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析古代儒法

首先声明，这两家学说我都不认可。

法家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以及国家的利益，本质就是古代国家暴力机器

儒家代表的是诸侯、士族、地方宗族豪强的利益，本质是官方意识形态，古代的宗教

秦国统一后只用法家必定灭亡，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用暴力去实现完全控制只会产生同等力度的反抗，所以汉朝初期会用无为而治，通过减少干预让内部自行调和。而统一前之所以法家好用是因为战国时期混乱的局面，有了外部矛盾，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所以法家能够单独存在。

如果只用儒家幻想的周朝秩序也不行，因为儒家宗法制或世卿世禄制只会加速阶级固化，然后经济瘫痪，这也是秦、楚变法的前因，不重新分配内部就会自行瓦解，所以在封建专制社会背景下法家是必不可少的。孔子幻想的仁义礼乐可以教化天下也只是幻想，因为周礼能够施行的背后依托的也是周王室的武力，而周王室有效统治的时间也就二百多年，当其走向衰微必然会礼崩乐坏，在战乱时期讲道德规矩不是蠢蛋吗？所以孔子不得志也是必然。有些儒粉仍然认为支撑周朝秩序的本质是礼乐、仁义道德等等规矩，然后说无道德就是丛林社会，简直是本末倒置，跟某些国学大师一样若至，还有人说没有孔子你就没有父母的反智言论。社会只需要内部博弈产生的契约，这契约本质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像周礼这种依托暴力单方面制定的规矩肯定有不合理的部分，当然不否认其中有合理的部分。

题外话，苏联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也是法家路子，苏联也是近代最像秦国的例子。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特别像秦始皇，同样具有法家的冷血手段，同样赏罚分明，同样死后国家朝反面发展，因为法家只有在高度危险环境下适用。人能在面临危险时进入战斗状态而激发潜能，但一直保持大概率会猝死。

在封建专制社会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博弈，发展成外儒内法似乎也是必然。形成了君王跟权臣共治天下的局面，属于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君王既要依赖权臣以及裙带关系的官员负责管理，同时还要不停削弱他们的权力，到达一定阶段进行改革变法。而权臣利益集团的对抗手段就是通过对儒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来占领舆论高地，通过道德批判争取民心，无非就是说一堆类似为国为民假大空谎言，然后通过财政转移到民或巧立名目，然后他们利用手段再夺取这部分财富，典型就是东林党。明朝灭亡前财富都在谁手里大家就明白了，国民有钱吗？崇祯有钱吗？

再回过头分析大家为啥被蛊惑痛恨商鞅，因为以现代标准看商君书的内容确实不堪入目。但是，秦国当时的背景是“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面临外部威胁、内部阶级固化的同时，国民沉迷奇技淫巧、不劳而获，农民去读诗书这些对生产毫无帮助的知识还可以获得爵禄，全是“无功而皆可以得”的人，没有人去务农，这不变法等死吗？商鞅损害旧贵族利益争取晋升机会给底层，同时让秦国不像变法失败的楚国那样灭亡，那他就是秦国百姓的好人，同样也是勇士。还有骂商鞅重农抑商，首先要明白我们这不可能会诞生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商人跟权力都是深度绑定的，也就是没有所谓讲明规则的公平竞争，只有讲潜规则的恶性竞争，并不会发展成工业革命，就像好声音不会选出真正的好声音一样……再次申明，我不是鼓吹商鞅，也只是相对儒家的反动、循古而言，他在当时代表进步。

现在大家受苦的根源不是法家，不是法家，不是法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世界没有纯粹的善人，也没有纯粹十恶不赦的人，接受世界不完备同时接受自己不完备，反诈之路任重而道远。