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力的现代性幻想：吸收有机性与无机性的整体的无机性

这个幻想是普遍的，它来自索雷尔。它是此地当下之现实所催生出的引人遐想的万金油药方：立即满足索雷尔对大型工业集群代理人提出的要求，就可以带来巨大的不同，但他们对于索雷尔所吁求之物的理解，却是拟人化地与行业联合会、自媒体圈子这样的东西并列的商业代理人——辛迪加。索雷尔在1917年对我们的胜利表达的支持，实际上只是对他自己的激情的哀悼，我们对此无动于衷，而我个人则感到荒唐可笑。

拥抱并生产这个幻想的，不乏一些新兴的和老牌的人物，他们凭此颇受欢迎。他们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幻想，但实际上是同一种幻想。

其中最年轻的幻想是某种国际性。但是这种国际性无非是一个公式：民族性之和，再加上一个形式的国际性，即为实质的国际性。在这里，形式的国际性代表某种无机性，而多种多样的（各个小国的）民族性，则代表有机性。但是这些有机性是在其无机化（现代化、工业化）的失败中被把握的，因此已经不是单纯前现代的有机性，而是在这个自我标榜为现代化成功典范的观察者视角下的有机性。这些一个个失败了的有机性，被一个表面上眼含热泪、扼腕叹息的形式国际性视角所罗列着，凭此反观到自己是成功了的耐雄纳尔，是一个“温拿纳雄耐尔”，是纳雄耐尔和某种无机性——以纳雄-状态为单元进行的共同体竞争的残酷的胜败逻辑——的综合，这种胜败逻辑被看做某种外部力量干涉、打断了耐雄纳尔的自我发展，因此始终是并列、外在于其综合的对象的。这种视角冒充着真正的国际主义，并被某些人吹捧。粉丝们醉心吟唱的前现代官阶和封号被熟视无睹，自居老成者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只是闹着玩的，他们年轻时也通过通过架空的历史性幻想以类似的方式狂欢过。

因此，同样崇拜这样一种整体的无机性的，正是这群老人中剩下来的一个，其成熟在于他懂得团队分工。总的来说，他们更加露骨地鼓吹这种无机性，视之为对缺乏效率的决策主体进行增补（如果不是替补的话）的力量：工业化、数据化，机械体系下精准、直接、可靠的“干涉”力。无论如何，这种对于无机性的崇拜和鼓吹，忽视了它本身正处于一种体系外的观察者和试图干涉者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性纠缠了机械主义者的因果论数百年：既然机械体系本身是完备因而封闭的，为什么它可能（并且必然）拥有一个外部的观测者和干涉方？——于是这个剩余要么成为太一的第一因，要么连“这个”也算不上，只能成为零散的微不足道的偶然性噪音。这种前反思状态在惹我发笑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某种被牺牲了的注定沦为悲剧性的严肃性：严肃地试图将无机性整合进有机性当中去，将一种工业化的机械-总体主义的“智力-直隶-治理”，灌注并渗透到纷繁复杂的“现实”——“一线”的财政状况、“底层”的生存状况中去。他们作为外部观察者和试图干涉者，幻想着这种“线”啊“层”啊的自居“明确”的分类学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这一无机性，就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挨个枚举并排罗列的形式框架，而拥有让自己切入内容的分类列表而言，可以称之为明确的（determinate）无机性，以示对于幼稚的形式无机性的扬弃。

在这个稍显成熟了一些的明确的无机性视角下，糟糕的或至少“不够清醒”的现实的有机性，不再笼统地被某个形式无机性所枚举和罗列，而是要用这种无机性将它们扫描一遍，统计起来，再将扫描统计的结果分析综合出来，生产为一个例外的、明确的支撑性的“证据”，反过来干涉性地成为一种决策，回过头将有机性（像给噪音收音机调频一样）“调整”（adjust）为无机的：有序的、精确的、可控的、高效的。而后再将这些被无机化了的有机质（被工业化地整合优化了的一线底层现实），与那些无法被无机化的有机质（所谓帕累托优化动不得的那部分），调和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有机性与无机性再一次被简单地罗列、并置在一起，这个稍显成熟的幻想版本又暴露了其幼稚的本性。

我将给出这个索雷尔式幻想的第三个版本，它来自一个旅居他国的雏形人物。他不再试图代表某种浮空的国际性关怀，也不试图代表某种高效的动员力、组织度和干涉力（实质的地区性影响）。他醉心于扮演一种单纯的否定：嘲笑彼岸的混乱和无序。但他可以进行这一嘲笑，或者他的这一嘲笑相比于其他开门做生意（比如兜售某些数学公式）的更具吸引力的点在于，他就在彼岸，彼岸是他的此岸。于是我们的对应关系就非常明晰了：彼岸的混乱和无序，恰恰来自于一个失败了的无机性。一个混乱、失败的无机性，还不如有机性。一个处处以透明信息、海量金额和不记名总数为其共同体原则的“彼岸”，现已因其无机性而深刻地沉沦为混乱，并且对外输出这一混乱。这种无机性降临到他的受众身边，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效果，对于有机性的怀念，更明确一些：对于有序的有机性的怀念。有序的有机性的实质，无非是前现代的希尔亚奇。直接的（非中介的）前现代希尔亚奇是无法被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聆受的，于是它必须通过一个中介，一个身在彼岸，但又“揭露了彼岸真相”的视同此岸者，来加以转述。“混乱的无机性”（无机性的自我背叛，无机性的不可能性），遮掩了有机性本身的矛盾，视角被引导到一个远方的绝望，这并算不上希望。他没有意识到，无机性的混乱之所以能够被清楚地识别并道出，甚至还能够被无机的机械体予以忍受和保留，恰恰在于他自己的人格便是这种无机性，是一个工心算计的投机媒体/思辨中介（Speculative medium），于是我们在此遇到了有机性与无机性的“第三种”综合，主体化、人格化的综合。在这个主体化了的无机性整体中，此岸有机性（前现代家庭、社群、伦理、治理）和彼岸无机性（陌生的原子化社会和数字主义）的对立被扬弃，代之以混乱的无机性（“美丽的风景线”）和有序的有机性（“厉害了！”）的交叉，算计私利的主体性是其交叉点：一种孕育自无机性的整体的明晰性，把有机和无机的对立当成促成无机性增殖的内在动力。于是我们可以说这种综合，是一种主体的、动力学的无机性。

上述三种综合有机性和无机性的整体的无机性，它们的整体性也各有不同。第一种是各项平凡罗列并置的总体性，第二种是在对立着的环节之间反复横跳的统一性，第三种则是不可分性（Individuality）。

这三种视角下的同一个幻想，实际上都会公开矢口否认它们的来源，却会激烈地在私下赞同我对它们的判断：他们认为就现实而言，我们缺的无非是一个能够与有机的社会机体并列的一个代表社会无机物之整体的辛迪加。就他们把这个辛迪加理解为与市民社会的有机体并列并补充于其中、有待被另一个更大的无机整体同化而言，他们的思想忽略了法国19世纪实证主义者们（如斯宾塞）对德国观念论的“有机”体系的误解。他们仓促到连炮制一种庸俗的超越机械性无机性的有机哲学（所谓的《化合哲学》）的兴趣都没有，只在对于现实的肤浅描述中，在一个无机的冷漠的框架里，生搬硬套有机性与无机性之间的并列、对立和混淆，以催生出某种“超越”。

荒唐，鉴于其答案是现成的甚至是现实的：扬弃了动物有机性的性化了的人。问题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既然要向时代提问，那么就从批判这些微不足道的尘埃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