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实验室建设】吕杰：打造科研教学的服务平台

深度访谈：社科实验室建设

       社会科学实验室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在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有益尝试、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建设经验。为借鉴先行者经验、合力推进社科实验室发展，北京大学全球政治风险分析实验室在2022-2023学年寒假期间对清华、复旦和人大三校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实验室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他们所讲述的实验室发展历程、运作方式、使命和精神，管窥文科实验室在我国的发展之路和学者对教研方式创新的担当，领略社会科学的严谨求实、锐意进取和协作精神。Risk A-Lab公众号将按采访时间先后顺序陆续推出访谈报道。

        本期推出《打造科研教学的服务平台——专访人大国关数据科学中心吕杰教授》

实验室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数据科学中心正式成立于2020年，致力于为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关键、扎实、经得起同行严苛评议的技术和数据支持。与此同时，中心作为一个坚实的数据科学平台，围绕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外交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为学院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合作科研、政策研究等工作拓展新的增长点。

负责人简介

吕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数据科学中心负责人，叶澄海讲席教授，杰出学者。研究领域为：地方治理，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公共舆论以及政治参与。论文发表见于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s & Socie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等知名期刊。代表著作有："Varietie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Vill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01

人大国关数据科学中心的建设发展探索

Q

非常感谢吕老师接受我们北大全球政治风险分析实验室的专访，您能先介绍一下中心成立的缘起吗？

吕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数据科学中心在2020年春天成立，成立大会邀请了一众国内外相关学者参加，包括你们的庞珣老师、美利坚大学数据科学中心的主任、也是我的前同事Jeff Gill等出席。我们向学院申请了一个工作空间，主要供中心的师生来使用，也逐渐添置了设备。翟东升老师目前担任中心的主任，我负责中心的日常工作。翟老师利用他的私人关系为中心筹募了部分的运营经费，学院也为中心投入一部分资金。我们也希望随着中心发展壮大成熟后承担更多的研究项目，逐渐培养起自身募款的能力，助力中心长期运转和不断成长。

Q

中心目前的主要功能和工作都有哪些呢？

吕杰：中心现在工作有以下几大方面。第一个核心任务是为全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中心是一个服务性平台，学院的老师同学有任何技术上、模型上或数据上的问题和困难，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相关的咨询服务。咨询服务对于他们免费。提供咨询的有老师和在技术及能力方面经过选拔的学生研究员（student fellow），每周一和周三轮流全天值班提供咨询。中心的咨询可以是为同学们在修方法学课程的过程中提供课外辅导，为老师在科研中遇到的较为复杂的数据问题提供建议解决方案等。

       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举办学术活动。我们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每学期举办两个“双周”学术系列活动，二者交替进行。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学术活动。第一个系列是“双周学术讲座”，邀请世界范围内知名政治学家和方法学者来讲解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交流学术前沿，北大的庞珣老师、哈佛大学的周翔老师、清华的苏毓淞老师、斯坦福的徐轶青老师等都来分享过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这一个高端学术讲座系列每学期大概进行7-8次，中心注意兼顾定量和定性方法，讲座大概有2/3是计量研究，1/3是质性研究。

       另一个是双周学术论坛。这个论坛主要是提供给青年教师和高年级的博士生的平台，用以呈现和展示他们学术成果。中心根据主讲人的研究兴趣，匹配并邀请业内顶尖的学者担任评议人。换言之，中心提供一个免费平台，一方面让青年学者来展示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提供外部资源来帮他们有针对性地诊断自己研究的问题，提升研究项目的质量。这个系列的学术性活动比高端学术讲座相对更频繁一些。

       中心的第三个主要工作就是助力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教学。在学院方法常规课程培训体系之外，中心针对同学们的学习研究需要，分别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设立了两个证书项目。只要学生按照我们的体系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撰写研究报告并获得老师的评阅之后，他们便可以获得相应的计量研究学习证书。获得数据科学或量化分析的学习证书，对学生而言不仅是自身能力的证明，而且也有助于为同学的就业。现在很多行业，如媒体、新闻业，也都要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和追踪舆情。此外，证书也有利于学生未来深造。特别是对于想要去海外从事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研究的学生而言，如果前期有相应准备，对软件和计量模型比较熟悉，是有助于申请的。

Q

您曾在海外长期学习和任教，关于中心的建设和营运，您是否参照了一些海外此类机构？您是如何运用您的海外经验、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进行调整的？

