兹伯里侯爵就任首相，他正在听年长的罗斯伯里伯爵的忠告：“千万不要忘记，亚瑟，这座花园属于唐宁街10号，与11号毫不相关。”这就是罗斯伯里的特点，他竟会提出这样一个毫不相关的特权问题。可是巴尔福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的，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教养相同，然而他两人却有不同的气质。年纪轻轻的巴尔福经历比较充沛，也比较现实。他是一个苏格兰贵族，生于1848年7月25日，他的父亲詹姆斯·梅特兰·巴尔福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他的母亲是布兰奇·盖斯科因---塞西尔，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外甥。巴尔福有一万英亩的地产，在福思湾的南岸的罗斯伯里的庄园以东几英里处。和罗斯伯里一样的是他先上伊顿公学，然后再到剑桥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没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外表与他的美学兴趣结合起来使人觉得他是个柔弱的人，这样的人当时被称为“颓废派”。巴尔福热心于草地网球，后来又迷上高尔夫球。他柔中寓刚，被梅·利特尔顿的妩媚所吸引，也许他已爱上她，就像她似乎爱上他一样。当这位姑娘于1875年死于伤寒后他在伦敦街头徘徊几个小时，请求将属于他母亲的一枚戒指放到她棺材里。

（二）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与梅的妹妹拉维尼娅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纪念梅的去世，尽管后来他也结交一些女性，而且与其中一位的关系无疑是十分热烈的，然后他却从未表现出丝毫想结婚的愿望。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的一员，他的哥哥尤斯塔斯是个相当有名的建筑师，因宴饮无度而死。他的弟弟弗兰克（巴尔福认为弗兰克是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人）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世界胚胎学的权威，他在1882年登山时丧生。另一个弟弟因为伪造支票而被放逐到澳大利亚，作为议员之子（他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留给他一笔价值400万英镑的财富的大部分）的巴尔福自然应当成为一名议员，作为索尔兹伯里侯爵外甥的他的选区是哈福德。1874年他当选为议员，当时他26岁。他起初并不急于在议会发表演说，后来他终于发言，但头几次讲话没有什么效果。他曾陪同他的舅舅索尔兹伯里出息柏林会议，在那里遇到俾斯麦，俾斯麦问他是否是《先人录》中所提及的伯利的巴尔福的后裔（他不是）。他是被誉为“第四党”的四个年轻保守党议员（他们在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领导下使政府感到头痛）最不活跃的一个，当政治失去吸引力之时他便以伦敦社交界的乐趣来聊以安慰，他结识其中一些服饰华丽、才气横溢的绅士和淑女，当时伦敦市有智之士云集之地，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他成为其舅父索尔兹伯里的私人秘书，1887年在他在议会中呆了13年以后他的舅舅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当时爱尔兰正在经历其周期性混乱阶段之一。

（三）最初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对让这个“客厅里的装饰品”来设法处理他们本地的恐怖主义感到好笑，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残忍的巴尔福”的所作所为。他严厉的有效的解决犯罪问题。他提出改善经济状况的措施，他敢作敢为且毫无恐惧之心，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从现在起他就名声大振。他认为爱尔兰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英国人心肠太软，他知道一项强制和仁慈并用的政策，有好多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似乎已被他扼杀。他在爱尔兰工作结束以后便前往德国拜罗伊特参加那里的音乐节，在下院中他逐渐成为一位令人胆怯、技巧娴熟的辩论家。他以十分怀疑的态度看待当代政治中的各种趋向，民主（即全民参政）正在造就这样一种人，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是职业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的政治活动视为促进其职业利益的一种方法。上院的威望正在下降（下院也一样），它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减缓时代潮流的冲击。毫无疑问要取消上院将是极为容易的，可是要用一杆较受尊重也较为有效的机构取代它却是人们智力所不能及的。由于巴尔福有这样的思想，他不大可能向民众发出强有力的呼吁，他们刚刚获得选举权，而且准备用这种权利实现对他们来说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当然也是自私的目的，他认为多数人的专制到头来将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b政。

（四）诸如此类的哲学思想对选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后几年中他们已被约瑟夫·张伯伦狂热的帝国主义观点和正在逐步蚕食自由党反对派左翼的、激进派半社会主义纲领弄得晕头转向。从当时的情况看巴尔福可能会越来越脱离自己的党、脱离整个国家。可是与此同时他无论是在下院和政府中还是在野期间（1892-1895），他都是索尔兹伯里的副手。他仍保持对科学的兴趣，甚至对高度理论性的科学亦如此，因此在1895年尽管他还不是一位信仰者，但是却成为心里研究学会的主席，在他的生活中这是使政治家们觉得难以理解的特点之一。不久人们认为他过于懒散，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他在教育法案问题上遇到困难，这项法案受到教派争执的威胁。后来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的关系也遇到麻烦，殖民大臣张伯伦认为于德国结盟是可能的，而索尔兹伯里对德皇威廉二世极不信任。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索尔兹伯里的健康每况愈下，1902年他离任后巴尔福接替他。那个时候爱德华七世已登上王位，贝尔福与这位新国王的关系是脆弱的，爱德华思想懒散，左右多轻浮之辈。

（五）张伯伦极力主张通过关税来保护贸易，而贝尔福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讲究实际，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烦。问题的实质是英国已失去它自工业革命以来所享有的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的出现使政治复杂化，就像十年前自由党统一派所干的那样。这时贝尔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一个在他这个首相领导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因此他负责协调整个大英帝国的防务。就是因为他对防务的关注，他在职的时间超过任期，以确保军队用新式的重18磅的枪支武装起来。1905年他一已领导下院达10年之久，在这期间约瑟夫·张伯伦把“帝国优惠关税”问题提到议程的最前面来。贝尔福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暧昧的，他的领导是犹豫不决的，“精英会”成员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说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托利党内部的不满情绪在整长，贝尔福认识到是他该走的时候，那年12月他辞职，接着进行选举，保守党政府被击败。在保守党统治近20年以后这并不令人意外，最有意义的是53名工党成员现在已成为下院议员。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事情的发展将以自由党的分裂而告终，对贝尔福来说直接的后果是他丢失在曼彻斯特的席位。可是他那时主要兴趣是“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他会见当时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时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应当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同时他认为必须制止大批犹太人涌进英国的现象。

（六）1908年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去世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他的位子，他采取的头几项行动之一就是召唤贝尔福参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讨论。1914年他正是成为该委员会成员，但是在这之间他的党派在斗争中仅起者次要作用，尽管他在1906年作为英国伦敦商业区的代表回到下院。他不再坚信“关税改革”，而关税改革对他的遭受失败的党来说已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事业，没有它的话党的纲领将会成为什么样呢？他的副手博纳·劳的忠诚是靠不住的，贝尔福必须下台的呼声也变刺耳起来。1909年当劳合·乔治提出他的预算案后全国舆论转变了，自由党人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败，那项预算案旨在通过增加对富人（特别是对地主的）赋税来收回失去人心。这项预算案遭到贝尔福领导的保守党人激烈的反对，预算案在下院中是通过，但能否在上院通过呢？上院否决它。接着举行一次大选，两党当选人数差不多相等，这样权利就落入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里。1910年5月国王去世后一种新的因素又被带进这一局势当中，现在首要问题关系到上院的权利。1910年进行第二次大选，进一步肯定大选的决断，或者说是非决断。上院议员面临着自由党的在一种威胁，即册封更多的新贵族来确保议会法案的通过，限制上院的权利，贝尔福认为应该接受这一议案。

（七）由于对这场斗争感到厌恶，他在1911年11月辞去党的领导职务，而安德鲁·博纳·劳绝非贝尔福的朋友。这时他的政治生涯应该结束，可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更壮丽的前程就在前头。不是作为党的领袖，当然也不是作为首相，而是作为他所预见的那场战争而变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团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由于战争越来越近，各种过去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被迅速地搁置到一边，因此“爱尔兰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无限期地推迟。一年后贝尔福在一届联合政府中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要对撤离加利波利以及后来关于日德兰海战的第一个公报负责，该公报根据海军部所知道的情况对战况做了很坦率的报告。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糟，于是人们指责贝尔福制造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绪。在联合政府领导权所引起的危机上他认为阿斯奎斯应该离职并代之以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认为贝尔福应该退出英国海军部。1916年12月贝尔福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四个月后他启程去华盛顿，华盛顿现在是一个作为英国盟友而参战的国家的首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他的到来已有所准备，他受到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发回的一份介绍。据佩奇将说贝尔福是位“高嗓门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对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的美国之行被视为是极大的成功。