吕杰：的确是对海外类似机构有所参照。国外众多高校都有类似平台，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以Andrew Gelman为领军人物建立起了相应的研究平台；在哈佛大学，Gary King等人成立了量化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我读博的杜克大学也成立了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把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做计量或分析的人聚合在一起去做研究。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一直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任教，并于2015年取得终身教职。前面提到的Jeff Gill后来也加入了美利坚大学，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学者，一去就着手创立了一个全校层面的数据科学中心。这对我有所启发，但是他作为方法学者（methodologist）建的中心更偏重推动数据科学和统计模型的发展。

       随着数据科学本身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这种平台汇集的学者越来越不限于政治学家、甚至不限于社会学家，大量做语言研究、做计算方面的学者加入进来，让平台成长为真正的跨学科平台。当政治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需要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样，要求的模型和算法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人、甚至一个学科很难掌握研究所需的所有技术，合作研究、学科交叉就变成了必然之举。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研究型大学里这种跨学科平台不断涌现或者发展壮大，助力学者做好这种交叉的学术交流。

       海外的经验和整个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提供了我们中心的一个参照和背景，但中心的建立有非常明确的、服务我们自身学科建设的使命。人大国关传统上擅长是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学院当前主推的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实际上是在学科建设中开创了新的空间和发展方向。当然，在这种新的研究思路、进路和理论范式的影响下，学界本身对于方法学工具的要求也产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历史视野的进入，很多动态的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已经不能为传统的静态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学工具所解决，很多计量模型会变得更复杂。这个时候，为了配合学科的发展，我们本身在方法上也需要提升。因此，这也是2019年回人大工作之后，学院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去建立一个方法学平台，能够更好地辅助学院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Q

您对中心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展望吗？

吕杰：中心的核心定位就是配合学院的学科建设，这决定了中心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存在。中心会创造性地实现它的功能和定位，比如致力于发展出更多辅助相关研究的新数据和方法，但肯定不会“为方法而方法、为模型而模型”，我们会坚持服务于做实质性研究的目的。换言之，我们不会在方法上去刻意求新，而是更注重为回答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问题选择“最合适”的方法。

02

人大国关数据科学中心负责人吕杰老师谈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

Q

您的本科专业是环境工程，我们好奇是什么机缘让您决定投身社会科学研究？

吕杰：我本科毕业于清华环境工程专业。就在我即将毕业时，清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薛谋洪先生。他曾担任过中国驻肯尼亚的全权大使和中国驻联合国环境开发署的代表，曾经还是北大国关的教授。他对国际问题中的环境议题充满兴趣，正在寻找有相关背景和研究兴趣的学生。机缘巧合之下，我认识了薛老师，并从环境系转去国际问题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不过后来我们并没有做环境议题的研究，而是开展了一项国际关系史研究，最终完成的研究成果《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阎学通老师到清华大学任职后，我也跟随他学习了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就去美国进一步深造，师从史天健教授。他曾在北大学习，与薛谋洪老师有师生关系。虽然我最初想申请国际关系专业，但随着对政治学的研究兴趣上升，我最终决定研究比较政治，并辅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法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使我走上了研究政治学的学术道路。

Q

您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密歇根大学举办的开设的定量研究培训项目（ICPSR）和社会调查技术培训项目。您在工作之后也参加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科学证书项目。现在中国也有不少社会科学定量方法的暑期培训项目，您认为这些在课程设置之外的培训项目对于学生和青年学者的方法培训以及更长期来看的学术发展的帮助大吗？为什么？在数据中心开设量化证书项目，会不会发展为中国的ICPSR？

吕杰：ICPSR是目前美国最全面的校际合作之一，而Johns Hopkins给我提供的数据科学证书实际上是由生物统计系的教授们开设的网络课程。这两个项目对我而言的确是研究需要。做研究懂方法是基本功，方法的学习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做理论研究的视野。比如，我在读书期间就跟随James Stimson学习了时间序列分析，不过我的研究领域里没有很好的时序数据，一直也没有机会用到。但学习时间序列分析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事件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和机制，也能够知道在合适数据的帮助下可以做出什么分析。当我尝试去理解某些在时间维度展开的经验现象时，我就可以通过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来设计我的研究。

       最近，我参与了国关学院组织的关于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自己也写了一篇关于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时间序列分析相关的知识让我意识到，在历史视野下，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模型存在很大的差异，传统的模型无法满足将历史的过程性叙事和时间性表达出来的要求，需要一些新模型来解决数据和理论模型之间的匹配问题。因此，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学习研究方法不仅有用，还能拓宽理论视野，了解不同的数据形态和模型，对于思考理论问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美国方面所开设的培训项目而言，目前美国跨校之间的这种协作体系相对完备，而我们国内几乎还没有这种协作。这种暑校是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校际合作的，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够在未来建成。尽管国内有很多这种网上的短期课程，但是从体系上和系统性上、以及从整个与研究的结合程度上来说，国内的项目与美国方面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我们中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来建立像ICPSR那样的暑校，我们的核心定位还是让学院的学生有更系统的训练，我们将设计不同层次的课程，满足他们的研究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高学生的竞争力，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为此，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性的学习课程，例如开源软件、计量分析、数据可视化等，让学生的数据分析技能能有所提升，并有更多能力去面对竞争。

Q

您曾在美国著名大学求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回国参与政治学学科建设？

吕杰：我回国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波澜和做出什么个人的牺牲。

       一方面，我的导师史天健教授在去世前，就已经回国参与国内政治学的建设。他告诉我，在海外取得成就之后，应该考虑回国做些贡献。我们国家今天正处于政治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在国内所能做的比在美国要多得多。美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会因为是否少一个人便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把海外的经验和想法带回来，与大家共同交流、互相融合，发挥影响力的空间会更大。

       另一方面，家庭因素也是我决定回国的重要原因。我的太太和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我回国的想法被史天健老师的好友朱云汉院士知悉后，他主动联系了人大国关学院的杨光斌院长。杨老师非常热情地给我发来长信，邀请我回国工作。这样，2019年夏天，我便辞去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北京。

Q

非常感谢吕老您是否认为社会科学中定性与定量之争现在已经结束？如果是的话，结束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共识上？

吕杰：鉴于当前数据科学的研究状况，定性和定量需要更加平衡，才能走得更远。质性研究并不一定要排除在数据科学之外，数据（data）不仅仅是存在电脑里头的大量的文本语音图像，活生生的案例也是数据。因此，如何更合理客观地去对待案例就显得极为重要。一个好的质性研究并不比计量研究简单，我们需要确定选择的案例是否能够最有效地支撑我们的理论，是否能说服人，如何合理化案例的选择？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方法学上的考量，有很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研究，其中包括我在Duke时的老师Robert Keohane，他也是KKV本书经典教材的作者之一。

       所以，我认为数据科学与质性研究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我们在设计双周学术讲座的时候，每一学期都会特邀一些杰出的质性研究学者。例如，去年我们邀请了龙彦教授，她是UC Berkley社会学系的口述史学者，还有我在美利坚大学的前同事张扬教授，他也从事案例研究。而今年我们这一学期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和文凯教授，他是我以前在清华的学长，后来在MIT攻读政治学博士，他关于现代财政国家的比较案例研究获得了Barrington Moore大奖。此外，我们还邀请了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他是我之前做田野工作的好友，他日常工作中的田野调研占据了将近2/3的时间。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定性定量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可以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而研究本身应该是问题导向，而非方法学导向。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一直提倡一种方法学的机会主义态度：学习和使用任何有效的方法。同时，我也认为，在批评任何东西之前，先要学习它，了解它在干什么，这样才能有充分的理由去批评它，否则，批评也只是空谈。

对学者而言，大而化之地贴标签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批评之前，我会先去读懂对方究竟干了什么，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以及原因在哪里。定性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定量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更深刻地去理解彼此的方法学取向。此外，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身的局限和缺点，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对话不变得过于火药味浓烈。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方法之间的相互补充，因此，这个过程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也有共识，即我们要相互学习并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做定性的人多了解点定量思维不是坏事，这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而做定量的人也应该了解定性思维，当发现某种测量指标可能不太合适时，可以考虑在该场景下选择更合适的指标，这样也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这是我们实现有效学术对话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实现方法融合的关键点。

       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大家应该都更谦虚一些，没有人能够断言自己比别人更具科学性。“科学”这个词不应被滥用，它的本质不在于使用什么方法，而在于采用怎样的态度来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处理特定的问题。

Q

刚才您提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之中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您觉得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吕杰：这其实与我们国家目前的地位是匹配的。回想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实际上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发展最旺盛的时候是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我国地位的提升，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也彰显出很大的变化。为了解决国家各种需要，我们不仅要解决稳定问题，还要加强对拉美、非洲和东亚等地区的了解，以此来改善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在国内，区域研究也已经成为一级学科。我们的企业已经遍布全球，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我们就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各国政治、文化以及政经互动，这与我国的地位和体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人大国关学院明确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政治及其发展状况，我们需要融入世界政治学的视野。同时，了解不同历史文化及传统背景下的各国发展模式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视角。我们不能假定只有一种现代化和民主；因此，为了更好地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建立善意的互动，我们需要研究他们的理解，使他们明白我们只是想一起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想做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这样的学术工作，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影响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从而满足国家的需求。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跟我们进行的分享，祝愿人大国关数据科学中心蓬勃发展、也期待将来北大风险实验室能够和中心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教学合作。

采访组：陈家琪、唐诗雯、张维翰

排版：张维翰

审校：庞珣、张维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