（八）从这时候他便安定下来，以老一辈的政治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按其气质和能力，他也非常适合担任这种角色的。他的生活过的即舒服又有益，1922年他被册封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勋章。他在1917年11月发表“贝尔福声明”，声明建议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民族家园，这是他对世界政治的巨大贡献，此举使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中成为英雄，那时这些人（在纳粹迫害之前）只不过是世界犹太人中的一部分。这对贝尔福来说是种奇怪的事态发展，不过人们可以从他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领袖查姆·韦兹曼博士的友谊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从抚育贝尔福成长、令他敬畏的母亲那里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亲是苏格兰教会和圣公会低教派的信徒，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就像为他作传的肯尼思·杨说的那样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犹太人是个具有高度天赋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对犹太人在一个非犹太人社会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谴责反犹太主义，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必须得有个民族家园。韦兹曼使他确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 结果就是那项声明。民族家园意味着什么呢？巴尔福向内阁解释道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将对其实施某种形式的保护，将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去实现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他于1930年3月19日去世，终年82岁。他去世时还为金钱而焦虑，因为他曾投资于一项用泥碳做工业燃料的项目，结果连老本都赔进去。他惧怕贫穷之心被夸大。

（九）不过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图书馆却不得不卖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学家那样安详：“在我还没有实际经历的情况下根据我自救的判断，我认为我对死亡毫无畏惧之心。”他是位有神论者，一位信仰个人崇拜的有神论者。1917年11月2日时任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国内阁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贝尔福宣言》是英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贝尔福宣言》最初以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致英国犹太人领袖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一封信形式出现，19世纪末欧洲出现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同时犹太人中也兴起锡安主义运动，提倡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1897年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大会把目的地定在以色列故国即巴勒斯坦，锡安主义者向世界各大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呼吁支持，俄国因为积极迫害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敌视对象。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近年来犹太人在那里的生活较为安定和受保护。英国首相之一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本人就是犹太裔，因此锡安主义者们把英国当成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英国的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利用他的高层关系积极游说英国政府支持锡安主义运动。

（十）同时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持状态，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意识到锡安主义者在各国的广泛影响，都希望得到该运动的帮助，但是德国方面碍于巴勒斯坦地区隶属盟友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未便许诺过多。1916年底以戴维·劳合·乔治为首相的英国政府新内阁上任，乔治和他的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都同情锡安主义运动。劳合·乔治在大战之前曾担任锡安主义者的法律咨询，后来在做军需大臣的时候又结识在皇家海军实验室工作的哈伊姆·魏茨曼。1917年英国政府内部就是否和如何正视支持锡安主义者的问题进行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参与辩论的有支持和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从英国方面看《贝尔福宣言》有多个目的，促使世界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协约国一方；打消德国争取锡安主义帮助的计划；抑制犹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使之不与德国议和；离间同盟国政府和其治下的犹太群体。亚瑟·贝尔福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该宣言得到协约国诸政府的确认，成为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锡安主义者将此理解为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从此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急剧增加，并且开始无视宣言中“不得伤害其他本地民族利益”的条款排挤本地的阿拉伯人。

（十一）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1897年8月以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复国纲领。英国对巴勒斯坦垂涎已久，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攫取巴勒斯坦，进而控制中东地区。1917年11月2日亚瑟·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德，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中的“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实即犹太国。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支持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早的政策性文件，亚瑟·贝尔福（1848-1930）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以通知的形式致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只要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团体的公民利益和宗教权或其他国家犹太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不受到损害，英国则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这一宣言得到所有协约国政府的确认，成为1920年圣雷莫会议上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依据，也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的祸根。 

反犹太主义

（一）反犹太主义是对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与行为的总称，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动机和表现形式，虽然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同属闪族，但通常反闪族主义指的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是剥削阶级仇视排斥和迫害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政策，表现为反动统治阶级对犹太人的歧视、限制和隔离，乃至排斥、驱逐和灭绝。反犹太主义可上溯到古代，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征服巴勒斯坦期间对犹太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犹太人从此开始迁离故土、流散异国。反犹主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动机和表现形式，但是其中也不乏共通性和延续性，例如将犹太人视为“谋杀救主基督的人”、“贪婪、阴险”的民族”和“企图控制世界”的集团，需对世界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负责的“幕后黑手”等。反犹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自产生至现在导致无法弥补的灾难性后果，欧洲历史充斥着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犹太人受到歧视、侮辱、压迫和屠杀。例如十字军对犹太人的掠夺与屠杀，15世纪末期西班牙对犹太人的彻底驱逐，19世纪和20世纪沙皇俄国多次泛滥的反犹浪潮。而反犹主义的最高潮则公认是1933年至1945年之间纳粹大屠杀，造成约600万犹太人死亡。历史上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进行征服的各个大帝国（例如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帝国）都有将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习惯，而信仰一神教的犹太人与信仰多神教的其它被征服民族相比时更容易引发与征服当局的冲突，从而导致征服势力更残酷的镇压。

（二）征服者通常视犹太人拒绝新的宗教与文化的行为视作对统治者的拒绝的反抗行为，例如前186年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四世发布命令宣布犹太教为“非法”，下令废止犹太教习俗，焚烧犹太教经典，强迫犹太人食用猪肉等。掀起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引发著名的马卡比起义。由于绝大多数犹太人拒绝承认耶稣就是犹太教信仰的弥赛亚（救世主），在《圣经·新约》中已经出现对犹太人的贬低性描述。而将新产生的经典定名为《新约》，把希伯来圣经称为“旧约”也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上帝已经将他的爱从犹太人转向基督徒，犹太人则从上帝的“选民”沦为“弃民”。而391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原先犹太人与基督徒在神学上的争论上升为国家政策，犹太人的宗教与生活开始逐渐受到限制，享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一步步被剥夺。例如438年的提奥多西法典中作出犹太人禁止与基督徒通婚，不得修建新的犹太会堂等规定，虽然基督教反犹太历史悠久，但他们救主其实是犹太人。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出去。

（三）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极大的蛊惑作用。近代的反犹太主义起源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后来发展到奥匈帝国和法国等国家。沙俄的反犹太主义实质上已成为一项国策，如限制犹太人的住地，禁止他们购买土地、从事农业，不准他们在邮政、铁道、军队等部门供职，甚至一再掀起蹂躏犹太人的浪潮。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日耳曼种族被宣布为优秀种族，犹太人则被宣布为德国人民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徒在德国及其所占领的国家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反犹太主义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一直遭到进步势力的谴责和反对。

（四）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清洗，也是二战中最多人熟悉的暴行之一，在这次大屠杀中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犹太人大屠杀在英语和德语的名称为“Holocaust”，此字是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犹太人则称其为“Shoah”，来自希伯来语，带“浩劫”的意思。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独裁执政，纳粹党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活动，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时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其他法案将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有性关系非法化，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多数专业。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策划一个反犹太集会，称为“水晶之夜”。在这个集会中有很多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破坏。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止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极端化，而且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国占领的地方。德国在1939年9月吞并波兰以后将他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内陆，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20世纪被放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是位于华沙。

（五）在华沙的犹太人被迫在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犹太人的地区和将这个地区密封。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受到纳粹德国的占领，更多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氰化氢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6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他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杀犹太人。用货车车厢把犹太人被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送到毒气室。

（六）被送死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此为一般人或电影的错误认知，德国人是将一种被称为ZyklonB的氰化氢金属桶从管道掷入毒气室中，桶中的氰化氢在室温中挥发为毒气），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1944年当德国知道它们的气势已尽的时候他们加快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他们发现到这些杀人的集中营。整个二战中大约58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死，是欧洲犹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纳粹德国也有系统的杀死欧洲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欧洲东线的敌军和其他异见人士，当中只有犹太人及吉普赛人只因种族原因被屠杀。自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而流落世界各地，中世纪犹太人饱受封建主与僧侣的压迫，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西欧一些国家中犹太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仍然存在仇视犹太人的现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在《论反犹太主义》一文中说：“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

（七）俄国沙皇政府特别仇视犹太人，并竭力煽动工农仇恨犹太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也掀起残害犹太人的浪潮。1905年革命时期在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成残废。19世纪末法国发生君主派军阀集团组织审判总参谋部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的案件，诬告他向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提供情报，从事间谍与叛国活动，判处他无期徒刑。一些极端分子举行示威，高呼“枪毙犹太人”的口号，经过共和派和主持正义人士的斗争后至1906年当局才宣布将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在19世纪末的德国曾有20多万人在致首相俾斯麦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犹太人得到解放，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仍不时挑起对散居于各国的犹太人的仇恨，以转移国内无产阶级的视线，掩盖阶级矛盾。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德国在雅利安人优越的种族主义的旗号下将反犹太主义发展成极端的灭犹主义，纳粹党徒采用枪杀、毒气窒息、饿死和活埋等手段企图消灭所占领的波兰、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所有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他各地被折磨和残害致死的犹太人总数约有600万人。

犹太复国主义

（一）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犹太圣会主义，是一种犹太民族主义思潮。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犹太复国运动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这种运动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却忽视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犹太人返回祖辈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为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曾存在着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两个犹太人国家，分别于前8世纪和前6世纪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 自从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及在70年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的毁灭，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犹太人就散居到帝国的其他地方，虽然在希腊化时代许多犹太人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16世纪唐·约瑟夫·纳西就已经有借奥斯曼帝国之力恢复犹太国家的尝试，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利奥·平斯克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同时在俄国出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

（二）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是犹太裔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个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他进一步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并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以前的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锡安主义"这个字根源于"锡安"，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这是奥地利犹太出版商纳坦·比恩鲍姆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对犹太民族主义所创的词。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

（三）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年至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19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此时该地区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瓦解，英国控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说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人向该地区移民加速，此时主要是来自东欧，尤其是苏联的移民。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国际间犹太人对锡安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四）1947年英国宣布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内战，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且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明显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绝建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以色列国防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五）在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回归法令，给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导致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绝大多数，而且这个变化看起来是永久的。196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采用了以下的准则：犹太人的团结与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犹太人从所有国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区；在“预言的正义与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国的富强；通过犹太、希伯莱与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和强化犹太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而保存犹太人的身份；在所有地区对犹太人权的保护。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民族，不应与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途径不是消除产生反犹太主义的阶级根源，而是与非犹太人分离，单独建立一个国家。只要取得宗主国与其他大国的支持和有钱的犹太人的资助，不断向一确定地区移民，即可实现这一目标，而无须征得殖民地区居民（巴勒斯坦人）的同意。

（六）然而事实上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是犹太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过，可是这不是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因为当一个民族拥有一块土地超过50年时他就拥有这块土地。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几千年，犹太人的主体已经离开巴勒斯坦，他们已经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是非宗教性质的。开始是作为对19世纪末叶在欧洲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回击，它是犹太人对在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反击。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其间也存在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例如宗教锡安主义、修正锡安主义和劳工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虽然旧约的历史远超过现代锡安主义运动，但锡安主义这名词亦会用作形容有千年历史的旧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一）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年）是英国政治家，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他于1852年9月12日生于约克郡，他的父亲是小羊毛商，一个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他去世时这个孩刚刚达到入学年龄，他的母亲体弱多病。小阿斯奎斯12岁就去伦敦，和他的一个叔叔生活在一起，并进入伦敦商业区中学读书。后来他又带着一笔奖学金从那里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巴利奥尔学院当时以及后来都是培养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大苗圃。在那里阿斯奎斯的学业一直保持优秀，大多数奖赏都为他所得。他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前途有了保障，可是律师这一职业在向他召唤。1875年他离开牛津去伦敦，当他还是个几乎无人委聘且仍在为生活而奋斗的时候，他偶尔也给报社杂志写几篇东西以换取一点稿酬。就在那时他与曼彻斯特一位医生的女儿海伦·梅兰特结婚，她自己有些微薄的收入。他们有4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些孩子一个个都有非凡的天赋。与此同时一个进入政界的机会到来，通过一位名叫霍尔丹的苏格兰律师朋友，阿斯奎斯在他结婚的前一年（1866年）被定为东法夫郡的自由党候选人。他赢得这个席位。他担任律师的聘金是有限的，这种情况直到审理皮戈特伪造案过程中他盘问《泰晤士报》经理以后才得以改善，这是法庭上的一场胜利，之后他的年收入猛增到5000英镑。

（二）1891年当他们在阿伦岛度假时他的夫人突然去世，丢下他孤身一人和五个年幼的孩子，三年后他与查尔斯·坦南特·巴特爵士的女儿马戈特·坦南特结婚。马戈特是位热情、直率、爱交际的女性，她鼓励他去享受上流社会的乐趣，而她则是上流社会的一件装饰品。他在议会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1892年他提出一项对政府不信任的修正案并得到通过，随后索尔兹伯里侯爵辞职，格莱斯顿上台，让阿斯奎斯担任他的内政大臣。进入议会仅仅六年他就在1892年参加内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他的政绩证明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在一位优秀的法官（菲利普·马格纳斯爵士）看来他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内政大臣，是一位强有力的辩论家，如果不是一位令人振奋的辩论家的话。当罗斯伯里伯爵接替格莱斯顿以后阿斯奎斯任然担任内政大臣，直到15个月以后索尔兹伯里通过1895年的选举重现上台。在那次选举中自由党上层的混乱使自由党遭到惨重的失败，但阿斯奎斯以更大的多数占据着东法夫的席位，就自由党而言他代表着未来。他在伦敦生活的很有派头，他在卡文迪什广场有一所房屋，雇佣14个仆人，还有两个马车夫。这对一位在野的政治家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因此阿斯奎斯打破常规，重操律师旧业，他的律师职业能使他一年得到5000英镑到1万英镑的收入。

（三）南非的战争正在临近，这时自由党内分成三派，1902年战争结束之前有些迹象表明自由党的团结正在恢复。1903年当约瑟夫·张伯伦公开表示支持“帝国优惠关税”（包括对进口食品征税）时阿斯奎斯看出自由党即将在一次新的大选中获胜的苗头，他、爱德华·格雷爵士和理查德·霍尔丹达成一向契约，竞选胜利后（他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党的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将出任首相。可是要进入上院，下院应由阿斯奎斯领导。可是这一刻来临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毫不退让，这个定有契约的三人集团又都温顺的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接着自由党取得巨大的胜利，阿斯奎斯就任财政大臣（1905年）成为坎贝尔·班纳曼宝座的继承人。他在任职期间提出三个预算案，在第二个预算案中提出区分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革命思想。这时议会两院的固有争吵又发生，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的身体彻底垮了，四月他辞职，国王派人招唤阿斯奎斯，他立即成为首相。他和他的家搬到唐宁街10号，他的夫人马戈特认为这所房屋不方便，有三个破楼梯。劳合·乔治在内阁中任财政大臣，阿斯奎斯在其内阁中陷入困境，温斯顿·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样有权威的大臣一致认为海军部要求得到六艘新的大型战列舰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是政府中一个以“经济学家”著称的集团的成员。

（四）阿斯奎斯建议采取一项折衷办法，应当立即给予四艘新舰，证明需要时再给四艘。劳合·乔治的第一个预算案（1909年）遭到猛烈的抨击，它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显然就要遭到上院否决，因为保守党领袖巴尔福正在怂恿他们这样做。阿斯奎斯准备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推倒对预算的否决。1910年1月的大选表明独立自由党多数已化为乌有，决定权掌握在40名工党党员和70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预算对威士忌酒加税）的手中。这中危机还未解决时爱德华七世国王又去世，新国王乔治五世提议召开一次各党领袖会议讨论宪法危机。会议召开，与会者八人号称八圣徒。巴尔福说：“这就像个内阁，但是要团结的多。”会议并未解决问题，宪法争端在新国王统治时期继续存在。年底举行第二次大选，几乎完全再现上一次大选的结果，上院让步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采取册封大批新贵族（这种很难说是体面的权宜之计）。新的、更加危险的问题摆在面前，码头、煤矿工人罢工以及由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鼓吹妇女参政的运动。与此同时欧洲上空也是乌云密布，此时正值阿加迪尔危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两位两年前还是经济学家的人现在热情的支持备战。

（五）然而当欧洲的危机还未达到顶点时另一种更近的危机动摇英国的政体，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这是第三次）于1913年1月在下院通过，单被上院否决，有必要将这项议案在1914年重现提交议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把阿尔斯特排除在都柏林议会之外，如果应当那又该到什么程度？斯奎斯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选票，而民族主义者是反对把阿尔斯特与都柏林政府分隔开来的。非常担心发生流血冲突的国王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党都参加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可能产生一项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为寻求一项妥协方案，阿斯奎斯会晤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他们讨论应当将阿尔斯特的哪一个郡排除在“爱尔兰自治”之外，后来阿斯奎斯向阿尔斯特统一派领袖爱德华·卡森爵士建议，可以对都柏林议会为阿尔斯特立法的某些权利拥有特别否决权。接着他说服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雷德蒙同意一项将阿尔斯特排除出爱尔兰议会之外的为期三年的方案，但是所有这些事件都因人们所知道的“克拉哗变”而黯然失色。在这次哗变中有58名骑兵军官宁可辞职也不愿被派去压制阿尔斯特，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让他们去干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意图，威廉稳定局势，阿斯奎斯接管陆军部。

（六）1914年7月下旬在白金汉宫举行一次会议，试图解决爱尔兰问题，但失败了。后来欧洲战争将爱尔兰问题推到次要的地位，阿斯奎斯同意博纳·劳的看法是认为必须等待，直到这种更大的冲突结束。他是否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会他留在议会桌上的那些事项还会依然如故呢?战争来临时阿斯奎斯作为英国政治首脑的生涯也即将结束，他毫不犹疑的领导英国投入战斗，接受他的老友约翰·莫里勋爵和约翰·伯恩斯的辞职，任命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为陆军大臣。他可以回顾（但是他未必会这样做）他在领导国家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成绩，这届政府奠定福利国家的基础，即养老金条例、失业保险、劳工介绍所、健康保险。他主持与上院的立宪斗争，以取得一半胜利而告终，上院的利爪已被剪除，但是改革上院的要求仍未实现，虽然如如但成就还是惊人的，并一直保持无与伦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德礼执政时期为止。在其最后阶段旧的自由党统治的不列颠表现出的活力和目标的稳定性，这与格莱斯顿的党是相称的。阿斯奎斯担任其首脑，完全控制着他手下以奇异方式搭配起来的、天赋各异的一班人马，不提别人，单提及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理查德·霍尔丹和爱德华·格雷就行了。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而听不到什么表示不满的窃窃私语，这就可以看出阿斯奎斯在1914年是怎样一个人了。

（七）战争需要完全不同的政府，他只能抱有一个目的，其它的一切政策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这一目的。战争要求大臣们首先是行政家，然后才是政治家。一位战时的首相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精力。他不会因为竞选失败而遭到谴责，但会因一次战斗的失利而遭到谴责。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失败，最后导致自由党政府被一个联合政府所取代。可以说加里波利之战是丘吉尔的战役，可是阿斯奎斯是首相，实际上是总司令，负责任命人选，因此也承担他的手下一位将军的过失。事情更糟的是阿斯奎斯不相信丘吉尔的判断，在法国一次战役失利的将军们把失败归咎于炮弹不够，后来在帕斯亨达勒就看得出来过多的炮弹同样可以造就军事上的失败。但是其时报界对大臣进行指责，首先是非难阿斯奎斯，报界宣传中充满怨恨和恶意，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然而它也报道一些实情，阿斯奎斯正变的衰老，他有时疲惫不堪，他又在酗酒。虽然据说他从来没有醉倒影响他的判断力的程度，但这是他的敌人死死抓住不放的一个事实。他不能够以足以狂热投身于战争，也无心在政治上勾心斗角（然而这正是劳合·乔治及其喜欢的），他对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才能和声望也不大看得上。

（八）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前面，即征兵问题，阿斯奎斯夸大公众对此项法案的不满情绪以及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发生的叛乱。那时爱尔兰总督时阿斯奎斯的一位老朋友奥古斯丁·比勒尔，但对首相来说这并没有使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个人的不幸使情况更难以忍受，多年来阿斯奎斯一直与一位年轻的女子互通情书，她名叫维尼夏·斯坦利。她美丽动人、聪明伶俐，他将心腹之话倾诉于她，偶尔也泄露国家机密。可是在没有预兆之下她突然宣布她很快就要同她以前拒绝过的、阿斯奎斯的最忠实的政治支持者埃德温·蒙塔古结婚，众所周知通信恋爱至少对其中一方是种极大的痛苦，斯坦利小姐觉得这样下去难以忍受。这个打击降临在阿斯奎斯之时他情绪低沉，再此之前他对托利党提出不让霍尔丹在计划成立的联合政府内担任大臣的要求做了让步。这种对老朋友的背叛时他认为是卑鄙的。战争脱下来，它造成越来越大的、可怕的伤亡（包括阿斯奎斯的儿子雷蒙德，他在法国索姆河战役的头几个小时就丧生了）。同时内阁发生激烈的争吵，内阁成员兰斯多恩侯爵在阿斯奎斯的建议下起草一份备忘录，他在其中为赞成与德国人进行公开谈判而辩解。

（九）“我们正在缓慢的，但却是稳步的消灭不列颠群岛上的优秀儿男·····”悲观厌战的情绪达到顶点。1916年11月17日这份备忘录在内阁中传阅，不久就泄露到报界，被用作攻击首相指导战争不利的新材料，尽管实际上阿斯奎斯并不同意备忘录的观点。报纸上大张旗鼓的宣传恰好配合又劳合·乔治、博纳·劳和马克斯·艾特肯爵士参加的政治阴谋，对这些阴谋时阿斯奎斯既不能也不愿意进行反击。劳合·乔治现在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重组一个三人战争指导委员会，由他自己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要么他就辞职。经过混乱、激烈的会谈后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辞职，他任首相达八年之久。由激进派劳合·乔治领导的政府中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保守党手里。布莱克勋爵说：“政府的改变敲响旧的自由党的丧钟。”对阿斯奎斯来说说最惨重的打击是他的老朋友亚瑟·巴尔福投敌，阿斯奎斯夫人说这点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在1918年的大选中阿斯奎斯丢了东法夫的席位，但是在1920年又赢得佩斯利的席位（4年后又失去它）。1925年他成为牛津伯爵和阿斯奎斯伯爵，几个月后又获得嘉德勋章，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安慰。他的悲惨命运是主持其一度是伟大的党的衰亡，1928年2月15日他离开人世。

英国法西斯联盟

（一）英国法西斯联盟是成立于1932年的英国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里。莫斯里原为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后成为工党党员，1930年担任麦克唐纳内阁的不管部长。当时英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失业工人达300万，而在造船工业区失业人口达劳动人民总数的60%。莫斯里趁此提出自己的所谓“民族纲领”，它包括一系列同失业作斗争的措施，纲领实质上是要用军事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来使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危机。当纲领遭到工党领导人拒绝以及他企图趁乱夺取工党大权的阴谋未能实现时莫斯里又于1931年重新建立一个新党，不久莫斯里大谈法西斯主义，受到鼓吹“铁腕”政府的“报业大王”罗瑟米尔爵士和最富有的地产大王密汉顿勋爵等人的支持，他们给他以经费。他还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向他们学习经验，于1931年5月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德国研习法西斯分子的工作方法。1932年1月莫斯里来到意大利并与墨索里尼见面。这次会面墨索里尼给莫斯里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9月正式成立“英国法西斯联盟”。

（二）英国法西斯联盟主要由一些落魄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分子组成，此外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大中学生和前集中营警卫队中的中下级军官，涉及面较窄。同任何法西斯组织一样，英国法西斯联盟极力攻击议会制，鼓吹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是无所事事者，是耽误国事。他们也主张建立资产阶级议会，但要让议会授予政府以命令行事的全权。他们主张“组合国家”，即像人体一样各个器官既能单独工作，又能与整体一道和谐地工作，并同总目标联系起来，这就国家而言就是法西斯政府。他们还反对民主，主张军事化，鼓吹反共产主义。在英国法西斯联盟成立之日莫斯里出版《大不列颠》一书，强调要和平过渡到法西斯制度，使英国法西斯主义表现某种理性的特点，具有某种使人敬畏的形态。从此每次法西斯集会都令其党徒举着国旗，并以唱国歌来结束集会，表现对君主制的尊重。 莫斯里在《星期六周报》上亲自撰文鼓吹：“法西斯主义不仅与保守主义不尽相同，且和朦朦胧胧的社会主义及有害的共产主义大不相同。法西斯主义给战后政治带来新的纲领、新的哲学，法西斯主义对旧世界政治上‘左’的和‘右’的发起挑战。它不仅产生新的政府体制，且产生新型的人，是不同于旧世界的政治家的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三）希特勒掌政后仅两个月莫斯里就宣称：“我们应该比德国更快地取得政权。”随后他在法西斯的道路狂飙突进，尤其在妻子病故后莫斯里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法西斯运动中。1933年秋莫斯里开始筹资购买地基兴建大楼，待大楼落成后命名它为“黑衫党之家”，这个“黑衫党之家”主要用作运动领导的办公地点，特别是组织机构的活动场所。莫斯里希望组织能吸引年轻人，尤其在失业高峰时期把失业青年吸引到此过半军事性生活并接受训练，使其成为法西斯联盟的“I”卫队（相当于希特勒的冲锋队）。1934年至1937年是英国法西斯联盟最猖獗的时期他们频繁活动，例如搞集会、搞示威；大肆进行反苏、反犹主义的宣传；鼓吹德意法西斯主义；袭击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1934年6月7日约四万人的法西斯分子在伦敦奥林匹亚大厅集会，莫斯里当着法西斯警察的面攻击不听他的话和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不满的人，令党徒们痛打对法西斯表示不满的人。1936年10月5日法西斯联盟的黑衫军来到伦敦东区，穿过犹太人居住的大街，其目的是要在该地区进行一次大检阅。

（四）由于当时工人们成群结队试图阻止莫斯里进入该地区，随后黑衫军举行游行示威，街道被法西斯分子所堵塞，终于引起反对者的不满，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史称“卡伯尔大街的斗争”。为维持秩序，警察驱散包括驱散黑衫军在内的人群，导致这次游行示威虎头蛇尾、狼狈收场。一周后黑衫军采取报复行动，约百名年轻人冲进犹太人集居的大街，捣毁犹太人商店橱窗，并对犹太人施暴，上演英国版“水晶之夜”。不久后莫斯里前往柏林会晤希特勒，此后一直与德国纳粹来往过密，并试图在英国建立亲纳粹的电台，但莫斯里回国后他一心想扶持的爱德华八世宣布逊位。1937年莫斯里企图通过大选夺取政权，但“英国法西斯联盟”选票惨淡，再次落败。二战全面爆发后莫斯里公然反对英国对德国宣战，1940年5月英国保守党政府根据对潜在的敌特采取预防性措施的立法，逮捕莫斯里和约800名英国法西斯联盟的积极活动分子，逮捕行动继续到当年年底。被捕者总数达8000人之多，其中许多人为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1942年英国法西斯联盟正式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